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我們齊聲高唱，一首歡樂之歌……
一九三一年，母親去世給我帶來極大的哀傷，但我也將其視為新生的一年。就在那年春天，西班牙第二共和國[1]誕生了。
新政府成立之後幾天，在一場正式宣佈共和國成立的儀式上，我指揮我的樂團演出。那場音樂會在巴塞羅那的蒙特惠奇宮舉行，有七千人參加。我們演奏的是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音樂會結束時，加泰羅尼亞政府的馬西亞總統宣稱共和國乘著《歡樂頌》——《第九交響曲》末尾那首高貴合唱——的羽翼降臨。
當時我五十三歲。在那之前，我曾多次指揮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然而，那個春日的夜晚，終曲樂章的壯麗歌詞對我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象徵意義。
噢，朋友，朋友，別再唱悲傷的曲調！
請我們齊聲高唱
一首歡樂之歌……
讚美歡樂，樂土之女，
生而為神！
女神，整合了愛與歡笑，
我們前來你的神殿！
在你的魔力下
被崎嶇過往而分隔者手牽手相攜
在你溫柔的羽翼下
四海之內皆兄弟
對我來說，那一刻，人跟音樂真正結合在一起。我覺得那一刻象徵著西班牙人民多年來的夢想，經過長年的奮鬥與煎熬，一個致力於實現人類最大渴望，致力於自由、幸福和博愛的政府終於誕生。那一刻對全西班牙的人民來說是個勝利，對各個民族的人民來說也是如此。唉，當時誰能預見這一勝利將以可怕的悲劇告終？
西班牙共和國的頭幾年是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時光，直到內戰爆發。我不是政治人物，從未加入任何政黨，也在政治中看到許多醜陋。然而，一個有良知的藝術家無法把自己跟某些政治議題切割開來。這些議題當中最重要的是正義和自由，而把正義和自由帶到西班牙的是共和國政府。
從小父母就教我要尊重共和國的理想，自少年時期我就知道我要與民眾同在。凡是熱愛人類之人都不可能會作他想。絕大部分西班牙人民都想要真正的民主，這一點在選舉中表露無遺，人民以壓倒性的多數選出了共和政府。他們忍受飢餓和不識字已經太久了，世代以來他們積怨已深，忍受著軍隊、貴族和其他特權階級的傲慢與腐敗。他們渴望正義和像樣的生活。就跟西班牙大多數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一樣，我支持他們的渴望。再者，身為加泰羅尼亞人，我對共和政府懷有一份特別的感激，因為它授予加泰羅尼亞自治權，我和我的同胞已渴望多年了。是的，對我來說，西班牙共和國的誕生代表我最寶貴的夢想的實現。
共和國建立時，有人說那是個共產黨政權。這當然是一派胡言，是少數人捏造出的謊言；那些反對受到大眾歡迎的共和國改革的人，多是一向反對民主的那群人。那是像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這些法西斯分子的宣傳伎倆，以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以此為借口干預西班牙內政。我知道有些善良的人被這些宣傳伎倆愚弄。人偶爾會被別人左右，相信很愚蠢的事。其實，共和國在西班牙實施的大多數改革，在歐洲其他國家已經施行了幾十年。你可以說共和國為西班牙帶來了「新政」，某些方面或許可以跟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帶給美國的「新政」相提並論。對那些一心想要保住封建特權和政治權力的貴族來說，這一切無疑具有極端的革命性質。當西班牙共和政府和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成立時，內閣成員中一個共產黨員也沒有。
