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亂花:方塊文章 畫地為牢

談論戰後台灣情事,以十年大致為一段落,如此區分也許有些道理。一九五八年一月,《徵信新聞》給了我一張聘書,約我以撰述委員的名義寫「小方塊」,此事象徵我的五十年代結束,六十年代開始。

「小方塊」實際上是一種小專欄(報紙另有大專欄登在新聞版上)。言曦(邱楠)寫方塊的時候就力主改稱「短論專欄」,不稱專欄而稱小方塊,當然有輕視的意思。當年報界流行兩句話:「社論是報紙的眉毛,副刊是報紙的屁股」,社論只是裝點門面,難起作用,副刊的位置在報紙最後一版,讀者要翻到底才看得見。我說這兩句話得改一改,「社論是報紙的客廳,副刊是報紙的花園。」多年以後,邱氏的「專欄說」和我的「花園說」成立,改變了原來的用詞。

我也知道,歷史家認為「現在」之中含有過去,由過去到現在,他們不說連續,別立一名,稱為「賡續」。早在一九五二年,我迫於蕭鐵老編的人情壓力,曾在台北《公論報》副刊寫過幾個月小方塊,算是台灣資歷很早的方塊作者之一。據說《徵信新聞》社社長余紀忠先生讀過那些文章,記得我的名字,一九五七年《徵信新聞》擴版為一大張半,成為台灣的大報之一,銳意經營,破格用人,他的「人間副刊」也開闢小方塊,由徐蔚忱老編出面約我和寒爵(韓道誠)共同撰寫,第二年正式聘用,這年我二十七歲。我並不喜歡投入這個「舞文弄墨惹是生非」的行當,好不容易擺脫了《公論報》,為何四年之後又到「徵信」來入列就位呢?

長話短說,我在「中國廣播公司」節目部門充當寫手六年多了,對於「廣播作家」實在厭倦了,這是一種有限度的寫作,取材範圍有限制,修辭技巧有限制,思想深度有限制,篇幅長短有限制,形式結構有限制。廣播的特性形成這些限制,我為了彰顯媒體之長,必須安於文學之短,我在這方面是先驅,但是無法再有進步,很想罷手。我把身體力行的心得寫成一系列文章,先在劉恕主編的《空中雜誌》發表(一九六三),後由「中廣」出版,書名叫做《廣播寫作》,算是對「中廣」作出交代,打算歇手。當年有關廣播的一切理論都自外國引進,惟有如何用中文寫廣播稿只有反求諸己,這一門類的專著當時僅此一本。

我提出辭職,魏景蒙總經理說:「我不能放你離開中廣公司。」我說「中廣」的工作我不想再做了,他說,「不想做少做一點,想做就多做一點,現在不想做,有一天你會想做。」我沒聽懂他是什麼意思。節目部的邱楠主任找同事張瑞玉探聽我為什麼想辭職,我趁機訴苦,我說政風日漸敗壞,實在失去了搖旗吶喊的熱情。第二天邱主任對我說了一句話:「你要自求多福。」只有這一句,我也沒聽懂他的意思。

辭職不成,外面報紙有個兼職也好,我究竟是文字工作者,報紙才是文字工作者的夜總會。那時《徵信新聞》還很簡陋,我對他們的余紀忠社長是崇拜的,一九四六年我在瀋陽的時候,余氏以三十六歲的俊年,擔任東北保安長官部的政治部主任,官拜中將,他身材秀挺高拔,英風奕奕,領袖的氣質如一顆巨大的磁石。從某個角度看他的臉,使我們聯想到希特勒,正是我們那一群投筆從戎的小青年心目中的理想典型(大戰期間,中國媒體稱希特勒為四大偉人之一,與蔣介石齊名,一九四六年他在國軍中間還保有英雄形象)。在那個把接收寫成「劫搜」的年代,他是清廉的,在那個殺氣沖天的年代,他是主張和平解決學潮的,他在瀋陽創辦《中蘇日報》,我也是忠實的讀者。他對我有致命的吸引力,台北見面,他雖然換穿西裝,依然骨骼嶽峙,線條分明,一臉堅定自信,足以使任何倒在地上的人重新挺立,我一杯咖啡只喝了一口就成了他的俘虜。

不過我從未提過瀋陽的因緣,我知道當年他受東北行轅主任陳誠猜忌,處境危急,幸而朝中有人,中央直接下令調動了他的職務,他臨走也沒向陳誠辭行。陳誠大怒,放話指責他「擅離職守」,一時成為東北的大新聞。他不喜歡人家提到東北,他也不知道我曾是在瀋陽屢屢向他傾心注目的一個小兵。

