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Yamagata Aritomo 1838.6.14—1922.2.1)

出任兩屆內閣首相:

第3屆(1889.12.24—1891.5.6)

第9屆(1898.11.8—1900.10.19)

「蓋國家獨立自營之道有二,其一為守護主權線,其二為保護利益線。所謂主權線,系指國家疆域,所謂利益線,系指與其主權線安危密切相關之區域。……方今介立於列國之間,維持一國之獨立,獨守主權線決非充分,必亦保護利益線」。這套臭名昭著的侵略理論,是山縣有朋初任內閣首相後,對議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時正式提出的。在此之前,他已在《軍事意見書》和《外交政略書》中闡述過這種思想。山縣有朋作為日本近代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其畢生活動就是為實現上述「理想」展開的。

山縣有朋(1838—1922)出生於長州萩城下川島莊一個卒族家庭,幼名辰之助,又稱小輔,化名萩原之助,號素狂、含雪,並根據其住所,有過芽城山人、椿山莊主、無鄰庵主、小淘庵主、古稀庵主等別號。其父山縣有稔,在日本古典文學方面頗有造詣,曾任州庫僕從,以忠於職守博得好評。山縣自幼受家庭薰陶和良好的私塾教育,學業優秀,以柔道和劍術見長。

開國後的日本,社會劇烈動盪,生長在倒幕運動策源地長州的山縣,青年時代被捲入鬥爭的激流,並迅速成長為頗有名氣的社會活動家和長州藩軍隊指揮員之一。山縣曾就讀於「松下村塾」,拜倒幕派領袖吉田松陰為師,與倒幕派志士久阪玄瑞、木戶孝允等交往甚密。他多次往返於長州、京都之間,瞭解形勢,策動倒幕;他四處奔走,促進薩長聯合;他作為長州藩奇兵隊軍監、總督,身先士卒,抗擊英、法、荷、美四國艦隊炮擊下關,右腕和腹部中彈受傷;他指揮奇兵隊打敗了第二次征討長州的幕府軍。

明治政府成立後,山縣作為政府軍高級指揮官南征北戰,為鎮壓幕府反叛勢力、保衛新生政權立下汗馬功勞。

1869年,山縣有朋奉命出使歐洲考察軍事,回國後累遇陞遷,歷任兵部少輔、大輔、陸軍卿、參謀本部總長等要職,成為軍界獨一無二的實力人物。在此之間,山縣致力於日本近代陸軍的建立和改造,是《徵兵令》的倡導者和制訂者。在山縣的主持下,鎮台制變為師團制,整頓了陸軍教育機構,頒布了《軍人訓誡》和《軍人敕諭》,為日本近代陸軍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因此,山縣被稱為「日本近代陸軍之父」。

山縣出任文職是在1882年以後,至第一次組閣前,歷任參事院議長兼內務卿,第一次伊籐博文內閣內務相兼農商務相。他直接領導創立了地方自治制度,對警察制度作了根本性的改革,是制訂《保安條例》、鎮壓民主運動的首謀。

山縣自稱「一介武夫」,其統治權術較伊籐博文相形見絀,但也絕非平庸之輩。他性情沉穩且有些神經質,辦事慎重而果斷。無論任何事情,一旦下了決心,便義無反顧地幹到底。

1889年12月,黑田清隆內閣辭職,山縣受命組閣,任首相兼內務相,親自將「主權線」與「利益線」理論付諸於實踐。

為灌輸軍國主義思想,發揚尚武精神,山縣一上任便建立「金鴟勳章」獎,以授予將來武功超群者。

為統一內閣的「思想」,山縣將以前草擬的《軍事意見書》、《外交政略書》在內閣中散發,聲稱保護「利益線」乃大勢所趨,現實的「保護」重點就是朝鮮。

為強化政治統治,山縣以加強中央和地方政權建設之名,修改了《各省官制規則》,頒布了《府縣制、郡制》和《地方官制》,為地主佔據地方政權提供了法律依據。他主持制訂的《集會、政治結社法》,主要目的是打壓民主運動和進步勢力。

山縣一向強調要建立軍國主義教育體系,上任不久便撤換了工作不利的文部相榎本武揚職務,提拔年輕的次官芳川顯正接任。芳川秉承山縣的旨意,主持起草《教育敕諭》,把忠孝道德為中心的儒家倫理與近代法律、愛國獻身理念結合起來,建立了近代日本的思想基礎天皇國家觀,強迫國民自小學起便系統地接受奴化教育。