共和國時期的政府領導人並非一般政客。他們是不同凡響的人物，具有高尚的品格和文化教養，他們是學者、科學家、大學教授、詩人，懷有社會良知和崇高的理想。我不認為史上有哪個政府是由這樣一群博學之士和人道主義者組成的。我想到共和政府的兩位總理：曼努埃爾·阿扎尼亞和胡安·內格林博士。阿扎尼亞是個溫和的傑出文人，他是優秀的散文家和小說家，也是西班牙首屈一指的翻譯家，翻譯了伏爾泰和其他外國作家的作品。內格林博士是舉世聞名的生理學家，馬德里大學教授，他的博學堪稱傳奇。我還想到擔任教育部長的費爾南多·裡奧斯，他是位哲學家、語言學家；後來成為外交部長的阿拉瓦雷斯·巴約是記者兼作家；著名的加泰羅尼亞歷史學家尼古勞·多維爾則是另一位內閣成員。這些俊彥之士和其他政府領導人獻身於他們的理想，在君主政體的高壓統治和戒嚴法時期，他們之中有些人被投入監獄，甚至被判處死刑，但他們並未拋棄理想。
加泰羅尼亞第一任總統馬西亞可能是我最敬佩、最欣賞的政府領導人。他是個真正的愛國者，極具勇氣與尊嚴，深受加泰羅尼亞歷史及高貴傳統的熏陶。他原是西班牙軍隊中的一名中校，為了獻身加泰羅尼亞獨立的理想而辭去軍職。有人說他就像堂吉訶德，他從不放棄。他遭到警察追捕和迫害，也因政治活動而遭到監禁，甚至被迫流亡多年。加泰羅尼亞人民敬愛他，各個村鎮都尊稱他為「祖父」，對人民來說，他不僅像個父親，更像是祖父！在一九三一年以前，我從不曾在西班牙的任何選舉中投票，我不在乎那些在君主政體下出來競選的候選人。可是當我聽見馬西亞演講，我告訴自己：這就是我要選的人。我生平第一次為政治選舉投票就是投給他。他相貌英俊，留著一把大鬍子，我們首次見面時他雖然已有七十歲，但是舉止仍舊像個軍人。在他擔任總統期間我常有機會與他見面，彼此相談甚歡。而且他對我是那麼親切有禮，走到門口總是禮讓我先走。他於一九三三年冬天去世，舉國為之哀悼。
在加泰羅尼亞政府中，和我最親密的友人是詩人本圖拉·加索。有幾年，他是馬西亞的親近同事，雖然他的年紀足可當馬西亞的兒子。後來他成為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的文化部長。加索個子矮小，感覺極度敏銳，充滿愛國熱情，總是繫著長長的蝴蝶結。我和他相處極為愉快。他的職業本是教師，很懂得跟兒童相處。他十分瞭解音樂，音樂品味極佳，那對他而言是種本能。
從一件事就能瞭解加索這個人。本德雷爾和巴塞羅那之間有一段路非常陡峭，而且路程相當遠。我每次行經這條路，常想起還沒有汽車或貨車的年代，那時候要把蔬菜、水果和其他物資運送到巴塞羅那，得靠馬匹或騾子拉車。我腦中會浮現出那些可憐的動物奮力爬坡的情景，車伕對他們大吼大叫，還會鞭打它們。我會想到它們的疲勞和痛苦，想到它們何等吃力地執行任務。在高處有間像咖啡館的小店，車伕會在那裡停下來吃點兒東西，給馬匹飲水。有一天，我把這情景描述給加索聽，對他說：「如果給那些動物豎立一座紀念碑，你覺得如何？它們為巴塞羅那帶來如此豐富的物資，並且因此受了那麼多苦。」本身就是詩人的加索想像著一番情景，喊道：「這個想法太好了！好主意！我們就這麼做。」他一點兒也不猶豫，當下就做了決定，並且立刻下令擬訂豎立這座紀念碑的計劃。遺憾的是這座紀念碑最終沒有建成，內戰中斷了這個計劃，一如其他的計劃和希望。
在馬西亞、加索、阿扎尼亞這等人物的領導之下，西班牙掀起了一場真正的文化復興運動。見證此事令人振奮，而更令人振奮的則是參與其中！當受邀擔任政治職務時，我拒絕了，這違反我不任官職的原則。可是後來，我被請求擔任音樂委員會的主席，那是加泰羅尼亞文化委員會底下的一個部門，我欣然同意。我們習慣每週在自治政府開會一次，每次三小時，加索經常出席我們的會議。我們的目標是規劃並組織各種推動加泰羅尼亞文化發展的力量。
