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信仰，我已做過很多次討論。劃清心理治療與神學之間的界限，或者借用弗裡茨·金克爾[1]的說法，弄清“心靈治療學”（Seelenheilkunde，即精神病學）與“靈魂救贖學”（Seelenheil-Kunde）之間的區別，是我畢生所追求的一項重要事業。
每次討論信仰問題，首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要站在怎樣的立場去討論：是站在一個精神病科醫生，還是一個哲學家的角度，是作為一個醫生，還是僅僅作為一個人來看待這個問題。其次，在信仰這個方面，我的一生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童年時我非常虔誠地信仰上帝，到了青春期有一段時間是無神論者。
第三點要考慮的就是我的受眾情況，也就是我在面向誰談論這個問題。在專業的精神病科醫生面前——如果我們把意義治療看作一種心理治療的方法或者技巧的話，我是不會談論個人信仰問題的。推廣意義治療這項事業無須為我的個人信仰服務，我應當對此負責。
在我最後的幾本書裡，我又開始談論，什麼是純粹的偶然事件，在何種條件下這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後可能蘊藏一個更高的或者更深層次的意義——終極意義。
說到這兒，我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天我路過維也納感恩教堂，我一直很喜歡它的哥特式建築風格，不過在那之前我還從來沒進去過。我聽到裡面傳來管風琴的聲音，就對妻子說，我們去教堂裡面坐會兒。
我們一進去，管風琴聲就停了，接著一名牧師走上講台開始布道。他說到布爾格街19號的那個“不信上帝”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接著他又說：“不過不用說布爾格街這麼遠，就在我們後面的瑪麗安娜街1號，那兒就住著一個維克多·弗蘭克爾，他寫了一本書——《醫生和心靈》，完全是對上帝的褻瀆，千真萬確。”然後他便毫不客氣地批評起這本書來。這時，我上前向他做了自我介紹，心裡擔心把他嚇到。顯然這位牧師沒有料到我會在這兒，我問他：從我出生那一刻起，到他此時的布道，也就是到我剛才決定走進感恩教堂的那一刻，總共經過了多少分鐘？可是我恰恰就在他布道中提到我的那一刻走了進來，這是多麼小的概率？
我認為，對待這樣的偶然事件，只有一種合理的做法，那就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拒絕對它做出解釋——我太笨了，沒法解釋它，同時我又很聰明地拒絕解釋。
繼續回到我十五六歲的時候，那時我開始研究哲學，不過我終究是太年輕了，沒能抵受住心理學至上主義（Psychologismus）的蠱惑。直到後來，在我的高中畢業論文中（我的論文題目是《哲學思想中的心理學》，在該論文中我以精神分析為理論指導對亞瑟·叔本華進行病跡學研究），我才放棄了“疾病天生是錯誤的”這一想法。正如我在後來的《醫生和心靈》一書中所說的：“毋庸置疑，二乘二等於四，即使這個論斷是出自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口。”
除了心理學至上主義，我還受到社會學至上主義的引誘。我上中學時，曾多年是社會主義工人青年團（die Sozialistische Arbeiterjugend）的領導成員， 1924年還擔任過一段時間的全奧地利社會主義中學生聯盟（die sozialistischen Mittelschüler von ganz Österreich）的執行主席。那時候，我和我的朋友常常大半個晚上都在布拉特街上遊蕩，七嘴八舌地討論著應該擁護馬克思還是列寧，支持弗洛伊德還是阿德勒。
我的那篇被阿德勒推薦給他的雜誌的文章討論的是什麼主題？實際上，這個主題像一條紅線貫穿了我幾乎所有的著述：在特別關注心理治療中的意義和價值問題的前提下，界定心理治療和哲學之間的界限。而我不得不說，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像我這樣，窮盡一生去探索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就是隱藏在我所有文章著作背後的中心思想，而促使我寫下這些文章的動因，則是我想以此克服心理治療領域的心理學至上主義，這種心理學至上主義通常是隨著病理學至上主義一同出現的。這兩者共同屬於一個更為廣泛的範疇——還原主義，此外社會學至上主義和生物學至上主義也是還原主義的重要表現形式。還原主義是當代的虛無主義，它把人壓縮至一個單純的維度，即人的維度，從立體的人的空間中單獨抽離出某個特定方面，將其投射到一個次人的層面進行考察。毫不誇張地說，還原主義是一種將人的地位弱化的非人主義（Subhumanismus）。
[1] 弗裡茨·金克爾（Fritz Künkel， 1889—1956），醫生、心理治療師，阿爾弗雷德·阿德勒最有名的學生之一。——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