山縣有朋傾注全力的是軍備擴張,他認為「預算支出大部分應是陸海軍經費」。當政府提出的預算遭到議會反對和輿論抨擊時,山縣採取高壓手段,頒布《保安條例》,將60餘名「異端分子」趕出東京,製造緊張氣氛,同時拉攏賄賂國會議員,迫使議會與政府妥協,把議會變成了「冷血動物的陳列館」。

山縣有朋卸任後不久,又出任第二次伊籐博文內閣司法相,後任樞密院議長,始終控制著軍界,左右著政界。

1894年,日本蓄意挑起甲午戰爭。山縣出任第一軍司令官,親臨前線指揮,率部從平壤到義州,過鴨綠江,連陷九連城、安東縣。奉調回國後,任監軍兼陸軍相,坐鎮大本營。戰後作為特命全權大使,赴俄簽署日俄協定。1898年1月,晉陞為陸軍元帥。

1898年11月,山縣有朋第二次組閣。懾於民黨在議會中的強大勢力,一貫聲稱與民黨「對決」的山縣不得不改變策略,主動接近在議會中佔有多數席位的憲政黨(前身是自由黨),部分接受該黨提出的政治主張,實行有節制的讓步。

山縣與憲政黨妥協,不外是要軟化民黨的攻勢,穩住統治陣腳。為使政府提出的增加地稅、擴大軍備預算案在議會中通過,山縣還採用了「糖果」政策,向議會提交預算方案時,還提出了一個提高議員薪水的方案,貴眾兩院議長薪金由4000日元提高到5000日元,副議長薪金由2000日元提高到3000日元。議員薪金由800日元提高2000日元。這還不夠,山縣還通過政商重金收買憲政本黨(前身是進步黨)的部分議員,同時命親信桂太郎提取宮內省資金98萬日元去賄賂貴族院議員。結果不難想像,此次政府預算就像議員加薪提案一樣,順利地獲得了通過,第十三次議會通過的政府提案包括:地稅提高到3.3%,市街地稅提高到5%,國家由此增加稅收3700萬日元,軍備擴張有了財政來源。

為使國會與政府「合作」,山縣還根據民黨提出的要求,對《府縣制、郡制》、《商法》、《文官任用令》以及選舉法進行了修改。不過,在修改有關法律時,他始終掌握著對維護天皇絕對統治有利無害的界限。

山縣在與民黨的「合作」中雖然有所讓步,但在政黨進入中央或地方政權的問題上是寸步不讓的。文官任用制度已經在法律上阻止了政黨人士參政,因此當憲政黨提出「獵官」要求時,山縣毫不猶豫地斷然拒絕。

山縣在任期間還主持制訂了對戰前日本政治起到極壞作用的《軍部大臣武官制》和《治安警察法》。前者在保證軍令獨立基礎上,又從法律上規定了軍部大臣必須由現役武官擔任,從而實際上將軍政也獨立出來,為軍部干預政治乃至後來建立軍部獨裁的法西斯體制埋下了禍根。後者專門針對蓬勃興起的工農運動,是套在勞動階級頭上的枷鎖和殘害進步人士的屠刀。

山縣是近代日本擴張主義的代表,他時刻關注遠東局勢的變化,不願放過任何擴張帝國權益的時機。1900年,當中國的義和團運動威脅到列強在華利益時,山縣政府立即派兵加入八國聯軍,血腥屠殺中國人民,甚至想趁火打劫出兵攻佔廈門,因顧忌列強的反對才中途停止行動。

山縣雖然竭力主張對外擴張,但行動時又比較謹慎。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後,沙俄的軍隊仍賴在中國東北,窺伺朝鮮,威脅了日本在朝鮮的利益,日本政府非常緊張,外相青木周藏力主與俄決戰。山縣深知國力尚弱,軍事和外交準備不足,遂壓制了青木的主張,避免了一場冒險的戰爭。

但是,圍繞是否對俄開戰問題,山縣內閣中已出現分歧。憲政黨則因「獵官」要求被拒絕而改變了與政府合作的態度。這些事件釀成內閣危機,山縣於1900年9月提出辭職。

山縣卸任後,仍然作為政府元老,在幕後操縱日本政治。他把親信桂太郎推到前台執掌政柄,支持桂締結日英同盟,從而在外交上完成了對俄作戰的準備。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後,山縣擔任參謀總長兼兵站總監,坐鎮大本營指揮,還親臨戰地巡視部署。日俄戰爭後,積極策劃日韓合併,最終把朝鮮納入日本的版圖。

1922年1月,山縣因氣管硬化症,死於小田原古稀庵,終年85歲。

《日本首相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