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亂花:我能為文藝青年做什麼

一九五二年,趙友培教授成立「中國語文學會」,創辦《中國語文月刊》,我有了為中學生效勞的機會。

既然有了「中國文藝協會」(一九五○),為什麼又成立「中國語文學會」呢?「文協」成立時,趙友培負責所有事務性工作,並連續多屆擔任常務理事。「文協」是綜合性「全國性」的組織,包容了不同背景、不同動機、不同行為風格的文藝名流,張道藩又不親會務,缺乏強勢領導,個人空有理想,很難有所作為。

趙友培教授認為語文教育是文藝事業的根本,無論文藝創作,文藝批評,文藝欣賞,都得先有某種程度的語文修養,推行語文教育的主場在中小學校,中小學校可視為文藝事業的外郭,他鼓勵學生「從生活中學習語文」,「閱讀教學就是把文字還原為生活,寫作教學就是把生活改換為文字」,這就把國語國文的功課和文學作品接通了源頭。從外郭播種扎根,既可為文藝的發展作十年百年的大計,也避開「文協」的人事派系困擾。

趙教授進一步擴大其說:國文也是歷史地理的根本,語文程度若是低於標準,怎麼能看得懂記得住史地課文,而且那時考試有「發揮題」,要用敘述或議論寫出答案。語文程度甚至也是學好數學的重要條件,數學有「應用題」,學生根據文字敘述的情況進行演算。友老在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教書,他的理念得到當時師範學院劉真院長的支持,劉院長有個口號:「師範第一,國語文為先。」於是師範學院成為「中國語文學會」的推手,「中國語文學會」又是《中國語文月刊》的搖籃。

那時台灣的漢語漢文水準偏低,市政府修路,「警示牌」上寫著「工程中禁行」(日文直譯)。我在公共汽車站候車,常見空車駛過,車窗上寫著「車內無人」(英文直譯),候車的人頓足大罵,既然車內無人,為何不停車載客。市政府對中華文藝函授學校行文,把「娛樂」寫成「誤樂」。政府推行「勿忘在莒」運動,用戰國時期田單收復失地的故事,勉勵上下一心爭取反共勝利,公文輾轉下達到鄉鎮,已是一份油印文件,「莒」字模糊不清,許多鄉鎮長不知出典,到裡民大會去宣揚「勿忘在營」,勸青年踴躍從軍。

曾經聽一個學生家長講他自己的故事。他的女兒讀初中,每星期要寫一篇周記,有一天女兒不聽話,他一怒之下出手就打,女兒在周記中寫了一句:「今天父親對我非禮。」級任導師批語:「家醜不可外揚!」這位家長發現了,衝進學校向校長大吼大叫:「狗屁不通!你們都狗屁不通!」他揚言要向教育廳投訴,校長一面敬煙點火,一面勸他:「不可外揚!不可外揚!」

那時劉真院長講過一則軼聞:學生作文把「落伍」寫成「落五」,老師改作文把「落五」改成「落武」,於是「學生落伍一半,老師全部落伍」!一位教師說,他以「我的母親」為題,全班學生作文只有一個學生寫得通順,他以這篇作文為例,對全班學生講述作文方法,然後讓全班學生再寫一次「我的母親」。那篇用作為範例的作文開頭說:「我的媽媽姓劉」,班上有一半學生開頭也寫「我的媽媽姓劉」。我的妹妹在師範學院讀書,晚上到私立中學的初中夜間部兼課,發現新生之中有十幾個學生還寫不出自己的名字。(他們已經小學畢業。)

於是有一個故事流傳:縣政府的督學到某中學視察,他問一個學生:「阿房宮是誰燒掉的?」這個學生連忙回答:「不是我!」督學把他測試的結果告訴校長,校長連忙說:「本校一向注重學生的品德,他們不說謊話。」督學回去寫報告,強調文史教育重要,縣長批示:「阿房宮既然重要,可以撥款給他們另蓋一個。」