「小方塊」的性質和「中廣」的節目大不相同,它的精神是批判,它的眼睛看缺點,可以說那時候它是站在「中廣」節目的對立面,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平衡。

我在「中廣」那六年,感覺台灣如同一望無邊的荊棘叢,我置身其中,姿勢必須固定,如果隨便舉手投足,就可能受到傷害。那時有一段文人自嘲的話暗中流傳:「你心裡想的、最好別說出來,你口裡說的、最好別寫出來,如果你寫出來、最好別發表,如果發表了、你要立刻否認。」六年以後,好像這一片荊棘比較稀疏了,人人急於摸索自己能有多大空間,這些人活動筋骨,伸個懶腰,他們聚集的地方就是民營報紙,我決心參加探險,從此我這條小魚離開了張道公的龍門,游向江湖。

六十年代是台灣民營報紙成長壯大的時代,也是「小方塊」深入人心的時代,新聞版有不署名的方塊,副刊有具署名的方塊,針砭社會病態,監督官吏作風,表揚十室忠信。幼時在家,母親常引《論語》上的兩句話教導我:「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把這兩句話約化為「鼓勵成功的人,安慰失敗的人」,當做我個人寫作的信條,同時「言在此而意在彼」,對另一些人的譴責批判寓於其中。那年代,每一個「逃」到台灣來的人可以說都是失敗的人,其中小士兵、小青年、小地主、小商人的景況「比失敗更失敗」,情緒鬱結,生活艱苦,有人自殺,有人殺人,社會上充滿戾氣,動魄驚心。我尤其願意和這些人談心,費了許多筆墨。

不約而同,我們都希望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生存環境,「草多可縛象,滴水竟穿石」,十年眾聲喧嘩,聲動山河。我喜歡這樣的工作,每天伏案寫方塊是我最快樂的時候,我可以「想像」自己對社會作出了貢獻。

有時想到周作人一段話:寫文章時時擔心踩著老虎的尾巴。有一天忽然發覺,那個方框也許是自己畫地為牢,不過當面喊萬歲也未必高枕無憂,保密防諜的專家硬是心眼多,認為你用忠貞掩蓋什麼,我想既然一樣如履薄冰,還是為社會大眾說話比較值得。

那時台北各報副刊寫方塊的人,《中央日報》有言曦(邱楠)、仲父(孫如陵),《新生報》有鳳兮(馮放民),《聯合報》有何凡(夏承楹)。《中華日報》的副刊主編南郭(林適存)別出心裁,他的副刊方塊只有固定的欄名「筆陣」,沒有固定的作者,登壇招賢,廣納四方,我也經常參加。一九六四年十月,夏曉華創辦《台灣日報》,我在他的副刊上寫過半年方塊。李荊蓀在他創辦的《大華晚報》新聞版有個不署名的方塊,報社主辦選拔「中國小姐」,他這個董事長太忙了,約我替他寫過兩個月。

六十年代方塊陣營中有兩位特殊人物,一位李敖,一位柏楊(郭衣洞)。

李敖博學雄辯,報紙副刊本來載不動他的大塊文章,他的陣地在雜誌,可是夏曉華本事大,拉他在《台灣日報》副刊上寫小專欄(一九六五),方塊跟他有緣。李敖的文章像胡適,視野廣闊,佈陣從容,他也像魯迅一樣有凌厲的攻擊性。他學過邏輯,學過史學方法,學過語意學,裝備一新,武器比任何人多,忌諱比任何人少,訓練之師,奇正互用而奇多於正,所以屢建赫赫之功,他比傳統多走出一步。那時在台灣,你讀一個人的作品,往往想起他背後有另一個人,你讀李敖就沒有這種感覺,這也許是年輕的好處。

柏楊受《自立晚報》殊遇(一九六○),字數篇數沒有限制,他的文章排成「邊欄」,一個題目可以連載幾個月,氣勢雄渾,「江河萬里,挾泥沙以俱下。」他本是小說家,首創以長篇小說的手筆寫雜文,塑造中心人物,組織邊緣情節,使「亂臣賊子懼」而有娛樂效果,他也比傳統多走出一步,六年之中,名滿天下。他的專欄登在副刊上,方塊中人向他「攀緣」,後來「立法委員」吳延環客串方塊,聯合方塊作家成立「方社」(一九六五),也曾邀請柏楊參加。

