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到了晚上，我會給家人(包括穆罕默德，他現在跟我們 住在一起)講那次旅行的故事。每一樣東西我都詳細描述~停 機坪、機場、飛機、從飛機舷窗看到的雲彩。每當想起自己在阿 姆斯特丹機場的自動通道上行走，我心裡就有些激動。我從未見 到過如此多的白人，拖著行李來來往往，匆匆忙忙。我告訴他們我 遇到的人，我在紐約見到的高樓，人們在路上如何罵人;我當然會 極力渲染雪，講解為什麼天黑得那麼早。
「這真是一次奇異的旅行，」叔叔說。他的話讓我覺得好像 這一切都是在我腦子裡發生的。
我和穆罕默德又上學了，在聖愛德華中學。我非常高興。我 回憶起早晨步行上學，回憶起掃芒果葉的聲音驚起飛鳥。小鳥尖 聲叫著，好像在互相詢問這種刺耳的聲音是怎麼回事。我的學校 裡只有一幢小房子，是用土坯建的，鐵皮做頂。沒有門，沒有水泥地板，而且小得容不下所有學生。多數課都是在室外的芒果樹萌 下上的。
穆罕默德記起學校缺少課本，我們還要幫老師在他們的地裡 種莊稼。老師們已經幾年沒領到薪水了，只有種地才能活下去。 我講得越多，越覺得自己已經忘卻了當學生是一種什麼感覺，坐在 教室裡，記筆記，做作業，交朋友，惹惱其他學生。我迫切想回到學 校。但在弗裡敦第一天上學時，所有孥生都躲著我們，好像我和穆 罕默德會隨時殺人。他們不知從哪裡得知我們曾做過童兵。戰爭 不但讓我們失去了童年，至今還給我們留下傷痛，而且這些經歷也 給我們的人生留下了污點。
我們去學校的路上總是走得很慢。我喜歡這樣，因為這樣我 能思考下一步的人生該怎麼走。情況不會，比從前更糟，這一點我 有信心，這種想法讓我常常面帶微笑。我還在逐步適應作為家庭 一員的生活。我還告訴別人說穆罕默德是我的弟弟，這樣我就不 需要多作解釋。我知道過去的事情永遠也忘不了，但我不想再提 起，這樣我就可以全心投人新的生活。
跟平常一樣，我早早起了床，坐在屋後的石板上，等待城市醒 來。那是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城市不是被平常的聲音喚 醒，而是被議會大廈周圍的槍聲驚醒。槍聲驚醒了所有人，我和叔 叔、鄰居都到了露台上。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可以看 到士兵在帕登巴路上奔跑，軍車在監獄前來回奔馳。
整個城市槍聲大作，持續了一整天。城裡人站在露台上，緊張 得發抖。我和穆罕默德交換了一下眼色：「不會又來了吧。」中 午過後不久，中央監獄被打開，囚犯被釋放。出獄的囚犯得到了新 政府發給的槍支。有的直接去了判決他們有罪的法官和律師家 裡，見人就殺，見不到人就放火燒房子。其他人和士兵一起搶劫商 店。著火的房屋冒出煙，瀰漫在空中，籠罩了整個城市。
有人在電台宣佈自己是塞拉利昂新總統。他說自己叫約翰 尼?保羅?克羅馬，是武裝部隊革命委員會(AFRC)的領導人。這 個組織是一幫塞拉利昂軍官發起的，推翻了民選總統泰詹?卡 巴。克羅馬的英語說得蹩腳，他為政變找的理由更蹩腳。他要大 家返回工作崗位，說局勢很平穩。就在他發表講話的時候，槍聲、 士兵憤怒的叫罵聲和歡叫聲幾乎淹沒了他的聲音。
