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政公司的車在又窄又破的公路上不要命地顛簸了一天，歎了最後一口氣後，在距卡塔赫納半西班牙裡的灘涂停下。一輛破車停在了死魚遍地、臭氣熏天的地方，還真是相配。記得外公說過：「坐汽車出門，死都不知道在哪兒死的。」暴曬六小時，再被魚腥熏，我們仨沒等放下扶梯，就拉著裝母雞的草筐、綁香蕉的繩和「座位」邊各式各樣待出售或待屠宰的貨物跳下了車。司機跳出駕駛室，帶著譏諷的語氣廣而告之：
「英雄之地到了！」
這是紀念這座城市輝煌歷史的別稱，卡塔赫納到了。可從四月九日起就一直穿著那件黑呢外套的我透不過氣來，兩眼一抹黑。其他兩件外套當掉了，和打字機一個下場。跟爸媽說的是一個體面的版本：打字機和其他身外之物，連同衣服，全部葬身火海。傲慢的司機路上就笑話我，說我打扮得像強盜。這會兒，他見我原地打轉，找不著北，樂壞了：
「卡塔赫納就在你屁股後頭！」他衝我嚷嚷，所有人都聽得見，「小心，那兒的傻瓜可多了！」
其實，四百年來，卡塔赫納一直矗立在我身後，但是，隔著半西班牙裡灘涂，圍著傳奇般的城牆，我很難想像出它的面貌。城牆建於輝煌年代，將異教徒和海盜拒之門外，如今早已淹沒在瘋長的樹枝和長串的黃色風鈴草之下。我和亂哄哄的乘客一起拖著箱子，穿行在灌木叢中。地上到處都是活蟹，踩上去辟里啪啦響，像是在放鞭炮。這時，我很可能會想起第一回出行途中被同學扔進馬格萊納河的鋪蓋卷，或是在國立男子中學唸書頭幾年被我氣急敗壞地哭著拖過半個國家的那口棺材大小的箱子，中學畢業後我把它踹下了安第斯山懸崖。我總覺得，在那麼沉的行李中——真不該那麼沉——裝著另一個人命運的什麼東西。過了這麼多年，我的想法依然沒變。
暮靄中，教堂和修道院的穹頂依稀可見。一大群蝙蝠呼嘯而來，貼著頭頂飛過，虧得它們閃躲及時，才沒有把我們撞倒。它們的翅膀呼呼作響，似滾滾驚雷，給所到之處蒙上一片死亡的陰影。我嚇傻了，扔了箱子，抱頭蹲下。一位老奶奶從我身邊走過，衝我叫道：
「念《聖母馬利亞頌》！」
就是那段神秘的驅魔禱文，教會並不認同，大牌無神論者卻很推崇，特別是詛咒不管用時。老太太發現我不會念，拉起另一根皮帶，幫我拖著箱子往前走。
「跟我念！」她對我說，「要虔誠！」
於是，她開始念《聖母馬利亞頌》，一句一句念；我從來沒這麼虔誠過，一句一句大聲跟著念。還沒念完，那群蝙蝠就飛走了，耳邊只剩驚濤拍岸的巨大聲響，儘管時至今日，我依然難以相信。
我們來到宏偉的鐘樓門前。一百年來，這裡有座吊橋，連接老城和客西馬尼的邊遠地區以及灘涂地區人口密集的貧民窟。但是，晚上九點到次日清晨，吊橋拉起，城裡人不僅與世隔絕，還與史隔絕。據說西班牙殖民者建這座橋，是怕郊區貧民半夜進城，趁他們睡著，砍下他們的頭。然而，卡塔赫納依然是神賜之地。我在城裡兜了一圈，在傍晚六點的紫霞中領略到它的壯麗，心中不禁升騰起重獲新生之感。
情理之中。在那個禮拜的開端，我離開了血光泥沼中的波哥大——瓦礫堆中餘燼未消，無名屍骨堆積如山。接著，我到了景象截然不同的卡塔赫納，這裡沒有一絲生靈塗炭的戰爭痕跡。我很難相信，僅僅時隔一周，我會孤身一人、毫無痛苦地面對波濤洶湧的大海，萌生強烈的歸屬感。
出生以來，卡塔赫納被人反覆提起，所以，我一眼就認出了停靠馬車和驢車的小廣場，以及連拱柱廊下面貿易漸漸雲集、人聲鼎沸的市場。儘管官方不予承認，那裡確是建城以來保留至今的最後一處鬧市。殖民時期叫「商販門廊」，以此處為基點，無形的手操縱奴隸貿易，反對西班牙統治的精神高漲起來。後來叫「代筆人門廊」，穿呢坎肩、戴護袖、寡言少語的抄寫員替大字不識一個的窮人代寫情書和各類文書。不少人私下賣廉價書，尤其是宗教裁判所的禁書，它們被認為是土生白人陰謀反對西班牙殖民者的神諭。二十世紀初，爸爸也曾端坐門廊，代寫情書，借此抒發詩意。和別人不同，他根本不賺錢，有些精明的顧客——或許真的無助——不僅求他無償代寫書信，還管他討五個裡亞爾的郵資。
幾年前，這裡開始叫「甜品門廊」。有破破爛爛的帆布篷，有來吃市場上的殘羹剩飯的乞丐，還有印第安人算命時的喊叫，你非得出高價，才能不讓他吆喝出你大限的日期和時辰。加勒比海的船會專程在港口停靠，購買女人們自製的甜品，名字是她們在起勁的叫賣中信口胡編的：「夢幻奶油卷、勵志巧克力糖、瘋狂椰子糖、馬努埃拉小甜餅！」門廊依舊是市民背著政府談論國事的地方。世間獨此一處，油炸食品女攤販會先於共和國總統知曉下一屆州長的人選。
這裡的熱鬧喧嚷把我迷住了，我拖著箱子，碰碰撞撞地在傍晚六點的人群中開出一條道來。擦鞋匠的攤位那兒站著一位衣衫襤褸、瘦骨嶙峋的老人，眼神如鷹般冰冷，目不轉睛地看著我。他見我也在看他，猛地把我攔住，說要幫我提箱子。我謝謝他，他用母語開了個價：
「三十生太伏。」
絕對不行。我只有四比索，爸媽的救濟下個禮拜才到。提個箱子就要三十生太伏，等於割了我一大塊肉。
「箱子加上裡頭的東西也就值這麼多。」我說。
更何況，旅館應該沒多遠，波哥大那幫朋友也該到了。老人把搬運費降到三生太伏，扛起箱子就走。那把老骨頭，力氣大得嚇人，赤著腳如田徑運動員一般一路狂奔。地面崎嶇不平，全是殖民時期的房子，幾百年沒人管，牆壁斑駁。老傢伙時日無多，卻健步如飛，二十一歲的我都快要把心喘出來了，才勉強沒跟丟他。他跑過五個街區，邁進旅館大門，兩級一跨，爬上樓梯，氣也不喘，把箱子往地上一擱，攤開巴掌：
「三十生太伏。」
錢明明付過了。我在門廊那兒已經付了他三生太伏，他非說沒算爬台階的錢。老闆娘出門迎客，給老傢伙幫腔，說爬台階的錢是要另付。她的話讓我終生受用：
「瞧，在卡塔赫納，什麼都不一樣。」
還有另一個壞消息在等著我：波哥大寄宿公寓的同伴一個也沒到，可房間預訂的是四人同住，包括我在內。我和他們說好了當天下午六點前旅館見。把公共汽車換成危險重重的郵政車讓我晚到了三小時，可到頭來我反而比他們先到。口袋裡本就只剩四比索，又付了三十三生太伏的搬運費，什麼也做不了了。老闆娘性格開朗，原則問題上卻絕不讓步，我在那兒住了兩個月，對這點深有體會。不預付一個月房租——四人住六人間，包三餐，共計十八比索——她就是不讓我住。
爸媽的救濟一周後到，朋友們不來救我，箱子就進不了門。可憐的我在車頂上暴曬了一天，大堂裡的一把飾有大花圖案的主教安樂椅好比上天的恩賜，我一屁股坐下來等。那些天，什麼也不能保證，說好哪天幾點在旅館碰頭，沒法兒算數。我們都不敢說，甚至不敢告訴自己，半個國家都捲入了血淋淋的戰爭中。暗戰幾年前就在各省發端，明刀明槍、你死我活的戰爭一周前在各個城市打響。
八小時後，被困在卡塔赫納那家旅館裡的我不知何塞·帕倫西亞和其他朋友情況如何。又等了一小時，還是沒消息。於是，我去荒涼的街道上漫無目的地遊蕩。四月，天黑得早，路燈已經亮了，燈光如豆，好似在樹枝間眨眼的星星。我踩著鋪石路面，在殖民區的大街小巷僅僅漫步了一刻鐘後，便長舒了一口氣：這座奇怪的城市和教科書上描繪的完全不同。
街上連個鬼魂都沒有。清晨從郊外趕來幹活兒的、賣東西的下午五點又成群結隊地趕回了貧民窟；圍城裡的居民關上大門，吃過晚飯，打多米諾骨牌打到深更半夜。那時還沒有用私家車的習慣，屈指可數的幾輛租車全都停在城外。官做得再大，也會搭乘本地製造的公交車到達「汽車廣場」，經過公交站台上的小攤，步行至辦公室。那些年光景不好，連最擺譜的省長也要跟當年上學時一樣，坐公共汽車從選區來到「汽車廣場」。
不用車也是不得已，條件不允許。老城的街道彎曲狹窄，開不了車；到了晚上，只能聽見馬蹄聲。瘦馬，沒打掌。三伏天，家家戶戶陽台大敞，好讓公園的涼風吹進來，你也會突然聽到別人家的悄悄話，在風裡發出鬼魅般的迴響。老人一邊打盹兒，一邊聽鋪石路面上偷偷摸摸的腳步聲，不用睜眼，也能分辨，還會沒好氣地說：「何塞·安東尼奧又去找查貝拉了。」只有全城萬戶的骨牌聲，逼得睡不著覺的人發狂。
對我來說，那是個歷史性的夜晚。教科書上的內容純屬官方杜撰，在現實面前不堪一擊，我幾乎對不上號。我心潮澎湃，熱淚盈眶：古老的侯爵府就在眼前，有些破敗，門廳裡睡著乞丐；大教堂的鍾被海盜弗蘭西斯·德雷克搶去鑄造大炮，零星幾口躲過一劫，又被主教請來的驅魔人扔進火裡，說鐘聲不吉利，會招來魔鬼；樹木凋零，名人塑像不像易碎的大理石像，而是栩栩如生。在卡塔赫納這座城市，萬物無須抵禦時間的腐蝕，相反，時間為萬物停留，歲月變老，萬物依舊。第一夜，每走一步，這座城市都在向我展露，它不是歷史學家們用紙糊成的模型，它有血有肉；支撐它的不再是戰功赫赫的歷史，而是斷壁殘垣的尊嚴。
鐘樓上的鍾敲了十下，我興沖沖地回到旅館。睡意沉沉的門房告訴我同伴一個都沒來，箱子在旅館的儲藏室裡。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整整一天，我只在巴蘭基亞胡亂吃了頓早餐，之後水米未進。我餓得腿軟，要是老闆娘既收容箱子，又收容我就好了，讓我在旅館裡睡一晚，就一晚，哪怕是在大堂那把安樂椅上。門房笑我想得美。
