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家也是人，他面對生命的態度要比他的音樂更重要。
一戰結束後不久，我回到巴黎。那是個悲喜交集的經歷。這座輝煌的城市喚起我無數鮮活的回憶，當我走在城中美麗的大道和狹窄的小街上，周圍一切都曾是我生活中親切而熟悉的一部分。當時的我是個想開展事業的年輕人，在世紀之交和拉穆盧管絃樂團於此地首次演出。在這裡，我和鮑爾、皮卡爾上校、柯爾托、蒂博和許多其他親愛的友人首次相遇。雖然離開巴黎已有五年之久，但是一切仍恍如昨日。然而，這段過往同時也遙遠如夢，我知道那屬於一個無法尋回的過去。
戰爭爆發時，我放棄了在莫裡托別墅的房子。離開巴黎前，我把許多私人物品裝箱，寄放在一個小倉庫裡。如今我要去把那些物品領回。眼前所見令我愕然，一片可怕的混亂！那些箱子被人打開過，我的書籍、音樂作品和書信四下散落，大多書信不知所終，包括我從好友、老同事與舊識那兒收到的幾十封信，如格拉納多斯、聖桑、理查·施特勞斯、朱利葉斯·隆特根、莫爾和其他人的來信。這些信件對我來說非常寶貴，它們記錄了美好的時光以及我們曾分享的親密思緒，想到曾有陌生人伸手亂動這些信件令我很不舒服。有人告訴我那是警察做的好事，他們搜查過我的私人物品，還把他們想要的東西全拿走了。他們究竟懷疑我哪一點，我仍然不知道，也許單單是身為外國人這一點就夠了。戰時，任何事都可能發生。抱著尋回這些信件的希望，我寫了好幾封信給法國政府機關。我的信也許存放在他們的官方檔案中，說不定如今還在那裡。不久之前，我一個朋友嘗試跟擔任戴高樂政府文化部長的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交涉，想弄清楚我那些信件是否仍在警方的檔案裡，可是沒有結果。總之，我從未得到政府機關的回音，也不曾再見到那些信……
住在國外那二十年裡，我知道我遲早會回到加泰羅尼亞定居。當我回到聖薩爾瓦多，我常和母親討論我該何時返鄉定居，她會說：「等時候到了，你會知道的。」
一九一九年，我知道時候到了。
那年秋天，我再次在巴塞羅那住下來，就此進入我音樂生涯的另一個階段，在許多方面，我認為這是我一生中成果最為豐碩的階段。
我回到巴塞羅那時，這座城市有兩個交響樂團。他們沒有固定的演出日程，只在特殊場合演奏，而且不常排練。當我聽他們演奏時，對這樣一座大城市居然沒有更好的樂團感到震驚。歐洲其他主要城市都有一流的管絃樂團，為什麼巴塞羅那沒有？
我問其中一個樂團的指揮，是否能做點兒什麼來改善這一情況。他說：「你離開太久了，對現在的巴塞羅那不怎麼瞭解。這兒沒有人才供以組成更好的樂團。」我去找另一個樂團的指揮，他的回答也一樣。
我告訴那兩位指揮，我很樂意盡我所能來協助他們。我還說，如果他們願意，我可以為他們演奏。如果需要更多財力支援，我也會籌措。但他們不感興趣。
起初我絲毫無意成立自己的管絃樂團。的確，我對指揮具有熱情，我想這可以追溯到我還在父親的合唱團裡唱歌的時候。這些年來，我曾經在巴黎、倫敦、紐約、維也納，以及其他城市指揮過。大提琴從未令我全然滿足，現在也一樣。不僅是因為大提琴演奏必須不斷練習，以及演出前那要命的緊張，還因為演奏這件樂器本身有些限制。不受限制的樂器是管絃樂團，它包含了所有的樂器。在我早期的音樂生涯中，我曾寫信給作曲家朋友隆特根：「到目前為止，拉大提琴讓我如此快樂，如果能擁有最偉大的樂器——管絃樂團，那麼想想看，我會有多快樂！」不過，直到我在巴塞羅那遭到那兩位指揮的斷然拒絕，我才真正想要組成自己的管絃樂團。於是我決定：「好吧，如果他們不想建立一個好樂團，那我就自己來！」
