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亂花:省籍情結拆 不完的籬笆

名詞越來越精緻,「省籍情結」本來叫「地域觀念」,當然後勝於前。

我到台灣以後,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在當地交朋友,這是我多年流浪之後、反躬自省之時得到的「智慧」。

可是在技術上我是無能的,只有在文章裡面做一些不著邊際的努力。

那時台灣流行「吃拜拜」,每年到了一定的節日(多半在七月中元節),家家大擺筵席,客人越多越有面子,有時候連第一次見面的初交也邀過去,十桌二十桌流水席擺在門外路旁,真有「千里搭長棚」的氣勢。

那時候,基督教某些教派反對吃拜拜,認為那是異教祭祀使用的食物。我總是勸他們,主耶穌常常在貪官污吏家中吃飯,你只要舉行謝飯禱告,食物就潔淨了。他們說,牧師不是這樣講的。我說牧師只要教友,不要朋友,我們既要教友也要朋友。牧師高風亮節,信徒捐錢供養,我們深入濁世,自己辛苦謀生,需要合作關係,同事來請你,你打了他的左臉,難道以後他會再讓你打右臉?教會收到鈔票,牧師豈能保證上面從來沒沾惡人的指紋?只要進了教會的捐款箱,祝謝了,也就潔淨了。

非教徒另有理由。一個同事對前來邀請的人說:「你們的菜很難吃!」可想而知,對方的臉色難看,多年以後,我知道這句話傷害了他,他永遠不肯原諒。那時台灣的烹飪水準低於「中原文化」,一般食物多用蒸煮,像炒爆之類的「高級技術」難得一見,但是從「中原文化」裡出來的人,無論上館子還是下廚房,豈能永遠沒有蒸煮的東西?大家都是稀飯饅頭養大的!本地人請客,即使他的菜真正難吃,我們也要吃,而且要多吃!

大約是一九五五年以前吧,報紙遷就台灣同胞的閱讀能力,發展漫畫,一部分作品向台灣社會取材。漫畫家為台灣婦女造型,大臉盤,兩腮橫肉,門牙「爆」到唇外,小腿大腿一般粗,赤著腳穿木拖板,大趾又粗又長,高高翹起。那時「上班族」進了辦公室先喝茶看報,「外省人」欣賞這些漫畫,又說又笑,引起本省籍同事的反感。我一看情形不妙,寫信到報刊建議改善,可是漫畫仍然是那個樣子。我的收穫是因此結識報界的資深編輯童常。

說著說著來到六十年代,童常先生主編《新生報》副刊,經常定出專題徵稿,用心鼓勵「第一次投稿」的新手,文章技巧樸素而生活經驗真切,他可以說是最早提倡「全民書寫」的人,《新生報》因此增加了許多訂戶。可是他忽然被捕,居然判了死刑,耳語傳播他為中共工作,他的「全民書寫」也成了罪狀,也有人找我問長問短。當初看漫畫管閒事,後來居然有這樣的發展,使我想起那四隻著名的猴子:不說、不聽、不問、不看。

有一次,我和小說家王藍閒談(那時他還不是「果老」)。我說咱們「外省作家」寫的散文小說常常提到台灣的「下女」,也就是女傭,在作家筆下,「下女」又自私又偷懶,別家多出一點錢她馬上跳槽,原來的僱主對她很好也沒用,她說走就走,一天不肯多留。我說,「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這句話還算不算數?「下女」難道沒一個正面人物?王藍一言未發,後來寫了一個短篇,裡面的「下女」有同情心,能為僱主設想,不計自身得失。大家手筆,從容委婉。那年代以我所見,僅此一篇。

「下女為什麼對僱主沒有感情?」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們懷想大陸時代的忠僕,終身跟定一個主人。我忍不住寫了一篇文章間接回答,以我理解,當年大陸上有很多人家沒有飯吃,這批人可以稱為「飢餓群」,他們依傍殷商富戶安身,今生今世不作二想。現在台灣沒有這樣的「飢餓群」,女人的自主權比較大,所以計較待遇,挑剔工作,不合則去,她們有獨立精神。

王藍的小說和我的雜感都沒有發生影響,大概那些人也都是「不聽不看」的。

話到此處,我想起當年台北市公共汽車的車掌小姐,也就是隨車售票的服務員。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重建,她們是彎過腰流過汗的。我看到一本書叫做《福爾摩沙的女兒們》,記載當年女性職場的奮鬥精神,作者忘記寫「女車掌」,我該在這裡補上一筆。

