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鳥曾喑，一朝齊鳴。
我有很長一段時間生活在戰爭中，自從西班牙內戰爆發以來，幾乎已經過了十年，當和平終於降臨歐洲時，真像是一場夢。法國舉國歡慶，大家陶醉在勝利和自由的氣氛裡。一夕之間，我的處境有了很大的改變！彷彿人人都恨不得多為我做點兒什麼，行程排滿了訪問、接待、各種機構贈予的學位、豪華的盛宴。在那些宴席上，有時我會想到，就在幾個月前，為了此時桌上吃剩的半條麵包，我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走在祝福我的群眾中，不管我去到哪兒，那兒都飄揚著加泰羅尼亞的旗幟。法國政府頒給我榮譽軍團大軍官勳章，好幾個法國城鎮封我為榮譽市民，其中之一就是佩皮尼昂。當地報紙以大標題歡迎我，之前我敲響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鍾時，污蔑我是惡棍和刺客的也是這份報紙！
我固然深深感激這些慇勤的關懷和友好的表示，但我的心裡卻被別的事情佔滿。我那些流亡在外的同胞迫切需要幫助，他們或是從集中營獲釋，或是從德國的奴工營歸來，沒有幾個人有能力維持生計。許多人或病或殘，處於半飢餓狀態。成千上萬的法國人的處境也很悲慘，衣食無著、無家可歸。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舉行慈善演奏會，為了救援西班牙難民，也為了紅十字會和其他類似機構。我去一些城鎮拜訪為西班牙孤兒設立的孤兒院，那些幼小的身影，每一個都代表著一出悲劇。看著他們憂傷的眼神，誰能夠為了自己的幸運感到安慰？祖國那些囚滿了我的同胞的監獄也常縈繞在我心頭。為了戰勝法西斯主義，幾百萬人奮戰、犧牲，如今我最渴望的是看見我的同胞掙脫法西斯的暴政，重獲自由。
一九四五年六月，我受邀前去英國訪問。距離我上一次造訪這個可親的國家，似乎已經過了一整個時代。你可以想像得到我多麼期待見到我那些老友！當我去法國的英國航空公司購買機票時，對方說：「什麼？你打算付錢嗎？這絕對不成！你是我們的貴賓！」在倫敦機場，當我把行李提交海關檢查時，海關人員露出微笑，搖搖頭。他們不打算檢查我的東西。
雖然我知道納粹轟炸過倫敦，但此刻所見的慘況仍令我難受。建築物的殘垣斷壁，巨大的彈坑和成堆的瓦礫，整片街區蕩然無存。這一切都讓我想起我在巴塞羅那目睹的轟炸。然而，又一次，就在英國的廢墟之間，我發現再多的轟炸也毀不掉人類的精神。從英國人的談話中，你絕對想不到他們經受的嚴酷考驗，他們根本不提做出的犧牲和遭受痛苦。事實上，他們似乎煥發出樂觀的精神和愉快的心情。我知道這不僅是因為他們贏得了一場重大的勝利，也是因為任何事都無法擊倒這樣的人民。
在《倫敦愛樂新聞》的一次訪談中，我說了一段話，表達我對英國人民的尊敬與愛。我提到在納粹佔領區時，我們是如何依賴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字一句，而倫敦對我們來說就是自由之都。「今天，」我說，「倫敦是希望之都。」我說到另一件我所關切的事，即英國音樂家在戰爭期間扮演的光榮角色。我對倫敦愛樂管絃樂團的成員說：
「我在比利牛斯山小小的避難所，時時刻刻關注著偉大的英國所經歷的一切，我認為你們這個頂尖交響樂團和獨奏家創造的無數成就，就跟貴國政治與軍事領袖的行動一樣重要。我知道各位在敵軍轟炸之下，從一個城鎮到另一個城鎮演奏，維持偉大的音樂於不墜，我也知道，戰時的苦難歲月為那些音樂大師的作品培養出幾百萬名新聽眾。