「別犯傻了！」他一副加勒比口音，「老闆娘手裡有的是錢，她七點睡，第二天十一點才起！」
他說得有理，我只好去街對面的玻利瓦爾公園找了條長凳坐下，在這兒等人，不礙事。公園裡的街燈只有週日和彌撒日才亮，連凋零的樹木都看不清。大理石長凳上有文字的痕跡，厚臉皮的詩人常常寫了擦，擦了又寫。西班牙總督時期建造的宗教裁判所，面牆是用整石雕的，氣勢恢宏的大門後，有只病怏怏的鳥兒悲鳴不已，不像是這個世界的聲音。煙癮和書癮同時襲來，氣勢洶洶，揮之不去，正因如此，年輕時我總是將這兩種癮混淆。阿道司·赫胥黎的小說《旋律的配合》——在飛機上害怕，沒敢讀——鎖在箱子裡了，於是，我帶著一種輕鬆而又害怕的奇特感覺點上最後一根煙，吸了一半，掐了，留著吧，好挨過這漫漫長夜。
正打算在長凳上睡下，突然覺得樹蔭深處藏著什麼。是西蒙·玻利瓦爾的騎像。就是他，西蒙·何塞·安東尼奧·德拉桑蒂西馬·特立尼達·玻利瓦爾–帕拉西奧斯，外公命我崇拜的英雄。他一身戎裝，鴿子們在他酷似羅馬皇帝的腦袋上拉了一堆屎。
儘管玻利瓦爾身上有很多無法補救的自相矛盾之處，又或許正因為如此，我對他念念不忘。畢竟，他和外公不能相提並論。外公升到上校，在戰場上不止一次捨生忘死，率領自由派與玻利瓦爾創建並支持的保守黨作戰。我正想得雲裡霧裡，背後突然傳來一聲斷喝，讓我瞬間跌回地面：
「舉起手來！」
我放鬆地舉起手，以為朋友們終於到了，卻發現端著新槍指著我的是兩個土裡土氣、破衣爛衫的警察。他們很納悶，已經宵禁兩小時了，我怎麼還在街上。我壓根不知道從上個週日起開始宵禁，還是聽他們說的，我也沒聽見號角聲、鐘聲或是其他信號，能讓我明白為何街上空無一人。我出示證件，解釋為什麼在那兒。他們不是講理，只是懶得看證件，直接還給了我，然後問我身上有多少錢，我說不到四比索。其中一個果斷跟我討煙抽，我把之前掐掉、打算睡前再抽的半根煙拿給他看。他一把搶去，抽得乾乾淨淨，差點兒把指甲燒了。過了一會兒，他們拖我上街，目的不在執法，而是為了看哪家商店開著，每人買一生太伏的散煙。皓月當空，夜晚涼爽清澈，寂靜如空氣般可以呼吸。突然，我明白了爸爸反覆念叨、我們一直不信的那句話所表達的東西，他說，深夜在寂靜的墓地里拉小提琴，感覺愛的華爾茲舞曲可以傳遍整個加勒比。
找了一大圈，沒買著煙，我們出了城牆，來到市場背後的沿海貿易港。這兒停泊著從庫拉索、阿魯巴和小安的列斯群島的其他島嶼駛來的帆船，全城最有趣、最有用的人在這兒過夜生活。因為職業的關係，他們可以在宵禁時間自由活動，在價錢公道、氣氛友好的露天攤位吃喝到天亮。上夜班的人會去那兒，在別處都打了烊的時候想吃東西的人也會去那兒。它沒有正式的名字，大家都叫它「洞穴」——相當名不副實。
警察們來到這裡就像回家一樣。顯然，已經就座的食客們早已相熟，聚在一起十分開心，根本聽不到任何姓氏，因為他們全都不以真名實姓相稱，只叫上學時的綽號；他們同時大叫大嚷，誰也不看誰，誰也聽不懂誰的話。幾乎所有人都穿著工作服，只有一位白髮蒼蒼、風度翩翩的老者穿著舊時的燕尾服，身邊跟著一個風韻猶存、滿身首飾（全是真的）、穿著半舊亮片裝的成熟女人。她的在場足以說明她在生活中的地位，畢竟被丈夫允許在這樣的下等場合拋頭露面的女人屈指可數。要不是見他們無拘無束、帶土生白人口音、對誰都親切，我會誤以為他們是遊客。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並不像看上去那樣，而是卡塔赫納當地一對迷了路的老夫妻。夫婦倆總是找各種借口盛裝出門吃飯。那晚，因為宵禁，領班們早早睡覺了，各大餐館都關門了。
就是這對夫婦請我們吃的消夜。其他食客在長桌旁給我們騰出位子，我們仨惴惴不安、擠擠挨挨地坐下。他們也像對待僕人一樣親切地對待那兩個警察：一個嚴肅，自信，在餐桌上表現出幾分良好的教養；另一個心不在焉，只管吃飯、抽煙。而我不是客氣，只是不好意思，點的比他們少，當我意識到那點兒東西不夠我吃到半飽時，他們已經全吃完了。
「洞穴」的老闆兼唯一的侍者名叫何塞·多洛雷斯，一個即將成年的黑人，貌美如花，讓人心悸，裹著穆斯林一塵不染的白衣，耳邊永遠別著一朵鮮艷的康乃馨。最引人矚目的是他超群的智慧，他無所顧忌地運用它為自己、為其他人謀求快樂。顯然，他只差一丁點兒就能成為女人。他名聲好，只跟丈夫們睡覺。從未有人嘲笑他的境況，他風度好，反應快，有恩必謝，有仇必報。他一個人裡裡外外全包，熟諳每位食客的喜好，一手炸青香蕉片，一手結賬。唯一能幫他一點兒忙的是一個叫他「媽媽」的六歲男孩。告別時我為發現了這樣一處地方而興奮不已。不過，我沒想到，這個供不正經的人消夜的地方會讓我終生難忘。
吃完消夜，我陪兩位警察完成耽擱已久的巡邏任務。一輪金色的圓盤掛在天上，輕風徐徐，從遠處吹來恣意狂歡的陣陣樂聲和叫喊聲。警察明白，貧民窟裡，沒有人會因為宵禁早早上床，只會夜夜笙歌，不上街而已，今天在你家，明天在我家，天明方休。
半夜兩點，我們去旅館敲門，相信朋友們已經到了。這次，門房無故被吵醒，很不開心，直接攆我們滾蛋。警察這才發現，我沒地方睡覺，決定把我帶回警局。這玩笑開得太大，讓我大為光火，說了句不中聽的話。其中一個見我幼稚地亂發脾氣，用槍頂著我肚子，讓我乖乖聽命。
「別傻了！」他樂壞了，「記住，你違反宵禁，已經被捕。」
於是，我在卡塔赫納幸福的第一夜，住的是六人牢房，睡在一張散發著汗餿味的蓆子上。
適應這座城市比熬過第一天容易得多。我花了不到兩周的時間跟爸媽談妥，他們舉雙手贊成我留在一座太平的城市生活。旅館是一棟漂亮的殖民時期建築，老闆娘後悔讓我蹲了一晚上監獄，安排我和其他二十多名學生住在她不久前在屋頂建的一間棚屋裡。沒什麼好抱怨的，那是國立男子中學寢室的加勒比版，膳宿全包，比波哥大的膳宿公寓便宜。
參加時長一小時的入學考試就完成了法律系的入學註冊，兩名考官是伊格納西奧·貝萊斯·馬丁內斯秘書和一位我不記得名字的政治經濟學老師。二年級學生依慣例，全體出席。聽完開場白，我就發現兩位老師思路清晰，用詞精準。怪不得內地人都說，卡塔赫納人出了名的好口才。抽籤抽到的第一題是美國南北戰爭，我基本一竅不通。美國作家的新作陸續被介紹到哥倫比亞，遺憾的是，我還沒來得及看。幸好貝萊斯·馬丁內斯博士偶然提到《湯姆叔叔的小屋》。這本書我中學就已熟讀，趕緊接過話茬。兩位老師突然懷起舊來，六十分鐘的考試時間，被我們用來聲情並茂地分析美國南方奴隸制的罪惡。說完，考完。就這樣，本以為是俄羅斯輪盤賭的一場考試變成了一場有趣的對話，分數自然不錯，還贏得了一些掌聲。
就這樣，我進了卡塔赫納大學，讀法律系二年級，條件是補考在波哥大一年級沒過的一兩門課，只是後來一直沒補。有些同學對我轉移話題的能力頗感興趣，在一所標榜學術嚴謹的大學，他們想爭取一點兒創造性和發散性思維。我從中學起就孤軍奮戰，做這樣的白日夢，並非無故不守常規，而只是想不學習就通過考試。那些在課上宣揚觀點獨立的人最後也只能認命，將厚厚的殖民時期古籍爛熟於胸，奔赴刑場般的考場。幸好在現實生活中，他們都是週五舞會上的高手，儘管政府宣佈戒嚴，方式越來越無恥，舉辦舞會的風險越來越大。左派和治安部門達成協議：宵禁時間，舞會繼續。宵禁取消，大家熱情更高。在陰鬱恐怖的那幾年裡，特別是在托利塞斯、客西馬尼和拉波帕山腳這些愛鬧騰的地區，從窗口探個頭，就能選出心儀的舞會，花五十生太伏，就能伴著加勒比地區最熱情奔放、震耳欲聾的音樂跳到天明。受邀舞伴都是平時上學能在校門口看見的女生，只不過穿的是週日彌撒禮服，在開明的姨母或母親的監視下，快樂地跳舞。客西馬尼區在殖民時期是奴隸的聚居地，一天晚上，我正在那兒玩得盡興，突然，有人重重地拍打我的背，加上一聲熟悉的斷喝：
「強盜來啦！」
是曼努埃爾·薩帕塔·奧利維利亞，他是瑪拉–克裡安撒街上的老住戶，他家從祖輩起就住在那兒，曾祖來自非洲。那個混亂的四月九日，我們在波哥大見過，在卡塔赫納重逢，彼此首先驚訝的是對方還活著。曼努埃爾除了免費為人看病，還是小說家、政治活動家、加勒比音樂推廣人，他最大的抱負是幫所有人排憂解難。我們聊了聊那個可怕的週五各自的經歷，以及未來的打算，他建議我去新聞界碰碰運氣。一個月前，自由派領導人多明戈·洛佩斯·埃斯考裡亞薩創辦了《宇宙報》，主編是克萊門特·曼努埃爾·薩巴拉。這人我聽說過，身份不是記者，是世界音樂專家和沉寂的共產黨員。薩帕塔·奧利維利亞堅持與我一起登門拜訪，說主編正在尋覓新人，為的是辦出一份具有創造力的報紙，與全國各地，尤其是卡塔赫納隨處可見的那種循規蹈矩、低眉順眼的報紙相抗。在報界，卡塔赫納屬於落後城市。
