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須知道，最簡單的事物才是最應該看重的。
我上一次過生日是九十三歲。不年輕了，事實上，比九十歲還要老。然而，年齡是相對的。如果你持續工作，汲取身邊這個世界的美麗，你會發現年紀大不見得就意味著衰老。至少，從一般意義上來講不是這樣。比起從前任何時候，我對許多事物的感受更加強烈，而且對我來說，生活越來越令人著迷。
不久之前，我朋友施奈德帶給我一封信，是蘇聯高加索山區一群樂師寫給我的。這封信的文字如下：
親愛而可敬的大師：
我很榮幸代表喬治亞高加索管絃樂團，邀請您指揮我們的一場音樂會。您將是首位在您這個年紀就獲得指揮本樂團之殊榮的音樂家。
自本樂團成立以來，我們還未曾允許未滿百歲的人擔當指揮。本樂團所有成員都已年過百歲。不過，耳聞您身為指揮家的才華，我們覺得應該為您破例一次，儘管您年紀尚輕。
盼能盡快得到佳音。
我們將會支付您的旅行費用，停留此地期間，我們自然也會為您提供膳宿。
阿斯坦·施拉巴敬上
團長，一百二十三歲
施奈德這個人很幽默，喜歡開玩笑。這封信也是他開的一個玩笑，是他自己寫的。不過，我得承認，一開始時我信以為真。為什麼呢？因為我並不覺得一個由百歲以上的樂師組成的樂團有什麼不合情理。而且我想得沒錯！信中的這個部分並非玩笑。在高加索山區的確有這樣一個樂團。施奈德在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讀到關於這個樂團的報道，樂團大約有三十位成員，全都一百多歲，他們按時排練，並且定期舉辦演奏會。他們大多是農民，依舊從事耕作。團員當中年紀最大的是施拉巴，他種植煙草，還訓練馬匹。他們神采奕奕，顯然精力充沛。我很樂意找個時間聽他們演奏，事實上，如果有機會，我也很樂意替他們指揮。當然，以我尚不夠格的年齡，我不確定他們是否允許我這麼做。
我們往往能從玩笑中學到一點兒東西，就這件事而言正是如此。儘管年事已高，那些樂師並未失去他們對生活的興味。這要如何解釋？我不認為答案單純在於他們的體質，或是在於他們居住地的獨特氣候。答案肯定跟他們面對生活的態度有關，而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他們這種能力是由於他們仍在工作。工作能抵抗衰老。拿我來說，我無法想像退休。現在無法想像，將來也無法想像。退休？這個字眼對我來說很陌生，這個念頭不可思議。就我所從事的工作而言，我不認為有任何人應該退休，至少當他們尚有精力時不該退休。我的工作就是我的生命，我無法將兩者分開。「退休」對我來說意味著逐漸死亡。持續工作、從不感到無聊的人永遠不老。工作以及對值得關注之事物的興趣是治療年老的最佳藥物。每一天我都是新生的，每一天我都是重新開始。
過去這八十年來，我都以同樣的方式開啟每一天。這不是一種機械性的例行公事，而是我每日生活不可或缺之物。我走到鋼琴前，彈兩段巴赫的前奏曲和賦格曲。我無法想像以別種方式來開啟每一天。這就像是對這屋子的一種祝禱。但對我來說，這並非此事的唯一意義。這是對世界的重新發現，作為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我很高興。這讓我意識到生命的奇跡，感覺到生而為人這種不可思議的奇妙。這音樂對我來說絕非一成不變，從來不是。每一天它都是一種新的東西，奇異而令人難以置信。這就是巴赫，一如大自然，是個奇跡！
在這一生中，我想我沒有一天不是懷著新鮮的驚奇來注視大自然的奇跡。這奇跡無處不在，也許只是山坡上一道光影，或是沾著露水、閃閃發亮的蛛網，或是灑在樹葉上的陽光。我一直特別喜歡大海，只要可能，我就住在海邊，一如過去這十二年來在波多黎各。每天早晨開始工作之前沿著海岸散步，這早已成了我的習慣。沒錯，我的散步時間要比以前短，但大海的奇妙絲毫不減。大海是多麼神秘，又多麼美麗！有那麼多無窮的變化！大海從不相同，從不，從這一瞬間到下一瞬間就不相同，永遠在變化中，一再更新，成為某種不同的東西。
我最早的記憶和大海有關，可以說我在嬰兒時期就發現了大海。那是在加泰羅尼亞的地中海海岸，靠近我出生的小鎮本德雷爾。我還不滿一歲的時候，母親開始帶我去附近的濱海小村聖薩爾瓦多。後來她告訴我，她帶我去那兒是為了呼吸海邊的空氣。在聖薩爾瓦多，我們會去一座小教堂。那是座羅馬式的古老教堂，光線從窗戶透進來，耳邊只有大海的呢喃。我最早的記憶或許是從陽光和大海的聲音開始的。等到長大一點，我會從那些窗戶凝視大海，看上好幾個鐘頭，訝異於大海的無邊無際，海浪不斷翻湧上岸，雲朵在天空變幻形狀。那景色總令我著迷。