我在未到台灣之前(一九四七),就對台北市的「女車掌」有深刻的印象,《大公報》登過一篇通訊介紹她們。那位記者描述,每天早晨,這些十幾歲的女孩,穿著制服,掛著售票袋,挺著胸膛,紅著面頰,大步走上工作崗位。這個形象終於新鮮活躍地顯現在眼前。

《大公報》說,台灣女子職業發達,「車掌」全是女孩,她們每到一站大聲報告這一站的名稱,聲音清脆悅耳。有一個男孩考取了這個工作,第一天出動,第一次呼報站名,滿車乘客聽了大笑。男孩整天不敢再開口,第二天就辭職不幹了。

等我來到台灣(一九四九),車掌仍然清一色女性,她們已不報站名,她們已經和乘客有了對立的情緒,主要原因是人口增加,乘客擁擠,「沙丁魚罐頭」的比喻就是那時候在台灣開始流行的。

資料顯示,一九四六年台灣人口六百一十萬,一九五○年激增為七百四十五萬,其中絕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逃出撤出的「外省人」,今天稱為「新住民」,把地域因素轉移為歷史因素,很好。一九五○年以後,新住民繼續增加,這些人多半先奔大都市尋找生存的機會,到處搭木板屋,擺地攤,也到處擠公共汽車。

那時台灣人口的出生率很高,六十年代,蔣夢麟說「一年增加一個高雄市」。方豪神父寫過一篇雜文,把「同舟共濟」改成同舟共「擠」。六十年代結束時,台灣的總人口到達一千二百九十八萬九千一百二十六人。

那時台北市的公車班次少,乘客不守秩序,車子到站,大家一擁齊上,猶如「搶灘」。上車以後,男女擠在一起,馬路坑洞多,車身顛簸,乘客身體抖動,稱為「擠舞」。公車的設備差,車門壞了還沒有裝好,暫且用一根鐵鏈攔住門口,照常出勤,乘客擠得車掌沒有容身之地,她一隻腳踏在車門之內,一隻腳懸空在車門之外,身體倚在那根鐵鏈上隨車飛行,遠望好像是雜技表演。

那時規定,車子到站載客時,車掌要先下車,站在地上收票,最後尾隨乘客上車。有一次乘客爆滿,把車掌的位置佔據了,把司機的視線也擋住了,車掌無法上車而乘客催促開車,把車掌甩在車後追趕喊叫。

那時有人用台灣話形容一般新住民,說他們「只有路、沒有屋」,意思是奔走四方,流離失所,沒有恆產恆業,也就沒有「根」。我看那時多少新住民風漂水漂,身不由己,既沒有活路也沒有死路。公車班次少,沒有候車亭,烈日煎熬加上風塵撲面,這些乘客的心情怎麼好得了。

學者說,你把動物(猴子或老鼠)密集地關在一起,這些動物就會彼此仇視,互相攻擊,那時公車管理處每天重複做著同樣的試驗,車掌是首要受害人。

話雖這麼說,新住民到底是尋活路來的,那就該憑修養過日子,廣結善緣。可是他們卻經常和車掌發生爭吵,態度凶狠醜惡,好像有深仇大恨,我常看見小姑娘的臉上掛著淚痕。「適者生存」嘛,小姑娘總不能永遠天真爛漫,經過歷練,她們也發明了一些伎倆捉弄乘客,也用自己的母語罵外鄉人,也會長出尖牙利齒。我曾遇見如下有代表性的場面:一個胖太太,一面和車掌對罵一面下車,她一隻腳已經落地,一隻腳踩在車上,就那麼停住了,她使車子不能開動,延長作戰的時間。這一方用台語,那一方用「官話」,雙方顯然都能聽懂對手說什麼,所以你來我去沒個完。

依公車處規定,車中發生重大爭執時,司機要把車停在路邊等待解決。這時車上的「新住民」責備車掌耽誤大家的時間,他們從沒想過主持公道或排難解紛。

有些男人品德很差,他上車下車故意擦撞小姑娘的身體,小姑娘剪票收票,兩手忙碌,無暇防衛,《中央日報》在一條新聞裡說,車掌小姐應該披掛「銅盔鐵甲」。下車的時候車掌要收票根,無聊男子把票根揉成綠豆大的紙團放在手心中間,小姑娘伸手來抓,他就把手心凹下去讓她抓不起來,一而再、再而三,讓小姑娘的指尖「挖」他的手心。也有人趁機會塞一張小紙條給她,上面寫一句調戲的話。