做出決定是一回事，實施起來又是另一回事。在這一過程中，會碰到各種問題，我有心理準備，但自己將遇到哪些困難，卻毫無概念。大家習慣於維持現狀，總是有些人把改變視為對他們個人的威脅！我想在巴塞羅那成立一支新樂團的想法遭到來自四面八方的反對。不管我是在音樂學院的教授、作曲家，還是在市民領袖當中尋求幫助，他們都告訴我沒人想要一個新樂團，或是這件事行不通。報紙上也刊載文章取笑我這個主意。實際上，沒有人願意提供財力支援。一個富翁跟我說：「跟音樂比起來，我比較喜歡鬥牛。」
幾個星期過去，我愈受挫折。只有母親、弟弟恩立克和少數好友鼓勵我，而就連好友當中都有人說我繼續做此努力就有如堂吉訶德。不過，堂吉訶德本來也是個西班牙人。無論如何，我繼續向風車發起進攻！
我決定，倘若無法籌得必要的資金成立這個樂團，那我就用自己的儲蓄。我到樂師工會去，問他們目前的待遇。那個數字低得嚇人。「這怎麼能養活一家人？」我問。他們說：「我們得兼差做別的工作。在巴塞羅那，這是唯一的辦法。」我告訴他們：「好，我們要改變這個情況。在我的樂團裡，每個樂師都會拿到這個數目的兩倍。」
我在城裡到處尋找樂師，聽了許多人試奏。有樂團經驗的人很少，有些從沒參與過職業演奏，但這並非我的挑選標準。我選擇樂師是根據他們的潛力。最後我選出八十八位，他們構成「帕烏·卡薩爾斯管絃樂團」的雛形。
使用加泰羅尼亞語的名字「帕烏（Pau）」為樂團命名，而不用西班牙語的「巴保羅（Pablo）」，對我來說很自然。小時候，在加泰羅尼亞地區還習慣使用西班牙語的受洗名字，所以我被叫作巴保羅。可是後來我更喜歡自己的加泰羅尼亞語名字，畢竟這才是我們同胞的真正語言。我不止一次跟我的經紀人說，我想在巡迴演奏會中使用「帕烏」這個名字，可是他們會爭辯：「觀眾已經知道你是巴保羅·卡薩爾斯，沒有人知道帕烏·卡薩爾斯是誰。」如今替我自己的樂團命名時，我不再受此限制。
我告訴被挑選出來的那八十八名樂師：「為這座城市帶來加泰羅尼亞人民應得的音樂，就是我們樂團的目的！」
我跟那些樂師形成默契，每天排練兩次，上午九點和下午五點。可是，就在預定進行首次排練的前一天，災難降臨到我身上。前幾個月組織樂團的壓力太大了，挫折不斷，並且瑣碎事務繁多。經歷了太多失眠的夜晚、過多焦慮的白天，我病了。醫生說我是由於神經衰弱而病倒的。在這之後，我的病由於一個不幸的插曲而惡化。我有眼睛痛的毛病，虹膜嚴重發炎，一位眼科名醫給我治療。他給我注射了某種藥劑，那一針剛打下去，我的頭就倒向一邊，無法動彈。我開始大量出汗，床墊都濕透了。幾個小時之後，那位醫生的護士來了，她不知道我已經打過一針，又給我打了一針。在那之後，我就完全無法動彈了。家人見我病得那麼嚴重，就把我們自己的醫生請來。聽說了那兩針，他大為震驚，說我被注射的劑量足以殺死一匹馬！於是當我的樂團終於準備開始工作時，我卻只能無助地躺在床上。
我知道倘若取消首次排練，在心理上會是再糟糕不過的事。如果我在這個關鍵時刻未能按計劃進行，整個樂團可能就會瓦解。我沒有告知那些樂師我生病了，一直等到他們聚集在音樂廳裡，我才請人帶了消息去，請他們仍舊每天集合，直到我能加入他們。
第一個星期過去，我關照要讓樂團的所有成員都拿到薪水。在沒有我的情況下，他們繼續集合了一周，然後幾個代表來看我。「大師，」他們說，「我們不能再接受這樣的安排了。你花了太多錢了，我們不能拿你的錢，卻什麼也不做。」
