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出身於捷克布拉格一個歷史悠久的貴族世家，布拉格的德語詩人奧斯卡·維納[1]就是她的叔父，他因成為梅林克[2]的小說《戈倫》中的人物而被後世記住。我曾親眼目睹他如何在泰雷津（Theresienstadt）集中營中死去，那時他已雙目失明很久。此外，我母系家族的祖先還可以追溯到12世紀的拉什[3]，以及被尊稱為“馬哈拉爾”[4]的那位來自布拉格的“崇高的勒夫拉比”——我正是“馬哈拉爾”的第十二代子孫，這些都是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從族譜中看到的。
我差點兒就在維也納那家著名的喜樂咖啡館（Café Siller）裡降生到這個世界——那是1905年3月36日，一個美麗的春日的星期天午後，我的母親在那裡開始感到腹中陣痛。我生日那天恰好是貝多芬的忌日，所以我的一個同學曾滿懷惡意地說道：“可真是禍不單行啊。”
我的母親心地善良且信仰虔誠，所以真不知道為什麼我小時候會像別人說的那樣“很討人嫌”。她說我很小的時候，每次她都得唱那首搖籃曲《很久很久以前》，我才肯入睡，而歌詞是什麼根本無所謂。她那時總是這麼唱：“安靜地睡吧，你這個纏人的小惡魔……很久很久以前……”只要曲調對了就行。
我很眷戀父母的家。我剛開始在醫院工作的頭幾個禮拜、頭幾個月，甚至可以說是頭幾年，醫院換來換去，而每次在醫院值夜班時，我都會特別想家。剛開始我會每個星期回家一趟，之後是每個月一次，再後來，至少每年的生日我都要在家裡度過。
我父親在泰雷津集中營去世之後，只有我和母親相依為命，從那時起，每次我見到母親或是與她告別，都會在她的臉頰上留下一個吻，這對我而言似乎是一個承諾：即使我們有一天不能再見面，至少我們相聚的時刻是美好的。
而這一天終究還是來了。那天，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蒂莉（Tilly）要被轉押到奧斯維辛（Auschwitz）集中營，我去與母親告別，臨走時我請求她：“保佑我！”我永遠也忘不了她從內心深處發出的熾熱的嘶吼：“好！好！我保佑你！”然後，她為我向上帝祈禱。大概一星期之後，她也被押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在那兒直接被送進毒氣室。
在集中營裡我常常會想起母親，每次我都會想像與她重逢的情景。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像，我會跪下去，親吻她的裙擺，這將是多麼美好的景象啊。
如果說我的母親是一個虔誠善良的人，那麼我的父親在性格上則剛好相反，他為人嚴厲且極具責任感，堅守自己的原則。在他的教育下，我也成為了一個完美主義者。記得以前每個星期五晚上，他都會要求我和哥哥用希伯來語念一段禱文。只要我們念錯一點——大多數時候都是如此，我們就得不到任何獎勵，當然也不會因此受罰。如果我們完全準確地念出來，就會得到10赫勒[5]，但這種情況一年也沒有幾次。
如果父親不是有時暴躁易怒的話，那麼他可以說不僅是紀律嚴明的斯巴達主義者，也可以說是恬淡寡慾的斯多葛派。有一次，他在暴怒中打我，把手杖都給打斷了。儘管如此，在我眼中父親一直是正義的化身，他始終庇護著我們，給予我們安全感。
整體來說，我像我父親，而從我的性格結構上看，我從母親那兒遺傳的性格特徵，與我性格中父親的那部分形成某種對立。有一次，因斯布魯克大學精神病學醫院的一位心理學家為我做了羅夏墨跡測驗，他說從未見過像我這樣將如此極端的理性和強烈的感性集於一身的人。我想，前者應該是遺傳自我的父親，後者則是來自我的母親。
我父親出生於南摩拉維亞（Südmähren），當時那裡還是奧匈帝國的領土。他是一個貧苦的訂書匠的兒子，一路受苦挨餓地讀完高中，進入大學攻讀醫學，後來卻為生計所迫，不得不放棄學業，進入政府部門做公務員，最後還做到了社會部的局長。在他在泰雷津集中營餓死之前，有人看到這位局長先生正從一個空桶中撿拾，並刮下殘留在土豆皮上所剩無幾的可吃的東西。後來，我從泰雷津被轉押到奧斯維辛，然後又被轉至考弗靈（Kaufering）集中營，那時我被極度的飢餓折磨得幾乎死去，終於能夠體會到當時我父親的感受了——有一次我自己就從冰凍的土地裡徒手挖出一塊小得可憐的胡蘿蔔。
