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魔白居易

一、生平事跡

白居易,生於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卒於唐武宗會昌六年(846),字樂天,晚年居香山,自號香山居士,又因曾官太子少傅,故後世亦稱白太傅。

白居易原籍太原,後遷居下邽(今陝西省渭南縣),祖父白鍠時又移居新鄭縣(今屬河南),白居易即生於此。

他的一生可以四十四歲貶江州司馬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志在「兼濟天下」,後期則「獨善其身」。

(一)前期

白居易出身一個所謂「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祖父白鍠、父白季庚都是明經出身,做過縣令、州別駕一類小官。白鍠長於五言詩,有詩集問世;白季庚為官清廉,多有政績。母親陳夫人精通詩書,丈夫死後,她便「親執詩書,晝夜教導」子女。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對詩人接受文化教養有著良好的條件。

他幼年便聰慧絕倫,剛出世六七個月,便會暗識「之」、「無」二字。(見《與元九書》)十一二歲,因河南一帶有朱泚、李希烈等藩鎮作亂,曾避難越中,從此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

十六歲時初到長安,曾以詩文投謁當時名士顧況。開始顧況對他很不以為然,見他詩稿的封頁上寫著「白居易」三字,便戲笑說:「長安米貴,居大不易。」當他讀到白居易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賦得古原草送別》)二句之後,則大為讚賞,說:「有句如此,居長安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由此,白居易名聲大振。(見王定保《唐摭言》等)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二十九歲中進士。三十二歲與元稹同授校書郎。

三十五歲罷校書郎,準備參加「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的考試,寫成《策林》七十五篇,從政治、刑法、軍事、外交、經濟、文學、吏治、教育、風俗等方面,陳述了自己的看法。這次考試,白居易因「出言太直」,入四等,授周至(今屬陝西)縣尉。

三十七歲拜左拾遺。這一時期,他意氣風發,賦詩撰文,上書獻策,直言急諫。有一次,為反對宦官吐突承璀做招討宣慰使(掌握兵權的官),他竟敢當面指責皇帝,帝變色,對宰相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舊唐書》本傳)幸虧李絳的救護,才免遭處分。但從此以後唐憲宗不再信任他了,「自聽自便」。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任左拾遺期滿,便請求外調,授京北府戶曹參軍。

三年的諫官生活,使白居易進一步看到了統治階級的腐敗,開始自覺地、有意識地用詩歌來揭露社會政治的黑暗。他「諷諭詩」中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大都作於此時。

元和六年(806)四月,白居易丁母憂居下邽渭村。守孝期間,他經常與農民交往,寫了《采地黃者》、《村居苦寒》、《新制布裘》等同情勞動人民的詩歌。另一方面,他的政治熱情也開始冷淡下來,「獨善其身」的思想漸漸發展。

元和九年(814)冬,白居易三年守孝期滿,又回長安任左贊善大夫(五品)。

第二年,宰相武元衡上朝,在街上被人暗殺;同時,御史中丞裴度也被刺傷。事後查明,是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人行刺的。對這樣一個重大案件,統治集團竟無動於衷。白居易非常氣憤,首先上疏「急諫捕賦,以雪國恥」(《舊唐書》),為權貴所憎惡,以「越職言事」為名,將他貶為江州司馬。這一次沉重的打擊,使白居易的思想轉入消沉。

(二)後期

白居易在江州三年,曾對自己前期創作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寫出了著名的《與元九書》,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同時也寫了一些優秀詩篇,有名的《琵琶行》即作於此時。

此後,詩人又相繼出任忠州、杭州、蘇州刺史。這就使他能更廣泛地接觸現實生活,豐富、磨煉了他的文學創作實踐。在這期間,白居易為人民辦了一些好事。在杭州,他曾帶領人民興修水利,築堤蓄水。在蘇州任職時,他處理了一個案子:有個姓朱的財主,他的兒子和鄰家一個女兒從小訂了婚約,快要結婚的時候,他的兒子突然病死了,可朱家卻要鄰家的女兒嫁殤(嫁給他死了的兒子)。女方不同意,告到縣府。朱家用財物買通了縣府的官吏,縣府的判決是:按其風俗,允許「嫁殤」。女方不服,又告到州府。此案在州府積壓了一年。白居易到任後,對此案重新做了調查,然後在案捲上批寫道:「生而異族,死豈同歸?既違國禁,又亂人倫。」便立即駁回縣府判決,禁止「嫁殤」。消息傳開,受到人們的讚許。

