第一章 故鄉和家庭

徽州人

我是安徽徽州人。

讓我先把安徽省最南部,徽州一帶的地理環境,做個綜合的敘述:

徽州在舊制時代是個「府」,治下一共有六個「縣」。我家世居的績谿縣,便是徽州府裡最北的一縣。從我縣向南去便是歙縣和休寧縣;向西便是黟縣和祁門縣;祁門之南便是婺源縣。婺源是朱子的家鄉,朱熹原來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卻是他的祖籍。

徽州全區都是山地,由於黃山的秀麗而遠近聞名。這一帶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東南流的,最後注入錢塘江。因為山地十分貧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農產品只能供給當地居民大致三個月的食糧。不足的糧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購買補充了。所以我們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況下,為著生存,就只有脫離農村,到城市裡去經商。因而幾千年來,我們徽州人就注定地成為生意人了。

徽州人四出經商,向東去便進入浙江;向東北則去江蘇;北上則去沿長江各城鎮;西向則去江西;南向則去福建。我們徽州六縣大半都是靠近浙江的;只有祁門和婺源靠近江西。近些年來〔抗戰前後〕,最西的婺源縣,被中央政府併入江西。但是婺源與安徽的徽州有長久的歷史淵源,居民引以為榮,不願脫離母省,所以群起反對,並發起了一個「婺源返皖」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統領大陸前幾年,婺源終於被劃回安徽;但是我聽說在中國共產黨治下,婺源又被劃給江西了[1]。

所以一千多年來,我們徽州人都是以善於經商而聞名全國的。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勞,累積點基金,逐漸努力發展。有的就變成富商大賈了。中國有句話,叫:「無徽不成鎮!」那就是說,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徽州人住進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舖,然後逐漸擴張,就把個小村落變成個小市鎮了。有關「徽州幫」其他的故事還多著哩[2]。

我們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歲時便到城市裡去學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長輩或親戚的店舖裡當學徒。在歷時三年的學徒期間,他們是沒有薪金的;其後則稍有報酬。直至學徒〔和實習〕期滿,至二十一二歲時,他們可以享有帶薪婚假三個月,還鄉結婚。婚假期滿,他們又隻身返回原來店舖,繼續經商。自此以後,他們每三年便有三個月的帶薪假期,返鄉探親。所以徽州人有句土語,叫「一世夫妻三年半」。那就是說,一對夫婦的婚後生活至多不過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們一輩子在一起同居的時間,實際上不過三十六個月或四十二個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3]。

當然徽州人也有經商致富的。做了大生意,又有錢,他們也就可以把家眷子女接到一起同住了。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國性的,並不限於鄰近各省。近幾百年來的食鹽貿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壟斷了。食鹽是每一個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貿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壟斷了食鹽的貿易,所以徽州鹽商一直是不討人歡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惡的對象。你一定聽過許多諷刺「徽州鹽商」的故事罷!所以我特地舉出鹽商來說明徽州人在商界所扮演的角色。

徽州人另一項大生意便是當鋪。當鋪也就是早年的一種銀行。通常社會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詞,原是專指當鋪裡的朝奉來說的,到後來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紳和商人了。「朝奉」的原義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個人勤儉刻苦;但有時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義,表示一個商人,別的不管,只顧賺錢。總之,徽州人正如英倫三島上的蘇格蘭人一樣,四出經商,足跡遍於全國。最初都以小本經營起家,而逐漸發財致富,以至於在全國各地落戶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總可發現許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葉、潘、胡、俞、余、姚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當你翻閱中國電話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們的籍貫。正如在美國一樣,人們一看電話簿,便知道誰是蘇格蘭人,誰是愛爾蘭人,誰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樣的清楚[4]。

我的家族——績谿上莊胡氏

正因為我鄉山區糧食產量不足,我們徽州人一般都靠在城市裡經商的家人,按時接濟。接濟的項目並不限於金錢,有時也兼及食物。例如鹹豬油(臘油),有時也從老遠的地方被送回家鄉。其他如布匹、棉紗,等等,在城市裡購買都遠比鄉間便宜,所以也常被送返家中。

所以離鄉撇井,四出經商,對我們徽州人來說,實是經濟上的必需。家人父子夫婦數年不見也是常事。同時家人的日用衣食以至於造房屋、置田產,也都靠遠在外鄉的父兄子弟匯款接濟。

不過在經濟的因素之外,我鄉人這種離家外出、歷盡艱苦、冒險經商的傳統,也有其文化上的意義。由於長住大城市,我們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於能在大城市內受教育,而城市裡的學校總比山地的學校要好得多,在教育文化上說,他們的眼界就廣闊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後,有些徽州學者——如12世紀的朱熹和他以後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的學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們之所以能在中國學術界佔據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5]。

現在再談談我們績谿縣。績谿是徽州府六縣之中最北的一縣,也可能是人口最少的一縣。在經商一行中,我們績谿人也是比較落後的。績谿人多半做本地生意,很少離鄉遠去大城市。他們先由雜貨零售商做起,然後漸漸地由近及遠。所以一般說來,我們徽州人實在都是很落後的。