有段時間，我父親曾擔任約瑟夫·瑪利亞·馮·貝爾恩賴特[6]部長的私人秘書，這位部長那時正在寫一本關於刑罰改革及他個人游美經歷的書，於是在他波西米亞莊園裡，他口述這本書的內容，讓我父親記錄下來——我父親曾在議會裡做過10年的速記員。有一次部長發現我父親總是拒絕與大家共餐，感到很奇怪，便問他原因。父親解釋說他只吃符合猶太教規的食物——直到一戰之前，我們家一直堅持這一習慣。部長知道之後，便讓司機每天兩次到鄰近的鎮子為我父親購買這種食物，此後我父親再也不用每天靠麵包、黃油和乳酪度日了。
在當時我父親工作的部門，有一次某個部門主管要我父親去做會議記錄，我父親拒絕了，因為當天是猶太教的一個重大節日——贖罪日。在那一天猶太人必須齋戒24小時並做禱告，當然也不准工作。這位主管威脅要給予父親紀律處分，但是父親仍舊拒絕在贖罪日工作，最後受到了處分。
我父親雖然篤信宗教，卻也不乏批判精神，他其實很有可能成為奧地利第一位猶太教自由派領導人，也就是後來在美國被稱為“猶太教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簡單地談了父親的那些原則之後，再來說說他的斯多葛派特徵。我們從包邵茨維辛（Bauschowitz）火車站去往泰雷津集中營時，父親把他僅存的一點財物裝在一個大帽盒裡背在身上。途中，一群人惶恐不安，父親幾次微笑著對大家說：“振作點兒，上帝會幫助我們的。”對於我的性格來源我就說這些。
我父親的先祖應該是阿爾薩斯—洛林人。當初拿破侖率領他的軍隊征戰歐洲，他的軍隊行進到我父親的家鄉——南摩拉維亞的一個位於維也納和布爾諾之間的小城，並駐紮在那裡。其中一個士兵向當地的一個姑娘打聽某一家人，那姑娘說他說的正好是她們家，於是士兵便去姑娘家裡借宿，並說他是從阿爾薩斯—洛林來的，但他的先祖是從這裡移民過去的，那裡的親戚要他尋找並問候這家人——這名士兵的先祖移民的時間大概在1760年左右。
在我偷偷攜入泰雷津集中營的幾樣東西中，有一小瓶嗎啡。當父親飽受晚期肺水腫的折磨、快要窒息而死時，我為他注射了嗎啡來減輕痛苦。他那時已81歲高齡，餓得不成人形，而直接導致他死亡的卻是二次肺炎。
我問他：“你還覺得疼嗎？”
“不疼了。”
“你還有什麼願望嗎？”
“沒有。”
“你還有什麼想對我說的嗎？”
“沒有。”
我吻了他，然後離開。我知道，我此生再也見不到他了，但我並不感到難過，胸中湧入一種奇妙的感覺：我已經做了我該做的，我為了父母而留在維也納，現在又陪伴父親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並讓他免受臨死前的痛苦折磨。
父親離去後，他的生前好友費爾達拉比來集中營探望悲痛欲絕的母親。那時我也在場，他安慰母親說，我父親是一個真正有道德和正義感的人。這證實了我從小對父親的看法：正義感是他的主要性格特徵之一。他的這種正義感是植根於對上帝的虔誠信仰上的，否則，我們很難理解他為何總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一切都按照上帝的安排！”
[1] 奧斯卡·維納（Oskar Wiener）， 1873年3月4日生於布拉格， 1944年4月20日被遣送入集中營，詩人、小說家、專欄作家、出版人，編輯出版《老布拉格西洋鏡》（Alt-Prager Guckkasten）。——譯者注
[2] 古斯塔夫·梅林克（Gustav Meyrink）， 1868年1月18日生於維也納， 1932年12月4日卒於施塔恩貝格。奧地利作家，曾在諷刺類刊物《稚》（Simplicissimus）編輯部工作。他創作的幻想小說風格深受E.T.A.霍夫曼（E.T.A. Hoffmann）和愛倫·坡（E.A. Poe）影響，代表作《戈倫》（Der Golem， 1915）。——譯者注
[3] 拉什（Raschi， 1040—1105），生卒於特魯瓦，本名所羅門·本·伊薩克（Salomo ben Isaak），猶太聖經和塔木德闡釋家，主要用於《聖經》和塔木德註釋中的希伯來方形文字——拉什文字，即是用他的名字命名。——譯者注
[4]馬哈拉爾（Maharal）， 即“Ma Ha Ral”，是希伯來文學中對於傑胡達·本·貝扎澤爾·勒夫（Jehuda Ben Bezazel Löw）的官方頭銜的簡稱，民間一般將其稱為“崇高的勒夫拉比”，意為“我們的導師，我們的勒夫拉比”。——譯者注
[5] 赫勒，捷克的貨幣名稱， 1克朗=100赫勒。——譯者注
[6] 約瑟夫·瑪利亞·馮·貝爾恩賴特（Joseph Maria von Bärnreither）， 1845年4月12日生於布拉格， 1925年9月19日卒於泰普利茲，奧地利政治家，著有多部有歷史價值的回憶錄。——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