晚上，電台發出另一則通告，宣佈「為了國家的利益」，叛匪 (革命聯合陣線)和軍隊攜手驅逐文人政府。前線的叛匪和軍隊蜂 擁入城。全國陷入混亂。我痛恨發生的一切。我不想再回到從前 的生活中去。我想這一次我可能難逃一劫了。
武裝部隊革命委員會和革命聯合陣線，合稱「武聯」，用火箭 筒和炸藥炸開銀行金庫，將錢洗劫一空。有時候，武聯攔住行人搜 身，將搜到的東西盡數拿走。他們佔領大中學校校園。白天，除了 待在露台上就無事可做。我來到叔叔家之後，他就一直在蓋新房， 他決定把房子蓋完。我們早晨去，幹活到下午，被槍聲趕回家，躲到床下。但日復一日，在室外拋頭露面越來越危險，流彈擊中許多 人。不久，我們停工了。
致裝人員強行搶走市內商店和集市上大部分食物，外國進口 食品和全國各地進城的食品被停運。剩下的食品很少，而且要在 混戰中尋找。勞拉?西姆斯一直給我寄錢，我攢下一些。我和穆 罕默德決定進市區，去買些木薯粉、沙丁魚罐頭、大米，能找到什 麼就買什麼。我知道這要冒碰上以前戰友的危險，如果他們知道 我已經退出行伍，非把我殺了不可。但那時我不能老待在家裡。 我必需搞到食品。
我們聽說市裡有個秘密市場，開在一所廢棄屋子的後院裡。 那裡向市民出售一些別處買不到的食品。價格是通常價格的兩 倍。但這些花銷和風險還是值得的。我們一早出門，非常害怕遇 到熟人。看到叛匪或者士兵，我們就低下頭匆匆走過去。走到那 裡時，小販剛剛把貨擺出來。我們買了些大米、棕櫚油，鹽和魚; 剛買完，市場裡就擠滿了人。人們急匆匆地買下買得起的東西。
我們剛要離開，一輛路虎車呼嗦而來，武裝人員沒等車停穩就 跳下來。他們衝到平民中間，開槍示警。指揮官手持擴音器，命令 所有人放下食品袋，雙手抱頭,臉朝下趴到地上。一個婦女慌裡慌 張地想跑，被頭戴紅箍的持槍者擊中頭部。她尖叫一聲，「咚」地 倒在堅硬的地上。這下大家更慌了，四散逃命。我們抓起食品就 逃，躲藏起來，這對我來說是那麼熟悉。
我們跑開後，另一輛路虎車開過來，他們或開槍，或用槍托擊打眾人的頭。我們躲在一堵牆的後面，這牆把市場和大街隔開，然 後沿著臨近海灣的一排房屋後面的小路小心地跑。在海灣盡頭 處，潮水擊打著一艘沉船。我們把貨物挾在臂下，跑到大街上，開 始走回家的最後一段路。在走近市中心的木棉樹時，我們看到一 群抗議者跑過，手裡舉著「停止殺戮」等標語。他們身穿白衣，頭 上纏著白布。我們本想不理這幫人，但剛轉過街角，一夥持槍的人 朝我們衝來,有的穿軍裝，有的穿便裝，朝人群開槍。我們沒法離 開人群，只好混進去。武裝人員投擲了催淚彈。一些平民在人行 道上嘔吐，鼻子流血。大家都朝基西街跑去。呼吸很困難，我用手 摀住鼻子，鼻子裡像灌了辣椒水。我緊緊抓住食品袋，拉著穆罕默 德一起逃，怕在人群中跟他走散了。我臉上淌著淚，眼睛睜不開。 我滿腔憤怒，但還是克制住自己，因為我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不能脾 氣失控，那樣的結果只能是死路一條，我心裡明白，自己現在是個 平民百姓。
我們和人群一起跑，想突圍出去趕緊回家。我嗓子痛起來。 穆罕默德咳嗽咳得脖子上青筋暴露。我們終於逃出來，他把頭伸 到公用水泵下沖洗。突然，另一幫人朝我們拚命衝來。原來是士 兵在追趕他們，我們只好拎起食品袋朝前跑。