我家在一百五十年前,原來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個叫作川沙的小鎮[6]經營一家小茶葉店。根據家中記錄,這小店的本錢原來只有銀洋一百元(約合制錢十萬文)。這樣的本錢實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長兄通力合作,不但發展了本店,同時為防止別人在本埠競爭,他們居然在川沙鎮上,又開了一家支店。

後來他們又從川沙本店撥款,在上海華界(城區)又開了另一個支店。在太平天國之亂時,上海城區為匪徒所擄掠和焚燬,川沙鎮亦部分受劫[7]。先父對這場災難,以及先祖和家人在受難期間,和以後如何掙扎,並以最有限的基金復振上海和川沙兩地店舖的故事,都有詳盡的記錄[8]。這實在是一場很艱苦的奮鬥。

據1880年(清光緒六年)的估計,兩家茶葉店的總值大致合當時制錢二百九十八萬文(約合銀元三千元)。這兩個鋪子的收入便是我們一家四房、老幼二十餘口衣食的來源。

在這裡我也順便更正一項過去的錯誤記載。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為拙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卷所寫的序言中,曾誤把我家說成是世居績谿城內胡氏的同宗[9]。蔡先生指出「績谿胡氏」是有家學淵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紀之間清乾嘉之際,學者如胡培翬(1782——1849)及其先人們,都是知名的學者[10]。這個在十八九世紀時便以漢學聞名的書香望族,其遠祖可直溯至11世紀《苕溪漁隱叢話》的作者胡仔[11]。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將胡宗憲,也是他們一家。但是這個世居績谿城內的胡家,與我家並非同宗[12]。

我家世代鄉居。故宅在績谿城北約五十華里。歷代都是靠小本經營為生的。我家第一個有志為學的是我的一位伯祖〔胡星五〕。他是個鄉紳兼塾師。在鄉里頗有名望,但是科場卻不甚得意[13]。

我們的村落〔上莊〕正與華南其他地區的村落一樣,是習於聚族而居的。洪楊起事之前,我們聚居的胡氏一族總人口在六千上下——當然也包括散居各地經商的族人在內——大半務農為生。但是大多數家庭也都有父兄子弟在外埠經商的——尤其是在南京、上海一帶[14]。


註釋

[1]根據大陸出版各類分省地圖,婺源均被劃入江西省治。

[2]「無徽不成鎮」這句話的含意,正和「無湘不成軍」一樣,表示徽州人做生意,和湖南人當兵一樣地普遍罷了。胡氏上述這段話是解釋給外國讀者聽的。因為這句話如不加解釋,外國讀者便不能瞭解;如果囉囉唆唆地解釋,洋人還是不大能理解的,所以胡氏就決定做上項簡單明瞭但是並不十分正確的解釋。

[3]我國單音節的方塊字,和舊詩歌的傳統,深深地影響了我們成語、格言以及一般民謠的構造。所以一般鄉土成語,大半是四言、五言或七言的一兩句平仄十分和諧的小詩或韻文。有些在農村「說書」或「講古」的民間藝人,他們雖然多半是文盲,但是由於聲音是「發乎天籟」,他們的「七字唱」,也都能音韻和諧,出口成章。例如王公子進京「趕考」,三千里路,走了好幾個月的艱難旅途,一個「說書」的藝人,兩句話就交代了。他說:「一路行程來得快,說書(的)嘴快風送雲。」這一來,王公子就從杭州府的一間破廟裡,一躍而進入長安城的相府裡招親去了。

胡適之先生的鄉親「徽州朝奉」夫婦的婚後生活是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人命各有短長,都是說得過去的。但是為顧全這句「一世夫妻三年半」的七言成語,他們的老伴就得多活六年了。可是把這句話翻成洋文,洋讀者就多少有點茫然。他們要問:為什麼中國人結婚之後的同居生活,不是三十六年便是四十二年呢?他們就不瞭解「七字唱」在我們語言表達的方式裡,所起的作用了。這也是「文化溝」在作祟罷!所以胡先生這篇口述自傳,基本的設計是說給洋人聽的。我們那時並沒有想到後來要把它譯成中文來出版的。

[4]胡先生畢竟是科舉時代出生的——正如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說的「生當太后垂簾日」——所以他頭腦裡仍然裝滿了「科舉時代」的許多舊觀念。在那個「太后垂簾」的宗法社會裡,由於「籍貫」對一個士子的「出身」有極重要的影響,所以「讀書人」一碰頭便要敘鄉里、攀宗親、談祖籍,儘管有些「祖籍」他們連做夢也沒有去過。這是我國幾千年來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途中的一種社會心理上的後遺症。這個傳統在一個流動性極大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裡,是很難保留下去的。但是在胡先生的「夫子自道」裡,他卻無意中為我們這個「頗足珍惜」的傳統觀念,保存了很多有價值的第一手社會史料。