這個小故事用文學手法反映兩個現象,除了國文程度低落,還有人口增加,政府對教育大量投資,學校紛紛蓋教室、蓋實驗室、蓋圖書室、蓋大禮堂。敝族尊長一然先生做過幾任小學校長,他曾經很幽默地說:「做三年立法委員可以當律師,做三年校長可以當土木工程師,因為他會蓋房子。」一然先生辦學認真,多方設法提高學生的語文程度。學校蓋房子,他不收回扣,不吃花酒。他體形魁梧,氣宇軒昂,駐軍侵佔學校的操場,被他威風凜凜地趕走。他從來不向教育科長送禮,也不用上等酒席接待督學,他常說:「他們隨時可以趕我走,我無所謂,那是台灣的損失。」

「中國語文學會」成立以後,按照會章定期開理事會和會員大會,每次會議都有許多提案,所有的提案、決議和建議,分送「教育部」、「教育廳」、「僑務委員會」參考,內容切中時弊而又切實可行,他們馬上採納。以我的感覺,每年會員大會以後,政府在教育方面總要做一些小事情,或者研討一兩件大事情。

《中國語文月刊》創刊以後按時出版,從未脫期,內容針對中學小學語文教師教學的需要作出設計,並且表揚優秀的老師,培養學生文藝欣賞的能力,提供中學生發表的園地,成立「中國語文通訊研究部」解答語文教師的疑難,出版活頁文選,滿足特別喜愛文學的青年。

六十年代之初我一度擔任月刊主編,七十年代初期月刊財務困難,一度由張席珍、胡兆奇(季薇)和我三人合編,不支薪水。我針對中學生的需要設計了十個專欄,也用本名和筆名寫了無數零碎文章,用零碎短文活潑版面,增加趣味,引發議題,把胸中的鮮花撕成花瓣揮灑散落。

靠學會和月刊的因緣,我親近多位專家學者:何容、毛子水、梁實秋、程發軔、丁治磐、劉真、王星舟、齊鐵恨、王壽康、張希文、朱介凡、葉溯中。這些宿儒都參與月刊和學會的工作,談吐之間,隻字片語,都是經師。

我也做了一件完整的工作。我為中學生寫了一本書,推廣趙友培教授的創作「六要」:觀察、想像、體驗、選擇、組合、表現。我相信他們接受了這一套方法,定能解決「寫什麼、怎麼寫」的問題,「作文」成為他們喜歡的課程,由作文有趣發現人生可愛。那時考試,作文成績占國文成績的百分之五十,我希望對他們的升學考試也加一把勁兒。

為了讀者容易接受,我決定仿照《愛的教育》的模式。我需要觀察他們的生活,體會他們的想法,從中發現素材,我也需要他們參加我的實驗,充實或改進我所作的設計。那時候,我對作文教學的想法幾乎是一種革命,受正統的國文教學排斥,感謝育達商業職業學校給我空間和時間。這一系列文章在《中國語文月刊》發表之後,由何本良的益智書局出版單行本,叫做《文路》(一九六二)。

在這段時間,《自由青年》雜誌主編呂天行找我,要我寫文章給青年朋友談讀書、談寫封面作。我說當初我在大陸上讀書的時候,這一類文章都是朱光潛、葉聖陶、夏丏尊、茅盾撰寫,今天怎麼會輪到我?他說出一番道理來。

他說,大師級的學者只能初一十五請過來膜拜一下,雜誌的內容不能長期依靠他們,他們只肯教自己的學生,有些老教授還把學生分成「磕頭的弟子」和「沒磕頭的弟子」,兩者差別對待,他們不能照顧社會青年。

他說,編雜誌要規劃內容,約稿時免不了要定題目、定內容、定字數、定交稿的時間,大師級的學者沒法配合。大師的「學術語言」有一定風格,沒有受過治學訓練的人很難吸收消化。《自由青年》是社會刊物,沒有他們做文章不行,他們的文章多了也不行。

呂大主編決定從青年作家裡面找「大師的學生」寫文章,這等人既然是作家,語言風格通俗曉暢,能夠適應編輯台上技術性的要求。既然是大師的學生,總會洩漏、複述、引證平時所學,對大師的學問見解作第二手傳播,如此這般正合他的需要。那時《自由青年》從旬刊改成半月刊,對外擴大發行,他把目標鎖定了我。

