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文所說的種種問題外，年羹堯還有一些典型的性格弱點，在他和雍正帝的矛盾發酵中起到了嚴重的激化作用，比如愛慕虛名，喜歡自我標榜。
平心而論，年羹堯識人稱明、論事稱精，這一點雍正帝是瞭解的，在兩人關係融洽時，也很願意接受他的意見。在舉薦大臣方面，前文我們提到過的鄂爾泰、史貽直，都是正面典型。此外如雍正元年正月，他一道奏折就薦舉了川陝兩省中層文官十五名，其中胡期恆、王景灝、傅德等皆以幹練著稱，後皆官至巡撫，是年羹堯川陝班底中的主要成員。在治事方面，如雍正元年著名的山陝樂戶「豁賤為良」政策，出自年羹堯長子、御史年熙所奏，實際上也就是年羹堯的意思。可惜的是，這些君臣相得的好事，最後都成了年羹堯的罪過。
先說用人。年羹堯雖能識人，卻喜奉承，又不能拒賄，很快就出現了薦舉太濫、甚至因賄而薦的問題。名聲在外後，朝野逢迎拍馬之人更是如蠅逐臭，連被皇帝憎恨的廉親王允祀的門人也帶著金銀到年家行賄，謀求陞遷。
而隨著雍正帝自己培植的人事班底不斷成熟，年羹堯逐漸失去了為新君介紹朝臣的中間人身份。在這種形勢下，他以大將軍身份舉薦非其所直轄的官員，本來不妥，多薦濫薦，更是極犯忌諱。然而被皇帝和群臣捧昏了頭的年羹堯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仍然不斷向皇帝提出人事建議，且泥沙俱下，令雍正帝大為氣惱。
再說治事。雍正帝與大臣相處，很崇尚一種理想的君臣關係。他希望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做出來後，提議的大臣能夠謙遜低調，只稱頌皇帝的聖德，而不自我標榜，所謂「善則歸君」是也。當然，他並不是一個喜歡掩人功勞的君主，對於寵臣們的好人好事，他很願意投桃報李，公開讚美，讓受益者在感激皇恩的同時，也念及相關大臣的好處。和乾隆帝以「本朝無名臣」來襯托君主的獨裁與聖明相比，雍正帝追求的是「他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不過，如果好政策的提議者率先打破了這種理想的君臣關係，到處自我宣揚、自我標榜，視皇帝的「聖恩」於無物，那是雍正帝絕不能容忍的。大臣單方面的「沽名」是他的大忌，普通士大夫尚且如此，年羹堯這樣的領兵重臣，那就不消說了。可不巧，年羹堯確有「沽名」之好，譬如山陝「豁賤為良」一事，就被作為年氏父子的盛德，在當地大肆宣傳，令皇帝極為惱火，後來成為年羹堯的罪狀之一。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事實上，以年羹堯之聰明，他對自己權重遭忌、成為眾矢之的的處境並非完全沒有認識。戰爭結束後，他曾上奏試探雍正帝的態度，說：我本來有臂痛之病，現在已經好了，只是眼睛已經花了，繕寫奏折要戴眼鏡，頭髮也白了幾十根，心臟也不大好。我擔任封疆大吏有十六年了，一直盡心竭力，不敢稍有懈怠。我現在十分想回到北京，與皇上您君臣團聚，至於西陲重任，我實在不能永遠擔任。我現在希望您能給我一句准話，讓我安心。等我將川陝軍事善後工作完成後，若不用心薦舉一名可以替代我擔此重任的大臣，那就是我只圖利己、不顧地方大事，自然是辜負了皇上的天高地厚之恩。
針對年羹堯的這番試探，雍正帝一面強調自己是如何心疼，給藥給方，讓年羹堯好好調養身體，一面表態說：「西邊是即如此平定，亦得你在此彈壓數年。況你立此奇勳，地方來年妥之，先調你進來，必令天下後世以為疑你之舉，即便是你的立意，亦不過加你功成身退之論，我君臣何必存此形跡？當做一個千古奇榜樣與人看方好。」明確表示如果此時將年羹堯「調崗」，就要被世人視為君臣相猜相疑。所以為了維持二人「千古奇榜樣」的高大形象，近一時期你年羹堯還要繼續堅守在川陝總督的崗位上。隨後皇帝又說：「你我又不老，三四年後你進來，徐圖君臣老景逍遙之舉方是至理。」意思是年羹堯再做三四年外任，在此期間找到合適的接任者，自己回京任職。
