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茨爾雖然是納粹黨的候補人選，身上佩戴著納粹黨的徽章，卻絕不是一位反猶主義者。他是我忠誠的朋友，總是竭盡所能地給我和我的猶太病患——其他人我沒有資格醫治——提供幫助，這在當時是需要巨大勇氣的。他來到我所在的猶太人醫院，幫助我的一些腦瘤患者轉院到外科醫院，不僅如此，他還幫助我阻撓納粹機構組織的對精神病人處以“安樂死”的行動。
我在一家猶太人療養院放置了幾張（專為精神病人設計的）四面裝有欄杆的病床，用於安置精神病人。可是蓋世太保卻嚴格執行納粹政府的規定，嚴禁療養院收治精神病患者。於是，我在寫醫療診斷時，將精神分裂症寫成失語症——一種“腦組織損傷”，或者將抑鬱症寫成高燒譫妄，也就是一種“從字面意義上看並非精神疾病”的病症。我的這種規避制度的做法，保護了療養院，卻將我自己的性命直接置於蓋世太保的槍下。精神病患者被安置到療養院後，必要時我可以用卡地阿唑休克療法[1]來對付他們的精神分裂症發作，而抑鬱症發作期間我也可以採取有效手段保證病人無自殺風險。
珀茨爾肯定是聽到一些風聲了，因為只要他的醫院收治了一名猶太病人，他就會通知療養院：“我們這兒有一位猶太病人，你們可以接收嗎？”對話中，我們都會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病人的醫療診斷，至少在我使用障眼法將其確診為其他非精神疾病之前，都必須如此。如果還有人暗地裡阻止對精神病人的屠殺，他也不會遇到什麼障礙。這樣一來，一方面納粹成員們想方設法處死精神病人，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猶太病人悄悄從他們眼皮底下溜走——沒有珀茨爾這一切是無法做到的。
我還記得，有一天我奉命陪猶太人社區組織的一名工作人員前往普克斯多夫，去接兩個病人（一男一女），他們之前被一對護士夫婦秘密藏在此處，現在卻無法繼續待在那兒了。回來的路上我和那名工作人員坐一輛出租車，那兩位病人每人單獨乘坐一輛，汽車開到席津區時我猛然發現其中一輛出租車朝另一個方向駛去——我們直行去療養院，而那輛車卻向左拐。
“哎，怎麼回事？”我問那名工作人員。
“噢，對了，”她說，“我忘了跟你說，這位女性患者不是猶太教徒，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接受了洗禮（猶太教沒有洗禮只有割禮，這位女性接受了他教的洗禮），而你知道，療養院只接收猶太教徒，所以她只能被送去施泰因霍夫醫院了。”
真是造化弄人！直行就到了能夠挽救性命的療養院，而左拐就會經施泰因霍夫醫院被送進毒氣室！誰能想到，這位可憐的女士因為鬼才知道的原因而放棄了猶太教信仰呢。當時我的後背一陣發涼，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走向死亡的深淵。
[1] 卡地阿唑休克療法（Cardiazol-Schock）是當時由麥度那（Meduna）提出的精神分裂症的治療方法，通過人為製造癲癇發作來緩解精神分裂症症狀。——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