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到了我待在伏爾泰旅館，對不對？穿著白色的睡袍？從我的房間可以眺望塞納河，我學到了創造性想像力第一個原則：藝術家從來不能看風景。它太具有欺騙性了。所以我不管這河景了，專心寫我的第二部戲《帕多瓦公爵夫人》，一部奇幻的詹姆斯一世時期風格的作品。寫這部戲的時候，我感覺到偉大人物的英魂在我的心裡迅速死去，遺憾的是，他們大部分是遭遇第二次死亡。這部戲並不成功，現在還為人稱道的是戲服變化的次數之多，這是我首開先河的。在這些日子裡，我在情節劇上的嚴肅是無可比擬的。它是我一切商業性活動的基礎，但我現在才意識到它在文學上並無一席之地。不過這部戲的失敗讓我明白了一個更重要的道理：一旦我認真地對待自己的作品，我就成了笑柄，我說的話也就遭到人們嘲笑。要想成為一個成功的藝術家，為自己的藝術找到知音，我就得玩點手腕：要把自己裝扮在藝術創作者的表面之下，別人傷心落淚，我笑；別人發笑，我則傷心落淚。
我是作為門徒這樣一個了不起的形象來到巴黎的。我一直認為，我們只有和他人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才能認識自己。作為一個藝術家，和其他藝術家的接觸對自己的個性成長是絕對必要的。我開始四處拜訪。我帶著自己的詩集作為見面禮，其實我也不需要別的引見方式。要是有所失禮，也是開心的失禮。洗去了英國的風塵，我的腳步輕快無比。
在咖啡館中，在那些杏色的日子裡，我們可以碰到所有的年輕詩人—至少是那些自以為年輕的詩人。法國作家好像走到了我的前頭，我覺得我處在一場偉大的文藝運動之中，我開始投身於其中。我和巴比·德·奧厄維利[96]最接近。他有一間很讓人討厭的房子，就在盧塞萊特路，靠近莫裡斯現在住的地方。我第一次去拜訪他的時候，他穿著一件可疑的絲綢睡袍到門口接我。進屋後，我發現裡面又空又髒，他揮著手，宣稱「我把我的家居效果傳播到了鄉下」。只有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才能這樣大手一揮就把現實揮開。
在群賢咖啡館[97]，我經常遇到魏爾蘭，他就像是用黃油雕刻出來的西勒諾斯[98]。我們第一次見面的那天，他正好獲准離院一天。他當時還在醫院接受治療，我想他是為維納斯的罪接受治療吧。他給我看他腿上的潰瘍，然後格格地笑起來。我感覺到一陣暈厥。身體上的醜陋處我總是反感，此後我盡量對他避而不見。可是他總笑嘻嘻地和我擺出親熱的樣子，好像有什麼別人看不見的東西把我們拴在一起。
有時候我在羅馬大街的馬拉美家中遇到他。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和馬拉美初次見面的情景—當時就好像在參加降神會一樣。惠斯勒聽說我到巴黎來了，就千方百計拉攏馬拉美來反對我。他真是太荒謬了。但是後來馬拉美這位詩人和語言大師卻對我表示歡迎，情況明朗之後，惠斯勒給他發了一封電報：「王爾德將來貴府，請好生準備接待。」我曾以惠斯勒為原型，創造了一個小說形象。有天晚上我把這情況告訴他，他立刻以為我是指亨利·沃頓勳爵。事實上，我是指那位了不起的羅克特。
我和馬拉美第一次見面是在晚上，這次會面比較成功。人們說我的法語比較華麗，比較文學化，但是法國同行們都能完全聽懂。說到底，我想我就是一言不發，別人也會明白我的意思。馬拉美非常客氣，態度和藹，和其他詩人一樣，說話緩慢，不過措辭異常純正精當。《悲慘故事集》剛剛出版—現在他正在讀—我記得馬拉美向我誇獎過這本集子中「悲傷，孤獨，煩躁」這樣的句子。他的聲音就如同遠方傳來的鐘聲。
流暢的談話，陰暗而華麗的傢俱，使得我們的所有知覺都蟄伏下來，重要的只有藝術以及和藝術相關的一切。福樓拜當時也在場，臉頰發紅，留著鬍子，十足的海盜樣子。他露出熱愛醜陋凶殘的凱列班[99]的樣子—這絲毫不奇怪。這些偉大的藝術家貌不驚人，有時候真讓我深有感觸。我覺得他們似乎缺乏自知。福樓拜的作品陰冷沉鬱，內裡卻熾烈如火—就像中世紀魔巫著作裡寫的魔鬼的擁抱，這種擁抱冷入骨髓，作家卻用熾烈來形容。但是聽福樓拜講話—那簡直就像是聽屠夫在講。不過這都不妨礙他的藝術成就。其實拿我自己來說，要是我愛藝術多一點，愛名望和慾望少一點，我應該有更大建樹。我感覺我像是布朗寧一首精緻的詩歌中所述的安德烈·德爾—薩托[100]：
我若一分為二
必建驚世功業
誠然，我的個性敗壞了我的作品：這乃是我一生中不可寬恕之罪。就在剛到巴黎的前幾個月，我就開始熱衷奢華和名望，故而沒去接近那些讓我高山仰止的大藝術家。我浪蕩於小型出租馬車之上，寄情於酒肆飯館之中，今天出席代斯蘭德斯男爵的沙龍，明天參加摩納哥公主的沙龍。摩納哥公主是個奇怪的海妖，只是沒有海妖的歌喉，事實上，連國籍也沒有。我陪著薩拉·伯恩哈特[101]，從她的化妝室到舞台邊—總是感到那令人暈眩而甜蜜的成功，感受那披金戴紫的宏大場面，在此氣氛之下，我不顧前方的萬丈深淵而勇往直前。而和詩人，和藝術家在一起，我覺得我只能調動部分的性情：我鬼使神差地和他們保持著距離，彷彿我那時就已知道我命中注定要超過他們所有人。和薩拉在一起，我覺得我和她一樣，立於世界之巔：群星璀璨的招待會、熱鬧的晚宴、名人的生活，這都是我無比嚮往的。