[5]朱熹以後的許多徽州學者如婺源的江永(1681——1762)、休寧的戴震(1724——1777)、黟縣的俞正燮(1775——1840)、歙縣的凌廷堪(1757——1809)和績溪的胡培翬(1782——1849),都是清初和中葉不世出的漢學大師。趙爾巽主修的《清史稿》和張其昀續編的《清史》,在《儒林傳》裡,他們都有紀錄。房兆楹、杜聯喆夫婦為《清代名人傳》(Arthur W.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所撰的戴、俞、凌諸人的傳記,則尤為翔實,考訂亦遠較一般中文著作,更為審慎,足資參考。

[6]川沙位於上海之東約五十里。城傍「鹽運河」,距海僅十二里。其地原屬南匯縣,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為防倭寇始置川沙堡,駐兵戍守。清代改為川沙廳。「廳」是清代縣級單位的地方行政機構。民國成立,乃改川沙廳為川沙縣。關於川沙早期建制沿革見諸可寶監製《江蘇全省輿圖》(清光緒二十一年,江蘇書局印行),頁33——34。

[7]太平天國之亂時,小刀會佔據上海縣城至一年半之久(從1853年初秋至1855年初春),清軍無法收復。其時上海海關原設於英租界之內,小刀會未加干擾,然英領事竟暗助小刀會拖長佔領;並以此為借口,破壞中國海關,不讓中國政府課稅,直至英人完全控制中國海關管轄權而後已。筆者曾為英人趁火打劫、破壞我關稅自主之史實,在英美國家檔案裡稍事搜查,以闡明此事真相。詳拙著《早期中美外交史》(Te-kongTong,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1844——1860.Seattle:Univ.of Washington Press,1964.Chapter 9.)。胡家在上海和川沙兩處的茶葉店被毀,就是這時期的事。「小刀會」原與「太平天國」無關。上海所受的糜爛,當時英國的殖民主義者實在應負很大的責任。

[8]根據羅爾綱《師門辱教記》所載,適之先生的父親鐵花先生「全部遺集分為年譜、文集、詩集、申稟、書啟、日記六種,約八十萬字」。在紐約我看過一部分羅爾綱的抄本。已印行的除《台灣紀錄兩種》(1951年,台灣文獻委員會印行;另有1960年「台灣文獻叢刊」重印本)和1931年胡適通過潘光旦於《新月雜誌》所發表的《一本有趣的年譜》(第三卷,第五、六期,1931年7、8月上海出版)之外,我記得還看過另一本胡鐵花先生年譜的單行本。然近日在哥大中文圖書館中,卻遍索不得。

[9]蔡元培於1918年8月3日,為胡適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所寫的序,大意是說,「適之先生生於世傳『漢學』的績谿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云云。這篇序後來在原書改名《中國古代哲學史》(1929年「萬有文庫」本,和1965年台北商務印書館重印本)而重印之時仍被保存。筆者承乏哥大中文圖書館期間,曾為該館搜得該書1919年第一版的原本,列為該館「珍版書」之一。不幸此書已自哥大遺失。

[10]見注〔5〕。

[11]胡仔著《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三十卷,後集四十卷)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據《四庫提要》的記述,該書是「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凡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相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詩文評類,一。

[12]胡宗憲(1511——1565)為明代抗倭名將。《明史》卷二○五,有專傳。房兆楹所撰的英文《胡宗憲傳》載《明代名人傳》(C.CarrintonGoodrich,ed.,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II,pp.631——638)頗可參考。

[13]參閱《胡鐵花先生家傳》(《台灣紀錄兩種》捲上《代序》。1951年,台灣文獻委員會印行)。李敖的《胡適評傳》(1972年,「文星叢刊」本)寫得很扎實。也是有關胡適的家庭和幼年時期最好的一本傳記,極有參考價值。只是在他所制的《胡適一家子的譜系》裡,把「胡星五」列為「胡傳」的祖父,不知何所本?

1957年適之先生曾為筆者試擬一績谿上莊胡氏的五代世系表。此表後來由筆者轉交哥大中國口述歷史學部保存,現已無法尋覓。然據《胡鐵花先生家傳》,則胡星五為胡適的「伯祖」;適之先生的《四十自述》中《我的母親的訂婚》那一章也提到「星五先生娘」是他父母訂婚時的媒人。她說鐵花先生是「我家大侄兒三哥」。所以,李敖書中的「譜系」可能有誤。

[14]胡鐵花先生在他的自述裡提到洪楊亂前,他們績谿上莊的胡氏,人口總數有六千之眾。這數字可能是筆誤——羅爾綱抄寫時所發生的筆誤,亦未可知。績谿是皖南山區裡的一個小縣,人口甚少,有這樣六千人聚居的大族,是件不可想像的事。

太平之亂時,李鴻章奉旨回籍組織「團練」。這些後來發展成為清末有名的「淮軍」的「團練」,事實上便是皖北一帶——尤其是合肥一縣之中,各大宗族所自動組織的子弟兵。合肥是當時安徽省,甚至是整個大清帝國裡人口最多的一縣;其時充當淮軍骨幹的周、劉、唐、張等大族,似乎沒有一族的人口是超過六千人的。據此類推,績谿八都上莊胡氏的丁口似乎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數目。

《胡適口述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