我們可以將這番對話與後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的情況做一對比。雍正七年（1729），在主持西南改土歸流過程中立下大功的雲貴總督鄂爾泰破格擔任雲、貴、廣西三省總督，節制西南，權傾一時。次年，雍正帝因為怡親王允祥的去世倍感孤立，很希望鄂爾泰進京輔政，又擔心西南軍務無人主持。於是他給鄂爾泰寫了一封長信，提到「朕之想念欲令卿來京，君臣相會之意，料卿亦必盡悉。但因三省事機重大，欲令卿多調停數載，可以委用他人代理時，酌量有旨也」，並命他留心朝廷內外大小官員，挑選繼任人選。相比之下，雍正帝對二人的要求是一樣的，但出發點大不一樣：不讓年羹堯立刻回京，是恐怕被世人認為君臣有「疑」有「形跡」，而不讓鄂爾泰立刻回京，則純粹出於邊疆政務的考慮，未及其他。其用心誠懇與否，可見一斑。
已有的研究普遍認為，雍正帝向年羹堯下手的導火索是雍正二年底年羹堯的進京陛見。此前，因為種種原因，雍正帝已經對年羹堯非常不滿，但就是那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內，年羹堯在北京的傲慢表現徹底激怒了雍正帝，令其忍無可忍，下定了「倒年」的決心。
對於這樣的判斷，筆者也是認可的。前文我們提到，年羹堯雖然從康熙四十八年起就是雍邸門下，又是側妃親兄，但因其外任較早，所以終年羹堯一生，和雍正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其實非常之少。從二人結為郎舅，到年羹堯被賜死的十五六年間，年羹堯只有四次短暫待在北京，最後一次還是以失去自由的囚犯身份。
其中，年羹堯第一次進京是在康熙年間。當時雍正帝只是普通皇子，年羹堯也只是普通督撫，二人都沒有達到極度膨脹的狀態，想必互相也能拘泥於基本的禮節，保持表面的體面。即便如此，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康熙年間年羹堯的言談行止仍然令他的門主雍親王不滿，甚至暴跳如雷，認定了他是個腦後長反骨的危險人物。
年羹堯第二次進京是在雍正登基之初，他以川陝總督的身份為康熙帝奔喪，並與新君商議西北軍事部署。這一次他進京的時間較短，又正逢國喪，安排太過緊湊，張揚的個性沒有機會施展。另外，這段時間是雍、年關係史上的蜜月期，年羹堯剛剛為大將軍印的平穩交接做出貢獻，雍正帝也盼著他在西北立下新功，為自己的皇位再上一層保險。二人惺惺相惜、互相倚仗，一見之下，以前的不快統統忘卻，情誼越發深厚。
雍正二年底，也就是青海一戰大功告成的半年之後，年羹堯再次回京，完成他的慶功之旅。這一次他在北京停留的時間較長，足夠把該得罪的人當面得罪個乾淨，也有機會讓雍正皇帝近距離感受一下這位四十多歲就功成名就的大將軍有多麼不可一世。另外，此時的雍正已經做了兩年皇帝，習慣了「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的生活，和即位之初的心理大不一樣，對他人「不敬」舉動的容忍度自然也大大下降了。即使書面交流時還能自降身段，「恩人功臣」的不離口，可換作當場周旋，則又該是另一種心態感受。
年羹堯入京之初，雍正帝高度重視，如待貴賓，專門讓禮部擬定儀注，還打算讓各省督撫同時進京，以為陪襯，後因四川巡撫蔡珽反對而作罷。年羹堯在京居住期間，雍正帝讓他與總理事務王大臣、中樞近臣們一起面承上諭，下達聖旨。雍正帝之所以有此舉動，可能有借此機會試探年羹堯能否留京任職機樞的初衷。年羹堯才兼文武，是翰林出身，先出將而後入相，論能力論地位，都無不可。且如此一來，既客觀上起到了削其兵權的目的，又能保全功臣身家、君主體面，倒不失為一個兩全的辦法。不過，經過一個多月的試驗，雍正帝認識到，這個想法實在有些一廂情願的意思，可行性很差。