這時詩人已五十多歲了,由於工作太忙,勞累過度,得了眼疾。有一次因公出差,從馬上跌下來,受了傷,加之做刺史又不得不替統治者去向人民勒索租賦,他決定稱病休官。

此後二十年白居易在文宗、武宗朝歷任秘書監、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以刑部尚書致仕。後閒居洛陽,和佛教徒打得火熱,常住在廟裡,自號香山居士。

會昌六年(846)白居易病逝於東都洛陽,終年七十五歲。

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由元稹和他本人先後編定。

二、創作成就

白居易酷愛吟詩,加之他又有「惟有詩魔降不得,每逢風月一閒吟」的詩句,後人就以「詩魔」稱白居易。

(一)新樂府運動和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新樂府」,是白居易提出來的一種詩歌的名稱。「新樂府」即新題樂府的簡稱,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詩,與古題樂府相對而言。這種「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樂府詩,首創於杜甫,元結、顧況、戎昱等相繼成為新樂府運動的先驅者。

新樂府運動是唐代中期稍後於古文運動的一個進步的文藝思潮。這個運動是由張籍、王建、李紳等人的創作開始的。張、王以大量新樂府著名於世。李紳作「樂府新題二十首」,已佚。在李紳之後,白居易之前,元稹作「新題樂府十二首」。白居易又在元稹的基礎上擴充為五十首,名曰「新樂府」。而且在序文和許多詩篇,特別是《與元九書》和其他一些散文中,他提出了比較系統的詩歌創作主張。於是,新樂府的創作從杜甫開始,經過元結、顧況等的努力,到白居易就形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

作為一個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的獨特貢獻是在總結我國自《詩經》以來詩歌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比較系統的現實主義詩歌理論。

他認為詩歌的作用,是能「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目的是「救濟人病,裨補時闕」。創作的準則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明確提出「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的主張,特別強調詩歌對現實的「美刺」作用。

他認為詩歌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詩人的感情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由社會生活激發出來的。他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于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策林》六十九)這裡的「事」,指的就是現實生活;「情」是被特定的生活現實所激發而產生的愛憎之情。

在談到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時,白居易說:「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這裡所說的「情」和「義」指的是內容,「言」和「聲」指的是形式。在白居易看來,「情」是根本,「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但「根情」必須和「實義」聯繫起來,否則就失去了真正的社會內容。「義」,即《詩經》的「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有了真實的感情,有了深刻的社會內容,這樣的詩歌,才能感染讀者,充分發揮詩歌的社會功能和教育作用。

在語言方面,他主張「非求宮律高,不求文字奇」,要求「韻協」、「言順」,「其辭質而徑」,「其言真而切」,以達到「諷喻美刺」的作用。所謂「美刺」,即美善刺惡,這是指詩的政治傾向而言的,是屬於作品思想內容的範疇;「興比」,是寫詩的兩種手法,是藝術技巧問題。

他的這些詩論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對後世也有深遠的影響。

但他過分強調詩歌的政治作用,忽視詩歌的美學意義,不僅對齊梁詩歌作了全盤否定,也未能認識李白浪漫主義偉大作品的價值,甚至對杜甫的詩也只肯定三四十首,這是他的片面性。

(二)詩歌創作

1.思想內容

白居易著有《白氏長慶集》,存詩二千八百餘首,是唐代詩人中存詩最多者。

他在《與元九書》中把自己的詩分為四類:諷諭詩、閒適詩、感傷詩、雜律詩。

(1)諷諭詩(關於美刺比興者)