「我在英國好幾個城市舉行過演奏會。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舉行的那一場。我上一次跟管絃樂團合奏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的琉森音樂節，當時的指揮是阿德裡安·博爾特爵士。如今時隔六年，他再度指揮。音樂廳裡坐滿幾千名觀眾，而擠在外頭的人似乎還要多。我演奏舒曼和埃爾加的大提琴協奏曲、返場曲，我還演奏了一首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當我演出結束離開音樂廳時，街上的群眾是那般擁擠，警察費了好些時間才得以讓我乘坐的車通行。我不急，我可以在那些神采煥發的人群中待上幾個鐘頭！
「那愉快的一晚有件事尤其讓我記憶深刻。音樂會結束後，一位老先生在舞台門邊等我，他蓄著白鬍子，身披飄垂的斗篷。『你還認得我嗎？』他說。那不是別人，正是我的老友，大提琴家魯維奧！我跟他初次見面是在將近六十年前，我那時還是個十一歲男孩，在巴塞羅那的托斯特咖啡館演奏。『對，』他說，『那一夜我告訴阿爾貝尼茨，總有一天，這個小傢伙會造成轟動！』
「在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那場音樂會之後幾天，我受邀去英國廣播公司的播音室演奏，並通過廣播向我那些在加泰羅尼亞的同胞說幾句話。演奏完畢，我湊近麥克風，起初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一刻令我難以承受。我點燃了煙斗，稍微平復了心情，幫我找回心中的聲音。『我的思緒飛向你們，我親愛的同胞，不管你們是流亡在外，還是在我們所愛的故國。』我說，『我從卡尼古山下的隱居之處——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邊——來到此地。首先我想要謝謝慇勤接待我的英國主人，他們面對戰爭的殘酷考驗，展現出如此的英雄氣概，凡是珍惜自由與正義之人都應該感謝他們。如今我們期望他們能維持和平，重建歐洲的道德。』」
最後我向我的同胞說了下面這段話：「你們現在聽見的是我們那首古老的旋律《白鳥之歌》，我希望這能夠表達我們對加泰羅尼亞的愛。這份情感讓我們以身為她的子民為榮，並且將我們緊緊相系，如今這份情感讓我們一起合作，並結為兄弟團結在一個信念之下，為了和平的明日，那時加泰羅尼亞會重新成為加泰羅尼亞。」
然後我演奏了《白鳥之歌》，那首喚起人們美好回憶的加泰羅尼亞民謠。從此，在每一場音樂會結束時我都會演奏這首曲子。
返回普拉德之後，一段插曲喚起了我對戰時最黑暗的日子的回憶，令人悚然心驚。一天上午，我在小屋裡，前門響起敲門聲。我打開門，站在那裡的是柯爾托。
見到他讓我感到萬分痛苦，那段悲傷的過去突然浮現在我眼前，彷彿一切就發生在昨天。我們站在那裡，彼此相望，沒有說話。我示意請他進我房間。
他囁囁嚅嚅地說起話，眼睛看著地板。他蒼老了許多，看起來非常疲憊。起初他嘗試為自己所做的事找借口，但我阻止了他。
然後他衝口說出：「是真的，卡薩爾斯，他們說的是真的。我是個通敵者，我跟德國人合作。我很羞愧，羞愧至極。我是來請求你原諒的……」他再也說不下去。
我也覺得很難說些什麼。我告訴他：「我很高興你說了真話，正因為這樣，我原諒你。讓我們握手吧。」
那年十月為了另一次巡迴演奏，我又去了英國，為在戰時英勇殉國的皇家空軍飛行員遺族籌募基金。那是我對這個高貴的國家表示感激的一點兒小小心意。