有一個男乘客沒在爭吵中佔到上風,下車後越想越氣,他攔了一部出租汽車追上前去,狠狠地打了那車掌一個耳光。

直到一九六六年,台北市公車管理處訓練車掌「示範服務」,還要求她們「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一九六七年春節假期,警察消防人員醫生和護士格外辛勤,輿論讚美慰問,我在文章裡提醒一句:莫忘了還有車掌,她們是「最受委屈的人」,一片恭喜發財聲中,只有她們還有機會聽到「她媽的」。

我今天費這一片筆墨重提這一段「被遺忘的歷史」,也重提我幾篇「被遺忘的文章」。

那時許多文章譏諷車掌有「晚娘面孔」,要求車掌在服務時面帶微笑,我立即反問:你到稅務局、區公所、電話公司辦事的時候,他們可曾對你微笑?你的董事長、總經理可曾對你微笑?車掌一個月拿多少薪水?公車處長、台北市長、行政院長一個月拿多少薪水?他們都不笑,車掌為什麼一定要笑?車掌板起面孔尚且遭到調戲,倘若微笑那還得了?

我又說,台灣女子就業的比例高,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車掌工作很辛苦,她們都有敬業的精神,外來的人應該體認這是優點,應該想到外來的人家產蕩盡,子女都要投入職場,要欣賞憐惜這些車掌,她們和你我的子女同類。

我又說,她們的年紀都還小,隨車服務可能是她的第一個工作,社會應該善待她們,如同善待幼苗。多少乘客都是國破家亡負傷含恨之人,心中的喜怒哀樂不能控制調節,對公車的不滿、對時勢的不滿轉嫁到小女孩的頭上,這些小女孩怎能理解?她們的心受了傷害,怎樣為外省人塑造形象?將來為人婦為人母,怎樣影響她們的丈夫和孩子?我們的子孫在他們的子孫面前怎樣立足?

那些經驗「遍身是口也說不完」,然而這只是一半經驗,還有另外一半。

我說過,我曾經希望和本省的小說家廖清秀做朋友,我們一同參加「文協」小說組(一九五一)。廖在小說組結束以後,很少再和同學師長來往,偶爾聚餐,他從未參加,我也不知他住在哪裡,信件一律由他的工作單位轉交。

廖清秀和陳火泉、鍾理和、鍾肇政、施翠峰、李榮春合辦的《文友通訊》,提出作品切磋砥礪,我很嚮慕,很想向他借來一讀,我想寫篇文章稱讚他們。兩次情商,他都沒有答應,後來我受挫折感支配說錯了話,我對他說,《文友通訊》的模式很好,可以公開展示出來給許多青年作家做榜樣,何必怕別人看見?警備總部如果想弄一份,他們很容易辦到,不如乾脆按期寄一份給他們,也寄到「文協」、「作協」、「婦協」。我想我失言了。

又過了一些日子,聽說《文友通訊》自動停止了!不禁為之愕然。

後來有評論家說,廖清秀結識了幾個外省人,得到協助和援引,所以能在文壇立足,其中提到我的名字。我想我應該替他剖白,我對廖清秀毫無幫助,恰恰相反,我編「人間副刊」的時候一再退他的稿子。那時老闆要求人情味和趣味性,清秀兄走的是嚴肅文學的路子,我處理稿件壓力很大,彈性很小。他為人厚道,從未因此責怪我。我退稿時必定附一短信,說明緣由,後來有人亮出一疊信件,證明外省編輯打壓本省作家,他沒有。

廖清秀有他的立場。台灣慶祝光復十週年的時候,「中廣」公司要做一連串訪問節目,請各行各業有成就的人士現身,文學方面預定是廖清秀。我問他:你到「中廣」來接受訪問好不好?他說好啊,什麼時候?我說光復節那天播出,他一臉愕然:「為什麼在這一天?」我也怔住了:「為什麼不能在這一天?」不待對方回應,他馬上知道我的答案,我也馬上知道他的答案(台灣本土人士管「光復節」叫「降伏節」,光復、降伏兩詞在台語中同音)。彼此互相報之以默然。他為人厚道,至今寫文章公開感念他和趙友培、葛賢寧的因緣,但是也請「台灣意識」掛帥的人瞭解,他並未喪失立場。

