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國際性

「一戰」結束後,德法兩國之間瀰漫著相互仇恨的情緒。德國政治家海因裡希·施特勒貝爾(Heinrich Strobel,1869—1944)請求愛因斯坦為一本倡導和平主義的手冊寫稿,計劃的題目是《即將誕生的世界機構——國際關係小手冊》(Die werdende Welteinheit. Kleines Handbuch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由哈里·凱斯勒伯爵(Harry Graf Kessler,1868—1937)和施特勒貝爾共同編輯。愛因斯坦接受邀請寫了這篇文章,但此書似乎並未出版。

施特勒貝爾是一位和平主義者,德國人權聯盟(Deutsche Liga fur Menschenrechte)領導人之一。1922年,德國人權聯盟與法國的對應組織一起發表了一份呼籲書,要求兩國聲明放棄民族主義,實現和解。

本文譯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戰爭期間,當民族主義和政治狂熱達到頂峰時,埃米爾·費歇爾[1]在〔普魯士〕科學院的一次會議上說了一句名言:「先生們,科學現在是,而且永遠是國際的。這一點你們是無法改變的。」真正偉大的科學家始終都知道這一點並對此有強烈的感受,即便在政治紛擾的時代,他們被心胸狹隘的同事孤立時,也堅持如此。在上次戰爭期間,各邊陣營選出的代表大多背棄了他們神聖的職責。國際科學院協會[2]被解散了。以前召開的和今後還將召開的學術會議,都不允許有來自過去敵對國家的學者參會。[3]愈演愈烈的政治考慮,使得純粹的客觀性無法佔據優勢,而沒有客觀性,我們偉大的目標終將化為泡影。

不為當前情緒所惑的正直的人,能做些什麼挽回這種損失呢?在大多數知識分子仍舊如此激昂的情況下,是不可能籌劃出一場真正大格局的國際大會的。另外,對於恢復國際科學工作者協會存在的心理牴觸情緒仍過於強大,只靠少數高瞻遠矚的有識人士,一時還無法將其戰勝。這些有識之士在推動恢復國際組織的重大任務上,可以與世界範圍內的志同道合者保持密切聯繫,堅定不渝地在各自領域裡捍衛國際主義事業。大規模的成功需要時間,但毫無疑問,它一定會到來。我不能錯過這次表達感謝的機會,尤其是對眾多的英國同事,在這段艱苦歲月裡,他們始終表現出對保衛知識分子的國際組織的強烈意願。

無論在什麼地方,官方乾巴巴的聲明都不如比個人充滿情感的態度好。善意的人應該記住這句話,不讓自己被激怒或是被誤導:元老院議員大都彬彬有禮,元老院卻無惡不作。[4]

我對普遍性的國際組織的進展抱有極大的期望。與其說它是建立在對科學家的智力和崇高品德的信心之上,不如說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的迫切壓力之上。因為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科學家,甚至哪怕是保守的科學家的工作,所以就連他們也別無選擇,不得不去支持建立一個國際性組織。

[1] 費歇爾(Emil Fischer,1852—1919),德國化學家。1915年,為了報復法蘭西科學院逐出德國人,某些德國科學家提出將法國通訊院士從普魯士科學院除名。這一提議遭到了費歇爾的反對。——編譯者注

[2] 國際科學院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es)於1899年10月在德國威斯巴登創建。到1914年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實際解散為止,已有24個科學院加入。——編譯者注

[3] 比如,1920年9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召開的國際數學家大會,共有來自27個國家的200位數學家與會,但前同盟國的成員被排除在外。——編譯者注

[4] 原文為拉丁文:senatores bani viri, serzatus autem bestia。——編譯者注

《我的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