我很清楚，新聞業不是我想從事的行業。我想成為與眾不同的作家，卻正試圖通過模仿與我風格迥異的其他作家來實現這一理想。那段日子，我暫時擱筆，專心思考。在波哥大發表了三個短篇，被愛德華多·薩拉梅亞和其他幾位批評家，以及益友和損友大加褒獎後，我感覺自己進了死胡同。薩帕塔·奧利維利亞反駁我，說新聞與文學從短期來看，殊途同歸，我和《宇宙報》建立聯繫，實乃一舉三得：體面地解決生計問題；投身重量級專業媒體；和業界最佳導師克萊門特·曼努埃爾·薩巴拉共事。他說得簡單，我聽了膽怯。我還是不想去，免得碰壁。可薩帕塔·奧利維利亞永不言棄，囑咐我第二天下午五點去聖胡安–德迪奧斯街381號《宇宙報》報社。
那晚，我睡得很不安穩。第二天吃早飯時，我問老闆娘聖胡安–德迪奧斯街在哪兒，她指指窗外：
「在那兒，」她說，「過兩個街區。」
《宇宙報》報社正對著聖佩德羅·克拉韋爾教堂金碧輝煌的巨大石牆。聖佩德羅·克拉韋爾是美洲大陸第一個聖徒，遺體經防腐處理，一百多年來安放在主祭壇下。報社在一座殖民時期建造、共和國時期修繕的老樓裡，透過兩扇大門和若干扇窗戶，整個報社一覽無餘。然而，真正讓我恐懼的是坐在距窗戶大約三米、未經打磨的木欄杆後的一位中年男子，他獨坐在故紙成堆的辦公桌前，正用鉛筆寫著什麼。他打著領帶，穿著帶坎肩的粗斜紋布西裝，深褐色皮膚，長著印第安人似的又黑又硬的頭髮。我急切而又激動地走過去又走回來，又來回走了兩趟，走到第四回，仍和第一回一樣肯定，那人就是克萊門特·曼努埃爾·薩巴拉，和我想像中一模一樣，但更讓人望而生畏。我害怕極了，決定下午不去赴約。隔著窗戶，就能看出這人對生活和各行各業知之甚多。我回到旅館，爬上床，仰面一躺，捧起安德烈·紀德的《偽幣製造者》，煙不離手，打算像平日那樣無怨無悔地再過一天。五點鐘，宿舍門被敲得砰砰響，像挨了一梭子彈。
「他媽的！」薩帕塔·奧利維利亞在門口衝我嚷嚷，「薩巴拉在等你，這個國家還沒有人放過他鴿子。」
邁出第一步比噩夢中想像的還要艱難。薩巴拉接待了我，只是他不知該做些什麼，天氣熱得鬧心，他一個勁兒地抽煙。他帶我們參觀了整個報社：一邊是社長辦公室和經理辦公室，另一邊是編輯部和印刷室。時候還早，印刷室裡的三張辦公桌都還空著，最裡頭擺著劫後餘生的一台輪轉印刷機和兩台鑄排機。
最讓我驚訝的是薩巴拉讀過我那三個短篇，並認為薩拉梅亞所言不虛。
「我不覺得，」我說，「那三個短篇我並不喜歡，是我衝動之下無意識的創作。它們被印刷出來後，我讀了，都不知道往後該怎麼寫了。」
薩巴拉深深地吸了一口煙，對薩帕塔·奧利維利亞說：
「好現象。」
曼努埃爾借此機會接過話茬，說我正在念大學，課餘時間可以來報社幫忙。薩巴拉說，曼努埃爾約他和我見面時，他也正有此意。他把我引見給社長洛佩斯·埃斯考裡亞薩博士，說我就是他前一天晚上提到的那個有可能給報社撰稿的人。
「太棒了！」社長如老牌紳士，永遠面帶微笑。
我們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不過，薩巴拉老師請我第二天再去，要把我引見給詩人、一流畫家兼專欄作家明星埃克托爾·羅哈斯·埃拉索。我不明白當時為何那般羞怯，沒說他是我在聖若瑟中學的美術老師。走出報社，曼努埃爾在海關廣場——位於聖佩德羅·克拉韋爾教堂恢宏的大門前——一蹦三丈高，過早地歡呼道：
「瞧，老虎，事辦成了！」
對前途疑慮重重的我不想掃他的興，和他熱情相擁。他問我對薩巴拉印象如何，我坦言他是位心靈捕手。也許，正因如此，一群又一群的年輕人才會從他的謹慎和理智中汲取營養。我又少年老成地胡亂評價說，也許，正因如此，他才無法成為重量級的國家公知。
晚上，曼努埃爾笑著給我打電話，說他跟薩巴拉聊了聊，後者對我很感興趣，一再強調，我將是社論版的一員大將，社長也這麼認為。不過，他打電話過來是想告訴我，過分靦腆是人生一大障礙，這也是薩巴拉老師唯一的擔心。
我在最後一刻終於決定再去報社，是因為第二天一早，室友打開浴室門給我看《宇宙報》社論版，上面刊登了一則可怕的啟事，說我已經抵達卡塔赫納；頭一回進報社，不到二十四小時，便被提前賦予作家和新晉記者的名號。曼努埃爾第一時間向我電話道賀，我怒火中燒，怪他先斬後奏，寫東西毫不負責任。當我得知此稿出自薩巴拉老師之手時，想法有變，也許是徹底改變了。我穿好衣服，去編輯部當面道謝。他沒說什麼，把我引見給埃克托爾·羅哈斯·埃拉索。昔日的美術老師穿著卡其布褲子，亞馬孫大花襯衫，扯著大嗓門，說話像機關鎗，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當然，他沒認出我是巴蘭基亞聖若瑟中學的學生。
薩巴拉老師——大家都這麼叫——提到兩三個我們都認識的人和幾個我應該認識的人，之後扔下我們，回去拿起他的紅色鉛筆和緊急稿件，繼續浴血奮戰，就好像從來沒和我們有過任何聯繫一樣。埃克托爾在鑄排機發出的綿綿細雨聲中跟我繼續聊，彷彿他也從未和薩巴拉有過任何聯繫。他談興甚濃，妙語連珠，令人傾倒；他天馬行空，虛構出一些神乎其神、連他自己都信了的事情。我們聊了好幾個小時，聊活著和死去的朋友，聊不該寫出來的書，聊忘記我們和我們無法忘記的女人，聊他的出生地托盧天堂般恬靜怡人的加勒比海岸、阿拉卡塔卡言出必中的巫師和只能在《聖經》裡找到的悲慘遭遇，總之，聊所有已經發生的和應該發生的事。我們不喝水，不喘氣，只抽煙，人生苦短，只怕來不及暢所欲言。
晚上十點，報社關門。薩巴拉老師穿上外套，打上領帶，邁著芭蕾步——他還能抓住一點兒青春的尾巴——邀我們去吃飯。當然是去「洞穴」。他們很驚訝，何塞·多洛雷斯和好幾個晚來的食客都視我為常客。更讓他們驚訝的是，我第一晚遇到的警察中的一個也在那兒，他拿我打趣，笑我倒霉，蹲了一晚警局，還搶走了我一包剛開封的香煙。埃克托爾與何塞·多洛雷斯開啟了一場雙關語比賽，笑翻了食客，薩巴拉老師則笑而不語。我也斗膽接了一句，雖然沒那麼有趣，好歹也讓我成為何塞·多洛雷斯為數甚少的貴客之一，可以一個月賒四次賬。
吃完飯，埃克托爾和我接著在港灣邊的烈士路上邊走邊聊。公共市場的垃圾堆在那兒，味道很不好聞。那晚月色清亮，我們宛如身處世界中心，從庫拉索駛來的第一批小船正悄然停泊。那晚，埃克托爾開始向我講述卡塔赫納不為人知的血淚史，或許要比御用文人投其所好的杜撰更真實。道路兩旁矗立著十位烈士的大理石半身像，作為對他們的英雄事跡的緬懷，埃克托爾向我講述他們的生平。民間說法——似乎是他的說法——是雕像完工時，雕刻家們把對應的姓名和日期刻在了基座而非雕像上。百年紀念那會兒，雕像被搬走，做清理養護，姓名和日期全亂了，無人分得清，只好隨便擺。這個故事被當作笑話，流傳多年。相反地，我覺得，那是一種彰顯歷史公正的行為，紀念沒有名字的英雄們，紀念的不是他們活過的人生，而是他們共同的命運。
住在卡塔赫納的那幾年，徹夜長談幾乎成為家常便飯。聊了兩三晚，我發現埃克托爾具有瞬間散發個人魅力的能力，而他對友誼的認知錯綜複雜，只有深愛他的人才能完全理解。他極度情緒化，既會大發雷霆——有時簡直雷霆萬鈞——轉眼又會溫順無比。然後你就明白了他是怎樣一個人，也明白了薩巴拉老師為何想方設法讓我們和他一樣深愛他。第一晚，就像之後的許多個夜晚，我們在烈士路上聊到天明。身為記者，無須理會宵禁。當埃克托爾看見海平線上發出新一天的光亮，他的聲音依然洪亮，記憶依然清晰：
「但願今晚能有《卡薩布蘭卡》式的結局。」
他沒再說別的。他的話讓我想起亨弗萊·鮑嘉與克勞德·雷恩斯在晨曦中並肩前行的輝煌畫面。地平線上光芒四射，傳奇般的台詞勾勒出既悲情又幸福的結局：「這是一場偉大友誼的開始。」
三小時後，薩巴拉老師的電話把我吵醒。他不太高興：
「大作進展如何？」
愣了幾分鐘，我才明白，他指的是要登在第二天報紙上的我的文章。我不記得和他有過任何約定，也不記得他讓我寫稿時，我答沒答應。不過，有了前一天晚上高屋建瓴的談話，那天上午，我自認為無所不能。薩巴拉也有同感，提了幾個熱點話題，我也提了一個，就是眼下正在發生的宵禁。
沒有具體要求，我想寫在卡塔赫納第一晚的經歷。編輯部裡的古董打字機我壓根不會用，只能用紙筆寫，花了近四小時才完成，由薩巴拉老師面批。他面無表情，看不出在想什麼。終於，他委婉地說：
「還行，就是不能發。」
我並沒有驚訝。相反地，我預見到了這種情況，而且有那麼幾分鐘，我還從做記者不快的負擔中解脫了。但真正的原因——當時我並不知情——沒有商量餘地：從四月九日起，政府向全國每家報社各派駐一名新聞審查官，下午六點進駐編輯部，嚴防死守，有礙公共秩序的文字一律不許見報。