我們夾在抗議學生當中跑到一條街上，街兩旁都是高樓。一 架在空中盤旋的直升機朝人群俯衝下來。我和穆罕默德知道將會 發生什麼，跑到最近處的一個排水溝躲進去。直升機降到地面高 度，在離人群約二十五米處，突然旋轉橫過身來。一名坐在機腹處的士兵用機槍掃射，人們紛紛倒地。剩下的人四散逃命。一分鐘 前還舞動著小旗，迴盪著口號聲的街道，頃刻變成了寂靜的墳場， 只有無數新添的冤魂在掙扎。
我和穆罕默德沿小巷朝前跑。前面遇上一道籬笆，正對著一 條大路，路上設置了路障。武裝人員在這一區域巡邏。我們在排 水溝裡躺了六個小時，等著天黑。晚上逃離死亡的機會要大一些， 因為黑暗裡可以看到子彈的紅色軌跡。還有別的人跟我們在一 起。一個穿藍色T恤的學生，滿臉是汗，每過一會兒就用襯衫擦 臉。一個年輕婦女，可能只有二十多歲，坐在地上，頭埋到雙膝間， 全身發抖。還有一個長鬍子的男人倚牆而坐，用手抱著頭,襯衫上 沾滿了別人的血。我感到非常沮喪，但不像這些人那樣害怕，他們 從來沒經歷過戰爭。這是他們的第一次經歷，看著他們的樣子真 讓人傷心。我希望叔叔不會為我們過分擔心。又傳來一陣槍響， 催淚彈的煙霧飄過來。我們摀住鼻子，直到氣體被風吹散。夜晚 遲遲不來，我們像是在等待世界末日。但黑夜畢竟還是會來的。 天黑後，我們貓著腰躲在屋後，跳過籬笆，一路跑回家。
叔叔正坐在露台上，滿臉淚水。我打招呼時，他像見到鬼一樣 跳起來。他擁抱了我們很長時間，說再也不要我們進市裡了。但 我們也沒有別的辦法，要想搞到食物，就只能出去。
此後的五個月中，槍聲沒停止過。槍聲成為城市的新景觀。 早晨，各家各戶坐在露台上，緊緊抱著孩子，盯著市裡的街道。街 上成幫結伙的持槍人員四處遊蕩，肆意搶劫、強姦、殺人。每當槍聲密集時，母親們就會摟住孩子。多數人吃的是水泡生米加糖， 或木薯粉加鹽，每天收聽收音機，希望能得到一些好消息。有時白 天會從房子上冒起幾大股濃煙，那是武裝分子放的火。我們能聽 到他們對著燃燒的房屋興奮的笑聲。1天晚上，離叔叔家不遠的 一個鄰居收聽非法電台廣播，廣播中譴責新政府對平民犯下的罪 行。幾分鐘後，一輛載滿士兵的卡車停在他家門前，把他和妻子、 兩個大兒子拖出來槍殺，把屍體踢進了排水溝。看到這一暴行，叔 叔噁心得吐了。
最初幾個星期，人們都嚇得不敢外出。但不久之後，大家對槍 聲和暴行就習以為常了。人們不顧被流彈擊中的危險，開始每天 四處去尋找食物。小孩子玩遊戲，互相猜槍聲是AK_ 47、G3、火 箭筒還是機槍。我多數時間和穆罕默德坐在門外的石板上，兩人 都不愛說話。我心裡想，自己為躲避戰爭跑了這麼遠，還是未能避 開。在這裡，再也無處可去了。
我和身居紐約的勞拉失去聯繫長達五個月。之前，我和她時 常通信。她告訴我她在做什麼事情，讓我多保重。她的信是從世 界各地寄來的，因為她在那些地方有講故事的項目。最近我每天 都打對方付費電話給她，但都沒打通。塞拉利昂的國家電話公司 塞拉電信已經不通了。我每天都和叔叔、兄妹們坐在露台上，遠 望市區。我們已經不聽講故事的磁帶了，因為天黑之前就開始宵 禁。叔叔的笑聲越來越少，歎氣聲越來越多。我們一直盼望情況 會發生變化，但卻越變越糟。