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七年,我編《徵信新聞報》「人間副刊」,盡可能採用本省籍作家的文章,有一些掌故可記。

我說過,《中央副刊》高速度處理來稿,立即刊用或立即退還,曾使我身受其惠,所以我編副刊也照著做。我退稿時寫一短信,說明理由,希望他理解我有局限。最近我讀到名作家蔡詩萍的談話,他回憶早年的投稿經驗,稱讚我的回信。

一樣米養百樣人。我退了一位本省作家的稿子,他立刻又寄回來,我以為助理遺漏了,親手再退,誰知第三天再度收到,我退稿時寫了信,來稿別無隻字片語,我知道這叫反彈。思量許久,我把這篇文章替他轉投到另一家副刊去,那一家報紙的老闆不管副刊的事,主編取稿比較寬鬆。後來知道,這篇稿子原是「另一家副刊」的主編當做熱蕃薯拋給我的。

那時「人間副刊」版面小,方塊專欄、長篇連載、名畫家沈鎧畫的插圖和他設計的「刊頭」,都是固定的內容,我每天只能發一篇兩千五百字的「頭題」。有一位本省作家常從國外寄文章來,寫得很好,但是每篇三千字,這多出來的五百字怎麼辦,砍掉了,心疼;第二天續登,文章斷了氣。為了容納他的文章,我有時砍掉他五百字,有時抽下自己寫的方塊。我不斷寫信請他別再超出兩千五百字,他照樣寄三千字的稿子來,不作任何討論,我們這樣一直遙遙相對到「最後」。

順便提一件七十年代發生的事。名詩人痖弦去美國進修,我到幼獅文化公司替他看家,他臨走在《幼獅月刊》策劃了一個專輯,回顧台灣十年來文學藝術的發展,他請一位本省籍的學者寫台灣的平劇。我一看稿子,他對軍中劇團一字未提。就史料來說,國軍文藝運動推展平劇很有成效,就政治敏感來說,青年救國團辦的刊物怎可「掩沒」總政治部的貢獻?我請他增加一段,他也是一字未添、一言不發,原稿再寄回來。你猜我怎麼辦?

我十分佩服黃春明的小說,他寫實,但是有靈氣。他曾在「中廣」公司台南電台工作,雖然難得見面,總算是同事,有時在明星咖啡館不期而遇,還可以交談幾分鐘,不像某某人見了我們一臉戒備之色。

有一天晚上,我和黃春明一同從某處出來,兩人都願意步行。我們走了很久也談了很久,馬路很靜,只有我倆的聲音,那是我和「本省作家」最接近的一次。我談到文學創作和雜文有別,創作自有天地,無須和國民黨爭空間。我說你寫詩寫小說是飛鳥,我寫雜文是爬蟲,我的處境比你艱難。我說坐牢對作家的聲望可能有幫助,對提高作品的境界並無幫助,反而可能污染作家的心靈。我認為國民政府對本省人比較寬鬆,對外省人比較嚴厲,我希望有人能作出統計,台灣一共有多少外省人,有多少本省人,至今有多少本省人、外省人涉案被捕,各佔人口數的百分之幾。

能作中夜長談,可以算是有交情了吧,可是我一直談,他一直默不作聲,沒有迴響,沒有交流,沒有質疑,又好像談不上交情。無論如何這是良好的開始,可是不幸的事接著發生了。

我向他邀稿,他寄來一篇寓言體的小說,一群無頭蒼蠅聚在一起開會。那時正值國民大會的會期,每天都有大幅新聞報道,大會的中心任務是改選「總統」,這時候我如果刊出「無頭蒼蠅」的故事,對我會怎樣?對黃春明會怎樣?對《徵信新聞報》又會怎樣?我跟黃春明商量,可否把小說壓下來,兩三個月以後國大新聞冷卻了再登,他說那就算了吧!國大會期未完,「無頭蒼蠅」在另一家副刊出現,人家不怕,登出來以後也平安無事,人家那位主編是蔣經國的人,能擔當。可是黃春明對我會有什麼看法?再和他打交道就難了,思想起來,好不憾煞人也。

我很佩服鍾肇政的小說,以音樂作比喻,我覺得鍾肇政似巴哈,黃春明似莫扎特。鍾肇政表示只寫長篇,不寫短篇。「人間副刊」的長篇連載和方塊專欄都由余社長親自安排,談到長篇,他那時心目中只有「四大名旦」:張愛玲、聶華玲、於梨華、瓊瑤。我請張愛玲寫稿,久久無成,他很失望,我對長篇幾乎已經沒有發言權。