對我而言，薩巴拉老師的理由比官方理由份量更重。我寫的不是新聞評論，只是個人經歷的主觀描述，沒有任何社論的味道。此外，我沒有把宵禁視為政府的合法權力，而是視為幾個粗野警察找點兒小錢買煙抽的借口。還好，他在判我死刑之前，把稿子退還給我，讓我從頭到尾重寫，不為他，為審查官。他還好心好意地寬慰了我兩句。
「當然，有文學價值！」他對我說，「這點改天再談。」
這就是他。從第一天進報社起，我就注意到，他跟我和薩帕塔·奧利維利亞談話時的方式很不尋常：跟這個人說話，卻看著那個人的臉，指甲差點兒被煙燒著。開始，我很不自在，很沒自信。靦腆的我想了個不太笨的主意：饒有興趣地聽他說話時，也不看他，而看曼努埃爾，聽一個，看一個，綜合得出結論。後來，我們一起跟羅哈斯·埃拉索說過話，跟洛佩斯·埃斯考裡亞薩說過話，跟許多別的人說過話，我這才發現，這是薩巴拉和兩個以上的人說話時特有的方法。有了這樣的理解，我就可以通過毫無防備的同謀和單純的中間人與他溝通思想，交流感情。有了多年的彼此信任後，我壯著膽子跟他提過，他一點兒也不吃驚，向我解釋，說他之所以側著臉，是因為不想把煙噴到別人臉上。我從沒見過如此溫和、安靜、有教養的人，他始終懂得如何做他想做的人：一個站在陰影裡的智者。
其實，除了家書——媽媽改完拼寫後寄回，我當作家後依然如此——我只在錫帕基拉國立男子中學寫過演講稿和幾首不成熟的詩，寫過愛國宣言和抗議伙食差的請願書，以及少量其他文章。最終刊登在社論版上的文章和初稿差之千里。薩巴拉老師和審查官改內容，校對改語法，最後只剩下幾段無觀點、無風格的抒情散文。最後，我們說好設每日專欄，也許希望文責自負，署我全名，專欄名為「句號，另起一段」。
每天絞盡腦汁寫文章，薩巴拉和羅哈斯·埃拉索對此習以為常。我好不容易憋出的第一篇下場慘烈，他們都來安慰我。於是，我壯著膽，憋出第二篇、第三篇，寫得卻並不比第一篇好。我在編輯部待了近兩年，每天少則一篇，多則兩篇，署名也好，不署名也罷，都能通過審查，還差點兒娶了審查官的侄女。
捫心自問：如果沒有薩巴拉老師的鉛筆和挑戰創造力的審查制度，我當年的生活會是什麼樣？有受迫害妄想症的審查官活得更是一驚一乍，引用名家名言，他都疑神疑鬼，覺得是坑，往往也的確是坑。他捕風捉影，跟塞萬提斯比想像力。有一晚，他遇災星，每隔十五分鐘跑趟廁所，最後居然說是被我們嚇的，說他快瘋了。
「他媽的！」他嚷嚷道，「再這麼跑下去，屁股都跑掉了！」
政府採取政治暴力，全國血流成河，警察被軍事化就是另一明證。大西洋沿岸的局勢稍好些。可五月初，在距卡塔赫納二十多西班牙裡的卡門–德玻利瓦爾的街頭，警察無故開槍掃射聖周遊行隊伍。我對卡門–德玻利瓦爾懷著一份特殊的感情，嬤嬤在那兒長大，外公尼古拉斯在那兒發明了他遠近聞名的小金魚。薩巴拉老師出生在鄰城聖哈辛托，他一反常態，痛下決心，讓我無視審查制度，照實寫，把前因後果都寫上。這是我在社論版刊登的第一篇不署名的社論，責成政府徹查，嚴懲兇手。結尾是個問句：「卡門–德玻利瓦爾發生了什麼事？」面對政府的不屑一顧，我們向審查制度公然開戰，同一版面，每日一問，言辭越來越激烈，打算逼已然惱羞成怒的政府暴跳如雷。三天後，社長問薩巴拉，是否徵求過編輯部全體同仁的意見，而他本人的意見是：同意繼續深究。於是，我們繼續追問。與此同時，通過內線打探來的唯一消息是：政府下令，隨我們鬧去，一幫瘋子，瘋夠了完事兒。沒那麼容易！每日一問已經在街頭流傳，成了問候語：「你好，兄弟，卡門–德玻利瓦爾發生了什麼事？」
沒想到有天晚上，一隊荷槍實彈的士兵突然襲擊，大張旗鼓地封鎖了聖胡安–德迪奧斯街，武裝警察海梅·波拉尼亞·普約上校邁著堅定的步伐，走進《宇宙報》報社的大門。他身著隆重場合才穿的蛋白色軍裝，漆皮鞋，軍刀用一根絲綢繩繫著，扣子和徽章金光閃閃，不枉他英俊瀟灑的名聲。不過，我們都知道，他是戰場上的孤膽英雄，多年以後，他在朝鮮戰場上指揮哥倫比亞軍隊，將這點表現得淋漓盡致。上校和社長關起門來，聊了整整兩個小時，所有人緊張得一動不動。兩人均無不良嗜好，不抽煙，不喝酒，而是喝了二十二杯黑咖啡。上校出門時很輕鬆，跟我們一一告別。他跟我多磨蹭了一會兒，目光銳利地盯著我說：
「您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的心咯登一下：他恐怕對我瞭如指掌，不可限量或許就是死路一條。社長把談話內容原原本本地告訴了薩巴拉，說每篇文章由誰執筆，上校心知肚明。社長亮出頗具個性的姿態，對上校說，文章都是遵照他的命令寫的，報社如軍營，必須服從命令。不管怎樣，上校建議社長別把事鬧那麼大，免得哪個地痞流氓打著政府的旗號來伸張什麼正義。社長聽懂了，我們也聽懂了，包括未盡之言，弦外之音。社長最詫異的是，上校對報社內部的運作門兒清，彷彿他就住在這裡。都說審查官是內鬼，可他賭咒發誓，死不承認。上校登門答疑解惑，只差沒有答覆每日一問。社長向來睿智英明，他讓我們相信一切被告知的話，因為真相可能更糟。
自從公然對抗審查制度，我就沒顧過學業，也沒寫過短篇。好在老師上課基本不點名，正好逃課。自由派老師見我跟審查制度玩貓膩，比我還急，想方設法幫我通過考試。如今，我想把那段時光記錄下來，記憶中卻無跡可尋，也好，走到今天，我更信任遺忘。
自從告訴爸媽我在報社賺錢，足以維持生計，他們就睡起了安穩覺。其實不然。在報社當學徒，一個月掙的還不夠一星期花。不到三個月，我就搬出了旅館，欠了老闆娘一屁股債。後來，她孫女過十五歲生日，我在社會版寫了篇文章，以文抵債。可惜這種交易，她只肯做一回。
儘管還在宵禁，全城最熱鬧、最涼快的住處依然是烈士路。深夜聚談會結束後，我就坐著小憩一會兒。有時，我會睡在報社倉庫的紙捲上，或自帶吊床，在法律系同學那兒蹭一晚，只要他們能受得了我說夢話、做噩夢。就這樣，我胡亂吃，胡亂睡，過一天，算一天，直到佛朗哥·穆聶拉人道主義協會讓我像征性地交點兒錢，給我提供一日兩餐。協會主席玻利瓦爾·佛朗哥·帕雷哈是位小學歷史老師，全家熱情開朗，崇拜作家和藝術家，總逼我多吃點兒，免得腦細胞枯竭。多少次，我付不起飯錢，他們說沒事，吃完飯，表演個詩朗誦吧！這種買賣只賺不賠，我朗誦的往往是堂豪爾赫·曼裡克寫的悼念亡父的詩作中的八音節混四音節詩和加西亞·洛爾卡的《吉卜賽謠曲》。
特斯卡海灘的露天妓院遠離城牆外可怕的寂靜，比海灘邊的旅館更好客。我們五六個大學生從第一晚起，就在天鵝妓院舞池炫目的燈光下備戰期末考。加勒比海岸的銅管樂震耳欲聾；姑娘們不穿內褲，翩翩起舞，裙子又寬又大，海風一吹，春光乍洩，撩人心神；清晨的海風和汽笛聲有安神醒腦之妙用。有時，某個有戀父情結的小妞的愛尚未盡情釋放，會來邀我們同枕共眠。其中一個喜歡聽我說夢話，她的名字和身材我記得十分真切。多虧她，我沒有作弊，老老實實地通過了羅馬法考試，還在警察禁止在公園裡睡覺的時候躲過了幾次圍捕。我們像小兩口那樣互相理解，互相幫助，不僅在床上，早晨我還幫她做點兒家務，好讓她多睡幾個小時。
當時，我逐漸適應了報社的工作，自覺身在文學界，而非新聞界。海拔兩千多米、離卡塔赫納兩百西班牙裡的波哥大，是昔日的一場噩夢，回憶中只有四月九日灰燼散發出的臭味。我依然酷愛文學和藝術，對深夜聚談樂此不疲。可是，當作家的心慢慢淡了。在《觀察家報》上發表三個短篇後，我就再也沒寫過短篇，沉寂了六個月。七月初，愛德華多·薩拉梅亞通過薩巴拉老師跟我約稿。他開口，我無法拒絕，從過去的草稿中淘出些靈感，創作了《死神的另一根肋骨》，風格較之前沒有多大變化。我記得很清楚，沒打腹稿，現寫現編，依然發表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觀察家報》的週末文學增刊上。再寫短篇，已是來年，我的生活有了重大改變，就差放棄很少的幾門法律課了，我偶爾還去聽聽，為實現爸媽的願望盡最後一份力。
置身於古斯塔沃·伊瓦拉·梅爾拉諾的書房，我毫不懷疑自己將會成為一名前所未有的好學生。他是薩巴拉和羅哈斯·埃拉索興致勃勃介紹給我的新朋友，剛在波哥大讀完高等師範，回來後第一時間加入了《宇宙報》聚談會和深夜烈士路上的漫談。埃克托爾滔滔不絕，薩巴拉總有極具創造性的質疑，古斯塔沃體系嚴謹，正好彌補我隨意性強、東拉西扯、天馬行空的思維方式。聊天時，氣氛總是剛柔並濟，張弛有度。
第二天，古斯塔沃·伊瓦拉·梅爾拉諾就邀請我去他父母位於馬爾貝亞海灘、面朝大海的家做客。一面十二米長、整齊簇新的書牆，只收藏此生不讀枉來一世的書。古希臘、古羅馬、西班牙的名家名作，新得就像沒人讀過一樣，空白處的點評雖然潦草，卻很精闢，有些還是拉丁文。提到這些點評，古斯塔沃的臉會紅到脖子根，自嘲後避而不談。認識他之前，一位朋友對我說：「那傢伙是個神父。」我很快就明白了他為何容易給人這種印象；和他相熟之後，更是難以相信他竟然不是神父。
