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的植物」
1950年的勞動節，青年聯盟與「外來的植物」發生了衝突。
在青年聯盟準備組織勞動節的「全國性停工」時，由印大黨、共產黨和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組成的聯合機構也號召同一天在約翰內斯堡地區停工，他們的目的是抗議政府關押了馬克斯和達杜。
聯合機構的行動將曼德拉這些年輕的民族主義者激怒了，他們與這次活動的組織者發生了衝突，甚至發生了流血衝突。最終，警察出動，強行解散了會場。曼德拉非常憤怒，並在雜誌《北極星》上用非常犀利的語言抨擊聯合機構。
在文章中，曼德拉稱，既然工人是南非黑人，而身為黑人是他們受到壓迫的主要原因，作為工人只是其次的原因，黑人還沒有撕掉「黑皮膚的奴役」的標籤，又怎麼能夠進行資本世界都存在的工人被壓迫的反抗活動呢？
為此，曼德拉說共產主義這個「外來的植物」很明顯不適合南非的「土壤」，也不會在這片土地中茁壯成長。在這次的衝突中，曼德拉的壞脾氣聲名遠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提到曼德拉，就不得不說他的壞脾氣。
這次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抗議活動儘管遭到了青年聯盟的阻撓，政府也明令禁止遊行，而且在勞動節當天還安排了超過2000名的警察，但抗議活動依然如期進行。
結果，由於組織不力，人數太多，推推搡搡之下發生了流血衝突，警察更是向群眾開槍射擊，這引起更大的騷亂。
儘管這次的抗議活動不是青年聯盟組織的，但曼德拉和西蘇魯在奧蘭多依然忙前忙後，設法使人們冷靜下來。他們到處疏散群眾，要求他們分散找地方躲起來。
最終，依然有18名非洲人被殺，30多人受傷，其中還有3名兒童。
當回憶這件事的時候，曼德拉依然心有餘悸：
我親身領教了警察的冷酷無情，也明白了青年聯盟真正需要的東西——來自基層群眾的支持。
不僅如此，曼德拉還從這次活動中學到了不少知識，尤其是組織者的不容易。他和西蘇魯結識了兩個年輕的印度人，一個是正在上學的艾哈邁德·卡特拉特，另一個是工廠工人保羅·約瑟夫。他們每天一大早就開始工作，晚上還出去散發傳單。
這兩人盡職盡責，盡心盡力，後來曼德拉與他們成為終身摯友。
政府的卑鄙伎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將曼德拉徹底推向政府的對立面。
1950年，馬蘭政府先後頒布兩部法律：《人口登記法》和《集團居住法》。這兩部法律使種族隔離制度進一步制度化和系統化。
根據馬蘭政府的解釋，《人口登記法》是為了爭取「純血種族」，防止白色皮膚的混血種人冒充歐洲人。這項法律規定，在南非的土地範圍內，凡年滿15週歲的南非居民要領取標明所屬種族及其外貌特徵的身份證。
至於《集團居住法》則是為了劃定各個種族的特定居住地。這項法律明確規定：政府有權宣佈國內任何一個地區為某一種族的居住區，而其他種族的居民應遷出該地區。這項法律沒有提到對於要遷出的人留在該地區的不動產如何賠償的問題，政府對如何安置要遷出的人也不聞不問。與此同時，政府的種種跡象表明，共產黨將會成為政府下一個整頓的對象。
由於先前共產黨和德蘭士瓦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約翰內斯堡於勞動節這一天舉行反抗行動，馬蘭政府很快就採取了措施，頒布《鎮壓共產主義法》。
事實上，早在1948年，司法部長斯沃特剛走馬上任就委派了一個委員會調查共產主義在南非各地的影響力。1949年2月，斯沃特通知議會：委員會發現共產主義已成為「國家的定時炸彈，須盡快清除」。
勞動節事件過後，斯沃特立即提交了一個《非法組織草案》，但這一草案很快就撤回，而代之以《鎮壓共產主義法》。這一草案授予司法部長很大的權力，規定其有權採取各種方式鎮壓共產黨或者是「可能的」「潛在的」共產黨成員。對被宣佈為「共產黨員」的人，可予以逮捕，驅逐出境，禁止參加集會和取消議員資格。對「共產黨的」組織和報刊，可不予以法律保護，可禁止其活動，並可沒收其財產。對「共產主義」的定義又極為模糊，它包括任何旨在「通過倡導騷動和混亂，非法行為或不履行法律責任，或威脅要採取非法或懈怠行為，從而導致在聯邦內部發生任何政治、工業、社會或經濟的變動的，將處以長達10年的監禁」。