我知道我的回答有多重要。我告訴他們：「謝謝你們過來，可是我得堅持事情必須如此。你們遵守你們對合約的承諾，我也遵守我的承諾。樂團成員應在每天九點和五點繼續集合，直到我好起來，能夠指揮排練。」我想讓他們瞭解我對這整件事有多麼認真。
於是日復一日，我仍舊臥病在床，他們繼續集合。有時他們會討論不同的樂曲，擔任第一小提琴手的恩立克偶爾也會指揮一些曲目。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
過了兩個月，到了要放暑假的時候，我漸漸康復，可以去對樂團講話了。我感謝他們對我展現出的信心，我也告訴他們期待能在秋天和他們一起工作。如今，我知道他們明白了，在組建新樂團這件事上我是認真的。
那年秋天，我們開始認真排練。那些缺少樂團演奏經驗的樂師要學的很多，而那些有一點兒經驗的，由於得改掉壞習慣，要學的也許更多！唯一的解決之道是練習。一開始，我花了很多個小時訓練樂團基礎。我選了瓦格納的《女武神的騎行》，這是許多樂師背熟了的作品，而他們習慣馬虎而走調地演奏，我和他們把這首曲子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們能夠瞭解，抓住每個音符並且懷著尊重來對待這些音符有多麼重要。
我也強調每名樂師一方面必須學著像個獨奏家那樣演奏，另一方面則要時時自覺是團隊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感受身為團體的一員、共同合作、以達到美的極致；人類這種團隊工作的特質總是帶給身為指揮的我一種喜悅，任何獨奏演出都無法複製這種喜悅。
「我們共享一份很大的榮耀，」我告訴那些樂師，「這份榮耀在於讓傑出的作品獲得生命。我們也共擔一份神聖的責任，肩負著以十足的誠篤來詮釋這些傑作的義務。」
要當一名真正的指揮家，必須正確地詮釋作品。首先，一個指揮家必須完全瞭解他要演奏的作品，不僅要瞭解演奏該作品的所有技術，以及每一種樂器的角色，還得瞭解這音樂的內在意蘊，以及該作品的整體性質。這份瞭解不能是靜止的，必須不斷成長，一如生命本身。一部作品不管我指揮過多少次，每次為演出做準備時我都會深入研究，在排練前花幾天乃至幾個星期的時間在樂譜上做注記，彷彿我是第一次指揮這首作品。而我總是會有新的發現。帶我自己的樂團，我當然也遵照這一程序。
不過，單是理解音樂還不夠。指揮家必須能夠把他的思想傳達給那些樂師，不是把他的意志強加於他們身上，而是讓他們相信他所懷的理念與價值。重要的不僅是你說了什麼，還在於你怎麼說。如果用粗魯或傲慢的方式來表達，最深刻的真理有時也會被糟蹋。你必須留意並尊重樂師的感覺。「你們不是我的僕人，」我告訴我樂團的成員，「我們都是音樂的僕人。」
那年十月，我們舉行了第一場音樂會。準備期間我相當焦慮。當我看見觀眾，我的心一沉，在加泰羅尼亞音樂宮裡竟有那麼多空位！不過，觀眾的反應很熱烈，樂評家也對音樂的水準表示驚喜。
我的樂團就這樣邁出了一步。
成功並非在一夕之間降臨。密集的排練，再加上許多組織上的問題，我們奮鬥了很長一段時間，每年我們舉行兩個系列的音樂會，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冬季，我則巡迴演出，演奏大提琴，偶爾也擔任客座指揮。這些巡迴演出如今有一個特別的目的，即幫助我維持樂團。雖然我們從民間團體獲得的贊助越來越多，但是直到七年之後，樂團才完全自給自足。在入不敷出那段日子裡，一直由我來彌補每季的虧損。