我第一次跟他聊通宵時，發現他讀書既多又雜，對我聞所未聞的當代天主教知識分子知之甚多；他對詩歌領域無所不知，特別是希臘語和拉丁語名篇，讀的都是原文；他對我們共同的朋友瞭解透徹，提供了許多彌足珍貴的趣聞軼事，讓我更愛他們。羅哈斯·埃拉索和薩巴拉老師對我反覆提起三位巴蘭基亞記者：塞佩達、巴爾加斯和富恩馬約爾，他強調一定要認識。我注意到，他不但具備卓越的公民和知識分子素養，而且得益於先天條件加後天訓練，游泳水平堪比奧運冠軍。他最發愁的是我對希臘和拉丁語經典不屑一顧，覺得它們既無趣，又無用，除了中學斷斷續續、反反覆覆讀過的《奧德賽》。分手前，他在書房裡找了本皮面精裝書，鄭重其事地遞給我說：「你可以成為一位好作家。但是，不熟讀希臘經典，你永遠也不會成為一位非常好的作家。」那是一本《索福克勒斯全集》。從那一刻起，古斯塔沃成為我人生中至關重要的人之一。《俄狄浦斯王》第一遍讀下來，我就感覺它完美無缺。
那是一個歷史性的夜晚，我同時發現了古斯塔沃·伊瓦拉和索福克勒斯，幾小時後，又差點兒慘死在天鵝妓院秘密女友的房間裡。一切宛如昨日：女友的一個舊相好——她以為他已經死了一年多了——踹門進來，大呼小叫，罵罵咧咧。我一眼認出他是我在阿拉卡塔卡的小學同學。他過去和我關係不錯，如今氣呼呼地回來收復失地。我們後來再沒見過面，當他發現赤身裸體、在床上嚇得瑟瑟發抖的我時，機敏地假裝沒有認出來。
那年，我還認識了拉米羅和奧斯卡·德拉埃斯普列亞兄弟。兩人能說會道，滔滔不絕，尤其是置身於基督教道德禁地的時候。他們和父母住在離卡塔赫納一小時車程的圖爾巴克，幾乎天天出現在美洲冷飲店裡，參加作家和藝術家聚談。拉米羅是波哥大法律系畢業生，和《宇宙報》那幫人混得特別熟，自然而然地在報紙上開設專欄。他父親是位不講情面的律師，也是位不受約束的自由派人士；他母親嫵媚迷人，心直口快。夫婦倆都喜歡和年輕人聊天。我們在圖爾巴克枝繁葉茂的白蠟樹下長談，他們給我提供了有關「千日戰爭」的極其珍貴的資料。外公去世後，對我而言，「千日戰爭」的文學源泉一度枯竭。他們對拉斐爾·烏裡韋·烏裡韋將軍的描述在我聽來最為可信，從他令人敬仰的高雅風度到他手腕的尺寸。
對於那些日子裡我和拉米羅的樣子最好的見證，是畫家塞西莉亞·波拉斯創作在布上的一幅油畫。塞西莉亞無視社會輿論，紮在男人堆裡嘻嘻哈哈，十分愜意。那是一幅肖像畫，我們兩個坐在咖啡館桌旁，那個咖啡館就是我們和她以及其他朋友一天兩次會面的地方。拉米羅和我一拍兩散、分道揚鑣時，為這幅畫爭得不可開交。塞西莉亞學所羅門王，拿起修枝剪，將畫一剪兩半，一人一半。多年以後，我的那一半捲成卷留在了加拉加斯一棟公寓的壁櫥裡，再也沒能找回來。
和國內其他地方不同，政府暴力到那年年初才給卡塔赫納造成巨大危害。我們的朋友卡洛斯·阿萊曼代表著名的蒙波斯區當選為眾議員，他是一名律師，初出茅廬，天性開朗，只可惜時運不濟。眾議院正式會議那天，敵對黨之間發生槍戰，流彈打中了他的墊肩。阿萊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像哥倫比亞這種沒用的立法機構不值得他去送命，還不如提前和朋友們一起把議員津貼花完拉倒。
奧斯卡·德拉埃斯普列亞是個極愛大唱大鬧的人，他贊同威廉·福克納的說法：作家最完美的家是妓院，上午寂靜無聲，入夜歡聲笑語，和警察關係和睦。眾議員阿萊曼說到做到，全天候為我們買單。然而，有一晚，我後悔做了福克納那樣的美夢。妓院老闆娘瑪麗·雷耶斯的一個舊相好踢翻大門，要把和母親一起生活的他們的五歲兒子帶走。老闆娘的新相好是個警察，他穿著內褲衝出臥室，舉著佩槍，號稱要保護妓院的財產和名譽。舊相好嗒嗒嗒一梭子彈過去，舞廳裡轟隆隆像被炮擊，警察嚇得躲了回去。等我衣冠不整地走出房間時，當天的嫖客們都從房門口看見男孩在過道盡頭撒尿，父親左手為他梳頭，右手槍管冒煙的場景。妓院裡只能聽見瑪麗在破口大罵，罵新相好是孬種。
那些天裡，有個高個子男人不請自來，在《宇宙報》編輯部充滿表演感地脫去襯衫，走來走去，他背上、手臂上全是疤，硬得像石頭，我們都看呆了。他很滿意，扯大嗓門解釋這些疤是怎麼來的：
「獅子撓的！」
他叫埃米利奧·拉索萊，剛到卡塔赫納，為他聞名世界的家族馬戲團打前站。馬戲團搭乘西班牙大西洋游輪「巴斯克號」，前一周離開哈瓦那，將於下個週六在卡塔赫納登台演出。拉索萊自詡出生前就已隨馬戲團遊走四方。不用表演，人們就能看出他是大型猛獸馴獸師。猛獸們各有名字，叫起來就像稱呼家人，而它們的回應方式既親熱又粗魯。他毫無防護地走進獅虎籠，親手餵它們吃的。他心愛的熊給過他一個愛的擁抱，害得他一個春天都在住院。不過，馬戲團的台柱不是他，也不是吞火人，而是那個擰斷脖子後用胳膊夾著腦袋繞場一周的人。百折不撓是他最令人難忘的品質。我心馳神往地聽他聊了很久，寫了篇社論，發表在《宇宙報》上，斗膽稱他為「我所認識的最有人味兒的人」。當年我二十一歲，認識的人不多，但我相信直到今天，這句話依然成立。我們和報社同仁在「洞穴」吃飯，那些被呵護、通人性的猛獸的故事大受歡迎。一天晚上，我想了很久，鼓足勇氣請他帶我進馬戲團，哪怕是趁老虎不在，幫它刷刷籠子。他一言不發，默默地向我伸出手。我相信這是馬戲團專用手勢，就當他答應了。我只把這個決定告訴了薩爾瓦多·梅薩·尼科爾斯，他是一位來自安蒂奧基亞的詩人，瘋狂迷戀馬戲，以拉索萊家族馬戲團本地合夥人的身份剛來到卡塔赫納。他在我那個年紀也跟馬戲團跑過，他提醒我，第一次看見小丑流淚的人都想跟小丑走，但不久就會後悔。可是，他不僅同意我去馬戲團，還讓馴獸師保守秘密，免得消息走漏，過早成為新聞。翹首以盼馬戲團的日子本就讓人心潮澎湃，此時幾乎讓我不能自已。
「巴斯克號」沒有如期到達，船隻失聯。又過了一周，我們通過報社，請無線電愛好者幫忙追蹤加勒比海的天氣狀況。報社、電台紛紛開始做最壞的打算。那幾天，梅薩·尼科爾斯和我神經緊繃地陪埃米利奧·拉索萊待在旅館房間裡，不吃不喝，不眠不休。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他無休止地等待，見他消沉、消瘦，直到所有人心知肚明：「巴斯克號」永遠也靠不了岸了，且將音信全無。馴獸師又獨自在房間裡關了一天，第二天，他來報社找我，說百年基業不能毀於一旦，他要去邁阿密單打獨鬥，白手起家，聚沙成塔，重建馬戲團。他遭此大難，卻有如此決心，讓我動容。我陪他去巴蘭基亞，把他送上飛往佛羅里達的班機。登機前，他感謝我決定加入馬戲團，答應有進展就來找我。他令人心碎地跟我相擁告別，我深深明白，那個擁抱裡有獅子們對他的愛，此後，我再也沒聽說過他的消息。
那天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飛往邁阿密的班機十點起飛，我撰寫的有關拉索萊的社論也在那天見報。當天下午，我原打算回卡塔赫納，突然靈光一閃，想去朋友的朋友赫爾曼·巴爾加斯和阿爾瓦羅·塞佩達共事的《民族報》晚報社走一趟。編輯部在老城一棟年久失修的大樓裡，長長的大廳空空蕩蕩，中間隔著一道木欄杆。大廳最裡面坐著一個穿著襯衫的金髮小伙子，正坐在一台機器前打字，在空落落的編輯部裡，鍵盤聲像爆竹聲。我怕地板發出疹人的嘎吱聲，便躡手躡腳地走過去，在欄杆邊等。他終於回頭看我，突然發問，嗓音像專業主持人一樣悅耳動聽：
「請問有何貴幹？」
他短髮，顴骨堅實，眼睛明亮，目光銳利，對我的打擾有些不快。我盡可能吐字清晰，告訴他：
「我是加西亞·馬爾克斯。」
我就這麼斬釘截鐵地報上大名，說出口才意識到，赫爾曼·巴爾加斯很可能不知道我是誰，儘管在卡塔赫納，朋友們說自從讀了我的第一個短篇，就常跟巴蘭基亞的朋友聊起我，《民族報》還登過赫爾曼·巴爾加斯為我的短篇寫的一篇熱情洋溢的短評。提到新文學，他可不好糊弄。不過，瞧他歡迎我的那股熱乎勁兒，我就確信他對我知根知底，其情感真摯，勝於耳聞。幾小時後，我在世界書店認識了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和阿爾瓦羅·塞佩達。我們去哥倫比亞咖啡館吃點心，我既想認識又怕認識的加泰羅尼亞智者堂拉蒙·賓耶斯當天下午沒有參加六點鐘聚談會。五杯酒下肚，從哥倫比亞咖啡館出來，我們已是莫逆之交。
那是個漫長而純真的夜晚。阿爾瓦羅是個天才司機，酒喝得越多，開車越安全謹慎，大日子負責開車。「巴旦杏」是一家開在花團錦簇的巴旦杏樹下的露天酒館，只接待巴蘭基亞青年隊球迷。幾名顧客發生口角，差點兒動手，我想勸他們消消氣，阿方索讓我別管，說球迷的地盤不歡迎和平主義者。總之，那晚的巴蘭基亞截然不同，不是爸媽早年居住的城市，不是媽媽受窮的城市，也不是聖若瑟中學所在的城市。成年後我第一次來，這裡有天堂般的妓院。