當然，馬蘭政府並未強大到能無視一切，政府擔心這一舉動逼得太緊，會讓共產黨組織作「殊死抵抗」，為此，政府宣佈這一條款將於當年7月生效。
面對即將生效的《鎮壓共產主義法》，南非共產黨被迫於條款生效前，即6月20日宣佈解散。很明顯，打擊共產黨只是一個信號，政府所針對的是其他與政府對抗的組織，比如非洲人國民大會，曼德拉說：它主要針對非洲人和其他被壓迫的人民。
儘管曼德拉先前曾表示一些反對共產黨的理論，但依然對共產黨表示支持，怒斥《鎮壓共產主義法》及其他反民主的法律。
為了聲援共產黨，表達對政府的抗議，非洲人國民大會在5月底由全國執行委員會通過一項重要決議，決定在1950年6月26日這一天，舉行全國性抗議示威遊行。與此同時，國民大會青年聯盟、印度人大會以及共產黨派代表組成了一個聯盟委員會。這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向人民號召「不去工作」。
全國大罷工
非洲人國民大會發佈的號召書內容是這樣的：
這次抗議對我們來說是自1652年4月6日以來非洲人民為表達不滿而進行的神聖運動的集中表現。1652年4月6日，一支由3艘荷蘭三桅帆船組成的小船隊受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到好望角建立船隊航行中途補給站。這一過程對歐洲人來說，是不斷開拓新疆域的過程；而對非洲人來說，則是另一幅情景：歐洲人從他們手上搶走了牛羊，奪走了土地。
1779年，大魚河成了黑人和白人地區的分界線；
1809年，第一個《通行證法》通過；
1913年，他們的土地被法律剝奪……
我們怎能忘記這些？
經過一段時間的號召，全國大罷工正式進行。當然，在籌備過程中，國民大會青年聯盟、印度人大會以及共產黨派之間各懷戒心。但後來摩西·科泰尼來到約翰內斯堡擔任共產黨書記，他的出現及遊走，讓彼此的戒心很快煙消雲散，曼德拉稱他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很快，他們成為朋友。
1950年6月26日，伊麗莎白港、亞歷山大鎮以及德班其他兩個地區發生了全面罷工；在約翰內斯堡、開普敦以及一些較小地區的部分工人參加了罷工。但是在德蘭士瓦的一些地方則反應冷淡，大街上的行人懶懶散散，看不出任何罷工的跡象。非洲人國民大會承認，由於組織問題，那裡的罷工活動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在這次全國大罷工中，西蘇魯、奧利弗和曼德拉以及印度人大會的領袖們分赴各地去組織群眾，而曼德拉的任務則是從中協調。在這次籌備遊行示威的過程中，兩個最大的民間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有了更密切的接觸。
在這次活動中，非洲人國民大會從印度人大會的組織工作經驗和籌集款項活動中受到啟發，而印度人大會也在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合作中受益匪淺。
對曼德拉本人來說，這場運動讓他徹底覺醒，他一直擔心的非洲人會受到其他種族或政治團體控制的情況並未發生；相反，各個種族進步勢力的參與使運動聲勢浩大。他認識到，非洲人獨木難支，僅僅依靠非洲人的能力在政治上想有所作為是幼稚的，在實際鬥爭中也是不可取的。在檢討了自己的立場後，他開始主動與其他種族的民主組織合作。
大罷工不久之後，曼德拉被選為青年聯盟全國主席。
當選為青年聯盟主席的曼德拉，感覺到肩膀上的擔子更重了，他明白，未來還有很長的路需要走。
為制定下一步的行動路線，曼德拉與西蘇魯進行了溝通和探討。
曼德拉考慮到1946年發生在印度的事情：1946年印度志願者浩浩蕩蕩地前往德班，一路上熱情高漲，秩序井然，有的開車，有的坐車，他們駕車行駛500英里的目的就是進牢房。他借鑒這種抵抗方式，提出了「消極抵抗」。西蘇魯衡量再三，認為這種抵抗形式應該富有戰鬥精神。
兩個人認真地研討了非洲人國民大會歷史上舉行抗議活動時自發運用的「消極抵抗」的例子，主要有：1913年，黑人婦女抗議《通行證法》；1919年，非洲人國民大會在約翰內斯堡組織大規模的非暴力遊行，抗議活動持續了好幾個星期，最終有一個部級委員會建議廢除《通行證法》。當然，儘管沒有廢除，卻證明了這種抗議方式確有成效。
曼德拉與西蘇魯及青年聯盟的其他成員繼續熱烈地討論，他們明白當前的社會大形勢，「消極抵抗」對廣大工人沒有什麼號召力，而非暴力抵抗是反抗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專制政府唯一可行的辦法，至少目前是如此。