自從德國被擊敗，轉眼過了快六個月，然而，就在這短短的時間裡，已經有理由讓人為戰後的世界深深擔憂。在廣島和長崎瞬間毀滅了幾十萬人性命的原子彈為全人類的未來蒙上了陰影。
那年夏天我到英國各地旅行時，也有其他的發展令我深感不安。在戰時的黑暗歲月中，我渴望勝利，這意味著法西斯主義的終結，意味著那些受其奴役的國家將重獲自由。可是如今，強大的勢力似乎在阻撓聯合國達成曾誓言之目標。雖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被擊潰了，但是他們在西班牙扶植的法西斯獨裁政府卻仍然掌權。更明顯的惡兆是，如今其他國家對佛朗哥政權表示出和解之意。政壇的重要人物談起佛朗哥時還帶著敬意，報上文章也稱讚佛朗哥的成就。我自問，難道西班牙人民注定要繼續活在法西斯分子的統治之下？最早拿起武器對抗法西斯主義的西班牙人民怎麼辦？還有那幾十萬名難民，包括那些和盟軍一起奮戰的難民，他們原本相信盟軍的勝利意味著民主將重返西班牙，難道他們將被迫永遠流亡？這樣的背叛令我心寒，可是四面八方顯現的證據越來越多。英國政府高官和其他具有影響力的人士試圖安撫我。他們說，我必須瞭解外交事務的複雜，在事情演變期間我得有耐心。這類勸告更加深化了我的恐懼。
在這個著急的時刻，我決定必須採取行動，明確表示我抗議對佛朗哥的任何姑息，並表示我完全站在受苦同胞那一邊。當我的同胞處於如此不幸中，我還能繼續在音樂會上接受喝彩和領獎嗎？當我受邀去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接受榮譽學位時，我回復：以英國目前對待西班牙的態度，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榮譽。我宣佈取消未來所有在英國的演出，預定十一月在利物浦舉行的音樂會是我在英國的最後一場演奏。我是懷著憂傷的心情做出這樣的決定的，但是在那種情況下，我不能妥協。
有一些朋友試圖說服我重新考慮，或者至少先不做任何決定。我在英國巡迴演奏時，令人讚佩的鋼琴家瑪麗·海絲女爵和我一起演出了好幾場音樂會，她勸我去見國王喬治六世的秘書，並且替我約好會面的時間。我們的會晤在白金漢宮進行。我告訴國王的秘書，英國和聯合國其他成員國有明確的道德義務讓西班牙恢復民主，我也暗示他《不干預協定》在佛朗哥推翻西班牙共和政府一事上的災難性作用。國王的秘書恭敬地留心傾聽，並向我保證會把我的意見轉達給國王。然而我心裡知道，那是徒然的。
回到巴黎，我收到克裡普斯爵士的一封電報，他當時跟工黨政府關係密切。他邀請我會面。然而那時我已過於疲憊，對進一步討論不抱希望。「我們無法互相理解，」我回復，「我們會各說各話。你會談起政治，我要談的則是原則。」
在法國，我又舉行了幾場慈善音樂會。我仍舊懷著希望，希望哪個政府信守他們對西班牙人民的承諾。可是，唉，事情越來越清楚，主導他們對西班牙政策意向的是政治利害關係，而非聯合國的人道法則。不久之後，我宣佈，在民主國家改變他們對西班牙的態度之前，我不再公開演奏。
我回到普拉德隱居，等於再一次開始流亡生活。我不能說這樣做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我知道在這個慣於損人利己的世界，我的行動根本影響不了各國的決定，畢竟，這只是一個個體行動。可是我還能怎麼做呢？人必須活得心安理得。