在開始這些日子，我和羅伯特·謝拉德一起揮灑我們的熱情。羅伯特是一個年輕的英國人，是我在一次晚宴上認識的，他有墮落天使的外貌：當然，現在他不但自己的墮落過程功德圓滿，還堅持要把自己的朋友拉下水。不過在當時，他滿腦子都是些荒唐的夢想；另外，他身上也煥發著荒唐的青春氣息，因此我對他喜愛有加。
有一次，我告訴他說我最喜歡的三個小說人物是於連·索萊爾[102]、呂西安·德·呂邦潑雷和本人。我模仿著德·呂邦潑雷的口吻告訴他：我要「名聲和愛」。我還模仿索萊爾的口吻說，我有時候會在痛苦中吶喊：「我為什麼是我？」我現在還清楚記得，有天晚上，我和羅伯特一起在塞納河邊散步，我們回顧了索萊爾在獄中最後幾小時的每個細微的細節—他是如何在詞語的迷霧中迷失；在臨終前的危急時刻，他從內心聽到的都是他鍾愛的書中的隻言片語，他就是按這些書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呂西安懸樑自盡，而索萊爾則死於絞刑架上。「但是，羅伯特，」我警告說，「他們的一生是聖徒的一生。」
這些日子裡，我酷愛查特頓[103]、愛倫·坡和波德萊爾，同樣也驚異於其命運之悲—少年之時，可以玩火而不自知。時至今日，每當我想到查特頓之死，仍不免潸然淚下—他落到了沒有麵包果腹的境地，卻完全知道身後定會名聲鵲起。一個奇特而虛弱的孩子，他的天才這麼早就嶄露了，甚至要借他人之名來承載橫溢之才。這是18世紀的沉痛悲劇，18世紀可謂文學的悲劇世紀，或許只有蒲柏[104]的詩歌是例外。
不過，如果說我從查特頓身上看到了人類希望的哀曲，那麼從蒲柏的一生之中，我聽到了諸神奇怪的笑聲—諸神把折磨的工具交給了人類，人類用這些工具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凝視著命運之深淵，俯視著被毀滅、被扭曲的眾人，我感到了一種奇怪的欣喜。我還和謝拉德一起走在老燈籠街上—德·內瓦爾[105]就是在這條街上懸樑自盡的。這條街上每塊卵石似乎都帶有魔力。我們似乎來到了一個古老的地方，這裡曾經濺過獻祭的鮮血。謝拉德不能理解這些東西—他太過浪漫，無法合理地感悟命運。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來到莫裡斯·羅利納[106]家中，羅利納開始給我們吟誦他寫的托普曼的獨白，那是一段古怪而陰暗的文字。羅利納高聲叫著，罵著，還用腳跺地。謝拉德吃驚地看著我，而我卻覺得這吟誦很好—那是一個受傷的藝術家的瘋狂的舞蹈，是憤怒和挑戰的高呼，我希望把這些特徵也添加到我自己的聲音之中。
很奇怪，我發現至今還沒有人寫過一先令[107]的論文，談談詩歌對行為的影響—我想馬修·阿諾德在這方面有最終的發言權。當然，讀阿諾德的文字，你會覺得每個字都彷彿是他最後的字。我想我也可以寫這樣的論文。我似乎覺得我只有在讀法國詩歌的時候，才主動尋找那種情感，這些情感能激起我內心的絕望，一種在他人的作品中探索出來，並讓我倍加珍惜的絕望。在於斯曼的一本著作中，德絲·艾森蒂在玻璃板下壓了波德萊爾的三首詩—《情人之死》、《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和《敵人》。這三首詩歌中包含了現代情感的全部歷史。波德萊爾發出的痛苦之音聲如洪鐘，深深影響了我，我開始探索世界的陰暗角落。
和謝拉德以及一些法國詩人一起，我開始光顧那些名聲不好的酒館，開始和街上的普通人交往。在倫敦，在美國，我都對這樣的世界一無所知，而在巴黎的經歷喚醒了我的渴望，驅使我探求更多、更狂野的這種樂趣。我就像帕西法厄[108]，看到了怪物，然後又哭著喊著要再次去見。在我的想像之中，這個城市既是巴比倫，又是帕那索斯[109]；它也是一個大海—或許會有某個神仙從這海裡升起來向我索命，不過，我願意被淹沒在這海水裡，淹沒一陣子。
所以我們會到薩福[110]們出沒的地方，這裡可以花錢和男孩和女孩玩。當然，那時候我還沒有幹過什麼事。我想我是太害怕了。我對這些事有一種可怕的癡迷，這讓我害怕，讓我逃離潛入我心室的這些怪異情感。我決定離開巴黎。我見過太多嘗過落拓棗[111]的人，到頭來卻失去了生氣，陷入了絕望。我有熱血青年固有的自信，我認為我能夠把持住自己，但我也知道，既然我瞭解到了違禁之物，我就可以回到倫敦，成就一番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