當時，政府擁有強大的軍隊，而廣大工人所持有的只有拳頭，如果採取硬碰硬的方式，受傷害的只能是廣大工人群眾。
經過討論，曼德拉認為，目前最關鍵的是用非暴力的方法對人民進行訓練，向他們灌輸這樣的思想——非暴力通常比公開的暴力反抗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決心。
種族歧視的法令
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徹底點燃了南非人的怒火。
1951年，馬蘭政府聲稱經過「慎重考慮」及「廣泛調研」，決定頒布《班圖權利法》，這是馬蘭政府關於「黑人家園」的第一個正式法令，是實行黑人與白人政治分離的第一步。這條法律改變了原有的對黑人的管理辦法，廢除了保留地原有的民選「土著人委員會」，而代之以南非當局任命的部落酋長掌權的三級權力機構——部落、區域、地方當局。
不僅如此，這條法律還蠻橫地取消了1936年成立的「土著代表議事會」，這表示不承認黑人有共同利益，確定了對黑人實行按部族分而治之的方針。它還規定特派警察有權出席任何一次班圖人會議，這是對班圖人的監視。緊接著，《選舉人分別代表製法》獲得通過，它確定將黑人從普通選舉人名冊上除名。隨後的《土著建築工人法案》限定非洲人只能從事非熟練勞動，而將建築業的各種熟練勞動留給白人。
這些明顯帶有種族歧視的立法進一步激起了非洲人和其他非歐洲人種族的憤慨。曼德拉決定乘勢將自己的抗議方針實施下去。
1951年12月，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年會在布隆方丹舉行，在年會上，曼德拉提出以下建議：
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慶祝統治300週年時，發動廣大黑人群眾舉行抗議活動。警告政府，一定要取消極為不公正的6項種族歧視的法律，否則全國將舉行非暴力的蔑視那些法律的運動。
全體與會代表對此計劃一致通過。在大會上，大會主席莫羅拉博士向大會致敬並呼喊口號：「我的祖國！」群眾則回答：「非洲！」接著，代表們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恰好在這個時候，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創始人塞梅博士不幸逝世。可以這麼說，塞梅博士的離去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紳士的抗議方式結束了，不願得罪白人中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同情者的擔心結束了，害怕外來的政治集團或其他種族利用非洲人的恐懼也隨之結束了。
在塞梅博士的追悼會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聲音，有批評聲、質疑聲、讚美聲，等等。這個時候，擔任青年聯盟主席職務的曼德拉站出來，他運用高超的領導藝術，求同存異，表達了與會代表的共同心聲：
我不認為在關於非洲民族主義目的的思想看法上我們有什麼不同。這個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一個自由、獨立、統一、民主和繁榮的南非。
有些分歧是不可能避免的，民族主義運動本身就決定了不可能有一種一致的方法，我們的組織方式亦允許不同類型的思想和意見存在，「青年聯盟和國民大會目前的問題是怎樣與民眾保持最積極的接觸」。它關心的主要是行動的概念，即如何將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聲音帶給群眾。
曼德拉很巧妙地處理了這些分歧，承認分歧的存在，又將它置於合理的位置。
參加完追悼會，曼德拉、西蘇魯又匆匆忙忙趕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總部，部署即將到來的戰鬥——蔑視運動。
對曼德拉和他的朋友們來說，這是一次極大的挑戰。首先，政府肯定會關注並且不遺餘力地鎮壓這場運動。曼德拉這群年輕人如何才能得到足夠多的支援呢？能夠領導這場鬥爭嗎？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