紅燈區包括四個街區，金屬樂震得大地戰戰兢兢，但也有接近福利機構、洋溢著家庭氛圍的角落。家庭妓院的老闆偕妻兒招待熟客時，恪守堂曼努埃爾·安東尼奧·卡雷尼奧的天主教徒道德和禮儀規範。有些願當保人，允許熟客分期付款，跟新人上床。馬蒂娜·阿爾瓦拉多在這行做得最久，偷偷地將入錯行的教士放進來，人性化地收取一點點費用。沒有欺詐性消費，沒有如意算盤，也不會染上髒病。一戰最後一批法國夫人，身體贏弱、神情憂傷地從傍晚起就坐在家門口的紅燈下，等著仍然相信她們那些撩人的避孕套的孫輩前來。有的妓院房間裡裝了冷氣，密謀者可在此碰頭，從妻子身邊逃走的市長也可在此暫避。
黑貓妓院的舞池在院子裡的葡萄架下，這家妓院被一位善於接受新事物的瓜希拉女郎買下，成為商船水手的天堂。老闆娘會唱英文歌，私下裡也販毒。在黑貓妓院大事記中，有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夜晚：十二個挪威水手全擁在唯一一個黑人妓女的房前排長隊，十六個白人妓女全坐在院子裡打瞌睡。赤裸裸的種族歧視，阿爾瓦羅·塞佩達和基克·思科佩爾實在看不下去，用拳頭教訓了那幫水手。兩個人赤手空拳，居然把十二個人打得落花流水。白人姑娘們幸福地醒來，抄起椅子，上前助陣。最後，他們語無倫次地賠禮道歉，封那個赤條條的黑人妓女為「挪威王后」。
紅燈區外也有合法妓院或地下妓院，全部都有警察撐腰。其中一家位於貧民區，院子裡有大株繁花盛開的巴旦杏樹和一爿破破爛爛的小店，店裡只有一間臥室和兩張帆布床，安排鄰家的貧血女孩陪不可救藥的醉漢睡覺，好歹能掙一個比索。阿爾瓦羅·塞佩達偶然發現了這裡。十月的一天下午，他闖進店裡躲雨。老闆娘請他喝啤酒，一下子給他兩個女孩，讓他輪流玩到雨停。阿爾瓦羅繼續請朋友們來這兒喝冰啤酒，不是來找樂子，而是來教女孩們讀書識字。他幫用功讀書的女孩爭取獎學金，送她們進公立學校，其中一個女孩在仁愛醫院做了好多年護士。他還把房子買下來，送給了老闆娘。這家十分簡陋的幼兒園在自然消失前，一直有個誘人的名字：「為餬口上床的女孩之家」。
為了陪我在巴蘭基亞度過第一個歷史性的夜晚，他們選擇了黑人艾烏菲米亞妓院。那裡庭院寬敞，水泥地面，可以在鬱鬱蔥蔥的羅望子樹間盡情跳舞。茅屋多間，每小時五比索。桌椅顏色鮮亮，石鸻鳥悠閒地漫步其中。艾烏菲米亞豐腴動人，快一百歲了，在門口親自坐鎮，挑客迎客。桌上只有一件物品——簡直不可思議——一枚教堂裡的大裝飾釘。姑娘們都是她親手挑來的，天生麗質，知書達理，自己給自己起名字。喜歡墨西哥電影的阿爾瓦羅·塞佩達叫她們「壞女人伊爾瑪」、「邪惡的女人蘇珊娜」、「午夜聖女」什麼的，很中某些姑娘的心意。
為了抹去傷痛的記憶，加勒比樂隊無比陶醉地超高分貝演奏佩雷斯·普拉多的曼波新曲和博萊羅。在這裡似乎根本沒辦法聊天，但我們都習慣扯著嗓子吼。當晚的話題由赫爾曼和阿爾瓦羅提議，有關小說和新聞報道的共性。他們津津樂道於約翰·黑塞有關廣島原子彈爆炸的新作，而我則推崇新聞紀實作品《瘟疫年紀事》。後來我才知道，丹尼爾·笛福寫的是他五六歲時倫敦發生的一場瘟疫。
順著這個思路，我們聊到了《基督山伯爵》。他們三個早就討論過：大仲馬如何讓一個天真、無知、貧窮、蹲冤獄的水手逃出銅牆鐵壁的城堡，成為當世最富有、最有教養的人？對小說家們來說這是個謎。謎底是：當埃德蒙·唐戴斯被關進伊夫堡時，裡面早已關著法裡亞神父。神父在獄中向他傳授智慧，告訴他新生活的起點：藏寶圖和越獄方式。換言之，大仲馬塑造了兩個不同的人物，讓他們彼此交換了命運。唐戴斯越獄時，早已脫胎換骨，唯一不變的是他游泳健將的身體。
赫爾曼認為，很顯然，大仲馬將人物設定為水手，他才能被扔下海，從裹屍袋裡鑽出，游泳逃生。阿方索博學，卻無疑牙尖嘴利。他反駁道：這提供不了任何保證，克裡斯托弗·哥倫布麾下百分之六十的水手都是旱鴨子。見別人賣弄，他去撒點兒胡椒面，比什麼都開心。我津津有味地聽他們討論文學之謎，檸檬朗姆酒，別人小口品，我大口喝起來。三人得出結論：大仲馬在《基督山伯爵》甚或在他的全部作品裡表現出的才華和駕馭信息的能力，使他不像小說家，更像記者。
最後，我總算明白，新友們無論讀克維多、詹姆斯·喬伊斯還是柯南·道爾，都有收穫。他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幽默感，能整夜整夜地唱博萊羅和巴耶納托，或將黃金世紀的名篇倒背如流。我們通過不同的路徑達成共識，認為世界詩歌的巔峰是豪爾赫·曼裡克的《悼亡父》。那晚我過得十分愉快，消除了對博學狂人的最後偏見，和他們成為朋友。喝著帶勁兒的甘蔗酒，有他們陪伴左右，我不再靦腆拘束，感覺舒坦極了。那年三月在狂歡節舞蹈比賽中奪冠的「邪惡的女人蘇珊娜」拉我去跳舞。他們趕走了舞池中的母雞和石鸻鳥，圍著我們喝彩。
舞曲是達馬索·佩雷斯·普拉多的《曼波五號》系列。跳完舞，我用僅剩的力氣，抓起熱帶組合表演台上的沙球，打著拍子，又唱了一個多小時丹尼爾·桑托斯、阿古斯丁·拉臘和別恩維尼多·格蘭達的博萊羅。縱情歌唱時，我感覺輕風拂來，身心舒暢。我永遠也不知道他們三個是為我自豪還是為我害臊，不過，當我回到桌邊時，他們像自己人那樣歡迎我。
當時，阿爾瓦羅又發起一個其他人從未與他討論過的話題：電影，這是我的意外收穫。我一向以為電影是一門子藝術，脫胎於戲劇而非小說。阿爾瓦羅不以為然，電影於他相當於音樂於我，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黎明時分，阿爾瓦羅又醉又困，擺出大師級出租車司機風範，把車開得穩穩當當，車上裝的全是新書和《紐約時報》文學增刊。他把赫爾曼和阿方索送回家後，執意要帶我回家，去見識他的書房。他的書房有三面書櫃，從地到頂。他指著書，轉了一圈，對我說：
「世上會寫書的人就這麼多。」
我很興奮，忘了昨天又餓又困。酒精還在體內發酵，讓我醺醺然。阿爾瓦羅給我看他的最愛，西語和英語的都有。他聲音嘶啞、頭髮蓬亂、眼神無比癲狂地逐一道來，有阿索林和薩羅揚——他的兩個軟肋——以及別的一些作家，他對他們的生平如數家珍。我第一次聽到弗吉尼亞·伍爾夫這個名字，他稱她為老女士伍爾夫，還有老先生福克納。我的驚訝更讓他不能自已，他抓起那一摞向我展示的最愛，一股腦地放在我手裡。
「別傻了，」他對我說，「這些全拿走，看完我去取。」
對我而言，這是一摞難以想像的寶貝，可我連個狗窩都沒有，書沒處放，不敢冒這個險。最後，他把弗吉尼亞·伍爾夫的西班牙語版《達洛維夫人》送給我，不由分說地斷言：你會將它倒背如流。
天漸漸亮了。我想坐頭班車回卡塔赫納，阿爾瓦羅非讓我在房裡的另一張床上睡下。
「去他媽的！」他用最後一點兒力氣說，「就在這兒住下。明天，我們給你找一份好工作。」
我和衣躺下，這才感覺到身子無比沉重，人還活著。阿爾瓦羅也和衣躺下，我們倆一直睡到了上午十一點。他母親是既可敬又可怕的薩拉·薩穆迪奧，她以為獨生子死了，用拳頭擂門。
「甭理她，大師。」阿爾瓦羅從睡夢深處對我說，「她天天早上這麼說，糟糕的是總有一天會言中。」
我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回到卡塔赫納，佛朗哥·穆聶拉家中的飯後朗誦不再是黃金世紀詩歌和聶魯達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而是《達洛維夫人》選段，精神病患者塞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的胡言亂語。我性情大變，變得急不可耐、令人費解，埃克托爾和薩巴拉老師說我在刻意模仿阿爾瓦羅·塞佩達。古斯塔沃·伊瓦拉對我報以加勒比式的同情，覺得我講述的巴蘭基亞之夜很有趣。他推薦的古希臘作家越來越多，還故意漏掉了歐裡庇得斯，卻從未向我解釋理由。他帶我發現了梅爾維爾：莫比·迪克的壯舉，那段在鯨魚肋骨組成的龐然穹頂下，對世界各海域資深捕鯨人有關約納的振聾發聵的訓誡。他借給我納撒尼爾·霍桑的《帶七個尖角閣的房子》，對我的人生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們曾一起試圖在尤利西斯·奧德修斯的流浪中尋找一種有關鄉愁之致命性的理論，結果暈頭轉向，不得其所。半個世紀後，我在米蘭·昆德拉的一篇大作中找到了答案。
同一時期，我只見過大詩人路易斯·卡洛斯·洛佩斯，他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獨眼人」。他創造了一種安逸的生活方式：似死未死，似埋未埋，最重要的是無聲無息。他住在古城中心古塔布隆街一棟古色古香的房子裡，生於斯，長於斯，不擾人，鮮會客——幾位老友除外，而他大詩人的名氣在他的一生中持續增長，唯有身後名才能如此只漲不退。