不過，每一季都有越來越多的愛樂人士支持我們。事實上，當初嘲弄我想成立樂團的報刊有一天開始誇讚我們，說這個樂團是巴塞羅那數一數二的文化機構，讓這座城市成為知名的交響樂中心。說起這件事我很自豪，但並非出於個人的虛榮心。我們共有八十九個人在演奏！
我們曾誓為巴塞羅那帶來人民應得的音樂，我想我們實現了這一承諾。我們的音樂會很少有空位。看著那些熱情的觀眾，有時我會想起某些人曾說巴塞羅那市民只想聽通俗音樂！
偶爾我母親會來聽音樂會，但她很少來。在現場令她難受，因為她知道我有多緊張。她會等我演出結束後回家，她只會問：「卡薩爾斯，你滿意嗎？」我會說：「是的，母親。」然後她才去睡。
我樂團的演出曲目相當廣泛，古典音樂包括貝多芬、巴赫、海頓、莫扎特、勃拉姆斯、舒曼的作品。此外，我們還經常演奏傑出的當代作品，而且我特別在節目中納入現代西班牙和加泰羅尼亞作曲家的音樂，包括格拉納多斯、阿爾貝尼茨、馬努埃爾·德·法雅、胡利·加雷諾等人。
這些當代作曲家中，我覺得加雷諾是最獨特的。在一些音樂百科全書裡，你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但他是個奇人，是個極罕見的天才。我想不出有哪個背景相似的作曲家曾創作出像他那樣的作品。一生中，他沒有上過一堂課，完全是靠自學。他來自桑費柳德吉索，一個濱海小鎮，從巴塞羅那過去大約要花三小時。他年輕時是個普通勞工，後來從事鐘錶這一行，可是他熱愛音樂。想必他聽過教堂音樂和旅行樂師的演奏，並且鑽研他所能拿到的每一份樂譜，但他獲取的深奧的音樂知識，仍然令我感到不可思議。
他的鐘錶店旁邊有一個小房間，一有機會他就躲在裡面譜寫音樂，寫上一個鐘頭。他有些作品非常特別，具有一種不分地域的普世性質。你可以說，格拉納多斯的音樂明顯顯露出馬德里和安達盧西亞對他的影響，聽得出這是源自西班牙的音樂。然而加雷諾的多數作品超越了國家風格，是最高境界的純粹音樂。他寫了許多迷人的薩達納舞曲，同時他還寫了歌曲、室內樂、交響曲，都是規模很大的作品，結構和旋律內容都很驚人。他技巧之熟練令人難以置信。當然，他的鐘錶生意不免受到影響，在他作曲時，那些時鐘就擱在架子上，無人修理，最後他失去了所有的顧客。他搬到巴塞羅那來，為了掙口飯吃，在一家酒店找到一份彈琴的工作。我就是在那時候遇見了他，並且關係變得很親近。
他個子很小，很安靜，就跟小老鼠一樣安靜而膽怯。他打扮得很整齊，雖然他可能只有一套衣服。有時我會在加雷諾演奏時去那間酒店。那是家三流酒店，喧鬧嘈雜、煙霧繚繞、氣氛低俗。我向來不想去這樣的酒店，看到這樣優秀的藝術家在這種地方演奏讓我想哭。他不在那家酒店的時候，你總能發現他在附近一間陋室裡作曲，他就住在那兒。從這個小個子身上湧出多麼美妙的音樂！我的樂團演奏了他不少作品，他會把完成的曲子帶來給我，害羞地等我表達意見。當我指揮他的作品，他會來聽音樂會，第二天晚上再回到那家酒店。我瞞著加雷諾，讓樂團每個月付他一筆錢，幫助他跟妻子維持生計。他死後，他太太仍舊可以拿到那筆津貼。
加雷諾身上有成為大師的種子，但這顆種子始終沒能完全開花，因為缺少適當的栽培。我一直覺得，假如加雷諾有幾位傑出的教師，他可能會成為另一個勃拉姆斯或是貝多芬。他去世時還不到五十歲，正值創造力的高峰時期……