他的諷諭詩一百五十餘篇,其中《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最為著名。其諷諭詩的特點,是廣泛地反映被壓迫階級的悲慘生活,對勞動人民表示極大的同情,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提出各種嚴重的社會問題。《秦中吟》組詩每篇都是「一吟悲一事」,其針對性是很強的,有揭露豪門貴族腐朽生活的《輕肥》,有反映「兩稅法」嚴酷的《重賦》等。《新樂府》是仿照樂府詩體寫的新歌詞。這些樂府詩可以說是他「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的具體運用,涉及面十分廣泛。《新豐折臂翁》反映了唐代窮兵黷武的罪惡,《賣炭翁》揭露了「宮市」的弊病。「宮市」,是唐朝統治者利用皇帝的淫威,派出宦官,用極低的費用或不付任何費用到市場上去掠奪人民財物的一種方式,他們將這種無賴的方式美其名曰「宮市」。韓愈說:「名為宮市,其實奪之。」(《順宗實錄》)《杜陵叟》暴露了廣大農民在殘酷剝削下的痛苦;《紅線毯》指斥統治階級的奢侈浪費,替勞動人民發出正義的呼聲。總之,他的《秦中吟》、《新樂府》和其他的諷諭詩,思想性都是很強的。

(2)閒適詩(《與元九書》說:「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謂之閒適詩。」)

這類詩旨在閒適,消極成分較多,思想內容多不可取,但寫景甚佳。如《歸田三首》、《觀稼》等,寫農村景象,樸素而真切。《自蜀江至洞庭湖有感而作》寫湖水侵蝕農田,幻想讓大禹「復生」,使「龍宮變閭裡,水府生禾麥」,充滿著積極浪漫主義精神。

(3)感傷詩(《與元九書》:「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詠歎者,謂之感傷詩。」)

這類詩最有名的是《長恨歌》和《琵琶行》。前一首作於唐憲宗元和元年(806)。這一年,白居易被任命為陝西周至縣縣尉。在這裡,白居易結識了陳鴻、王質夫。白居易這首詩寫的是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故事曲折離奇,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同時,陳鴻還寫了一篇《長恨歌傳》。歌和傳都以李、楊愛情故事為題材,因為是以悲劇結局,故以「長恨」名篇。後一首作於元和十一年(816)秋,時白居易被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此詩寫女子彈琵琶,並借她的遭遇抒發了作者被貶後的淪落之感,情真意切,感傷意味較重,但現實主義占主導地位。歷來將《長恨歌》與《琵琶行》並稱,成為白居易的代表作,也是中國詩歌史上著名的長篇敘事詩,千百年來,一直膾炙人口。唐宣宗詩云:「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可見流傳之廣。

另外,他還有《醉後狂言酬贈肖殷二協律》、《江南遇天寶樂叟》、《放旅雁》等詩,或寫贈裘與友人,或寫宮中樂叟之遭遇,或寫旅雁重獲自由,無不飽含著詩人對國家時局的關注和對人民的同情,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較好的詩篇。

(4)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

在他的雜律詩中,最為人傳誦的是如下兩首: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賦得古原草送別》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裡白沙堤。

——《錢塘湖春行》

前一首五言律詩作於貞元三年(787),作者時年十六。相傳他曾以此詩得到顧況的賞識,現在考證,這個傳說不太可靠,但說明此詩在當時就很有名。其中「野火」一聯,歌頌野草頑強的生命力,充滿哲理,歷來為人欣賞和引用。後一首七言律詩是他任杭州刺史時(823-824)時所作,詩中寫西湖初春的景色,畫面生動,格調明快。清方東樹稱其「佳處在象中有興,有人在,不比死句」(《昭昧詹言》卷一)。

另外還有《問劉十九》(五絕)、《暮江吟》(七絕)等,都是較好的作品。

白居易把自己的詩分為四類,其實也不是很科學。前三類就詩的內容而言,後一類就詩的形式而言。同時,有的諷諭詩與閒適詩、感傷詩之間也很難截然分開。一部分諷諭詩有閒適、感傷的因素;一部分閒適詩、感傷詩有諷諭的成分。因而,他晚年編集時僅把它分為格詩(包括古詩、樂府、歌行)、律詩兩大類。