《自由青年》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五組創辦的刊物,本為旬刊(一九五○),後改半月刊(一九五一),聘呂天行為副社長兼主編。呂和主其事者並無淵源,只因他獨力創辦的《當年青年》雜誌風格清新,得第五組主任張寶樹賞識延攬。他到任後力爭編輯自主權,雜誌由封面到封底毫無黨的「氣味」,舉例來說,每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蔣公照例發表文告,各報刊都以顯著地位刊出,黨辦的《自由青年》雜誌卻一字不見,雜誌對文告的內容也沒有任何文章詮釋響應,「道一風同」的年代,呂天行創造了奇跡。他的態度很明確,「我隨時可以辭職不幹」,他的頂頭上司張寶樹有道家風度,宰相器量,一直包容呂天行的「文人習氣」,呂天行也不負所托,把《自由青年》辦成當時青年喜愛的刊物,替國民黨爭取了不少好感。

他對我的期望既然是做大師和青年的中介,我建議製作一連串人物訪問,他欣然同意。他開出受訪人名單,台灣大學文學院長沈剛伯順序第一,沈教授的聲望似乎高過校長,他的頭髮硬挺如翅,不肯伏貼在頭上,號稱台大校園一景。他不肯接受訪問,仍然在家中接待了我們。他很懇切地對呂天行說,你寫一個人,無論文章寫得多麼用心,被寫的人看了總是覺得沒寫好,如果別人寫你,你也一定不滿意。他望了我一眼:「所以我向來不願意被人家寫,也從來不寫別人。」訪問雖然無成,他的這幾句話卻是我寶貴的收穫。

後來我和沈先生還有多次接觸,我的弟弟成了他晚年十分喜歡的學生。一九六五年我編「人間副刊」的時候,也是沈老師一句話,於梨華慷慨拿出《又見棕櫚又見棕櫚》。

以後陸續訪問了多位名教授,記得有陳大齊、曾約農、沙學浚、熊公哲、王雲五各位先生。我小時候讀過曾國藩家書,管理過商務版的百科全書,照著中國輿圖學社的地圖學習地理,對各位前輩大師仰慕多年,蒙他們接談,引為大幸。

後來知道,呂天行在要求對方接受訪問時告訴他們,我是執筆替張道藩寫回憶錄的人,這正是我極力避諱的說法,心中大起反感。還有我那時好高騖遠,希望我的訪問記寫出他們最新的見解最近的研究,他們多半拿出舊日的著作來叫我摘抄,影響我的工作熱情,以致訪問沒有繼續下去。

王雲老自學成功,他是我們失學青年的神話,也是國民政府留給我們的精神出口。他是一個可愛的老人,我在訪問記裡大大地讚美他,句句出自肺腑。他也很勉勵我,他向我透露早晨起床很早,六點鐘出門散步,特許我在六點以前可以打電話給他,我從電話裡得到他許多教誨。

雲老經營台北的商務印書館,半夜三更親自帶著警察到郊區抓盜印現行犯,我從報上看見消息大吃一驚,連忙到商務去看他,他是多大的年紀多大的官啊!怎麼可以親身冒險。他淡淡地說,「我是出版家,出版事業千秋,政府職位一時。」

我接編人間副刊之初,希望能得到他一篇文章,他很懇切地告訴我,編刊物不能靠老人,要靠年輕人和職業作家。他說他願意為人間副刊寫一篇文章,但是不要限定時間,也不必催他。後來人間副刊的性質風格和當初的構想有異,幸虧他的文章始終沒來。

論青年偶像,首選應該是胡適和羅家倫,呂天行沒有把這兩個人規劃在內,察言觀色,中央黨部似乎在降低這兩個人對青年的影響。

呂天行是那個年代有名的編輯,論專業精神、工作熱情,文化界人士每每拿他和「文星」的蕭孟能相提並論。我和他合作甚久,進入六十年代以後,我的自信心增加,寫作更勤。後來他到政大教書去了,我在寫了許多許多人物訪問、讀書報告、寫作技巧、生活雜感之後,對《自由青年》有些興盡而止了。

報紙雜誌上的文章多為應時之作,我在呂大主編任內做了一件比較「永恆」的事情。也許是科舉時代「策論」的遺風,那時升學考試的作文題都是議論,對大部分中學生來說,議論比記事抒情困難,有些考生只能在考卷上寫下一句話。我把這一句話找來細看,這一句話寫出事實,說出感覺,沒有作成「判斷」。我把問題找出來了,我想老師教他們寫議論文,可以從改善這一句話入手,這一句話不再是記敘或描繪,而是表示「意見」。我們看抒情看真假深淺,看議論看是非對錯,有一個「判斷」的句子,議論文就有了「核」,經過培養,它可以長出枝葉花果,這個過程可以分階訓練,就像數學訓練一樣。