有個充當管理員的人住在教堂旁邊一間簡陋的屋子裡。他是個老水手，個子矮小，滿臉風霜，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他的嗓音很高，喜歡跟我講他在海上的冒險故事。我想他並不識字，可是我從他那兒學到很多。他似乎無所不知，尤其是關於大自然的運作。他名叫帕烏，他太太叫仙妲，別人叫他「仙妲的帕烏」。我們成了好朋友。他會帶我沿著海灘散步，教會我游泳的人也是他。朋友把他們在聖薩爾瓦多的小屋借給我們使用，那地方平凡無奇，但我們那麼喜歡那裡！我常跟母親到那兒去。
我一再嘗試寫我母親，想按照她的樣子把她記錄下來，可是我寫的東西總是不對勁。我看著那些字句，說：「不，這不成，我沒辦法寫她。」在這一生裡，我認識很多人，包括不凡、傑出的人物，具有特殊能力與才華的男男女女。我認識藝術家、政治家、學者和科學家，還有國王，但我不曾認識任何像我母親這樣的人。她主宰了我兒時和少年時期的記憶，這麼多年來，她始終與我同在。在各種情況下，尤其是艱難的時刻，當我必須做出重要決定，就會自問，如果是她，她會怎麼做，然後照那樣去做。我母親已經去世四十年了，但她仍舊引導著我，就連在此刻，她也與我同在。
我母親生於波多黎各的馬亞吉斯。她的雙親來自加泰羅尼亞，出身當地的望族。她剛滿十八歲，還是個少女的時候，我外婆帶她回西班牙來拜訪在本德雷爾的親戚。那時她父親已經去世。他熱烈擁護民主原則，反對西班牙在波多黎各的高壓專制統治。執政者向自由主義人士施加了諸多迫害，而他無法忍受種種折磨，便自殺了。我母親的一個兄弟也由於同樣的原因而自盡。對波多黎各人來說，那是個苦澀的年代。
我母親就在本德雷爾認識了我父親。那時候他二十出頭，擔任教堂的管風琴手，也教鋼琴。我母親成了他的學生，然後他們戀愛了。他們結婚後，母親送走她美麗的衣裳，開始穿起便宜的樸素衣物。有一次我去看她，對她說：「母親，你這麼美，應該佩戴一些首飾，或者戴個小小的珍珠別針。請讓我送你一個。」她說：「卡薩爾斯，你賺錢了，你會變得富有，但我依舊是窮人的妻子。」她不願意佩戴首飾。她就是這樣的人。
母親結婚那會兒，本德雷爾沒有什麼醫療設施。碰到有小孩子出生，當地煤炭商的太太就充當起產婆。那個煤炭商在他那一行無疑是個好人，但是他太太並不很懂接生小孩，許多嬰兒由於感染或其他併發症而夭折。我母親生了十一個孩子，其中七個在出生時死亡，我自己也差點沒能活下來。出生時，我被臍帶纏住了脖子，臉色發黑，差點窒息而死。雖然我母親內心溫柔，卻從不曾談起喪子帶給她的悲傷。
對我母親來說，最高的法律是一個人的良知。她常說：「原則上，我並不看重法律。」她會說一條法律或許有某些好處，但是另一條就可能全無好處，一個人必須自行決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她知道某些法律能為某些人效勞，卻同時傷害了另一些人，一如在今日的西班牙，一般而言，法律只對少數人有好處，而傷害了多數人。這份理解來自她內心。她一向按照原則行事，不在乎別人怎麼說，去做她自認正確的事。我弟弟恩立克十九歲時，依照當時的法律，被徵召去西班牙軍隊服役。他去找母親，我也在場，那一幕永遠銘刻在我的記憶中。
「我的孩子，」她告訴恩立克，「你不必去殺害任何人，任何人也不必殺害你。你生來不是為了殺人，也不是為了被人殺害。走吧……離開這個國家。」於是恩立克逃離西班牙，去了阿根廷。恩立克是她的兒，母親特別憐愛他，而一別之後，她十一年都沒有見到他。一直等到那些違反徵兵法的人得到特赦，他才回家。
我想，如果全天下所有的母親都對她們的兒子說：「你生來不是為了殺人，也不是為了被人殺害。不要打仗。」這世界上將不會有戰爭。
當母親要我弟弟恩立克離開時，對她來說，事情並非只是單純地救她兒子一命，還在於做正確的事。還有一次，我們那個地區發生霍亂。那是場可怕的災難。這一刻你還看見某人正常地走路、說話，一個小時之後他就死了。那地區成千上萬的人都死了，本德雷爾也有許多人死去，幾乎所有的醫生都死了。那時我們住在聖薩爾瓦多，我弟弟路易大約十八歲，常常在傍晚去本德雷爾。他會去死於霍亂的人家裡，在夜裡把屍體送往墓地。「總得有人去做這件事。」他說。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大，母親當然知道他每天都有生命危險，但她從不曾為此說過一句話，叫他別去做他認為該做的事，一句也不曾說過。在我母親心裡沒有模稜兩可的事。不論大事小事，她總是直截了當。