叔叔病倒了。一天早晨我們坐在露台上，他說自己感覺不舒 服。晚上他開始發燒，躺在屋裡哼哼。我和阿里到附近店裡買了 藥回來，但他幾天持續高燒。薩萊嬸嬸逼他吃飯，但每次剛喂完， 就會吐出來。醫院和藥店都停止了營業。我們在市裡到處找醫生 或護士，但還沒逃走的人都不願意出門，生怕再也回不了家。一天I
晚上我坐在叔叔身邊給他擦額頭，他一下子從床上掉下來。我把 他托起來，把頭放在腿上。他的顴骨在圓臉盤上很突出。我從他 的眼睛裡可以看出，他已經失去了希望。我求他不要離開我們。 他想說點什麼，但雙唇停止了抖動。叔叔走了，我抱著他，心裡想 怎樣把這個消息告訴嬸嬸。嬸嬸正在廚房裡給他燒開水，她過了 一會兒走進屋裡，熱水壺落在地上，濺了我倆一身。她不願相信自 己的丈夫已經死去。我還抱著叔叔，臉上流著淚。全身都已麻木， 坐在那裡動彈不了。穆罕默德和阿里進來，把叔叔從我身上抬走， 放到床上。幾分鐘後,我才站起來。我走到屋後，用拳拚命捶打那 棵芒果樹，直到穆罕默德把我拉走。對我來說，重要的東西總是會 失去。
我的兄妹們都在哭，在問：現在誰來照管我們？這事為什麼 要發生在這樣艱難的日子裡？
市區槍聲不斷。
叔叔第二天早晨就下葬了。雖然一片混亂，但還是有很多人 來給他送葬。我走在棺材後面，每走一步都覺得心裡很痛。我和兄妹們還有穆罕默德手拉著手。嬸嬸想來墓園，但剛要出門就倒 在地上。在墓園裡，伊瑪目誦讀了幾段經文，叔叔被放入坑穴，埋 上土。人們很快四散討生活去了。我和穆罕默德留下來，坐在叔 叔墓前跟他說話。我告訴他，很抱歉，沒能幫他找來醫生，希望他 知道我非常愛他，希望他能活著看到我長大成人。說完後,我用手 摸著土堆，無聲地哭泣。我一直在哭，不知在墓園待了多長時間。 天已經晚了，宵禁即將開始。我和穆罕默德飛速跑回家。再晚些， 士兵就該朝你開槍了。
叔叔下葬幾天後，我終於給勞拉打通了電話。我問她,如果我 能去紐約，能否和她待在一起。她說，行。
「不是這樣的。我想讓你好好想想。如果我去了紐約，我能 住在你家和你一起生活嗎?」我又問。
「是的，」她又說。我告訴她「我會把這個計劃具體化」，等 我到科納克裡之後再給她打電話。科納克裡是幾內亞首都，是當 時鄰國中唯一一個保持和平的，也是塞拉利昂的唯一出口。我必 須離開，如果我在弗裡敦再待下去，可能又會去當兵,如果拒絕的 話，以前的戰友就會殺死我。有些跟我一起接受改造的朋友已經 重新入伍了。
叔叔去世後的第七天早晨，我早早離開了弗裡敦。除了穆罕 默德，我沒有告訴任何人要走的事。等嬸嬸傷心過去之後,穆罕默 德再把這事轉告她。自從叔叔去世，嬸嬸就開始絕世獨居，不與任何人交往。我是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離開的，當時天還不太 亮。宵禁尚未解除，但我必須趁太陽升起之前出城。這個時間走 路安全些，因為那些武裝人員在打瞌睡，夜幕下從遠處不容易看到 我。寂靜的城裡迴響著槍聲，晨風吹在臉上有些寒冷。空氣中有 腐屍的臭氣和火藥味。我跟穆罕默德握手告別。「我到後會告訴 你我跟他說。他拍拍我肩膀，沒說話。