2.藝術特色

(1)主題明確

一題一意,貫徹全篇。他自己說:「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序)這一特點,在他的《新樂府》五十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它每篇開頭,就接觸到題目,所謂「首句標其目」。題目之下,都自注寫作的目的或主題。如《新豐折臂翁》,注「戒邊功也」;《西涼伎》,注「刺封疆之臣也」;《賣炭翁》,注「苦宮市也」,等等。「卒章顯其志」,如《太行路》末尾說:「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隋堤柳》結尾云:「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柳。」寫作旨意,全盤托出。

(2)善於敘事,情節曲折生動

《長恨歌》、《琵琶行》等詩篇,故事完整,描寫細膩,人物形象鮮明,情節曲折動人,顯得波瀾起伏,複雜而有層次,因而成為後世戲曲家的張本。《長恨歌》演變為關漢卿的《唐明皇哭香囊》(殘)、白樸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洪升的《長生殿傳奇》;《琵琶行》則演變為馬致遠的《青衫淚》、蔣士銓的《四弦秋》等。

(3)敘事、抒情、寫景融為一體

這方面,表現比較突出的是《琵琶行》。詩中那蕭瑟蒼涼的秋天夜景和人物的感受、心境相融合,構成一種悲傷、憤惋的典型環境氣氛。

(4)善於用對比、比喻的手法

《輕肥》寫那些達官貴人在歡宴之後「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而人民則「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階級對立,於此可見。又如《買花》寫富人所買的牡丹花:「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一叢深顏色的牡丹花,就等於十戶中等人家一年繳納的賦稅,寫出了貧富之懸殊。這種對比手法,繼承了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現實主義精神,筆調極為深刻。

(5)語言通俗,音韻和諧

白居易是通俗詩派的開創者和代表作家。相傳他寫詩,常念給老太婆聽,聽不懂就修改,直到她們聽懂為止。(宋·釋惠洪《冷齋夜話》)這一傳說,不無誇大之處,但白居易在語言上力求通俗卻是事實。宋朝人張文潛看過白居易傳下的手稿,說:「真跡點竄,多與初作不侔。」這可算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三)白居易詩歌的影響

白居易的詩歌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且語言通俗,富於音樂感,使人易解,便於誦讀,所以給當時和後世以深遠的影響。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說白居易的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在白詩的影響下,中唐時期創作「新樂府」的詩人較多,如元稹、李紳、張籍等。不僅在當時,他的詩歌對宋代的蘇軾、陸游、楊萬里,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袁牧、趙翼、黃遵憲等,也都有深刻的影響。

這種影響還擴展到了國外。據新羅(今韓國的一部分)商人說,他們國家的宰相,曾用一百金換白居易的詩一篇,如有冒牌貨很快就能辨別出來。日本人籐原屈守,從唐朝進口的貨物中撿得白居易的詩篇,獻給仁明皇(與唐文宗同時),因而得到了從五品上的高官。

由上述可見,白居易不僅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偉大詩人,而且是世界上的偉大詩人之一,享有很高的聲譽。

(四)對白居易詩歌的評價

對白居易詩的評價,歷來有不同的意見。也有人認為他的詩格卑下,過於俚俗,但多數人是給予高度讚揚的。

如劉禹錫有詩云:「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見《劉賓客外集》卷一)《唐宋詩醇》謂白詩:「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流麗安詳。」宋人張鎡《南湖集》裡有《讀樂天詩》云:「詩到香山老,方無斧鑿痕。目前能轉物,筆下盡逢源。學博才兼俗,心平氣自溫。隨人稱白俗,真是小兒言。」尤其是張鎡,肯定了白詩的優點,然後批評跟著蘇軾說白詩俚俗的人是小兒。

三、主要參考文獻

(一)傳記

1.萬曼:《白居易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

2.褚斌傑:《白居易評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3.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王拾遺:《白居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二)作品

1.顧學頡:《白居易集》(全四冊),中華書局,1979年。

2.王汝弼:《白居易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顧學頡、周汝昌:《白居易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

(三)其他

1.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霍松林:《白居詩譯析》,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3.周天:《長恨歌箋說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4.靳極蒼:《長恨歌及同題材詩詳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唐宋文學六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