為了實驗我想出來的學習程序,我特別到台北汐止中學教了一年國文。我使學生終於找到「意見」,能夠產生「意見」是一次躍升,這就是俗語所說的開了竅,然後再教他們發揮意見。實驗期間我在《自由青年》開了一個專欄叫做「講理」,體例仿照夏丏尊的《文心》,專講議論文的寫法,這是我和夏老最貼近的一次。後來出版單行本(一九六三),居然暢銷一時。

我在這本書裡加入了社會背景。它的影響大,數不清的反映由各校國文教師而來,都說他們的學生打通了思路。在我的心目中,《文路》培養感性,《講理》培養理性,那時台灣漸漸顯出它是一個缺乏理性的社會,我很耽憂,我列舉社會上流行的偏見,一一列為作文的大忌,我自己期許,《講理》並非僅僅教人作文而已。

一九五七年,劉真院長出任台灣省教育廳長。他本是「立法委員」,「立委」和國大代表、「監察委員」都是「國會議員」,國府撤退到台灣無法改選,他們一直連任,民間稱為「萬年國會」。他們養尊處優,享有特任官的待遇和福利,劉真先生捨棄「金飯碗」,甘願擔任待遇菲薄、任期無定、上級管束、民代掣肘的教育行政,當然有他的抱負,他作了多項劃時代的興革,為了輔助語文教學,他大大地使用了「中國語文學會」。

劉廳長仿照美國政府的做法,教育廳和民間學術團體簽約,政府出經費,民間出人才,共同去做一件事。他使全省的中學小學加入「中國語文學會」做團體會員,交納會費,享受各項服務,包括贈閱月刊,學會有了固定的財源。他又補助學會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學會用這筆錢買了一棟房子,有了固定的會所。月刊這才走出篳路藍縷的階段,大有作為。趙友培教授實際主持會務,他勇於任事,果然不負劉廳長所托,履行合約,事事落實。拿「中國語文學會」和「中國文藝協會」比較,學會是「春秋謹嚴」,協會是「左氏浮誇」。有了「中國語文學會」,有了劉真,趙友培這才盡其所能,如其所願,他並且改換了治學範圍,成為一位文字學家。

那時,許多人說現代人沒有時間看冗長的東西了,長篇小說是「看守倉庫的人所讀的書」。青年朋友都想寫短篇,從技巧方面說,短篇比長篇更難,我雖然沒寫出「好看」的小說,但是閱讀甚勤,揣摩甚久,我和小說的關係,近似鑒賞家和美術的關係,琴師和「角兒」的關係。我在《中國語文月刊》上寫了一連串「短篇小說解析」,每期轉載一個短篇,逐段加上註解,說明作者的匠心所在和讀者的趣味所繫。短篇小說的形式變化無窮,探究起來也趣味無窮,讀者反應熱烈,可是因為版權問題,沒能成書。

「中國語文學會」和「教育廳」合作期間,學會接受委託,輔導中學小學的國語國文教學。這是一件勞苦繁重的工作,先是由王壽康、趙友培兩位教授擔任,他們自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在教育廳督學的陪同下,看遍全省所有的中等學校(包括職業學校)和一部分小學,王教授中途病倒,何容教授接替。他們旁聽教師講課,看學生的作文簿,讀學生辦的壁報,對師生演說。重頭戲是邀集國語文教師座談,討論怎樣改進教學,解答教學時遭遇到的難題。他們等於是一座活動的國語文教師進修班。

環島輔導行程漫長,節目緊湊,往往夜晚下榻旅社,第二天早晨投入工作,沿途不但車馬勞頓,而且有時在山路和泥路上步行。那時許多學校沒有冷氣,座談時問答熱烈,揮汗如雨。許多學校沒有擴音器,或者擴音器突然損壞,演講要憑自己一股中氣、一副好嗓子。舊日的同事、學生還有慕名者接踵探訪,晚上也難好好地休息。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黎明,王壽康教授忽然不能說話,經醫生診治恢復,這大概就是「小中風」,也叫假中風,這是「中風」的前奏或警告,他提前結束輔導,回台北休養,「真中風」還是接著來了!一病臥床十六年。