我也曾想來一次擅權專斷,先把鍾肇政的長篇推出來再說,又恐怕這個連載叫好不叫座,遭老闆「腰斬」。那時做老闆創業艱難,他處處想在員工前頭,事事做在員工前頭,我們跟在後面大跑小跑,上氣不接下氣。他英明果斷,朝令夕改,突然來個急剎車,大家人仰馬翻。我接編之前他連斬五個長篇,包括天王星趙滋藩在內,有人形容前任老編面如土色。

我只連載了黃娟寫的《愛莎崗的女孩》,那是一個中篇,大約一個多月就登完了,老闆可以容忍。

我只有邀請小說家寫短篇,姜貴的許多短篇都是我催生的,後來應鳳凰編入《姜貴短篇小說集》。我大膽採用了七等生的六個短篇,他的語言個人特色強烈,號稱「有字天書」,意象繁複,造境詭奇,我很佩服。後來我看到他的年表,他某一年在某些刊物發表了哪些作品都有記載,不知為什麼漏列了「徵信新聞報人間副刊」的名字。

我登過李喬、季季、葉榮鍾、林懷民、林獻章的文章,都是用心約來。那時「人間副刊」的公信力還很弱,本省籍作家已經有了挑剔媒體的實力。我請本土資深作家葉榮鍾賜稿,他慷慨大方,合作過一段時間。他寫散文一面記敘一面議論,其中總有認知上的差距,那是一九六五年,意識形態陰影未散,後來他的稿子就斷了。

我很懷念鍾鐵民,他是台灣現代「文聖」鍾理和先生的公子,那時他年輕,一見之下我有「故人之子」的感動。他的身材略有畸形,但神態泰然,完全沒有自卑感,也沒有利用缺點製造優勢,很文靜,文章細緻,有些放不開,和我相同。他後來好像退出了文壇。

我是否可以說「台灣人」的個性倔強?我個人的主觀經驗如此。我參觀李茂宗的陶藝後寫過感想,我說楊達的玫瑰壓不扁,李茂宗手中的陶土可以煉鋼鐵,成岩石,作皮革,他把陶土的物質功能發揮到極高。他又超脫陶土的「殊相」,賦予生命力不屈不撓無懼無悔的「共相」,其精神境界表現了普遍的台灣性格。

在台灣交朋友很難。還記得我到《公論報》工作的時候,遇見一位日本來的台灣僑領,他是李萬居社長的朋友,居然有興致找我聊天,他講的話我聞所未聞。

他問我為什麼不去讀書,我說我是大家庭的長子,必須工作賺錢。他說:「中國的孝道埋沒了很多年輕人。」他問我對台灣有什麼看法,我說:感謝上帝,地球上有個台灣。「你信基督教嗎?」我說我十四歲受洗,現在信仰並不虔誠。他點點頭:「有適當的距離比較好。」

最後我問他怎樣看「外省人」,他毫不客氣:「你們外省人將來都會得精神病。」為什麼?「你們再也回不了老家。」古今中外一生漂流在外的人很多啊?他說那不一樣,他們如果決心回去就可以回去,你們想回去但是不許回去。他說了一個比喻:「我們可以一整天坐在這裡,如果有人拿了槍站在門口,不准我們出去,我們一分鐘也難熬。」

他還說,鄭成功到了晚年,他帶來的子弟兵都生了嚴重的懷鄉病,他下令禁止再談反清復明,違令者以擾亂軍心治罪。

這些年,我越想這位僑領越「神」,他大概是在一九五四年說出這些話來,那時候,他(他們?)就把我(我們?)看「衰」了?

到了八十年代,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新住民」回到原居地,只見到哭哭啼啼要錢,只聽到對反革命家屬和海外關係的怨恨。還鄉的人一生血汗,傾囊也不足以彌補。有一位「新住民」作家以善與人交著稱,他聽到「舊住民」的朋友譏諷:你們不是整天懷鄉嗎,你們不是唸唸要尋根嗎,現在滋味如何?他說這哪裡像朋友?朋友怎會等著看你的笑話?他說他在台灣三十年很失敗,並沒有交到朋友。

我結交的「舊住民」很少,吳氏圖書公司的創辦人吳登川很夠朋友,那是我出國以後的事了。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