我只帶了一個髒乎乎的小包，裝了幾件衣服。帶著大包或顯 眼的包走路是很危險的，武裝人員會以為你帶了什麼值錢的東西， 可能朝你開槍。我融入黎明前的黑夜，將穆罕默德一個人留在露 台上，我有些擔心。這場面對我太熟悉了。我在一根電線桿邊上 停下來，用力喘口氣，朝空中狠狠地打了幾拳。我心想，必須想辦 法出去，如果不行，就只能回軍隊了。我不願意走那條路。我匆匆 走近排水溝躲起來，只聽一輛汽車開過。街上只有我一個平民在 走，有時我要通過哨卡，必須從排水溝裡爬過去或從屋後躲著走。 我安全地來到城市邊_一個廢棄的公交車站。我渾身是汗，眼皮 在跳，朝四周看一看。這裡有不少男人，看上去都有三十多歲，還 有女人，有幾家帶著五六歲的孩子。他們在破牆下站成一排。有 的手裡提著包袱，有的拉著孩子的手。
我走到隊伍後面，蹲下身去,摸摸右腳下，襪子裡的錢還在。 我前面的人一直在自言自語，離開牆又回來，往返多次。這讓我更 緊張了。靜靜地等了幾分鐘，一個站在隊伍中的男子聲稱自己是 司機，讓大家跟他走。我們走進廢車站，走過坍塌的水泥牆進人一片空地，在這裡上了一輛大巴。大巴全身塗成黑色，連輪圈也是黑 的，跟黑夜融為一體。大巴黑燈瞎火地慢慢駛出車站，從小路開出 城。這條路已棄用多年，汽車像是在叢林中走，樹葉和樹枝重重地 敲打著車身。車在黑暗中跑了彳夜，直到太陽初升。有一次我們 要過一座小山，不得不下車跟在車後面走。沒有一個人說話，個個 都嚇得緊繃著臉，因為我們還沒安全離開市區。我們回到車上，一 個小時後，我們在一座舊橋邊上下車。
我們給司機付了車費，每次兩個人通過生銹的橋，然後又走了 一整天來到一個地方，等候男一輛第二天早晨到達的汽車。這是 走出弗裡敦的唯一辦法，否則就會被新政權的武裝人員打死。因 為他們不願讓人離城而去。
路口大約有三十人。大家坐在林邊的地上，等了一整夜。沒 有一個人跟別人搭話。我們知道，還沒有完全逃離戰亂。父親跟 孩子說話時要貼近耳邊，生怕發出聲音。有的盯著地面，有的在玩 石子。微風中傳來微弱的槍聲。我坐在排水溝沿上，嘴裡嚼著從 塑料袋裡拿出來的生米。我什麼時候才能不再因戰爭而逃亡？如 果汽車不來怎麼辦？這條唯一的出境線路是弗裡敦的一個鄰居告 訴我的。到現在為止，還算安全，但我很擔心，因為我知道，在這種 情況下，形勢會急轉直下。
我把生米放回袋裡，沿著土路去找個坐著過夜的地方。有些 人睡在車站旁的樹叢裡。這樣如果汽車晚上開過來，他們就可以 聽到。有的人走得遠一些，在樹枝交錯的李子樹下清理出一塊睡覺的地方。他們把干樹葉用手推到一邊，在地上攏起一堆新鮮樹 葉做枕頭。有一個人用樹枝紮了一把掃帚，輕而易舉地把樹葉掃 到一旁。我跳過水溝找棵樹倚著坐下，整夜都在想叔叔、父親、 兄弟、朋友。為什麼他們一個個地死去，而我卻還活著？我沿著 路走來走去，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怒火。
早晨，人們站起來拍打身上的塵土。幾個男人藉著露水洗把 臉。他們搖晃小樹的枝葉，把水珠抹到臉上和頭上。又焦急地等 待了幾個小時，終於聽到引擎突突地響著沿路開過來。我們不確 定是不是這輛車，所以把包裹收拾起來，藏進路邊的樹叢中。隆隆 的引擎聲越來越響，終於可以看到汽車了。所有人都從藏身處跑 出來，呼喊著讓汽車停下。我們迅速擠進車裡，車馬上就開動了。 售票員走過來收車費。我交了半價，因為我還未滿十八歲，但那個 時期半價也比和平時期的全票還貴。我從車窗看著樹木一棵棵向 後閃過。後來汽車慢下來，樹木變成了端著步槍的士兵，槍口對著 路面和汽車。他們命令所有人下車，然後走過一道路障。我四處 張望,發現樹林裡還有許多持槍和榴彈發射器的人。我觀察他們 的隊形，差點撞在一個朝汽車走去的士兵身上。他用充血的眼睛 盯著我，臉上的表情好像在說：「我可以要你的命，殺了白殺。」 這種表情我很熟悉。
