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橋是清Takahashi Korekiyo 1854.9.19—1936.2.26)
出任第20屆(1921.11.13—1922.6.12)內閣首相
高橋是清(1854—1936)是一位堪與松方正義媲美的著名財政家，同時也是一位政黨政治家。然而同理財上的建樹相比，其政績平平。
高橋是仙台藩人。1867年奉藩命赴美國留學，1892年到日本銀行任職，1895年任橫濱正金銀行副總經理。甲午戰爭後，建議政府用中國賠款作準備金，實行金本位制。1899年起轉任日本銀行副總裁。日俄戰爭期間，奉政府之命到歐美各國遊說，成功地在國外籌集到大筆公債，為解決政府在戰時的財政危機做出巨大貢獻，由此聲名大振。1911年，升任日本銀行總裁，成為政府財政金融政策的主要決策人物之一。1913年山本權兵衛首次組閣時，加入政友會，接著以該黨成員身份入閣擔任大藏相。原敬組閣後，再次出任藏相，大力推行「擴張性財政」。
1921年11月初，原敬首相突然遇難。經西園寺與政界元老、政黨緊急協商，推薦高橋為繼任首相。
高橋內閣於11月13日成立，藏相仍由高橋兼任，原內閣成員全部保留，繼續推行前內閣的施政方針。因此，高橋內閣被認為是原敬內閣的延長。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發展迅猛，在遠東擴張了勢力。美國通過大戰，一舉成為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為確立世界霸主地位，巴黎和會後，美國向英、法、日、意等國提出召開華盛頓會議建議。日本害怕被孤立，也被迫出席會議。原敬內閣時派出了以海軍相加籐友三郎、貴族院議長德川家達、駐美大使幣原喜重郎為全權代表的代表團赴美參加談判。高橋內閣成立前一天，會議在華盛頓正式召開。
會議首先討論了裁軍問題。經過激烈辯論和討價還價，與會國接受美國的提案，簽訂了《華盛頓海軍條約》。條約規定，英美日德法五國主力艦和航空母艦的比例為5︰5︰3︰1.67︰1.67，並規定10年內不得增建主力艦，條約期限為15年。日本對這一比例限制極為不滿，但自知實力遜於美國，害怕談判破裂後在軍備競賽中處境更為不利，因而採取了以退為進的策略。
會議討論了中國問題，簽訂了《九國條約》，確認了尊重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實行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原則，否認了大戰期間日本在中國獲得的「特殊權益」。在中國代表的強烈要求和國際壓力下，日本同意歸還膠州灣租借地、允許中國用公債分期買回山東鐵路、日本撤走在山東的駐軍。
會議討論了西伯利亞問題。由於美英等國已經停止對蘇聯的軍事干涉，賴在西伯利亞的日軍已處於孤立無援的窘境。會上，日本代表被迫聲明對西伯利亞沒有領土野心，表示日蘇談判成功後撤回軍隊。
日英同盟自1902年簽訂以來，一直被日本政府視為對外政策的「脊髓」。一戰後國際政治格局的巨大變化，淡薄了「同盟」的存在意義。結果美、英、日、法在會議上新締《四國條約》，確立了新的同盟關係，日英同盟因此廢除。
這樣，華盛頓會議重新確定了美英日在遠東的國際政治體系，日本為尋求與美英協調而不致被拋棄於體系之外，忍痛付出了代價。
「華盛頓體系」的建立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政治有深遠影響，也直接影響到高橋內閣的對內政策。為應對戰後資本主義經濟恢復和景氣後退局面，高橋改變了一直倡導的「擴張性政策」，實行緊縮財政。1922年度的財政預算比上年度減少了1.18億日元。政府宣佈除繼續完成既定的新興事業外，不再擴大建設規模。高橋還表示，一旦實現裁軍，將把軍費節支用於發展文教、水利事業。
在高橋主持下，政府為穩定社會秩序、調整政治關係，對有關法律制度做了修改。其中包括修改《治安警察法》，給予婦女組織和參加政治集會的自由，制訂《健康保險法》，通過議會批准犬養毅提出的《整頓裁減陸軍建議案》和前田利定提出的《整頓綱紀建議案》。不過，對實行普選和廢除軍部大臣武官制問題，高橋的態度消極，他的看法是「沒有必要修改陸海軍大臣武官制和帷幄上奏。」
高橋的理財能力可圈可點，但理政能力平平。與他的前任原敬相比，其組織、社交、判斷和決策能力大為遜色。原敬謀多善斷，交際廣泛，社交時一下子就能牢記對方的姓名、職務、性格特點。高橋卻疏於人事，不善社交，甚至擔任藏相時，連誰是屬下的主稅局長都忘了。
高橋就任首相翌日，政友會基於「首相和總裁不可分」的考慮，推舉他為第四任總裁。平時疏於黨務、不注意培植親信的高橋，在處理黨內矛盾和鬥爭時，顧此失彼，優柔寡斷，缺乏總裁應有的統帥力。
早在原敬執政時，因五所學校升格和修改鐵道鋪設法問題，政友會黨內外就有人提出撤換文部、鐵道二相職務並改組內閣主張，當時高橋也是改組論者。高橋上任後，改組呼聲愈加強烈，內閣中也出現改組與不改組兩種對立意見。高橋錯誤地權衡了內閣中兩派意見的優劣，倉促決定改組，遂使內閣中對立意見公開化，彼此吵成一團，互不讓步。高橋試圖通過內閣辭職來實現改組，而文部相中橋德五郎、鐵道相元田肇拒絕辭職。關鍵時刻高橋害怕強行改組會導致政友會分裂，於是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聲明停止改組，以求維持局面。不久，政友會常務會和議員總會通過有關政務全憑總裁決定的決議，據此高橋再次提出改組內閣，接著又以中橋和元田反對、內閣不統一為由，宣佈內閣辭職，同時開除了中橋等六人黨籍。正當高橋期待著由他重新組閣的「敕命」時，天皇卻把首相大印交給了加籐友三郎。
高橋辭職後，繼續擔任政友會總裁，在第二次護憲運動中，率領政友會參加了推翻清浦奎吾內閣的鬥爭，並與憲政會、革新俱樂部合作，建立了以加籐高明為首相的護憲三派內閣，使戰前日本政治進入所謂「議會的黃金時代」——政黨內閣時代。高橋本人則歷任加籐高明、田中義一、犬養毅、齋籐實、岡田啟介五屆內閣藏相，推行「擴張性財政」和「健全財政」政策。這樣，他一生中八次出任藏相，主持國家財政達12年之久。
作為政府中德高望重的財政家，高橋比較注重從國家經濟實力和長遠利益出發，制訂和實施財政經濟政策，這與20世紀30年代後期軍部極力主張的無止境擴軍備戰要求形成尖銳矛盾。他在擔任岡田內閣藏相時，力主削減軍費開支，與軍部代表通宵論戰，一度壓制了軍方的意見。正因如此，他成了軍部法西斯分子的眼中釘，乃至招來殺身之禍。
1936年2月26日凌晨，皇道派少壯軍官發動兵變，襲擊了政府機關和首相、大臣官邸，高橋在這次事件中慘遭殺害，終年8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