我的樂團有幾場最令人難忘的音樂會是由客座指揮家指揮的。在我的邀請之下，布許、謝爾蓋·庫賽維茨基、理查·施特勞斯、皮埃爾·蒙都、奧托·克倫佩勒、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勳伯格和其他知名指揮家、作曲家都曾來過巴塞羅那。他們指揮的音樂給我一種特別的愉悅感，那幾場有藝術家來賓參與演出的音樂會也一樣，其中有些是我的老友和舊日同事，比如蒂博、柯爾托、克萊斯勒和鮑爾。
這些音樂會當中，最讓我記憶深刻的是一九二七年春天舉行的那場，當時我們為了紀念貝多芬去世一百週年，在巴塞羅那舉辦了一個音樂節。那之前幾個月，我曾去布魯塞爾探望親愛的老友尤金·伊薩伊。他當時年近七十，已經不再演奏小提琴。事實上，他最後一場公開演出很令人失望。我知道他為了這件事非常難過，當我見到他時，我心想如果他能參與貝多芬的百年紀念活動該有多好。我深信他仍能有非凡的表現。於是我對他說：「你一定得來，在我們的音樂節裡演奏貝多芬的小提琴協奏曲。」
他吃驚地瞪著我，說：「可是，卡薩爾斯，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我已經十四年沒有演奏貝多芬的協奏曲了。」
我告訴他：「沒有關係。你能演奏的。」
「你真的這麼認為嗎？」
「我知道你能。你能演奏，而且你會去演奏。」
他的臉看起來突然年輕許多：「也許會有奇跡出現！」
他答應我盡力而為。
回到巴塞羅那幾個星期之後，我收到尤金·伊薩伊獨生子寫來的一封信。他非常煩惱，質疑我當初激起了他父親的希望，以為他能夠再度演奏。「假如你看見我親愛的父親，」他寫道，「假如你能看見他每天練習，緩慢而費力地演奏音階，練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你會感慨這是場悲劇，我們忍不住哭泣。」這封信令我心痛如絞。我到底做得對不對呢？然而，在我內心深處，我覺得尤金·伊薩伊會再度演奏。
舉行音樂節的日子來臨，尤金·伊薩伊抵達巴塞羅那。排演時他萬分緊張，雖然我小心翼翼地不敢流露，但我也很擔心。尤金·伊薩伊演出的那一晚，當我站上指揮台，看著他，我內心滿是憂慮。他移動得那麼慢，顯得疲倦，突然間我心想，他是老了，我是否害了我的朋友？
我舉起指揮棒，他把小提琴夾到頜下……當頭幾個音符奏出時，我就知道一切都會很順利！某些樂段他可能有點兒不穩，我自始至終都感覺到他的緊張，但大部分時間，仍舊是那偉大的尤金·伊薩伊在演奏，整體效果令人陶醉。
一如從前，我再次沉醉在他美妙的音樂裡。曲子結束時會場觀眾瘋狂地喝彩。然後尤金·伊薩伊走上指揮台，接替我指揮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接下來又指揮那首《三重協奏曲》，由柯爾托、蒂博和我演奏。
音樂會結束後，在更衣室裡，尤金·伊薩伊激動不已。他親吻我的手，哭著喊道：「復活！」
第二天，我送尤金·伊薩伊到車站。他從車廂窗戶探出頭來跟我講話，緊緊握住我的雙手。火車緩緩開動了，他仍舊握住我的手，彷彿不希望和我分開，我在月台上隨著火車移動。當火車開始加速時，他突然塞給我一件東西。火車駛遠了，尤金·伊薩伊從窗戶裡向我揮手。我看了看他往我手裡塞了什麼，那一刻我知道他想要給我留一件東西，一件可以代表他的東西。我的手裡是尤金·伊薩伊的煙斗。