吳委員和大部分方塊作者甚少接觸,成立方社他委託鐘鼎文出面操辦。鍾氏為國大代表,《自立晚報》總主筆,《聯合報》「黑白集」的執筆人之一,他也是一位詩人。當時若論文藝界人士的肆應之才,鍾代表可推第一,大家都說他是「總統府」總務局長最佳人選,可惜懷才不遇。他找鳳兮和我兩人發起,理由是,我的筆名叫方以直,鳳兮的本名叫馮放民,兩人的名字中都有一個「方」字,當然,這是客氣,我們都辭謝了。

談到「方社」名稱的含義,我以為是「子貢方人」的意思。他強調這個「方」是方城之戲,也是吃飯的八仙桌,大家聚在一起吃喝一頓,飯後打麻將的人開牌,不打麻將的人回家,他的這兩點說明都在方社成立的新聞報道裡登出來。那時方社中人最好各人自掃門前雪,若有呼應串聯必受當局猜忌,他的定義具有智慧。後來方社的活動是大牌社員輪流做東,吃飯打牌,我以後很少參加。

吳延環是資深「立委」,清望很高,可見這時「小方塊」已非職業文人「低就」之所,漸漸成為名家大匠隱形息影略施小技的「高招」。由於方社成立,我才知道除了李荊蓀、耿修業、邱楠以外,吳延環、沈宗琳、胡健中、楊選堂、高陽、鐘鼎文、楊乃藩、王洪鈞、黎中天都染指成習,曹聖芬也寫過不署名的方塊(他沒有參加方社)。

《中國時報》曾有一位「何可歌」,方塊文章非常出色,只寫三篇,戛然而止,空勞大家引頸以待。誰也不知「何可歌」是何方神聖,我懷疑是詩人餘光中的化名,單說「何可歌」三個字對音韻的敏感,三個字字形對「口」部的敏感,此形此音合起來,隱然遍身是口也難暢所欲言,如此才情閒情,除了「他」還有誰!多年以後,我見那三篇文章果然編入余氏的文集,他何以只寫三篇,或有內情,只有留待知者述說。

那時台灣雜文處處有中國大陸三十年代之流風遺韻,魯迅是大宗師,雖然魯迅連名字都是違禁品,他的風格和思想卻有繼承者大量繁殖,禁書無用,多少論客遺漏了這個有力的證據。周作人、陳西瀅、梁實秋另成一類,我在他們這一邊排隊,加上追慕培根、蒙田和愛默生。文風不同,取材的角度也不同,抑揚褒貶常有分歧,所以當年這兩種文風大陸上互相排斥,來到台灣卻相忘於江湖。

小方塊太「小」了,容不下複雜龐大的題材,常常像玻璃杯中一杯淡酒,透明中浮起一粒鮮紅的櫻桃,讀者在櫻桃的吸引之下喝完這杯水酒。寫小方塊像胡宗南說過的一句名言:「集中兵力於一點而發揮之」,據說這句話出自胡將軍在黃埔軍校提出的學習心得,蔣校長大為欣賞,畢業成績名列第一。我在「中廣」寫稿時,常以胡氏兵法為作文方法,政治宣傳多用演繹法,宗教宣傳也是,例如「耶穌是救主」,預先設定,無須驗證,不可動搖,宣教士千言萬語把這個觀點散入萬事,排除一切例外。我把「集中兵力於一點而發揮之」當做演繹的過程來寫方塊,才想起演繹的過程可以千變萬化,「水無常形」。

那時我經過「中廣」六年的工作磨煉,語體文上得了檯面,我幼時由私塾發蒙,後來略讀唐宋大家,喜歡清詩,成語典故文言句法也能自由運用。到台灣以後,涉獵西洋文學的中文譯本,也十分留心異邦的語風。說個比喻,我以白話為澱粉,文言為鈣質,歐化為維他命,長養我的寫作生命,副刊方寸之地成了我的練習簿。我固然為了要發表某種意見而寫,也為了要實驗某種技巧而寫,也常常為了練習某一佈局、某一暗示、某一句法、某種旁敲側擊抑揚頓挫而寫。來寫方塊才可以充分追求「文無定法」,「情慾信辭欲巧」,「文學的語言高出日常生活的語言」。

那時報社規約,社論談大事,方塊談小事。大抵省政府以下為小事,「行政院」以上為大事,政務是大事,事務是小事,決策是大事,執行是小事。軍隊不要碰,特務不要碰,蔣介石和他的第一家庭不要碰。這種區分其實很模糊,批評地方有時就是批評中央,那時行政是「一條鞭」,批評執行有時就是批評決策,執行的流弊源自決策粗糙。