他們搜查了汽車，沒人知道為什麼。幾分鐘後大家又上了 車。車慢慢地開動，我目送那道路障出了視野，想起過去經常襲擊 這種路障。在記憶把我帶回過去之前，我就將它從腦子裡驅除了。路障一個接一個，每一處的士兵表現各不相同。有的要錢，即 使旅客證件齊全。如果拒絕，就要冒被遺送回市區的危險。如果 沒有錢，士兵就把手錶、珠寶或其他值錢的東西拿走。每次碰到 關卡，我都默默地祈禱，希望這樣能幫我順利通過。
下午四點左右，汽車到達終點站坎比亞鎮。從離開城市之後， 我第一次見到有些旅客的臉上鬆弛了一些。但很快，我們的臉又 緊張起來，因為移民官也要我們交錢才能過境，大家都抱怨著，手 伸進襪子、褲兜、頭巾裡掏出剩下的錢。一個帶著兩個七歲孩子 的婦女向軍官哀求，她需要錢在科納克裡餵養孩子。那人伸開著 手,衝她嚷嚷,叫她滾一邊去。塞拉利昂入竟伸手向因戰爭而逃難 的人要錢，真讓我憎惡。這不是趁火打劫嘛！離開這個國家,為什 麼還要付錢？我只是心裡想想，但不敢去爭吵。我不得不交錢了 事。移民官要三百利昂，才給在護照上蓋一個離境章。這筆錢相 當於兩個月的薪水。
護照一蓋章，我立即越過邊境進入幾內亞。到首都科納克裡 還有五十英里路，我加快腳步，去趕一輛去首都的汽車。我以前壓 根兒沒想過，我在幾內亞一種語言也不通。我有些擔心，但能活著 走出國門，心情已經輕鬆多了。
要乘到科納克裡去的汽車，必須通過幾內亞士兵設置的哨 卡。哨卡周圍有人兜售幾內亞貨幣，匯率由他們隨意定。我以為 士兵會查禁外匯黑市交易，但他們似乎並不在意。我換匯後朝哨卡走去。邊境上士兵群集，他們根本不會講英語，或裝作不懂英 語。他們端著槍，擺出準備射擊的姿式，好像隨時會有情況發生。 我避開他們的目光，擔心他們從我的眼睛裡看出我曾有過當兵打 仗的經歷。
我必須經過一幢褐色的木房子才能上汽車。房子裡有士兵在 檢查包裹，檢查通過後再出來把證件交給軍官。我走進木屋,士兵 把我的包裹撕開，裡面的東西全撒落在地上。東西沒幾件，重新包 起來也不費事：兩件襯衫、兩件內衣和三條長褲。
我從木屋中走出來,感到所有的士兵都在盯住我看。證件要 交給誰呢？桌子有好多，我不知道應該去哪一張。士兵全副武裝 坐在芒果^[下，有的用背帶把槍吊在椅子上,有的支.在桌子上，槍 口對著木屋。這樣可以讓人心裡緊張，好乖乖地把錢交出來。
坐在這排桌子最遠端的士兵嘴上叼著一根煙，招手讓我過 去。他伸手要我的護照。我把護照交給他，沒看他的臉。士兵說 的話我聽不懂。他把我的護照放到胸前口袋裡，把雪茄煙從嘴裡 拿出來，雙手放到桌上，嚴肅地看著我。我朝下看，但士兵托起我 的下巴。又檢查了一遍我的護照。他的眼睛紅紅的，冷笑兩聲。 雙手抱在胸前，身體往後靠到椅子上，盯著我。我微笑一下，士兵 大笑。他說了幾句話，又把手放到桌子上。這一次他臉上的笑消 失了。我拿出一些錢放在他手裡。他把我的護照從口袋裡抽出 來，揮揮手讓我過關。他拿起錢嗅了嗔，裝進自己口袋裡。