儘管卡薩爾斯管絃樂團獲得了成功，但是關於我們的音樂會，有一件事仍舊令我感到困擾。我覺得我們的音樂所能接觸到的觀眾太有限，大多是那些生活安逸的富裕之人。一般來說，勞工階層買不起音樂會的門票。儘管少數能湊出錢來買票的勞工坐在最便宜的頂層座位，儘管我覺得當他們往下看，看到那些上流階層坐在豪華的正廳前排座位和包廂裡，跟音樂無關的思緒也許會令他們分心。然而我對舉辦免費的音樂會不感興趣，因為我知道勞工階層自有其尊嚴，也知道他們無意接受施捨。我希望那些在工廠、商店和港口工作的男男女女也能夠聆聽我們的音樂，享受我們的音樂。畢竟，這個國家的大部分財富是由他們創造的，那麼，為什麼不應該跟他們分享這個國家的文化財富？
這件事情我是受何塞·克拉維的影響，他是加泰羅尼亞了不起的愛國人士，同時也是音樂愛好者。他死於一八七四年，在我出生之前兩年，但我覺得他彷彿是我的親密好友。他來自勞工階層，從事織工這一行。他彈奏吉他，自己學會作曲、寫歌。他的歌曲主題單純親切，包括貧童的生活、農民和漁民的故事、大自然之美，以及對加泰羅尼亞的愛。漸漸地，他的歌曲在巴塞羅那的勞工中廣為傳唱，小型團體開始在收工之後聚在工廠裡唱他寫的歌。克拉維瞭解勞工階層生活的淒涼和貧困，他想出份心力把一些美的事物帶進他們的生活中。他想到一個主意，在勞工中組成永久性的合唱團體，並獲得出人意料的成果。受到他的啟發，勞工及其家屬組成的優秀合唱團體蓬勃發展，不光是在巴塞羅那，在加泰羅尼亞的各個城鎮也是如此。後來成員人數增加到數千人，這項運動對當時在加泰羅尼亞進行的文化振興影響很大。如今聞名於世的加泰羅尼亞合唱團和格拉西亞合唱團就是克拉維余緒的一部分。後來這位工人音樂家十分受愛戴，在四十出頭時就被選為塔拉戈納省的省長！
克拉維死後，巴塞羅那的加泰羅尼亞廣場上豎立起一座紀念他的雕像。每次我從旁邊經過，就會想起這個好人和他的卓越成就。我自問：如果克拉維能在工人之中組成合唱團，那麼創立一個聽音樂會的勞工團體不也是可能的嗎？成立這樣一個組織的想法逐漸在我心裡成形。
樂團站穩腳跟之後，我就著手實現這一想法。我拜訪了一所工人夜校，那所學校偶爾會贊助工會的文化活動。我向該校的負責人員說起我的想法，把演奏會的音樂帶進勞工階層。他們很有禮貌地傾聽，但我從他們的態度感覺到他們心存懷疑。幾天之後，幾名工人代表下工之後直接過來見我，還穿著工裝褲和罩衫。他們提出非常具體的問題，尤其想知道我所設想的組織將由誰來管理和領導。
我告訴他們：「這個組織未來完全由你們經營。我只提供我的樂團供你們使用，每年定期舉辦幾場音樂會。同時我自己也會為你們演奏，並且安排其他的獨奏家來演出。」
「誰來付錢呢？」
「由你們付。」
「怎麼付？」
「你們的音樂會社團每年將向每位會員收取六個比塞塔的會費，」我告訴他們，當時六個比塞塔大約相當於一美元，「繳了會費，會員就有權利來欣賞由我的樂團舉辦的特別音樂會。」
「這一切只要六個比塞塔？」
「是的，這一切就只要六個比塞塔。」
工人代表團走了。他們跟工會和其他勞工組織討論了我的計劃，決定試試看。一個名叫「工人音樂會協會」的組織成立了，參加資格很簡單：會員限於那些每月工資少於五百比塞塔的人，當年這大約相當於一百美元。
一九二八年秋天，一個週日上午，卡薩爾斯管絃樂團在巴塞羅那的奧林匹亞劇院舉辦了第一場工人音樂會，兩千多名勞工擠進了那個音樂廳。當我看著那一排排衣著樸素的男女等待音樂會開始，我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高興。表演結束，全場觀眾起立，爆發出如雷的喝彩聲，然後他們開始喊我的名字。我想，對我來說，巴塞羅那那些勞工的呼喊要比我曾經得到的任何掌聲都更有意義。
