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交的閱讀作業和作文漸漸都在探討有關精神分析的問題。我的同學從我這兒知道了不少這方面的知識，比如，大家都搞明白了，原來我們的邏輯課教授有一次上課時口誤，把“類概念”（Gattungsbegriffe）說成了“交配手柄”（Begattungsgriffe），其實是他的潛意識在起作用。
關於精神分析的知識我最初是從弗洛伊德[1]的幾個著名學生，比如愛德華·希奇曼[2]、保羅·席爾德[3]等人那兒獲得的，席爾德在維也納大學附屬醫院精神病學所開設的課程，我堅持去聽了好幾年。
後來我開始和弗洛伊德本人通信，我從自己讀過的那些不同學科五花八門的資料中，挑選出我認為他感興趣的內容寄給他，我給他寫的每一封信都很快能得到答覆。
遺憾的是，他給我的所有回信和卡片（我們之間的通信在我整個高中時代一直進行）在幾十年後我被關押進集中營時，全部被蓋世太保查抄收走了——一起被抄走的還有我收藏的弗洛伊德年輕時在維也納大學附屬醫院精神病學所整理並手抄的病史記錄，那是我在這家醫院的檔案室工作時，檔案室的負責人送給我的。
一天，我又坐在布拉特大街街邊的長椅上——那兒是我當時最喜歡的工作地點，冥思苦想圍繞《論肯定式和否定式表情的起源》這個題目可以寫點兒什麼，並把腦子裡閃過的念頭記下來。我準備把這篇文章附在一封信裡寄出去，至於收信人——當然是弗洛伊德。令我驚喜不已的是，弗洛伊德在回信中告訴我，他已經把我的文章推薦給《國際精神分析雜誌》（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hoanalyse）了，希望我不會反對他這麼做。
一兩年後，也就是1924年，我的這篇文章真的在這本雜誌上發表了。不過這已不是我發表的第一篇作品， 1923年某個日報的青年副刊板塊已經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這名未來的精神病科醫生在他的文章裡充滿激情地寫道：沒有什麼比那些所謂成熟的理性更令他感到厭惡的了（這裡我指的是那些不經思考就任意盲目地借用前人觀點的做法）。
瞭解我的人都知道，我雖然反對弗洛伊德的觀點，卻仍給予他應有的尊重。有件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我曾在奧地利的一家以促進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發展為主旨的社團擔任副會長，一次理事會召開會議，討論為學校在建的一座教學樓組織募捐，並為新教學樓的名字徵集方案，我當時建議，將這座教學樓命名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樓”。
我不僅與弗洛伊德通過信，還有一次碰巧見了他一面。那時我已經結束了中學學業，是一名醫學專業的在校大學生了。他聽了我的自我介紹後立即說道：“維克多·弗蘭克爾，維也納2區切爾寧街6號25門，對不對？”
“沒錯。”我回答。看來，由於常年的通信往來，他已經把我的地址倒背如流了。
這次見面發生得十分偶然，而且也太晚了：彼時我已成為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圈子的一員，阿德勒剛剛承諾將我的第二篇學術論文發表在《國際個體心理學雜誌》（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Inpidualpsychologie）上（這篇論文於1925年發表）。至於說弗洛伊德給我的印象如何，特別是他跟阿德勒的不同之處在哪兒，就說來話長了，此處我不再詳細展開。紐約弗洛伊德檔案館館長庫爾特·艾斯勒[4]有一次來維也納找到我，請我詳細地介紹一下我和弗洛伊德會面的情況，並將與我的談話錄音記錄了下來，收藏在他的檔案館裡。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精神分析的創始人。——譯者注
[2] 愛德華·希奇曼（Eduard Hitschmann， 1871—1957），奧地利醫生、精神分析學家，《國際精神分析雜誌》（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的合夥發行人。——譯者注
[3] 保羅·席爾德（Paul Schilder， 1886—1940），奧地利醫生、精神分析學家，為精神分析在美國的傳播做出傑出貢獻。——譯者注
[4] 庫爾特·R. 艾斯勒（Kurt R. Eissler）， 1908年出生於維也納，奧地利心理學家、哲學家，紐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檔案館的創建者。——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