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畢業之後，我先在珀茨爾的精神病醫院裡工作了一段時間，接著又去約瑟夫·格斯特曼（“格斯特曼綜合征”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裡待了兩年，學習神經病學方面的知識，最後在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醫院工作了4年，負責管理“女性自殺患者區”。有一次我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經過我手的女性患者不少於3000人！這些實踐上的積累，使我的經驗日益豐富，看病時眼光也愈發敏銳起來。
我在施泰因霍夫醫院工作時，提出將皺眉肌現象[1]視作精神分裂症急性發作的一大症狀，這一現象是我從影像資料中觀察到的，而我在給維也納精神病學協會做講座時也播放了這段影像。
我剛開始在施泰因霍夫醫院工作的那幾天過得心驚膽戰，特別是一到晚上，我的夢境裡總是充斥著與精神疾病相關的可怕場景。我的主管利奧波德·帕夫利基醫生[2]（他的兒子是奧地利著名音樂家）在我來醫院的第一天就再三叮囑我，去病房的時候千萬要把眼鏡摘掉，因為我的那些女性病人很有可能給我臉上來一拳，打碎的鏡片恐怕會扎傷眼睛，而醫院是不會為我自己的疏忽大意負責醫藥費的。我聽從了主管的建議，可是由於我沒戴眼鏡而無法看清周圍的情況，當場就挨了一拳。於是從第二天起，我還是戴上了眼鏡，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清楚地捕捉到病人的一舉一動，如果角落裡的某個身影想朝我攻擊的話，她八成不會得逞，因為我早就溜之大吉了——這多虧我戴了眼鏡啊。
在施泰因霍夫醫院的4年裡，我從病人口中聽到什麼好玩的話，都會速記下來，甚至我還想過把這些話整理成書，書名就叫《瘋言真語》。好多我與她們的日常對話都可以收錄進去，比如說，那次我問一位老太太一個很常規的智力測試問題：小孩和侏儒的區別在哪裡？她給我的回答是：“噢，醫生，小孩就是小孩，而侏儒是要在礦山裡幹活的呀。”再比如說，當我問她們是否有過性交經歷，得到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門。有的說：“沒有。”我接著追問：“真的沒有？”於是她說：“好吧，我小時候沒有。”還有人回答：“天哪，醫生，除非我被強姦了。”
我想說的是，我給這本書取名《瘋言真語》是為了告訴大家，我的意義治療理論與心理治療中的心理學至上主義之間最根本的分歧在於，前者認為疾病不一定就是錯誤的。我將我的理論稱為“意義治療”，它對病理學至上主義宣戰。或者，我還可以用我在第一本書裡寫的一句話來進一步說明：“毋庸置疑，二乘二等於四，即使這個論斷是出自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口。”
1937年我開始以神經病科和精神病科醫生的身份獨立行醫，說到這裡，我突然想起一個小插曲：剛開始獨立行醫時我還差點兒被一個病人置於死地。當時我的診室在切爾寧街我家那棟房子的4層，有一次我的父母和妹妹都出去度假了，家裡就剩下我一人；我和一個身材魁梧的年輕精神分裂症患者坐在4層的診室裡聊天，窗子開著，而且窗口離地面很近。不知怎麼，這位病人突然激動起來，他大聲咒罵著，準備把我從窗子扔出去。他的力氣很大，我根本制不住他。這種情況下，我沒有求他手下留情，也沒有乞求他別的什麼，而是裝作一副非常受傷的樣子，“你看看吧，”我說，“你這樣對我真的讓我很傷心，我盡我所能地來幫你，可是你是怎麼感謝我的？你居然跟我翻臉了！我真的不希望你這麼做，這讓我很受傷。”
聽了我的話，他放開我，並決定到醫院去尋求庇護，因為我告訴他只有在醫院裡他才能躲開他的“敵人”。於是我陪他下樓去打車，在往出租車站走的路上我又對他說，要他自己為敵人的卑鄙買單簡直太可笑了，所以我建議他不要直接打車去醫院，而是先去警察局，警察會用政府的錢派一輛救護車送他去醫院，這樣一來，他自然就能免費享受醫院提供的服務了。
[1] 皺眉肌現象是確診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排查依據， 1935年弗蘭克爾在《神經病學和精神病學雜誌》（第152期）（Zeitschrift für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 Bd.152）發表文章《精神分裂症的一個常見症狀》，首次描述了這種現象。——譯者注
[2] 利奧波德·帕夫利基（Leopold Pawlicki）常年擔任施泰因霍夫醫院的主治醫生，他的兒子諾貝特·帕夫利基（Norbert Pawlicki， 1923—1990），鋼琴家、作曲家。——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