我的樂團開始為工人音樂會協會每年舉辦六場時間安排在週日上午的音樂會。該協會會員人數以驚人的速度成長，分會以及相關的合唱團體在加泰羅尼亞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後來，我提議該協會出版一本自己的音樂期刊。
「誰來為這本期刊寫文章？」他們問。
「你們的會員。」
「寫些什麼呢？」
「寫他們對在演奏會上聽到的音樂的感受，或是類似的主題。」
他們開始出版一雜誌，名為《果實》，成果不但令他們驚訝，也令我驚訝！每一期雜誌裡都有冠著這類標題的文章：《藝術與理念的關係》《貝多芬晚期絃樂四重奏》《斯特拉文斯基與節奏》《舒伯特欣賞》。
這個協會成立後，短短幾年之間，當西班牙進入第二共和國時期，在我和弟弟恩立克的協助之下，他們有了自己的音樂圖書館和音樂學校。協會組建了自己的管絃樂團，成員全都是工人，於週日在巴塞羅那和加泰羅尼亞的其他工業中心舉辦音樂會，有時也在醫院和監獄裡演出。其他國家的音樂家、樂評家和音樂學者紛紛前來調研這個協會及其舉辦的活動。
我的樂團為這個協會舉辦的音樂會極受歡迎，乃至於當我們開始在周間的白天舉行音樂會，政府機關會暫停辦公，以使工作人員能夠觀賞演出。
那時，該協會及其相關組織在加泰羅尼亞已經有好幾萬會員。我常說，假如我想以該協會的會員發動一場革命，那麼我們無疑能夠奪取政權！
工人音樂會協會的成就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比任何音樂事業更讓我開心。然而，在一戰之後那些年裡，加泰羅尼亞勞工的生活在許多方面都令我感到深深的悲痛。一九二年代初期，加泰羅尼亞工人失業和社會動盪的情形非常普遍。許多人陷入飢餓，乞丐隨處可見。巴塞羅那和其他城市掀起工人示威和罷工運動，西班牙政府採取了嚴厲措施加以鎮壓。將近兩萬名士兵被阿布德·克裡姆[1]領導的原住民殺害，社會局勢更加惡化。反戰聲浪橫掃整個加泰羅尼亞，處處都能聽到民眾要求「應負責之人」承擔責任。越來越多的人坦言贊成加泰羅尼亞獨立，認為加泰羅尼亞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可是這換來的反而是裡維拉將軍的軍事獨裁政府，接下來那幾年，更多壓迫，更多人入獄，更多加泰羅尼亞愛國之士被迫流亡，這其中就包括如今已成傳奇的偉大領袖馬西亞上校，群情激憤。
音樂跟生活當然無法分開，我自己的思緒和工作無可避免地受到這一氣氛的影響。我支持加泰羅尼亞自治，這件事盡人皆知，有一次，我被捲入一個幾乎釀成全國性風波的事件。
引發此事件的是阿方索國王造訪巴塞羅那時發表的演說。那演說很不明智，他在演講中自詡為西班牙國王腓力五世的繼承人。加泰羅尼亞人特別鄙視腓力五世，因為他在十八世紀剝奪了加泰羅尼亞許多古老的自由權。阿方索國王的話激怒了巴塞羅那市民，我自己也深感不悅。我想，也許他不明白那番話的指涉，也許他欠缺考慮。那時，我還會定期前往馬德里的王宮。演講後不久，在去王宮時，我決定把巴塞羅那的民怨傳達給太后克裡斯蒂娜，也想讓阿方索國王設法修正他的錯誤。可是當我提起此事，太后似乎根本沒聽我說了什麼，只是迅速轉變了話題，問起我的巡迴演出和我的樂團。離開王宮時我感到沮喪，並且有種不祥的預感。