我「具體」評論小事,「抽像」評論大事,超出報社的規範。我不能談特務,但是可以談人權,特務不在乎,他們認為自己並未侵害人權。大官和高級將領的子弟耍流氓、充太保,我不能指名批判,但是可以談家風世澤,談「使父母不辱」,陳詞更為慷慨痛切。我不能批評獨裁,但是可以宣揚民主自由。新聞事件當前,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讀者自可把具體事件「代入」我的抽像論述,對號找人,自作批判。抽像論述建立的是觀念,觀念一旦樹立,讀者可以「自動」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無待我一一實指。

由於性之所近,我不知不覺談論文學,鼓勵作家,尤其是本省作家。我更時時提醒自己注意升斗小民的需要,尤其是學生、農人、小職員和一般市民。我借各種小事反覆申說大義,強者對待弱者要公平,能公始能平,能平社會始能祥和,人心始能團結,台灣始能長治久安,當年中國大陸「人心思平」,所以人心思變,終於「變天」,執政當局要有高度的反省。沒有人來干擾抽像議論,所有不點名的批判他們好像都認為與自己無關,但是讀者會從他們中間對號尋找關係人。

台灣進入六十年代以後,平民切身的痛苦已非來自高官,而是來自基層公務員,當局有圖治之心,但良法美意出門變質。我提出一個說法:「大官辦小事,小官辦大事。」大官不過簽字、演說、剪綵、出席酒會而已,小事一樁,小官的執行決定行政成敗,關係重大,我主張監督基層行政人員,不許他們「以技術害原則」。我要求執政者「為大於微、圖難於易」,不斷掘發技術性的小事主張改進,我的呼求常常立即生效,方塊作家的一支筆,對這些人還可以勸善懲惡,激濁揚清。在這方面我和讀者互動,和官府互動,和社會工作者互動,我有許多資料,等到著手寫這本回憶錄的時候,才發現沒有篇幅可以容納。

那時陳誠在台灣統攬軍政大權,威風凜凜。他那時氣量狹窄,有軍人性格,無政治家風度,跡象顯示他並未忘記余將軍是怎樣離開瀋陽的。余氏立於危巖之下,膽大心細,使《徵信新聞》具有民營報紙的一切特色。他是有能耐的人,全力支持方塊,斜風細雨他都遮擋了,從來不讓作者知道他承受的壓力。他也從未鼓勵我們勇往直前,他洞悉人性,只要一直平安無事,作者自然越寫越大膽。

民營報紙靠廣告,拉廣告要憑銷路,開拓銷路就要爭取多數人。縣長只訂一份報,縣民也許能訂十萬份報,你得站在十萬人的立場上看問題,你得對那十萬人的處境感同身受,報紙用什麼方式向這十萬人表態呢?小方塊!那年代小方塊對民營報紙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時民營報紙競爭激烈,各地分社都派出推銷員挨家訪問,你為什麼訂我們的報?哪一部分內容最吸引你?或者你為什麼訂另外一家報紙?它有哪一部分內容最吸引你?一項一項作成記錄回去統計,民營報紙爭取讀者,要靠小方塊和社會新聞。

那時政府對小方塊開始放手,五十年代的五花大綁慢慢鬆開,「反攻無望」已成定論,國民黨中央為了讓民心在台灣扎根,他必須把戰時當做平時看。一九六○年蔣公三度連任,他當選以後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承諾台灣將要有「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在他所說的「更多」之中,包括民營報紙勃興,有這番因緣,小方塊始能在言論界算個角色。政府的善意也得到回報,在中國的行政系統中,一向「大官負責而不做事,小官做事而不負責」,所以基層官吏作風敗壞,中央鞭長莫及。小方塊照射死角,喚起小官的責任心,使他們檢束收斂,知所畏懼,幫了政府一個大忙。

說到「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新聞界有一段掌故可傳。蔣總統作此宣示的時候,沒有新聞記者在場,散會時記者湧入,圍在胡適身旁打聽消息,胡適笑瞇瞇地說:「沒什麼,沒什麼。」事後一群記者到「中央研究院」找胡適聊天,胡院長轉述蔣公的宣告,責備記者失職,「這麼重要的消息你們居然漏掉了!」記者反過來怪胡適,那天國民大會散會的時候,我們也曾向胡先生請教,胡先生並沒有告訴我們啊!胡適說,我又不是國民大會的發言人,你們在會場採訪我怎麼能發佈新聞,你們應該到我家裡去問我啊!彼此大笑。