為了表示抗議，出於自己的意志，我回到普拉德避居，你可以說此舉讓我成了與世隔絕的藝術家，但是在之後那些年裡，我從未真的孤單。與德軍佔領法國期間不同，法國被佔領時，我跟世界的聯繫完全被切斷，如今我則跟世界保持密切的聯繫。的確，我不再在舞台上讓我的樂器發聲，但我一直擁有它的陪伴，也有那些來普拉德看我的親愛友人的陪伴，還有那些從其他國家寫信給我的朋友相伴。事實上，許多寫信給我的人我從未見過。遙遠的距離將我們分隔，但我覺得我們跨越了海洋彼此擁抱。
從他們那兒，我得到了那麼溫暖我心的支持！一九四六年冬天，我過七十歲生日時，他們借此機會表達對我的支持，令人難忘。在那一天，來自世界各地，如日本、巴勒斯坦、美國、捷克、非洲國家的祝賀湧至普拉德這個小村鎮，有信函、明信片、電報等各式各樣的形式。成百上千的賀詞——來自藝術家、工會成員、作家、學者、教士、西班牙難民，以及西班牙內戰中的林肯旅志願軍！在來自蘇聯的祝賀中，有一封親切的電報——由普羅高菲夫、蕭斯塔高維奇、哈察都量和其他蘇聯作曲家、音樂家共同簽名。有人告訴我，在墨西哥和其他國家，廣播電台整天都在播放我的演奏錄音。
那天晚上，在普拉德的小屋裡，我聽到英國廣播公司播送的音樂會節目，這節目由我在英國的友人籌辦。節目開始時，博爾特爵士對我說了一段話，借此表達英國成千上萬名音樂家與愛樂者對我的祝福。他談起我們的友誼始於十多年前，那時他還是個年輕人，在利物浦指揮一場音樂會，由我演奏舒曼的大提琴協奏曲。他說後來他去巴塞羅那研究我的指揮方法，以及自世紀交接之後我在英國舉行過的許多場地音樂會。他這番話是如此親切，彷彿就坐在我房間裡對我說話。「大師，」他說，「此刻我們跟許多朋友一起在播音室裡，包括五十位大提琴家。我們多麼希望你能跟我們在一起！但願你很快就會再次來到英國。不過，我們知道你的精神與我們同在。我們將在你的老朋友巴畢羅利的指揮下，演奏一首短曲。借由演奏這段音樂，把我們的心意傳遞給身在普拉德的你。」
然後，巴畢羅利指揮那五十位大提琴家，演奏了我在一九二七年為倫敦大提琴學校的學生所寫的一首曲子。那是首薩達納舞曲，靈感來自我兒時在本德雷爾所見到的節日慶典，伴著傳統管樂器果拉亞的聲音和村民的歌唱。
第二天我寫了一封信給《泰晤士報》，信中寫道：
自從我在年輕時有幸為維多利亞女王演奏，我從英國大眾那兒獲得許多令人感動的溫情，我將其視為整個藝術家生涯中最為珍貴的收穫。如今，在我七十歲生日時，流亡的我收到來自貴國各地的溫馨祝福，這些祝福是如此之多，讓我必須懇請借由《泰晤士報》來表達我對大家深深的感激。
一個藝術家的生命跟他的理念無法切割。我希望不久之後，世局允許我前往英國，親自表達我對英國人民所懷的情感。
在我隱居至普拉德之後的那幾個月裡，我收到許多來自英國、美國與其他國家的信函，勸我重新考慮退出音樂舞台一事。寫這些信給我的人當然是一片好意，許多人說，為了實踐我實現的信念，我的音樂所能做的要比我的沉默更多。特別是我收到來自美國的慷慨邀約，邀請我去舉辦音樂會，要舉辦幾場任憑我決定，他們會接受我所提出的任何條件。我接到一封特別令我感動的信函，來自以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為首的一群著名知識分子，勸我移居美國。美國政府願意給我一本特別護照。然而，我對所有這些信函的回復都是我固然十分感謝他們的心意，但我仍然認為我有責任留在普拉德。
一九四七年夏天，美國小提琴家亞歷山大·施奈德前來拜訪我，待了幾天。我們一見如故。他生動的幽默感和滿腔熱忱尤其吸引我，有時候，在他說話時，他濃密的頭髮似乎豎了起來，我覺得他的身體想必很難約束住體內充沛的活力！我們的會面成為一段珍貴友誼的開端，也是我整個音樂生涯中成果最為豐碩的合作關係。施奈德（他的朋友叫他薩夏）是個才華橫溢的音樂家，許多年裡，他的名字跟優秀的布達佩斯絃樂四重奏相連，不僅如此，他還是各種音樂活動的出色籌劃者和發起人，腦中充滿了點子。我深信他在任何領域都會很成功，不管是劇場、政治、商業，還是其他領域。在我們最初的一番談話中，他勸我到美國去舉辦一系列音樂會，他所提出的酬勞是個天文數字。我告訴他：「這不是錢的問題，而純粹是道德問題。」他當然瞭解。