過後不久，阿方索國王真的向加泰羅尼亞人民表現出和解意願，說不定我跟太后談話的作用比我所想像的更大。王室宣佈，國王和王后維多利亞（她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女）將參加該年度於巴塞羅那舉行的世界博覽會開幕儀式。在抵達之前，阿方索國王捎信給我，說想來聆聽我樂團的一場音樂會，並且希望曲目中能有我的大提琴演奏。雖然我平常不會在卡薩爾斯管絃樂團的音樂會上演奏，但我還是設法安排，以滿足他的要求。
那一晚，聚集在裡塞奧歌劇院的觀眾包括王室成員、政府官員、高階軍官和巴塞羅那的社會精英。國王夫婦蒞臨之前，前半場的節目已經結束。中場休息快結束時，我在後台得知國王、王后和隨行人員即將進入劇院。有人要我指揮《皇家進行曲》，這是當時西班牙的國歌。由於我即將演奏大提琴，我覺得讓恩立克來指揮國歌比較恰當，便請他指揮。現場立刻起了一陣騷動。有人告訴我，指揮樂團的不是我，這可能會被視為對國王夫婦的不敬。使者來回奔走，而國王一行等在劇院外面，中場休息時間不得不延長。最終，他們同意按照我的建議進行。
當國王走進音樂廳，只有稀稀落落的掌聲歡迎他，任何人都能感覺到氣氛中的冷淡。我預感某件激烈的事將要發生，而事情果然發生了。我帶著大提琴走上舞台的那一刻，騷動爆發，整座大廳裡，眾人站起來鼓掌、歡呼，女士揮舞著手帕。觀眾持續鼓掌，直到國王等人也在他們的包廂裡站起來。然後，觀眾中突然有人大喊：「卡薩爾斯是我們的國王！」我站在那兒不知所措，感到無比尷尬。我當然知道這並非真的是向我歡呼，而是一場政治示威。由於騷動仍未停息，警察進場把幾名示威者逐出了音樂廳。那陣吵嚷漸漸平息，我得以開始演奏。在這之前，只要有王室成員來聽我演出，音樂會結束時，我都會被請到他們的包廂。這一次，我沒有受到邀請。
事後我非常難過。不僅因為這次事件侮辱了國王，也因他是我音樂會的來賓。想到這或許意味著我和王室一家人友誼的終結也令我悲傷。另一方面，我當然不能道歉。我知道加泰羅尼亞人民對阿方索國王自比腓力五世一事尚未釋懷，而我也有同感。
幾周之後，一件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我在巴黎時，西班牙大使來見我，跟我說阿方索國王希望在意大利國王伊曼紐三世和王后艾蓮娜正式訪問西班牙時，我能在馬德里辦一場大提琴演奏會。我欣然同意。那場音樂會在華麗的皇家兵器廳舉行，極為氣派。大廳被燭光照亮，裡面滿是身穿美麗晚禮服的女士、各色制服的軍官，以及各外交使團成員。坐在觀眾席前排的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王室家族。當我演奏完最後一曲，阿方索國王走上台跟我談話。按照宮廷禮節，國王站著講話時，觀眾也得站著。他一直和我交談，說起各種各樣的事，關於他還是個小男孩時我們一起玩的遊戲，關於我母親、我弟弟路易和恩立克。這整段時間裡，西班牙王室的其他成員、意大利國王和王后，以及其他所有在場的顯貴人士好像都立正站立著。我明白阿方索國王是故意這麼做的。最後，他露出微笑，對我說：「卡薩爾斯，我希望你知道，看到你如此受到加泰羅尼亞人民的愛戴，我十分高興。」說完他便轉身走開了。
第二天，報上都在談論這件事，提到國王跟我談話時一直讓所有人都站著，此事引起一番風波。畢竟我只是個音樂家，而且還是個加泰羅尼亞人！可是我知道阿方索是在用這一方式承認他在巴塞羅那演說時所犯的錯誤，並且讓我知道我們彼此是互相瞭解的。
[1] 摩洛哥政治、軍事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