可想而知,「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第二天上了各報的頭版頭條,可想而知,各報社論一致擁護,合唱了一首讚美詩。蔣氏勉強三度連任,聲望稍稍下跌,現在又上揚許多。這是大事,我的小方塊沒寫,如果要寫,也只能說胡適在替蔣氏製造壓力,如果蔣氏只有六分誠意,此時也變成八分,這是典型的胡適模式,也是他和雷震的分野。蔣公還算是個「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據說他的重要文告發表之前,必定由幕僚作最後檢查,看看和以前的文告有沒有矛盾衝突的地方。「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公開曝光,他的聲望提高,同時自制力也增加,權力無形縮小。此時雷震已經入獄,胡適並未成為「垂頭喪氣百無一用的老秀才」。當然,我這些話也只能留到今天才說。

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逐漸落實,我們寫方塊的人「春江水暖鴨先知」,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重點不在「多」字,重要的是那個「更」字,民營報紙步步拆籬笆,踩紅線,挖牆根,攙沙子,歲歲平安,民主牆如活動屏風,當官的一夜醒來,發現又得讓他三尺。一九七○年雷震出獄,他看了幾份報紙雜誌,驚歎「我這十年牢白做了!」咳,他怎麼這樣說呢,我當時告訴朋友,他這一句話讓蔣介石佔了上風,蔣的做法也許正是要證明「孔明枉做了英雄漢」。我總覺得雷先生的台詞應該是「我這十年牢沒有白坐!」這也是方塊思考,可是當時仍是「你嘴裡說的、最好不要寫下來」。

那時台北還有一種人物向小方塊源源釋出話題,他們的共名是「民意代表」,若是加以區分,一票人叫中央民意代表,一票人叫地方民意代表,他們有權監督政府,「權力使人腐化」,言行多有可議可譏之處。尤其是中央級民意代表,政府為維持憲政門面,讓他們養尊處優,他們的任期無限延長,沒有改選的壓力,多半既懶惰又驕傲。其中一部分人本來是社會精英,大家還能接受,另外一部分人是政府在戰火中匆匆行憲寧濫勿缺的「數字」,多半觀念陳舊,素質很差,來到台灣又不知守分藏拙。有人形容他們:「世界上再無一個時代,這麼多人聚在一起,握有這麼大的權力而又不負責任!」那時誰能夠對他們勸善規過呢,除了方社二三君子,連前後兩位蔣總統都未置一詞。代表們的材料精彩,方塊文章跟著也喧騰眾口。

我曾勸那些老代表不要動不動罵人「為共匪鋪路」,你們反對節制生育,反對白話文,反對冤獄賠償法,反對民主自由,反對簡體字,你們反對民之所好,那才是「為共匪鋪路」。你們爭福利,爭宿舍,爭補助費,人之常情,吃相不要那麼難看,飯店發酒瘋,居然拔出手槍射天花板,警察破獲了攝制春宮電影的組織,居然打電話到報館要求封鎖新聞,這類事尤其是大忌!我也曾勸那些代表善用他們的影響力,保護養女,擔任孤兒院的董事,為機能殘障的人募捐,發起救濟水災災民,提倡讀書。要把台灣民眾當做你的選民,考慮他們的觀感。退一步說,在家種花養鳥,寫寫毛筆字,打打太極拳,總勝無益之事。我的饒舌惹來無窮譏罵,並且伏下多年後一連串小動作,不勝困擾。

兩位蔣總統相繼死亡,李登輝執政,台北民眾遊行抗議「萬年國會」,罵這些中央民意代表是「老賊」,把他們趕下政治舞台,他們這才如夢初醒。咳,固然「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如果他們當年那一部分人正確對待諷諫,後來散席的時候又何至於全體如此難堪,連那些有重要貢獻的代表也黯無顏色,甚至整個「外省人」都分擔羞辱!

方塊文章畫地為牢,倒也沒有人因此坐牢,一九六八年柏楊被捕,一九七○年李荊蓀被捕,一九七一年李敖被捕,那「牢」不是(或者說不完全是)自己畫成的。後來我教過書,編過雜誌和副刊,進過電視公司,業餘一直沒停止小方塊的寫作,寫到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出國告一段落,算來是二十一年。方塊給了我自由也給了我局限,我因此被人稱為「方塊作家」,顯然含有譏諷之意,「畫地為牢」一詞對我倒也別有意義。出國難,「出牢」更難,我雖然立志退出江湖,專心走純文學的路,卻又在紐約《世界日報》的框框裡鑽進鑽出,為時七年(一九九九—二○○五),一直寫到八十歲,前後合計為二十八年。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