從小我就珍愛藝術，而墨菲伯爵讓我瞭解到教育的真正意義，如今我看見全國人民都能獲得藝術和教育，不僅是那些富裕之人，還包括都市裡的窮人和鄉村裡的農民。通過我的樂團和工人音樂會協會，我致力於把音樂帶給大眾，如今這個理想在全國各地各個階段的文化實踐中實現了。建造學校的速度要比在君主政體時快上十倍，在共和國的頭幾年，蓋了將近一萬所新學校！而且許多是蓋在鄉下和文盲居多的地方。在君主政權之下，加泰羅尼亞的學校禁止教授加泰羅尼亞語，只能教授作為西班牙語的卡斯蒂利亞語。剝奪一個孩子學習母語的權利，毀掉他對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豪感，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恥？在共和國時代，這種情況也隨之改變。如今學校教導孩童加泰羅尼亞語，雖然他們也學卡斯蒂利亞語，但是要先學加泰羅尼亞語。學校也教他們鄉土的歷史，包括這片土地上的偉大學者、英雄，以及豐富的文化遺產。如今加泰羅尼亞的旗幟與共和國的旗幟並列，飄揚在加泰羅尼亞上空。
共和國的大規模教堂計劃中，有一個階段特別令我興奮。這一階段由自由教育機構監督，這個機構最初是在十九世紀末由一群大學教授創立，他們因拒絕宣誓效忠「王冠、教會與王朝」而被開除教職。該組織希望能把教育帶進西班牙與外界隔離的落後村莊，領導人是偉大的藝評家曼努埃爾·科西奧。在共和國時期，大學教授和學生開始大力推行此計劃，把戲劇帶到最偏遠的地區，並且協助村民建造學校和圖書館，由他們提供書籍。
在那段非比尋常的日子裡，藝術家、教師、所有把文化帶給民眾的人，都受到政府機關的特別禮遇。我自己也受到極大的關切。在我一生中，曾得到各國政府所頒贈的榮譽，他們待我十分周到，事實上，我常覺得自己不配得到這種褒揚。然而，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和西班牙共和政府對待我的親切，給我的愛與關懷，是我不曾在其他國家感受到的。為了我和我的音樂，他們什麼都會去做，為了協助我的工作，他們連最小的細節也不會忽略。不僅政府官員如此，地方政府、工會組織、大學教職員也一樣。我獲頒的榮譽不計其數，多到令我尷尬，我說：「請別再做這種事了，已經太多了。」某些城市，有街道以我命名，像是巴塞羅那那條美麗的林蔭道「帕烏·卡薩爾斯大道」；我受到許多市鎮的公開表揚和市民禮讚。我被稱為巴塞羅那之子，並成為馬德里的榮譽市民。為此而在馬德里舉行的那場音樂會，我記憶尤為清晰。演奏結束後，歡呼聲幾乎能把人淹沒，觀眾似乎永遠不打算離開會場，他們一再鼓掌。然後，漸漸地，觀眾一小撥兒一小撥兒地離去，而總理阿扎尼亞坐在包廂裡繼續鼓掌，直到最後！
我敘述這些榮譽並非出於虛榮，而是因為它們顯示出共和國對文化的態度。當時我深受感動，因為這是人民的愛，對我來說，這是至高無上的榮譽。
在君主政體時代，王室家族待我極其親切，但這份溫情不見得也反映在政府官員的舉止上。舉例來說，當我巡迴演奏抵達某個異國城市時，不曾有西班牙王朝的代表，無論是大使還是領事，到車站迎接我。可是在共和國時期，當我到外國去，只要我造訪的城市有西班牙大使館或領事館，我總會發現大使或領事在車站等我，而且他們會提供一部車供我使用，在我停留期間盡可能地協助我。我的意思並非是自己像個顯赫的貴賓，正好相反，他們讓我覺得自己是家庭的一分子。
事實上，當時我為了加泰羅尼亞的事務十分忙碌，因此不像從前那麼樂於到國外旅行。不過，有一趟旅程是我特別樂意的：一九三四年秋天前往蘇格蘭。就在那趟旅程中，我與阿爾伯特·史懷哲首次相遇。我們兩人均受邀去接受愛丁堡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我的老友唐納德·弗朗西斯·托維爵士當時在那所大學擔任音樂教授，他邀請我指揮愛丁堡的裡德交響樂團，樂團首次演出的是由他作曲並獻給我的一首大提琴協奏曲，這個優秀的樂團由他創立並擔任指揮。托維是我們那個時代最偉大的音樂學家，在我認識的人當中，他在音樂方面的知識無人能及，除此之外，他還是個出色的作曲家。他還是個極其優異的鋼琴家，在某些方面是我聽過最好的。我認為托維是史上最偉大的音樂家。
我熱切期待與史懷哲的會面。我不僅熟悉他關於巴赫的文章，對他這個人也極為佩服。在愛丁堡那一次，有好幾場公開和私人的音樂會，我所演奏的巴赫讓史懷哲非常興奮。他懇請我留下來，因為他想聽更多的巴赫，可是我無法停留，因為還有其他預定行程，最後一場演出結束我就得去趕火車。我收拾好行李，匆匆沿著走廊離開，此時我聽見身後有跑步聲。我回頭看，是史懷哲，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他看著我，帶著那種動人的表情，反映出此人極大的同情心。「如果你非走不可，」他說，「那麼至少讓我們親暱地道別。」他說的是法文，「讓我們在別離之前以暱稱來稱呼彼此。」[2]我們互相擁抱後道別。