過關後有許多汽車，我搞不清哪一輛是去科納克裡的。我找人問路，但沒有一個人能聽懂我的話。法語我只會說一句「你好」。這句話沒有什麼用。
就在我茫然無措地尋找去首都的汽車的時候，碰上一個過 路人。
uWatck sussai you dae go，」那人用克裡奧語說。
uMe na sorry，sir，」 我回答。「 f/oxt; de body，」 我一邊跟這陌生人握手一邊說。
uMe body fine en voaitin you dae do nay a so me pekin ? 」
那人問我。
我告訴他我正在找去科納克裡的汽車。他說他跟我同路。汽 車上擠滿了人，路上大部分時間我都站著。通往首都五十多英里 的路上，哨卡不少於十五個，而且士兵個個凶神惡煞。每個關卡都 是一個模樣。路旁停放著吉普車，車上架著槍。一條鐵槓橫擋在 公路上，兩邊是排水溝,兩名士兵一邊站一個。右邊有士兵坐在柏 油帆布搭的棚子裡。棚子裡有幾個隔間，士兵在裡面搜查過路 人。他們為所有塞拉利昂人定了統一價格，付不起錢的會被趕下 車去。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把人趕回邊境的另一邊。那個跟我一起 上車的人幫了忙，省了幾個關卡的過關費。很多士兵以為我是那 人的兒子，所以沒檢查我的證件，只查驗他的，又收了他兩個人的 錢。我想他沒發現;他一心想到科納克裡去，錢對他來說似乎不成 問題。在一個關卡處，我被士兵帶進屋內,脫掉衣服。開始我不想 脫，但看到有個人被踢倒在地，衣褲全被撕破。一個士兵把我的腰帶拿走了，腰帶扣上有個獅子頭，是我的心愛物。我一隻手提著褲 子跑回車上。我咬緊牙關，握緊拳頭，壓下心中的怒火。
』通過最後一個關卡時，一個士兵要我雙手抱頭，讓他搜查。我 一抬手，褲子掉了下去，有些乘客笑起來。那個士兵幫我提上褲 子，從口袋裡掏出一根鞋帶幫我紮住褲腰。繫好褲子後，他把手伸 進我的口袋裡，掏出我的護照，翻了翻，又還給我。我排在隊伍後 面等候蓋入境章，氣得身上發抖，但我明白，要想去科納克裡，就必 須克制住自己。我聽到有人說人境費折合三百利昂。我手上只剩 一百利昂了，還有餘下的旅程要走。我心裡想這怎麼辦？白走了 這麼遠的路。現在即使想返回弗裡敦錢也不夠了。淚水湧入眼眶 裡。我很緊張，但又沒有什麼辦法。正在我焦慮不安的時候，一個 剛蓋好章的男人拿了好多包要繞過關卡重新上車，不小心把兩個 包弄掉了。我稍猶豫了一下，但決定冒險一搏。我走出隊伍，撿起 兩個包，跟在他身後上了汽車。我坐到後排，蜷縮著身體，偷看一 下那些士兵是否朝我這邊看。直到所有人都重新回到車上，那些 士兵也沒來找我。汽車慢慢地開動了，速度越來越快。這樣我成 了非法入境，我知道將來肯定會有麻煩。
汽車駛向科納克裡，我擔心起來，因為我不知道到達後該怎麼 辦。我聽說過塞拉利昂大使允許難民臨時睡在大使館的院子裡， 但我連大使館在哪裡都不知道。我身邊坐著一個富拉尼人，名叫 雅羅，說他曾在弗裡敦生活過。我們聊的是戰爭給國家帶來的破 壞。後來他把電話號碼給了我，說在城裡有事可以給他打電話。
我想告訴他我無處可去，但還沒來得及鼓起勇氣，他就下了車。我 在汽車周圍找碰到的那個塞拉利昂人,但沒能找到。幾分鐘後，汽 車停在一個大站，這裡是終點站。我下了車，看到人們一個個出了 站。我歎口氣，手抱著頭，走到長凳那兒坐下。我雙手捂著臉，對 自己說：「總不能在這裡坐一夜吧。」