一方面，年羹堯雖然是進士及第、翰林起家，但在外開府、領兵已經近二十年，獨當一面、說一不二，早已成了習慣，再回到北京做那早來晚散、隨班唱和的中樞大臣，他自己根本無法適應。另外，其禮儀鋪張，舉動傲慢。如沿途墊道疊橋，鋪面俱令關閉；接受巡撫李維鈞等跪拜之禮，並不辭讓；在京時路遇王公下馬問候，只以頷首答禮等等，自然令同僚反感。更有甚者，是在與雍正帝會面時御前「箕坐」，即大大咧咧兩腿張開坐著。這樣的姿態當然讓雍正帝極為生氣，這種面對面的直觀衝擊，顯然比耳聞的、奏折所見的更令人難以接受。短時間內尚且如此，長此以往更不可行。
除了這些感官上的刺激外，年羹堯更大的問題是在京中招權攬勢，四處插手各項政務，宣揚自己的權威、功績。既看不過去、又不便明說的雍正帝只能變通辦法，當著年羹堯和文武百官的面訴起了「委屈」，大談「為君難為臣不易」。在這道長篇上諭中，雍正帝除一如既往斥責死對頭廉親王允祀、十四阿哥允禵外，也多處點到年羹堯的名字。如：
夫為君難，為臣亦不易。豈惟為君必親歷始知其難，即為臣不易亦非親歷其境者不知。如不為諸王，豈知諸王之難？不為大臣，豈知大臣之難？即如年羹堯建立大功，其建功之艱難辛苦之處人誰知之？舅舅隆科多受皇考顧命，又誰知其受顧命之苦處？由此推之，廷臣不知外臣之難，外臣不知廷臣之難，總之非身親其境不知其難也。夫為君須實知其難，為臣須實知其不易，然後能各盡其道。如朕謂予無樂乎？為君便是一言喪邦也。如舅舅隆科多、年羹堯謂予無樂乎？立功便當禍不旋踵矣。以至大臣官員莫不皆然。
凡有保舉，不過各就其平日所知，豈能盡保其將來？如廣西布政司劉廷琛，原系年羹堯所舉，今行罷斥矣。即如黃叔琳為朱軾所舉，今亦處分矣。在年羹堯、朱軾不過一時誤舉，無大關係，而朕任使不得其人，費無數焦勞籌畫。大臣中如年羹堯、朱軾可謂公慎無私，仍屬知人者，然即使盡其所舉，亦不能充滿庶位，試問二人亦必以不能周知為對。朕令大臣輩各舉所知，其不知者即可以意中無人覆奏。若朕則統理天下政事，有一職即需一人，豈得以無人充此職而可推諉乎？
如近日岳週一案，岳周為工部司官，廉親王始而參劾，繼又幫銀數千兩代完公項。岳週身家有餘，廉親王力量有限，而如此作為，不知何意？且岳周將現銀二萬兩向年羹堯求薦布政司，人皆知為廉親王典鋪中物。以廉親王之所為，雖竭府庫以與之，亦不足以供其要結之費。
然用人理財之難，總莫難於使人人盡去其私心，私心一萌，狡詐百端。即如近日賞兵，則相與謠言曰：此大將軍年羹堯所請也。夫朕豈沖幼之君，必待年羹堯為之指點，又豈年羹堯強為陳奏而有是舉乎？此不過欲設計以陷年羹堯耳。
去年皇太后賓天時，外間謠言朕欲令允禵總理事務，允禵奏云：若欲令我總理事務，須將舅舅隆科多、年羹堯二人擯斥，再發庫帑數百萬賞賚兵丁，我方任事。因朕吝此數百萬，又不肯斥此二人，故允禵不從任事。其荒誕無稽、駭人聽聞至於如此！以後九門提督八旗都統一聞此等謠言，即當立拿，究其根柢，以懲奸宄，不可輕貸。
前朕所頒諭旨發阿靈阿、揆敘之奸，乃朕數十年來真知灼見，定成爰書，聞亦有疑為年羹堯所為者。朕之年長於年羹堯，朕胸中光明，洞達萬幾，庶務無不洞燭其隱微。年羹堯之才為大將軍、總督則有餘，安能具天子之聰明才智乎？朕因年羹堯為藩邸舊人，記性甚好，能宣朕言；下筆通暢，能達朕意。且秉性鯁直，不徇情面，故朕早有此意，待其來京陛見，令其傳達旨意，書寫上諭耳。而外人遂造作浮言，加年羹堯以斷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賞罰非自朕出者，妄謬悖亂一至於此，深可痛恨！