王壽康先生是一個談吐幽默的大漢,那時台北街頭常有基督徒勸行人信教,壽老告訴他們「我信國語教」!他一生提倡標準語音,是台北《國語日報》的創辦人之一,常常勤奮工作,忘了休息,有人問他累不累,他說:「有興趣的事不累,沒興趣的事不做!」他曾說:「我做學生的時候,學生怕老師,我做老師的時候,老師怕學生。我當兒子的時候,兒子怕老子,我做老子的時候,老子怕兒子。我做老百姓的時候,老百姓怕軍人,我做軍人的時候,軍人怕老百姓。」幾件具體的小事透露世局變遷,富有喜劇趣味。我們都愛聽他談天,疾病到底是什麼東西?竟叫一位益人益世的演說家從此失去語言能力!我反覆玩味成語,「天道難知」!

一九六二年,劉真廳長辭職,任期五年有餘。文教界一片詫異之聲,他的政績何其多,而任期何其短也?依我體察,他下台早正因為做事太多,那年代國民黨確實勵精圖治,但是有個奇怪的現象,誰做事太多誰倒楣(與此平行的現象是,哪一首歌太流行哪一首查禁)。例證甚多,不便列舉。這個有趣的現象,有待熟悉帝王心理、統馭藝術的人為我們鉤沉照明。後來劉先生常用兩句話勉勵我寫作:「文章千古事,做官一陣風!」此中語意或許我們不能盡解。

就教育史的角度看,劉真廳長是個振衰起弊的人物,曰衰曰弊,要從內戰潰敗大陸不守說起。想當年多少黨政人士,冒死追隨政府來到台灣,總得有個地方吃一碗飯,倉促之間盡量向教育界安插,你是外省人,總可以教國文吧!教科書裡的文章你都念過。你做過機構的首長,去做小學校長吧!校長無須簽到簽退,「至少還有個工友打洗臉水」,勉強維持「首長」的生活方式。政治忠貞並非專業優秀,加上政府財政困難,待遇很低,對教師「待之如牛馬,所望有過於聖賢!」(鳳兮的話)積習積弊,層層疊疊。劉廳長夙興夜寐,僕僕於台中台北之間,一步一步造勢解結,我讀他在「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口述歷史,只見到犖犖大者,像環島輔導國語文教育,他就隻字未提。

廳長換新,「中國語文學會」和教育廳合作的項目一一期滿,《中國語文月刊》的經費逐漸捉襟見肘。趙友培是創辦人,面臨歷史斷續的壓力,他是發行人,面臨刊物品質和風格的壓力,他是社長,面臨「一天開門七件事」的壓力。他用盡心力,沒有停止對教師服務的項目,沒有剋扣作者的稿費,沒有減少月刊的頁數期數,每期出版後照樣寄給全省中學小學。他的兩頰更瘦,兩眼也更明亮,也許這就是「燃燒自己」的形象吧?他的工作團隊也無一人退出。

一九六一年,台灣第一家電視公司開播,一九六九年,台灣第二家電視公司開播,一九七一年,第三家電視公司開播,台灣進入電視時代,教育除了「語言思考」又增加「映像思考」的要求。「中國語文學會」一向「推廣兒童文學」,獎勵過多位作家,順應時代向外開展,聯合文藝或教育團體,每年舉辦新時代兒童創作展覽,參展作品以圖畫和作文共同呈現內容,低年級看圖作文,高年級看文作圖。學會財力拮据,沒有高額的獎金,以評審委員的成就聲望和隆重的頒獎典禮提高那一張獎狀的份量,「獎」畢竟以物質意義為輕,學校和學生都以得獎為極大的光榮,我出國的時候(一九七八)辦到第九屆。

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全程參與學會和月刊的工作團隊,這樣切切實實「為大於微」的人民團體很少很少,秉持初衷不沾紅塵的私營刊物,也只有這一家能持久。一九九二年趙友培出國依親養病,把學會和月刊都交給「守護神」劉真,賴劉先生的聲望永續,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語文月刊》已出版了六百期,邁入第五十一年。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