從那一天起，我們便保持著密切聯繫。我們之間相隔遙遠，史懷哲大部分時間都在他創立的蘭巴雷內[3]醫院，我們後來只見過兩次面。但我們經常通信，二戰之後，我們共同致力於阻止原子彈試爆，並且警告世人核武戰爭的可怕威脅。
史懷哲真是個了不起的巨人！他確實是這個世界的良知。即使在我們這個苦澀的時代，單是想到他就足以讓人對人性懷有希望。
西班牙共和國的領導人知道在某些事情上我跟他們意見不同，我也毫不猶豫地表達出這些歧見。他們知道我雖然擁護共和政體，但我仍舊跟西班牙王室家族有親密情誼，他們尊重我的情感。在共和國建立幾年之後，馬德里市政廳辦了一場向我致敬的晚會。參會的人很多，政府高級官員也有到場。那是個美好的慶祝活動，一如這種場合的慣例，有許多人致辭。巴塞羅那市長發表了主要演講。慶祝活動結束時，他們請我講幾句話。我不喜歡演講，但他們之前所說的話讓我深受感動，我想要表達心中的感受。我說起在本德雷爾的童年經歷以及我音樂生涯的早期時光。我告訴大家我在馬德里求學的歲月，還有我們母子所住閣樓上的鄰居：那個鞋匠、那些製作雪茄的工人、那個在王宮工作的門衛。接著我說起在王宮度過的時光，以及我對阿方索國王仍然懷有的深刻感情。「我能有今天，我作為音樂家所獲得的成就，」我說，「要感謝克裡斯蒂娜王后，我對她的感謝遠非言語所能表達。她就像我的第二個母親，我會永遠懷著敬愛想起她。」我的話語被掌聲打斷，全場觀眾都站了起來。是的，就連那些政府官員也站起來鼓掌，那些曾經用生命反抗君主政權、為了共和國而奮鬥的人。而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些心胸寬大的人，他們接受全部的我。當他們鼓掌時，我哭了。我哭泣是因為他們的愛與諒解，也因為我以身為他們當中的一員而自豪。
西班牙共和國成立時正碰上全球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共和國的頭幾年是經濟大蕭條時期。到處都是失業、飢餓與絕望，災難在許多國家上空盤旋。在德國，民眾在絕望中轉而支持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烏雲開始在歐洲擴散。然而在西班牙，民眾的情緒高昂且充滿希望。我並不是說共和國是個萬靈丹，也不是說共和政府不曾犯錯，它是犯了許多錯誤。哪個政府不犯錯？此外，在共和政府擔任官職的知識分子也許過於理想主義，不夠實際。就我個人而言，我一向更重視原則而非實際。可是不管有什麼樣的問題，我們都在向前進。西班牙人民也知道。
然而，有一夥人的感受不同，他們就是從一開始即反對共和政府的那股保守勢力。他們強烈憎惡民主改革以及自身特權的削弱，密謀反對共和政府，利用共和政府的每一個弱點。一九三四年，這批人重新獲得一點兒政治力量，他們便無情地加以利用。在戈代德將軍和佛朗哥將軍的指示下，軍隊引進了摩爾人部隊和外籍兵團，用來鎮壓在阿斯圖裡亞斯罷工的礦工，屠殺了許多工人。當西班牙人民在新的選舉中再度把票投給共和政府，那股保守勢力和法西斯黨人的陰謀更為強化，有挑釁、暴力、殺戮之舉，外加陰謀詭計。有時讓人覺得這個國家像座沸騰的火山。
一九三六年夏天，這座火山爆發了。當時我在巴塞羅那，準備指揮一場音樂會。巧的是，該場音樂會就在蒙特惠奇宮音樂廳舉行，五年多以前，我就是在那裡指揮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慶祝共和國宣告成立。而我將再度指揮《第九交響曲》，這一次是在政府的一場慶典上，典禮名稱是「慶祝世界和平」。最後一次排練是在七月十八號晚上，在加泰羅尼亞合唱團的音樂廳。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天。