一篇上諭內，共六件事、十六次提到年羹堯的名字，處處都皮裡陽秋，褒中必帶貶，貶處又稍帶一些褒獎，用心迂曲，很值得揣摩。第一處：說年羹堯建立大功，緊接著又說功臣不易，「立功便當禍不旋踵」。第二處：說年羹堯識人不明，舉薦的布政使劉廷琛不是好官，但馬上又說他一貫公慎無私，一時誤舉也不是大錯，還拉上忠厚長者朱軾來做比。第三處：說廉親王的親信岳周向年羹堯行賄求薦，他雖拒賄並加舉報，但話外之音是，何以廉親王都提拔不了的人卻轉投你年羹堯的門路？第四處：說皇帝賞賜有功將士本是「天恩」，外界卻「謠傳」為年羹堯所奏。言外之意，之所以有這樣的謠言，即便不是年羹堯及其左右自我標榜，也是人同此心，公認軍功賞罰之事，皇帝都是聽從年羹堯的意見。第五處：說謠言稱皇帝因為太后賓天，本要重用母弟允禵，只是礙於年羹堯、隆科多未果。由此推出，皇帝是否有意重用允禵尚不足論，然皇帝重用年羹堯是導致手足不睦的重要因素，也在社會上廣為傳說。第六處：說有謠言稱皇帝處理阿靈阿（已故一等公，康熙帝孝昭仁皇后之弟）、揆敘（已故左都御史，明珠之子）這樣的大案，也是出於年羹堯的意旨，簡直是無稽之談，這些言論是「加年羹堯以不可受之名」。然而可以想見，這類涉及八旗親貴的欽定大案都有人懷疑是年羹堯在背後主使，年羹堯的權勢是顯赫到了何種程度！
至於上諭中「朕豈沖幼之君，必待年羹堯為之指點，又豈年羹堯強為陳奏而有是舉乎」「朕之年長於年羹堯，朕胸中光明，洞達萬幾，庶務無不洞燭其隱微。年羹堯之才為大將軍、總督則有餘，安能具天子之聰明才智乎」「外人遂造作浮言，加年羹堯以斷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賞罰非自朕出者」之類的表述，其憤懣不滿之意已經噴薄欲出，即便隨後又拿話遮掩，聲稱年羹堯沒有這樣做，這都是別人誣陷他的謠言、是狂悖謬亂之語等等，但現場「恭聆聖訓」的年羹堯如果稍微留心，此時也該不寒而慄、汗流浹背。可惜，已經聽慣了皇帝甜言蜜語的年羹堯沒有足夠的警惕之心，沒有就此做出任何謝罪、請辭之舉，而是聽聽作罷，心安理得地回到大本營西安。
對此，雍正帝當然不滿。然而僅僅是不滿，哪怕是嚴重不滿，也並不足以讓雍正帝憑一時衝動拿下這位「西北王」，畢竟年羹堯是他熱捧了三年的大功臣，在川陝經營十餘年，政治、經濟、軍事實力都十分可觀。拿下他，需要考慮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是合法性、合理性夠不夠。雍正帝是個好名聲要面子的人，自己捧起來的「功臣」「恩人」，如果沒有足夠充分的理由，或者乾脆說是罪名，只因為「箕坐」這些禮儀小事，或是行為招搖一些就君臣反目，那未免顯得皇帝太沒有容人之量，不是個明君。年羹堯是成大事不拘小節的人，想找他的罪名，當然是不少的，但畢竟需要時間去搜集，需要人證物證來坐實。
第二是控制力夠不夠。年羹堯在川陝等地經營多年，不但本人作戰經驗豐富且擁有兵權，當地主要文武官員也大多由他推薦任命，很容易形成類似中晚唐藩鎮的割據之勢。何況他身邊還有允禟這樣具有皇位爭奪資格的近支皇室成員，可以與京中的其他反對派形成呼應，對即位合法性有瑕疵的雍正帝構成極大威脅。當時，在川陝核心地帶，對年羹堯的牽制勢力幾乎是沒有的，舉朝上下，能夠在軍事上與年羹堯集團勢均力敵的重臣大將也不多見。
對雍正帝來說，如果只考慮第二點，將年羹堯直接扣在北京，是比較穩妥的辦法，但這顯然與第一點相違背。如果要兼顧第一點，即先將年羹堯放回川陝，再搜集罪名，按照懲處封疆大臣的一般程序處理，一旦行事不慎，就可能對年羹堯及其集團造成心理刺激。萬一局面失控，後果不堪設想。
時過境遷之後，雍正帝曾向群臣透露，說在此次年羹堯來京期間，有親信之人建議自己，不可將其放回陝西。但雍正帝很是自信，認為自己有足夠的駕馭能力，而不需要採取這種突然扣留的方式，落個不依法辦事、莫須有抓捕功臣的名聲。
那麼，在處置年羹堯的問題上，雍正帝到底採取了怎樣的策略和步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