人們都叫他「獨眼人」，其實他僅僅是斜視而已，只不過方式特別，難以描述。《宇宙報》社長多明戈·洛佩斯·埃斯考裡亞薩是他的兄弟，別人問起「獨眼人」，他總是回答：
「他就在那兒。」
聽起來像敷衍，卻是真話：他就在那兒。比誰活得都好，更妙的是，還是鮮為人知的活著。他洞察一切，決意走向自己的葬禮。人們說起他像說起一件文物，尤其是那些沒讀過他作品的人。事實上，自從來到卡塔赫納，出於對他隱士生活的尊重，我並沒有想著去見他。那年他六十八歲，是古往今來了不起的西班牙語詩人之一，對此無人質疑，儘管大多數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的作品風格怪異，獲此聲名，殊難理解。
他的詩裝在薩巴拉、羅哈斯·埃拉索、古斯塔沃·伊瓦拉和我的腦子裡。我們總是不假思索、自然而然、準確無誤地背出，為聊天助興。他不孤僻，只是靦腆。我至今沒見過他任何一幅畫像（如果有的話），只見過出版物上替代畫像的簡筆漫畫。老見不到，我們就忘了他還活著。一天晚上，我正在給當天的稿子收尾，聽見薩巴拉老師壓著嗓門驚呼一聲：
「媽的，是『獨眼人』！」
我從打字機上抬起頭，見到了這輩子見過的最怪的男人。他比我想像中矮很多，頭髮白得發藍，極不服帖，像借來的。他的左眼沒瞎，但正如他的綽號所說的那樣：有點兒歪斜。他穿著隨意，深色粗斜紋布褲子加條紋襯衫，右手舉到肩膀那麼高，銀質煙嘴裡夾著一根點燃的香煙，沒在吸，煙灰兀自往下掉著。
他徑直走進他兄弟的辦公室，兩小時後才出來。當時，編輯部裡只剩下薩巴拉和我，等著跟他打聲招呼。兩年後，他去世了，在忠實讀者心裡激起巨大震盪，但那似乎不是因為他死了，而是因為他復活了。他躺在棺材裡，看上去不如生前那樣像個死者。
同一時期，西班牙作家達馬索·阿隆索和小說家妻子歐拉利亞·加爾瓦裡亞托在大學禮堂舉辦了兩場講座。向來不願打擾他人生活的薩巴拉老師破例請求與兩位見面，古斯塔沃·伊瓦拉、埃克托爾·羅哈斯·埃拉索與我陪他同行，一見面便情投意合，交談甚歡。我們在加勒比酒店的一間私人會客室裡聊了四個小時，他們聊拉美初行之印象，我們聊作家夢。埃克托爾帶去一本詩集，我帶去發表在《觀察家報》上的一個短篇的複印件。他們坦誠地表達了保留意見，我們兩個對此都很看重，因為那是一種間接的肯定和誇讚。
十月，我在《宇宙報》報社看見貢薩洛·馬利亞里諾給我的留言，說和詩人阿爾瓦羅·穆蒂斯在鬱金香客棧等我。那是位於博卡格蘭德海濱的一家令人難忘的膳宿公寓，距約二十年前查爾斯·林德伯格的著陸點只有幾米。在大學裡跟我一起吟誦詩歌的貢薩洛已是一名開業律師。穆蒂斯在一家由飛行員創建的國有航空公司任公關部經理，邀請他去看海。
穆蒂斯的詩和我的短篇至少有一次登在同一期增刊《週末》上，這已足夠開啟在之後的半個多世紀裡，在全世界無數的地方，我們每次見面都開始聊的那仍舊沒結束的話題。起初是子女，然後是孫輩，他們常問：你們在聊什麼，聊得這麼起勁？我們老老實實地回答：我們一直在聊同樣的事兒。
我和文藝界人士的神奇友情給了我勇氣，使我熬過了如今想來依然是人生中最沒把握的那幾年。七月十日，我在《宇宙報》上發表了最後一篇「句號，另起一段」——熬了三個月，沒能熬過初學者那道坎兒，不如把專欄停了，及時抽身。我轉去寫不用擔責的社論，不署名，除非必要。就這樣，我天天按部就班地熬著，直到一九五年九月，裝腔作勢地寫了篇文章評埃德加·愛倫·坡，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是我這時期寫得最差的。
那年一整年，我一直纏著薩巴拉老師，請他教我寫專題文章。他脾氣古怪，遲遲不做決定。不過，他給我丟下一個謎團，讓我輾轉反側。聖克拉拉修道院裡埋著個十二歲的姑娘，死後兩百年間，頭髮長到了二十二米多長。沒想到四十多年後，我會把這個謎團寫進一本有著許多不祥暗示的浪漫小說。那段日子，我狀態不佳，無心思考，亂發脾氣，無故曠工，直到薩巴拉老師派人前來規勸。我運氣好，通過了法律系二年級期末考，只掛了兩科，可以升三年級。不過，有傳聞說是報社向學校施加了政治壓力，我才如此順利。有人持假軍官證在電影院門口攔住我，招募我去執行旨在破壞公共秩序的報復性任務，也是靠社長出面擺平的。
那些天，我對政治局勢一頭霧水，連公共秩序不斷惡化導致又戒嚴了都不知道。新聞審查嚴格了好幾倍，社會環境糟糕透頂，普通罪犯加政治警察害得農村人人自危。暴力迫使自由派人士拋妻棄子，背井離鄉。達裡奧·埃昌迪亞是民法專家中的專家，天生的懷疑論者，希臘語和拉丁語作家的忠實讀者，適合做自由派候選人的他支持自由派在選舉中棄權，為勞雷亞諾·戈麥斯的當選掃清了道路。戈麥斯人在紐約，遙控執政。
當時，我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些不幸不僅揭露了保守派的惡劣行徑，更表明我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惡劣的變化。我們常去「洞穴」，一天晚上，我一時興起，炫耀起自己的為所欲為。薩巴拉老師正想喝湯，勺子停在了半空，目光從鏡框上方射下來，冷冷地將我打斷：
「告訴我，加夫列爾，你做這些混賬事的同時，有沒有意識到國將不國？」
他一針見血。爛醉如泥的我大清早在烈士路的一把長椅上躺倒就睡，被瓢潑大雨澆成了落湯雞，患肺炎，住院兩周。第一代抗生素壓根不管用，還惡名在外，傳言有可怕的副作用，容易導致性功能早失。我瘦成了一把骨頭，面色蒼白。爸媽來信，說我工作太累，讓我回蘇克雷休養。《宇宙報》更誇張，登告別社論，譽我為「大師級記者兼作家」；另一篇文章說我創作了子虛烏有的小說《切乾草》，連書名都不是我起的。何況，當時的我根本沒想再去搞文學創作。那個莫名其妙的書名是埃克托爾·羅哈斯·埃拉索信手胡編的。為了激發論戰，豐富觀點，他還杜撰過一個地道的拉丁美洲作家，名叫塞薩爾·格拉·巴爾德斯，在《宇宙報》上發佈他抵達卡塔赫納的消息，我也在專欄「句號，另起一段」中向他致以問候，希望能一掃塵埃，喚醒真正意義上的拉丁美洲敘事文學。多年以後，那部埃克托爾給起了個漂亮名字的子虛烏有的小說不知為何出現在一篇書評中，說它是新文學的一部重要作品。
就我那些日子的心境而言，蘇克雷的環境令人滿意。我給赫爾曼·巴爾加斯寫信，讓他給我多寄些名家名作來，休養的半年，我想一頭扎進書堆裡。蘇克雷遭遇洪水，爸爸不再為藥店所累，在鎮子入口蓋了棟房子，所有孩子都能住下。十六個月前，埃利希奧出生，算上我總共十一個兄弟姐妹。房子面積大，采光好，會客用的露台對著一條渾水河，窗戶敞開，一月的輕風徐徐吹入。共六間臥室，通風良好，一人一張床，不像過去，兩人一張。掛吊床的鐵環高高低低，連過道裡都有。院子沒有鐵絲柵欄，與山相連，山上栽著屬於公共財產的果樹，自家和別家的動物在臥室裡散步。媽媽懷念童年在巴蘭卡斯和阿拉卡塔卡的院子，於是把新家當養殖場，雞鴨散養，為所欲為的豬拱進廚房吃午飯。我們仍舊能趁夏天開著窗睡覺，聽母雞在雞架上喘氣，聞到熟透的刺果番荔枝的香味，清晨，它們從樹上簌簌掉落，發出一陣密集的聲響。媽媽總說：「聽上去像孩子們弄出的聲音。」爸爸只有早上工作，為幾個順勢療法的忠實信徒看病，然後在兩棵樹間掛張吊床，躺著讀一切印成鉛字的東西。他愛上了打檯球，說是能撫平暮日的憂傷。他形象大變，上街不再打領帶、穿白色粗斜紋布西裝，只穿青春洋溢的短袖襯衫。
兩個月前，外婆特蘭基利娜·伊瓜蘭去世了。她眼睛瞎了，腦子銹了，彌留之際迴光返照，一個勁兒地嘮叨，家人的秘密一說一個准。嚥氣前，她成天掛在嘴邊的是外公的退伍金。爸爸在棺材裡鋪了石灰，往她身上抹了防腐的蘆薈汁，以減緩屍體的腐爛速度。外婆一生鍾愛紅玫瑰，媽媽也深受感染，她在院子深處辟出一方花園，專門種紅玫瑰送到外婆墳前。紅玫瑰開得異常絢爛，連外地人也會慕名而來，想知道如此瑰麗的玫瑰究竟是上帝造化還是魔鬼弄人。
家中時過境遷，我的生活和脾性也隨之改變。每次回家，我都感到異樣：爸媽從內到外都變了，弟弟妹妹出生了，長大了，彼此很像，容易搞混。十歲的海梅是六個月的早產兒，最晚離開媽媽的懷抱；埃爾南多（南奇）出生時，他還沒斷奶。三年後，阿爾弗雷多·裡卡多（庫奇）出生。又過了一年半，最後一個孩子埃利希奧（伊約）出生。那年假期，伊約開始滿地亂爬。
算上爸爸婚前婚後的私生子——聖馬可斯的卡門·羅薩和阿維拉多，來蘇克雷跟我們住過；赫爾邁內·哈納伊（艾米），媽媽對她視同己出，兄弟姐妹也都歡迎她；安東尼奧·馬裡亞·克拉雷特（托尼奧），在辛塞由他母親撫養成人，經常來看我們——總共有十五個孩子，只要有吃的，隨便一坐，吃起來就像有三十個孩子。