施奈德回美國之後不久，寄給我一份美好的禮物，是他和一些音樂家同行合贈的。那是套四十五冊的巴赫全集，根據巴赫協會編輯的那套原版作品複製而成，裡面有一段給我的感人獻詞，由托斯卡尼尼、謝爾蓋·庫賽維茨基、列奧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保羅·亨德密特、阿圖爾·施納貝爾、施奈德、阿圖爾·魯賓斯坦和其他大約五十位傑出音樂家共同簽名。
不久之後，施奈德寫信給我，說他跟我的老友霍佐夫斯基談過，而霍佐夫斯基想出一個令他非常興奮的提議。霍佐夫斯基提議在普拉德舉行一個巴赫音樂節，由我來指導。施奈德說這肯定不會跟我隱居普拉德的抗議行動有所衝突，說音樂節所得可以捐給佩皮尼昂的醫院，有許多西班牙難民仍在那裡接受治療，也可以捐給任何我想濟助的機構。他想知道像這樣的音樂節，我是否願意考慮。關於一年一度的普拉德音樂節的構想就隨著這封信誕生了。
起初我猶豫著是否該同意。我寫信給施奈德，說有些人也許會誤解我參與音樂節一事。他回信說：「你不能一直讓你的藝術全然無聲。如果你不願意在其他國家公開演奏，那麼何不讓你的音樂家同行從世界各地前來，和你一起在普拉德演奏？你的抗議還是一樣鮮明。」施奈德又說一九五年是巴赫逝世兩百週年，將是舉辦此活動的理想時機。我的疑慮消除了，於是我同意舉辦這個音樂節。想到這能讓我幫助我的同胞，尤其令我高興，我的許多同胞依舊迫切需要幫助。
巴赫音樂節於一九五年六月舉行，施奈德監督所有的準備工作，也應我的要求擔任樂團首席。他安排組織整個管絃樂團，並請到小提琴家約瑟夫·西蓋蒂、艾薩克·斯特恩，鋼琴家霍佐夫斯基、魯道夫·塞爾金和尤金·伊斯托明來擔任獨奏。整個音樂節為時三周，演出曲目包括六首《布蘭登堡協奏曲》、六首《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以及小提琴與鋼琴協奏曲。音樂會將在建於十四世紀的聖皮耶教堂舉行，面對村中廣場。
當音樂節開幕的日子來臨，普拉德的氣氛是何等興奮！整座村莊的外觀為之一變，街道上裝飾著橫幅、綵帶和海報，加泰羅尼亞的旗幟到處飄揚。我常常納悶，這個小鎮和鄰近的村莊怎麼能夠容納參與音樂節演出的那五十名音樂家，還有從法國各地和其他國家前來觀賞音樂會的千百名觀眾。我聽說有些人甚至是從中國來的！當地一個店舖老闆對我說：「今天我們的村莊是全世界的音樂之都！」
第一場音樂會快要開始前，音樂節的一位負責人員問我是否願意對一群加泰羅尼亞人說幾句話。起初我以為他指的是難民，可是他告訴我，不，他們是從西班牙來的。
「可是這怎麼可能？」我說，「我聽說佛朗哥政府禁止西班牙公民穿越邊界來參加音樂會。」
「但他們還是來了。」他說，「他們偷偷徒步越過了比利牛斯山。」
那群加泰羅尼亞人包括音樂家、教授、工人，還有一位主教！有些是我的老朋友，或曾是西班牙的政治犯。那群人中還有一位年邁的牧人，他跟我說：「我帶著我的羊一起越過了山脈。」
音樂節開幕那一夜，村中廣場上擠滿了人。在第一場音樂會開始前，聖弗勒鎮的主教向大家致辭表示歡迎。他請大家在整場演出中都不要在教堂裡鼓掌。然後我奏起巴赫的《G大調無伴奏大提琴組曲》，揭開了音樂節的序幕。