那天上午，收音機裡傳來馬德里的消息，說摩洛哥有一場軍事叛變，由法西斯分子的幾位將軍主導，據說他們正計劃在西班牙展開一場全國性的叛變，打算推翻共和政府。那天，巴塞羅那的氣氛越來越緊張，謠言滿天飛。有些人說由法西斯軍官率領的部隊已經在好幾個城市發動叛亂。沒有人知道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天黑之後，幾條大道和廣場上擠滿了人：士兵、民防軍、穿著工作服的工人。到處是激動的群眾，有男有女。每個人的收音機都開著。從街道上架設的擴音器裡，政府向民眾廣播：「不要關掉收音機！保持冷靜！叛國者在散播謠言，企圖製造恐懼和驚慌！繼續收聽廣播！共和政府掌控了局勢！」
我穿過躁動不安的街道，前往加泰羅尼亞合唱團的音樂廳排練。我們練完了前面三個樂章，正打算排練終曲樂章，我剛把合唱團喚上舞台演唱那首合唱曲，此時一名男子衝進音樂廳，遞給我一個信封，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這是加索部長要我送來的。城裡隨時可能發生叛亂。」我讀著加索捎來的訊息，他說我們應該立刻停止排練……所有的樂師應該馬上回家……次日的音樂會取消。
那位信差告訴我，加索寫完這封短信，叛亂已經在馬德里發動，法西斯分子的部隊此刻正朝著巴塞羅那行進。
我把那封短信大聲讀給樂團和合唱團聽。然後我說：「親愛的朋友，我不知道我們何時能再相聚。我們要演奏終曲樂章，向彼此道別嗎？」
他們大聲喊道：「好，讓我們把終曲演奏完！」
樂團和合唱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演奏、合唱：「在你溫柔的羽翼下，四海之內皆兄弟！」
我泫然淚下，樂譜在我眼前模糊起來。
曲畢，我告訴那些就像家人的親愛的朋友：「和平重降我們國家的日子將會來臨。等到那天，我們將再次演奏《第九交響曲》。」
然後他們把樂器裝進盒子，我們全都離開了音樂廳，走上街道。群眾正在街上架設臨時防禦工事。
法西斯分子在巴塞羅那發動的叛亂，一天之內就被平息。這不僅是忠於共和政府的部隊的努力，也是城裡的勞工的努力。這些加泰羅尼亞勞工絕大多數沒有武器，當槍彈在街道上嗖嗖飛過，他們站在士兵身旁，拾起傷亡士兵的武器。在有些地方，他們赤手空拳地衝過去，攻下法西斯分子架滿機槍的堡壘。工人駕著卡車衝進建築物，把門撞破。廣場和街道上到處都是死傷者。不過，到天黑時，政府軍隊完全掌控了整座城市，法西斯分子的指揮官戈代德將軍和所有隨行人員都被俘虜，戈代德將軍是當天上午搭乘水上飛機在港口降落，領導巴塞羅那的叛變的。加泰羅尼亞總統康帕尼斯說服戈代德將軍通過收音機講話，告訴他的屬下他已經被俘，繼續戰鬥已經沒有意義。
第二天早上，我們從馬德里電台得知馬德里和許多其他城市的叛變也已經被平定。廣播說，在某些地區，法西斯分子暫時奪取了權力，據說佛朗哥將軍已經從摩洛哥率領外籍兵團和摩爾人部隊在西班牙登陸。可是大多數人都覺得那場叛變已經失敗，認為共和政府在短時間之內將重新掌控全國。當時我們還不知道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即將把大量槍支、坦克、飛機和幾萬大軍運到西班牙來支持佛朗哥。我們也無法想像，由於英法等國的《不干預協定》，西班牙共和國經過民主選舉而成立的合法政府竟無權取得武器。
凡是戰爭都很可怕，內戰最為可怕。那是鄰人反目、兄弟鬩牆、父子成仇。接下來那兩年半，折磨我親愛祖國的就是這樣一場戰事。那是一場噩夢，充滿無盡的恐怖，共和國的輝煌成就浸浴在血海中。這個國家最優秀的年輕人喪失生命，無數婦孺慘遭不幸，幾十萬人被迫流亡，這樣的人類苦難實在無法估量。
在巴塞羅那局勢平息之後的那幾個星期，叛亂發展出駭人的情況。雖然叛亂已被平定，暴力事件卻根本沒有結束。許多人被這場反叛激怒，也為市民同胞之死而憤慨，現在他們想要報復，不顧社會法律而逕自行動。有些人行為失控，尤其是那些無政府主義分子，他們的活動很激烈，不僅草率地處決了確切的共和國敵人，也處決了那些他們懷疑是同情法西斯分子的人。他們燒燬教堂，打開監獄，使得罪犯和青年流氓幫派在城市和鄉村闖蕩晃蕩、搶奪劫掠。政府權威瓦解，隨之而來的是一段混亂時期。