她也不在乎那些瑣碎的規定。我年輕時辦過許多演奏會，有好幾個銀行賬戶，其中一個在巴塞羅那。我習慣把存款憑證交給母親，她會替我收起來。有一次，銀行向我索取前一年他們給我的一張憑證，我告訴母親，她便去找，可是沒找到。
我跟她說：「親愛的母親，他們想要看那張憑證。」
「為什麼要看？」她問。
我說：「因為那是規定。」
「規定？難道他們不知道那錢是你的嗎？」
「他們知道。」
「既然這樣，就沒有必要給他們憑證。他們知道那錢是你的。你就這樣告訴他們。」
我通知銀行，說我找不到那張憑證，他們說沒有關係，請我忘了這件事。
「我是怎麼跟你說的？」母親說，「你看，並沒有必要給他們那張憑證。」
她認為流於形式的嚴格規定很愚蠢，所有的事她都是這樣看待。
年幼時，父親對我說：「卡薩爾斯，等你長大了，你會看見能飛的機器。記住我的話，這事一定會發生。」如今，這似乎一點也不稀奇，噴氣式飛機從我家屋子上空飛過，比音速還快，雖然它們發出的聲音真夠人受的！小孩子則相信自己理所當然很快就能登上月球。可是在我出生時，汽車都尚未發明。我父親想像力極為豐富，喜歡追根究底，音樂是他的最愛，不過也只是他的眾多興趣之一。他著迷物理學，對科學上的發現尤其感興趣。他出生於巴塞羅那，成年後的歲月全都在本德雷爾度過，他沒有錢去旅行，但他設法拿到外國的期刊，特別是法國期刊，關注科學上的最新發展。他雙手靈巧，我覺得他幾乎什麼東西都能造出來。在我們家裡他有一間專門的工作室，那房間總是鎖著，而他往往會在裡面待上好幾個小時。他用木頭和其他材料做出各式各樣的東西，是個真正的工匠。
有一次，他做了一輛自行車給我，他甚至還用木頭做了一座時鐘，這座鐘還在我聖薩爾瓦多的家裡，雖然自從我三十年前開始流亡，就不曾再看見它。他做事非常仔細，是個完美主義者，對任何事都很有耐心。他患有嚴重的哮喘，但是從來不抱怨。他個性安靜溫和，我不記得曾聽過他大聲說話。他還具有強烈的信念，是個熱情的自由主義者，在加泰羅尼亞爆發 「卡洛斯戰爭」期間，他甚至為了共和體制的理想而甘冒生命危險。那是在他與我母親結婚之前不久。很自然地，他堅定地維護加泰羅尼亞的自治權。
父親的生活以音樂為中心。假如他接受過正式的音樂教育，他可以成為一位有成就的作曲家，或是一位傑出的鋼琴家。但是他滿足於在本德雷爾擔任教堂的管風琴手，教授彈奏鋼琴和歌唱，滿足於譜譜曲子。他在村子裡組了一個小型合唱團，那是大約一百年前的事了，而這個樂團如今依然存在。他有時會為村中的慶典和舞蹈演奏音樂，當他這麼做時，他會整個人都投入進去。美是他追求的目標，而且他一點兒也不自負。
我年幼時，父親就看出我有音樂天分，可是因為他本身就是個音樂家，他覺得他兒子成為音樂家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從不會說：「噢，我兒子是個了不起的音樂家。」或是類似的話。他覺得我在小小年紀就能演奏和作曲沒有什麼不尋常，對他來說，這似乎再自然不過。我母親的態度就很不一樣。她也不會談起我的能力，可是她深信我具有一種特殊的天賦，應該竭盡所能加以栽培。父親不相信我能靠著音樂謀生，他從經驗中得知這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他認為讓我學習一項技能更加實際。
事實上，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就跟一個木匠朋友計劃好，讓我跟著那人當學徒。我一向認為手工是種有創意的工作，並且懷著尊敬和讚歎的心情看待那些用雙手工作的人。在我看來，他們的創造力並不亞於一位小提琴家或一位畫家，只不過那是一種不同的創造力，如此而已。假如不是母親堅信我注定會成為職業音樂家，我很可能就成了一個木匠。不過，我不認為自己會是個很好的木匠。不同於我父親，我毫無制服東西的能力，就連用手做最簡單的事都有問題。就在最近，我連一個裝鄉村乳酪的盒子都打不開！我很惱火，對我可愛的太太瑪蒂妲說：「你看，我這雙手什麼事也做不成！」她指了指我放在角落的大提琴，說我這話不全對。當然，她說得沒錯，我在音樂方面得到了一些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