我那幾個年紀稍大的妹妹的描述可以讓人對那些年家裡的狀況有個確切的印象：一個還沒長大，另一個又出生了。媽媽也意識到她自己的疏忽大意，求女兒們幫著帶更小的孩子。瑪爾戈特見媽媽又懷孕了，嚇得要死，她知道媽媽一個人帶不過來，去蒙特裡亞住校前，一本正經地求媽媽生完這個，別再生了。媽媽為了讓她開心，又一口答應。媽媽堅信，智慧無邊的上帝定會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吃飯時總是一團糟，人永遠都叫不齊。媽媽和大一點兒的妹妹們不停地給陸續到的人上菜，等到該吃飯後甜點了，又冒出一個嗷嗷待哺的娃，這一點兒也不奇怪。到了晚上，小寶貝們一個個往爸爸媽媽的床上爬，說睡不著，因為太冷、太熱、牙疼、怕死人、愛爸媽、忌妒兄弟姐妹。天亮時，所有人擠在一張床上。埃利希奧之後，家裡再沒有孩子出生，這要感謝瑪爾戈特。她從寄宿學校回來，說不讓生就不讓生。媽媽說到做到，再也沒生。
不幸的是，命運對瑪爾戈特和阿依達另有安排，她們終生未嫁。阿依達像愛情小說裡描繪的那樣，進修道院規規矩矩地待了二十二年，再也不可能找到拉斐爾或其他男人後，她才離開了修道院。瑪爾戈特脾氣不饒人，跟她的拉斐爾分了，雙方都有責任。姐姐們命不好，妹妹們則不然。麗塔嫁給了初戀，有五個孩子、九個孫子，生活美滿幸福。其餘兩個，莉西亞和艾米，也嫁給了意中人。當時，爸媽已經懶得再跟現實叫板。
家庭煩惱似乎與國家危機息息相關。政局不穩，經濟起伏。危機像倒霉天氣一般蔓延到蘇克雷，躡手躡腳但步伐堅定地潛入了我們家。當時，我們靠所剩無幾的存糧勉強度日，跟搬來蘇克雷前，在巴蘭基亞過的日子一樣窮。可是，媽媽一點兒也不慌，多年的經驗使她堅信，每個孩子胳膊底下都夾著他自己的那塊麵包。我得了肺病，從卡塔赫納回來養病時，家裡就是這種境況，還瞞著我，不讓我知道。
蘇克雷居民瘋傳我們的朋友卡耶塔諾·亨蒂雷和附近查帕拉爾村的小學教師關係曖昧。那位小學教師年輕漂亮，不輕浮，出身於一個受人尊敬的家庭，和卡耶塔諾屬不同社會階層。這並不奇怪，卡耶塔諾是個風流浪子，總是在追女孩子，不僅在蘇克雷，在卡塔赫納也是如此，在那裡讀完中學的他開始主攻醫科。不過，我們此前沒聽說他在蘇克雷交了新女朋友，甚或舞場上的心儀舞伴。
一天晚上，我們見他騎著高頭大馬從莊園來。女教師坐在馬鞍上，握著韁繩；他坐在後面，摟著纖纖細腰。鎮上的人那麼愛嚼舌根，他們竟膽大包天，在人流高峰期如此親密地進入中心廣場，讓人大跌眼鏡。無論是誰打問，他都解釋，說天晚了，她站在校門口，想搭車來鎮上，正好被他撞見。我跟他打趣，說小心一覺睡醒，匿名帖找上門。他酷酷地聳聳肩，還是那句俏皮話：
「對有錢人，他們不敢。」
確實，匿名帖來得快，去得也快，或許那只是國民宣洩政治不滿的一種方式，懼怕匿名帖的人終於又能睡上安穩覺了。另一方面，回來沒幾天，我感覺爸爸的黨內夥伴對我的態度有所改變，原因是我在《宇宙報》上發表反保守派政府的文章。其實不然。自從報社決定不再追問「卡門–德玻利瓦爾發生了什麼事？」，即使迫不得已寫政治文章，我也無須署名，責任由報社負；而我署名的專欄則無疑立場明確，對國家悲慘的現狀表示不滿，反對暴力與不公正，絕無黨派色彩。其實，當年乃至以後，我從未加入任何黨派。他們的指控讓爸媽惴惴不安，媽媽開始給聖徒們點蠟燭，求他們保佑，尤其當我遲遲不歸時。我第一次感覺到周圍氣氛壓抑，決定少出門為妙。
在那段糟糕的日子裡，一個模樣怪異的男人來到爸爸的診所。他就像自己的鬼魂，皮膚透明，骨頭清晰可見，肚子腫大緊繃，像一面鼓，只需一句話，便令人難忘：
「醫生，他們害我肚子里長了隻猴子，麻煩您幫我取出來。」
爸爸檢查完，發現這個病他治不了，介紹那人去看外科醫生。外科醫生沒找到病人口中的猴子，而是找到一個無定形、有生命的龐然怪物。我在意的不是他肚子裡的野獸，而是病人口中神奇的「蛇村」。那是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地方，在蘇克雷境內，要到達那裡只能穿過煙霧瀰漫的沼澤地區。受到冒犯時用傷害報復，比如讓魔鬼幼子長在人肚子裡，這類事在「蛇村」司空見慣。
「蛇村」村民篤信天主教，但他們按自己的方式信，凡事都有咒語；他們信上帝、聖女和三位一體，此外，任何展現神之能力的事物都是他們敬奉的對象。肚子里長邪惡的野獸，居然請外科醫生行旁門左道，他們會覺得匪夷所思。
很快，我驚訝地發現，在蘇克雷，人人都知道有個「蛇村」，只是去一趟，就要衝破所有地理障礙和心理障礙。最後，我偶然發現「蛇村」專家就是我朋友安赫爾·卡西。我們上一次見面是四月九日，我們在他的護送下穿過臭氣熏天的瓦礫堆，用無線電給家人報了平安。我找到他，他說起幾進「蛇村」的離奇遭遇，頭腦比那天更清晰。於是，我知道了那片廣袤王國的主人和首領馬爾科西塔的所有事。她懂得行善或施惡的咒語，只需描繪患者的體型體貌和具體方位，就能讓奄奄一息的患者下床，也能派一條蛇穿過沼澤，六天後直取敵人性命。
她做不到的只有起死回生，那是上帝的特權。她想活多久就活多久，據說她活到了兩百三十三歲，不過六十六歲後便停止衰老。臨死前，她召集她數量驚人的羊群，讓它們圍著房子轉了兩天兩夜，直到形成了「蛇村」沼澤。那是一片無邊的水潭，覆蓋著磷光閃閃的銀蓮花。據說，沼澤中央有棵金葫蘆樹。每年十一月二日亡人節，樹幹上繫著一隻獨木舟，無人掌舵，在白色鱷魚和金色響尾蛇的守護下，駛向彼岸，馬爾科西塔在那兒埋下了無盡的寶藏。
自從安赫爾·卡西跟我說了這個神奇的故事，拜訪人間天堂「蛇村」就成為縈繞在我心頭的一個願望。我們準備了靈符護身的馬、隱身獨木舟和神奇的嚮導，總之，萬事俱備，只待出發，即可撰寫一篇超自然現實主義報道。
騾子連鞍韉都套好了。可是，我的肺病恢復緩慢，一同在廣場上跳舞的朋友取笑我，年長的朋友大驚失色地教訓我，迫使我將行期延後，終未成行。如今想來，福禍相依，沒有了神奇的馬爾科西塔，我沉下心來，從第二天起，埋首創作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不過最後只剩下書名：《家》。
我想寫一部發生在哥倫比亞加勒比地區的有關「千日戰爭」的故事。去卡塔赫納前，我跟曼努埃爾·薩帕塔·奧利維利亞聊過這場戰爭，不過，那次會面和我的寫作計劃毫無關係。他送了我一本他父親撰寫的有關「千日戰爭」老兵的小冊子，封面上印著他父親的照片，身著加勒比西裝，鬍子上沾著火藥，多少讓我回憶起我的外公。我忘了他父親的名字，永遠伴隨我的是他的姓：布恩迪亞。因此，我認為我會寫一本小說，取名《家》，講述一段家族傳奇，類似於我所在的家族，背景是尼古拉斯·馬爾克斯上校幾乎白打的那些仗。
起這個書名，是因為我不想讓情節離開那個家。我寫了若干個開頭，設計了部分人物，起的全是家人的名字，後來還用到了其他書裡。我對同一句話中鄰近兩個單詞押韻這個弱點十分敏感，哪怕是元音韻。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寧願不發表。我多次想過廢掉布恩迪亞這個姓，它不可避免地會跟過去未完成時押韻，但我已經為這個姓設定好了具有說服力的身份，使它最終得以保留。
我正沉浸其中，一天早晨，蘇克雷家中出現了一隻無標識、無說明的木箱，由妹妹瑪爾戈特簽收，寄件人不詳。她以為是賣了藥店遺留下的物品。我也這麼想，安心地在家吃早餐。爸爸也沒打開，以為是我留在別處的行李，他忘了，我在這世上早已別無他物。十三歲就又是釘又是撬的弟弟古斯塔沃，不管三七二十一，撬開來再說。幾分鐘後，他大叫一聲：
「是書！」
我的心先飛了過去。的確是書，沒寫寄件人，專業打包，滿滿一箱書。內附天書一封，是赫爾曼·巴爾加斯執筆的「象形文字」，行文倒是滴水不漏：「大師，寄書一箱，敬請學習。」簽名的還有阿方索·富恩馬約爾，外加一個鬼畫符，經仔細辨認，出自我尚未相識的堂拉蒙·賓耶斯。他們只叮囑了一件事：千萬別剽竊得太明顯。阿爾瓦羅·塞佩達的字條夾在福克納的一本書裡，筆畫錯綜複雜，落筆匆忙，說他接下來那周要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進修一年。
在媽媽把餐具收走的同時，我先把書擺上餐桌。我揮舞著掃帚，才把舉著修枝剪來剪插圖的弟弟妹妹和呼哧呼哧嗅著書香、以為那是一頓美餐的野狗趕走。我也把鼻子湊上去聞，新書在手，我總要聞聞書香。我隨便拿，翻翻這本，看看那本，趁機讀上兩段。晚上看書，地方挪了三四次，要麼不清靜，要麼就是燈熄了——通向院子的過道裡的那盞燈，本來就像鬼火——黎明時分腰酸背痛。天上掉下這麼一大塊餡餅，能從中汲取哪些營養，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