出租車很多，到站的人都乘車離開了。我不想讓自己顯得像 個迷路的外國人，於是我也上了一輛出租車。司機說了幾句法 語。我知道他問我要去哪裡，我對他說：「塞拉利昂領事館， m——大使館。」我從車窗望出去，路邊的電線桿上耷拉著幾盞 路燈;這些路燈似乎比月亮要亮一些。出租車在大使館門前停下， 司機指著綠、白、藍三色旗給我看，確認我找對了地方。我點點 頭，付了車費。下車後，大使館門口的士兵用克裡奧語要我出示護 照。我拿出護照給他們看，他們讓我進了院子。
院內有五十多人，這些人可能跟我有一樣的處境。大多數人 都露天躺在院子裡的蓆子上，行李包裹放在一邊。其他人正在從 行李中往外取蓆子。我想這些人只是晚上睡在這裡，白天會出 去。我找了個角落，倚著牆坐在地上，喘得厲害。看到這些人，讓 我想起當年逃難時走過的幾個村子。我很擔心，第二天會陷入怎 樣的亂局。儘管如此，能逃離弗裡敦，已屬萬幸，用不著擔心再當 童兵。這讓我感到些許安慰。我從袋子裡掏出剩下的生米嚼起 來。離我幾步遠，有個女人跟兩個孩子坐在一起，一男一女，不會 超過七歲。她給孩子講故事，聲音壓得很低，怕打擾別人。看到她誇張的手勢，我的思緒把我帶回到小時候聽的一個故事。
那是個晚上，我們坐在爐邊，一邊伸出手烤火，一邊聽故事，看 月亮和星星隱沒雲間。黑夜中紅紅的炭火照莫了我們的臉龐，縷 縷青煙升人空中。我一個朋友的外公瑟塞大爺那天晚上給我們講 了很多故事，但在講最後一個故事之前，他反覆強調：「這個故事 很重要。」他清了清嗓子，娓娓道來：「有一個獵人到林中去打猴子。他剛搜索了幾分鐘，就發現 一隻猴子懶洋洋地坐在低矮的樹枝上。他踩著干樹葉走過去，雖 然樹葉發出沙沙的響聲，猴子卻並不搭理他。他走到近處，藏在一 棵樹後，猴子已豁然在目。他端起槍瞄準，剛要扣扳機，猴子說話 了： 『你要是開槍，死你媽;不開槍，死你爸。，猴子說完又原樣躺 下，吃起了東西，不時地搔搔頭，摸摸肚皮。
「如果你是那個獵人，你會怎麼辦?」
在我們村，人們每年都把這個故事講給孩子們聽一遍。講故 事的人通常年事已高，講到煞尾處，會當著父母的面把這個無法回 答的問題拋給孩子，要求在場的每一個孩子說出自己的答案。每 到這個時候，輪到我回答時，我總是對講故事的人說，讓我好好想 想。這當然算不上是一個好的答案。
故事會結束以後，我和夥伴們——六至十二歲的所有孩 子一就絞盡腦汁，想出幾個辦法，能讓父母有一個活下來。沒有 正確的答案。如果你饒過猴子，會有人死;如果你殺死猴子，也會有人死。
那天晚上，有一個答案我們一致同意，但立刻遭到否決。我們 告訴瑟塞大爺說，如果我們是獵人，壓根兒就不會去獵殺猴子。我 們說：「還有其他動物可以打，比如說鹿。」
「這個答案不行，」他說。「我們的假設是獵人已經舉起了 槍，他必須做出決斷。」他把可樂果打碎，笑了笑，拿起一片放到 嘴裡。
我七歲時找到了一個答案，對我來說，這個答案是有道理的。 但我怕母親聽了會傷心，所以從未跟別人說起過。如果我是獵人， 我必定開槍殺死那隻猴子。這樣的話它就再也不可能把其他獵人置於同樣的困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