情勢發展令我驚駭。我到自治政府去，敦促他們採取最強烈的手段來制止這些人。「現在發生的事無可容忍，」我說，「這是可怕的犯罪行為，可怕的不公不義。無數的無辜人民在受苦。例如，在本德雷爾，無政府主義分子和其他人奪取了全部車輛，病人無法及時獲得醫療救助。你們必須派士兵去重建秩序。」
他們告訴我：「我們正在努力，可是局部形勢有點兒失控。」
「你們在破壞共和國的好名聲，」我說，「如果你們控制不了局勢，就應該辭去政府職務。」
他們說：「如果是這樣，那麼加泰羅尼亞就沒有政府了……」
我到無政府主義分子的總部去。那些人那麼奇怪！他們恭敬地聽我說話，可是我覺得他們並不明白我在說些什麼。他們認為自己的行動完全正當。他們當中有許多是「哲學無政府主義者」，反對政府當局，毫不遵守法律。「人民是唯一的法律。」他們對我說。說也奇怪，在某些方面，我覺得這些人就像小孩子。
有一天，我正在聖薩爾瓦多的家裡練習大提琴，兩名武裝男子衝進我練琴的房間，說：「我們前來逮捕雷儂先生！」雷儂先生是個巴塞羅那商人，在附近擁有一棟度夏別墅。我告訴那兩個人他不在我屋裡。他們走了。沒多久他們又回來，押著我的鄰居，他的妻子站在一旁哭泣。他們對我說：「我們想用你的電話打到本德雷爾去，要他們派一輛車來。」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他們可能打算處決我的鄰居。我說：「只有我可以使用電話，你們不行。你們不能把這個人帶到其他地方去。」他們對我怒目而視，在那一刻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做。他們似乎感到有點兒不自在，說是奉了本德雷爾鎮長的命令行事。我打電話給鎮長。從我的語氣他聽得出我有多生氣。他說：「噢，那兩個人一定是弄錯了。我是指示他們去另外一個地方。」我把鎮長的話告訴那兩個人，請他們離開我的屋子，並且把我的鄰居留在這兒。他們顯然氣壞了，但還是走了。這件事可以證明在那段日子裡「正義」往往是如何實行的！
這類事情不僅發生在加泰羅尼亞。全國其他地區，政府的權威也在瓦解。政府發言人、工會領袖和知名人士通過廣播向民眾發出呼籲，力勸他們不要自行執法，要尊重政府權威。可是好幾個星期之後，政府才真正重新掌控局勢。
當然，在每一場戰爭中，雙方都會採取暴行，事實上，還有什麼暴行大過戰爭本身？可是說到西班牙內戰，有一件事要說清楚。發生在共和政府控制地區的那些暴行並非出自政府指示，而是那些不負責任、無法控制的人的行為，他們利用了那場混亂。政府對這些暴行深感遺憾，並採取措施加以制止。
然而，在法西斯分子那一方，情況截然不同。法西斯分子的領袖沒有試圖制止暴行，反而在他們的統治區鼓勵殘暴的鎮壓和迫害行為。在法西斯分子那一方，恐怖行為是官方政策的一種工具。他們有系統地計劃並實施恐怖行動，不僅在其軍事政府統治下的布爾戈斯、巴達霍斯、塞維爾和其他城市施行駭人的集體處決，還不斷瘋狂轟炸巴塞羅那、馬德里和其他在共和政府掌控下的平民中心。那些可怕的轟炸往往是由德國飛機或意大利飛機執行，成千上萬無辜的男女老幼因此喪命。這是歷史上頭一次飛機轟炸，畢加索運用象徵手法在他那幅名畫《格爾尼卡》中表現出轟炸的情景。而且這預示著世人將在二戰中再次悲慘地面對轟炸，它們是納粹「恐怖政策」的表現。
我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個音樂家。然而，說到西班牙內戰，一個決定性的問題，一件簡單的事實，當時對我而言再清楚不過。那些試圖以武力推翻一個由普選產生合法政府的人要為這場戰爭負責，由於陰謀起初未能得逞，他們便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求助。我想，這個問題如今已無須爭辯。當軸心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費了一番功夫去解釋西班牙內戰的意義。但我得說，當時我對於西班牙內戰的意義並無困惑。那時我堅信，哪個政府應該存在，應該是由人民的選票來決定，而非由軍事叛變者的槍彈來決定，如今我仍舊這樣想。對我而言，支持西班牙共和國是原則問題。在良知上，我怎麼可能不這麼做？