三個星期後，在最後一場音樂會終了時，聖弗勒的主教和佩皮尼昂的主教在觀眾中站起來，開始鼓掌，教堂裡的所有其他人也站起來跟著喝彩。
不久之後，我收到從日本寄來的一個冊子，裡面有數百名日本公民的簽名，他們在東京聽到了巴赫音樂節的演奏錄音。其中一頁的標題是「廣島」，上面滿是幼童的笨拙簽名，四歲、五歲、六歲大的男孩和女孩，在這一頁上寫了這一段話：「我們是在原子彈投下後出生的，而我們已經懂得愛你的音樂。」假如我心中還對自己在巴赫音樂節上演奏一事是否正確而有所疑慮的話，來自日本孩童的這段話也會將其驅散。
大家對巴赫音樂節的反應是那麼自然、那麼熱烈，於是後來決定將在普拉德舉行一年一度的音樂節。施奈德再次同意監督一切安排事宜。第二屆音樂節在佩皮尼昂舉行，在馬洛卡國王的古老宮殿裡。那次音樂節也大獲成功。原來預期將有一千人來參加，結果來了將近兩千人。下兩屆的音樂節在聖米歇爾德古薩修道院的廢墟裡舉行。在德軍佔領法國期間，我和加索就是去那座修道院敲響了鐘，以表示加泰羅尼亞人的愛國精神。這一次，沒有人因為我在這座修道院裡奏樂而指責我是無政府主義者或是刺客！
那之後的每一屆音樂節都在普拉德的聖皮耶教堂舉行，就是第一次舉行巴赫音樂節之處。
我最後一次參加這個音樂節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在我九十歲生日前不久。許多親愛的朋友從各國前來向我祝賀，他們的到來讓我深深感動。
音樂節開幕的前一天是星期天，加泰羅尼亞工人從巴塞羅那搭乘兩輛巴士前來。他們在週日抵達，因為周間無法擱下工作。他們在黎明前就出門，車子開了兩百四十多千米，翻山越嶺，來到普拉德附近的莫利雷班，那是我當時所住的小村莊。這些工人大多曾是工人音樂會協會的成員，有些是那些成員的子女，這個我於一九二八年在巴塞羅那所創立的協會，在法西斯分子奪取政權之後被禁。他們聚集在我的小屋前面，獻花給我。接著，他們組成一支小型絃樂團為我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然後他們就離開了。
在音樂節快要結束時，另一群同胞來看我。這些男男女女來自我的出生地本德雷爾，有些是合唱團成員，那個合唱團是我父親在一百年前創立的，至今仍然存在。本德雷爾的鎮長與一位神父和他們一起前來。他們按照加泰羅尼亞的節慶傳統疊起了羅漢，就在我站著的小木屋陽台下，這是我從兒時起就無比熟悉的傳統。最強壯的男子站在底層，第二層的男子站在他們肩膀上，層層疊起，最後他們把一個小男孩送到了頂端，他拿著一個裝著葡萄酒的羊皮袋子。我抱起那個小男孩，從那個袋子裡喝了酒。我把我的煙斗送給他當作禮物。
那群人穿著加泰羅尼亞的民族服裝，白襯衫、紅腰帶、紅頭巾，跳起了薩達納舞。接著他們唱起我獻給本德雷爾的一首合唱曲。
我的心中充滿了感動，我試著告訴那些親愛的朋友我的心聲。「本德雷爾的鄉親，」我說，「我感覺得到你們以朋友的身份來此，不僅是來看我，也是來邀請我回去看你們。自從我離開親愛的家鄉那一天，我就渴望能再回去。然而我必須告訴你們，我對加泰羅尼亞人的信心讓我堅強到足以抗拒這份渴望。但願上帝能讓我活得夠久，讓我能再見到我們教堂美麗的鐘樓，我們全都如此喜愛那上頭的鐘，再見到那個守護天使，還有我父親曾經彈奏的那架管風琴，我九歲時曾給他彈過。我懇請各位記得這一切對我的意義，尤其是我對本德雷爾的愛，對你們全體的愛。謝謝你們，親愛的鄉親，謝謝你們來看我。」
我們互相擁抱，哭成一團，出於悲傷，也源於喜悅。然後他們坐上巴士，返回加泰羅尼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