我擁有的武器一向就只有我的大提琴和指揮棒。內戰期間，我竭盡所能地用它們來支持我信奉的理想——自由與民主的理想。我成為援救西班牙民主音樂家協會的榮譽主席，該協會在美國成立，成員包括謝爾蓋·庫賽維茨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作曲家維吉爾·湯姆森、小提琴家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和樂評家奧林·唐斯。我四處旅行，在歐洲、南美洲、日本舉辦慈善音樂會，為籌措食物、衣物和藥品募款。到國外去，我的心情並不輕鬆，我覺得自己應該留在家鄉，與同胞共擔可怕的苦難。加索和其他人堅持認為我在國外能給國家更多的幫助。有時候我認為他們是想保護我，我跟他們爭辯，但他們說服了我。我在國外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懷著錐心的痛苦。我在報上讀到那些蹂躪國家的戰役，陷入烽火之中的市鎮，遭到圍困的城市裡的飢餓兒童。在演奏之時，我知道炸彈正被投放。夜裡我無法入睡。當我跟別人說話時，我常常覺得說話的彷彿是另外一個人，我並不在場。音樂會結束後我會在街道上踽踽獨行，心情沉痛。
我定期返回西班牙，每一次我都能看見飽受戰爭摧殘後令人心痛的可怕痕跡。巴塞羅那大片地區成為廢墟，到處都是建築物的殘骸。大批難民擁進城裡，食物極為短缺。我在醫院、劇院，以及收容無家可歸的兒童的機構舉辦了音樂會。兒童的處境最為淒慘，令人不忍目睹。成千上萬的孩童無家可歸，成為孤兒，另有成千上萬的孩童在無止盡的空襲中受傷、死亡。光是巴塞羅那，就遭受了幾百次大型轟炸。有一次，接連三天不曾中斷，法西斯分子的飛機每隔三小時就來轟炸這座城市。當時巴塞羅那人民連一架能用來自衛的飛機都沒有！而且也沒有真正的防空洞，根本無處躲避那些炸彈！
有一次，我在裡塞奧歌劇院指揮一場排練，排練過程中炸彈開始在附近落下。整棟建築都在晃動，樂師四下逃散，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我在舞台上拿起一把大提琴，開始演奏一套巴赫組曲。那些樂師陸續回到座位上，我們繼續排練。
人民的士氣是奇跡。這不僅表現為士兵奮戰時的英勇，還表現為城裡各個街區普通男女的英勇。他們以何等勇氣和尊嚴來做他們的工作！那有如史詩般壯闊……「別讓敵人通過」這句話掛在人人嘴邊。每個人都知道「寧可挺立而死，不屈膝而生」這句名言。這句話跟法西斯分子阿斯特賴將軍那句惡名昭彰的祝頌語「死亡萬歲！」形成多麼強烈的對比，就是這位將軍建立了西班牙的外籍兵團。
我親身經歷的兩段插曲就道盡了佛朗哥部隊和共和政府軍隊之間的基本差異。
第一個插曲是關於萊諾將軍，他是佛朗哥的助手，也是法西斯分子文宣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對法西斯分子來說，他就如同納粹政權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他令人厭惡，是個墮落之人。戰爭期間，他經常從塞維爾發出廣播，那裡由他指揮。他的廣播往往是針對共和政府統治區的人民，充滿了粗鄙的言辭和醜陋殘忍的故事，一種低級幽默。他還會發出威脅，即關於佛朗哥麾下的摩爾人部隊會對支持共和政府的婦女做什麼樣的事。他就是這種人！
一天夜裡，我聽見萊諾提起我。他說：「那個卡薩爾斯！我來告訴你們，如果我抓到他的話，會怎麼處置他。我會讓他無法再興風作浪。我會把他的手臂從肘部砍斷，兩條手臂都砍斷！」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那群助手哄然大笑，他們經常在他廣播時圍坐在他身邊。這個故事牽涉到我純屬偶然，這顯示出那些法西斯分子的心態和他們對待文化的態度，尤其顯示出他們缺少人性。這種態度就跟納粹的態度一樣，就像戈林元帥所說的：「聽到『文化』這個字眼，我就伸手去掏手槍！」
第二個插曲和共和政府有關，事情發生在那場戰爭極為關鍵的一個階段，一九三八年秋天，當時局勢對忠於政府之士越來越不利。有一天，加索問我願不願意在一場為兒童援助協會舉行的特別音樂會上演奏，那場音樂會將通過收音機廣播出去。我說當然願意，但起初我並不知道政府在計劃些什麼。他們在收音機和報上宣佈我將會演奏，也宣佈音樂會進行的那兩個小時裡，共和國統治區將全面停止工作！工廠裡的工人將放下他們的工具，政府辦公室裡的活動將會停下，所有的事情都先停下來，讓人人都能聆聽音樂！對我而言，那場音樂會具有深刻的意義。它顯示出奮力求生的男男女女在面臨最嚴重的危機之際，能夠找出時間來展現他們對藝術與美的愛。那證實了人類不可屈服的精神。
那場音樂會於十月十七日下午在裡塞奧歌劇院舉行。音樂廳裡擠滿了人，觀眾中有許多士兵，他們當中很多人受了傷，還躺在擔架上。政府內閣的所有成員都在場，包括總統阿扎尼亞和總理內格林，還有高級軍官。我演奏了兩首大提琴協奏曲，一首是海頓的作品，另一首則是德沃夏克的作品。中場休息時，我通過收音機向世界上的民主國家發出一則訊息。我用英語及法語說：「不要犯下任由西班牙共和國被謀殺的罪行。如果你們允許希特勒在西班牙獲勝，你們就會是他的瘋狂的下一個犧牲品。戰爭將會蔓延到全歐洲，全世界。請來幫助我們的人民！」
唉，那則訊息無人理會。在英國仍是張伯倫政府執政，他們剛與希特勒簽訂了《慕尼黑協定》，並不想觸怒他。英法兩國絕大多數人民都渴望支持西班牙共和國，可是《不干預協定》仍舊拒絕向我們提供武器。幾千名美國青年組成了林肯旅志願軍，加入國際旅志願軍，為了西班牙的民主而戰。可是由於對西班牙的武器禁運政策，儘管羅斯福總統對我們表示同情，但共和政府還是無法向美國購買軍備。許多年後，我讀到羅斯福總統在戰爭結束時對他的內閣成員說，那次武器禁運是個嚴重的錯誤……共和政府只能從墨西哥和俄國買武器，而這些軍備遠遠比不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持續供給佛朗哥的大量人員和物資。因此，戰爭無可避免地走向悲劇性的結局。
有時候我會被問到，假如當初西方民主國家出手幫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結局會怎樣？能否阻止二戰發生？當然，歷史無法重寫，但是很顯然，希特勒也許會在可怕的戰爭發生前就得到阻止。我們知道，當他吞下一個又一個歐洲國家時，他就應該被阻止。西班牙顯然是最後的機會。而歷史肯定會記載一件事：是西班牙人民最先拿起武器來捍衛民主，對抗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西班牙人民的犧牲和英勇給世人做了示範，熱愛自由之人切莫忘記在西班牙參與那場孤單慘烈之戰的男男女女。我沒有一天不想到他們。那些親愛而高貴的朋友，不管是生還是死，他們永遠與我同在。
內戰快結束時，發生了一件我人生中最不尋常的事。巴塞羅那隨時會被攻陷，佛朗哥的部隊集結起來要大舉進攻，整座城市遭到意大利飛機的持續轟炸。就在這種情況下，巴塞羅那大學校方捎信給我，通知我他們想在學校解散前頒給我榮譽博士學位，作為校方的最後一項舉措！我被匆匆護送到大學去。教職員集合起來參加我接受那張證書的典禮，他們當中許多人也有妻兒要撤離，已經沒有時間把證書印出來，那張證書是手寫的。這樣的榮譽有可能用言語來致謝嗎？
幾天之後，我在聖薩爾瓦多跟兩個弟弟和他們的家人道別，離開故鄉前往法國。那是三十多年前了。從那之後，我就流亡在外。
[1] 西班牙第二共和國（1931-1935）是西班牙歷史上第二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領導均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時期。
[2] 法文中，第二人稱有敬稱與暱稱，使用暱稱意味著彼此的關係有大進展。——譯者注
[3] 加蓬西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