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線天:我和軍營的再生緣

我到台灣以後,發願跟軍營絕緣,沒料到有個聲勢浩大的軍中文藝運動。

「文藝到軍中去」的口號雖然提出甚早(一九五一),我並沒有關心,直到「總政治作戰部」成立國軍文藝運動會,文藝界大點兵,我才躲不過去(一九六五)。我曾當面告訴主辦人田原上校不想參加,田原面色凝重,一言未發,我沒有照開會通知的規定報到,他派人把報到時應該領取的一切文件和贈品送到我家。田原是小說家,也是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學長,為人忠厚,他的「不言而教」我體會到了。

一九六五年四月,第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開幕,軍中作家、社會作家加上「總政戰部」的作業人員,共六百多人出席,蔣介石總統親自頒布十二條綱要,宣示對文藝的戰時要求。大會之後成立「國軍新文藝運動輔導委員會」,聘請「社會文藝工作名流」八十三人為委員,我列名在內。選拔軍中作家兩百多人,成立九個小組,我參與散文組的活動。總司令部以下設輔導分會和地區聯誼會,推動工作。設置「國軍文藝金像獎」,輔以一般獎狀獎章及補助金,鼓勵官兵創作。定期邀請輔導委員到軍中演講座談,講授寫作經驗。委託文藝函授學校提供更多的機會,幫助軍中的有志者學習。「總政戰部」並規定各單位所需開支列入年度預算,辦理成效列入年度考績。

蔣介石總統一直把台灣當做戰時社會,他對文藝有戰時的要求,五十年代,他曾發出「戰鬥文藝」的號召,希望社會配合軍中的需要,「中國文藝協會」沒有基層組織,無法落實。現在他的理想納入軍中的行政系統來實行,希望由軍中影響社會。這時蔣經國升任「國防部長」,王昇以「總政戰部」副主任兼執行官,正是蛟龍得雲雨的時候,更難得實際主持此一運動的王大將不辭勞瘁,禮賢下士,一一攻破了「社會人士」對政工的心防。

還記得王大將第一次宴請輔導委員,每桌都有三兩位政工官員作陪,他起立致詞,他說輔導委員都是「我們」的老師,而「一日為師、終身是父」。我聽了十分驚愕,這是克勞維茲兵法嘛!教人怎承受得起!雖然王大將在政工系統威望很高,那些政工官員聽了還是神色黯然。那天我坐在趙友培教授旁邊,當時也曾輕聲進言,勸趙公以副主任委員身份說幾句謙遜的話,他說這番話應該由「文協」的當家人陳紀瀅來講,紀老是第一順位的副主任委員,可是紀老坐在第一席,傳話很不方便,稍一遲疑,失去了時機。我想那天政工官員對我們這些「老百姓」的印象一定很壞,將來會有後果(此是後話休提)。

那時「文協」的領導班子,王藍長於辭令,他已重拾畫筆,經常帶著畫家出國展覽。事後公開報告經過,他總是當著大官的面說,這次展覽某廳某部幫了忙,某長某老解決了困難,到了外國,某部某局某會的駐外機構給了多少支持,當地僑胞對台灣有多麼大的向心力,國際友人對台灣又有多麼大的好感,所以畫展空前成功!好像一切都是「他們」的功勞。大官聽了開心,以後看到文藝二字也就放開眉頭。那時政府萬能,什麼都管,要想推動文藝工作,你得塗一些滑潤劑才行。果老年齡比較輕,容易放下身段,「文協」在走出「道公」的庇蔭之後,多賴果老調和軍政關係,可是那天他也沒機會講話。

那時候,蔣經國也挺客氣。有一次他來講話,他是「國防部長」,有上將官銜,他穿著便服,軍樂隊仍然演奏禮樂,全體肅立迎接。他上台以後立刻說,今天的儀式是為軍人安排的,可是有很多位「社會的先生」在座,很不適合。我記得他晚上才來,軍中幹部自然全員就座,「社會的先生」多半回家去了,少數人臨時接到通知留下,也不知他們是怎麼選擇的。蔣經國那天說些什麼,我都忘記了,總之和文藝沒有關係,事先也沒有準備講稿,好像東拉西扯,言不及義。他的口才很差,不過態度誠懇,很能贏得一般人的好感。

論演講,王昇是一等一的上選,每一屆「國軍文藝大會」閉幕之前,他照例發表長篇演說,或批中共,或批台獨,或批存在主義,他不看講稿,但是句句到位,而且起承轉合,辭充氣沛。我有大兵習性,而今出乎其外,既能看熱鬧,又會看門道,我曾對一同開會的朋友說,化公是天才運動家,聽完他的演講,一個小時之內,你如果給我一把手槍,教我幹什麼我去幹什麼,可是超過一個小時就不行了。他聽了哈哈大笑,反問一句:「你到底是捧他還是罵他?」

在「總政戰部」的調度之下,我參加了許多次演講座談,接受訪問,擔任金像獎徵文的評審。文學寫作無非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寫什麼,一個是怎麼寫,依「總政戰部」的設計,他們決定寫什麼,我們只管怎麼寫,如果沿用中共的說法,也就是「領導出思想,作家出技術,群眾出生活」。我是從這條道上熬出來的職業作家,雖然已經洗手,老把戲都還記得,在這個層次上可以使一把勁兒。

近人著作,對軍中文藝運動多有負面的評論,我想起「平時與戰時的矛盾」。那時世界的大局勢是,冷戰隨時可能變成熱戰,海峽的小局勢是,中共等待時機解放台灣,台灣經濟繁榮,老百姓追求「生民之樂」,可說是戰時如平時,軍隊枕戈待旦,又可以說平時如戰時。軍隊好比是「魚」,社會好比是「水」,水中缺少魚需要的養分,「總政戰部」無法全面改造水質,退一步打算造一個魚缸,自己訂做飼料,外面流進來的水要過濾。王大將曾一再對我們朗讀梁啟超的詩:「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聲音十分懇切。他們需要幾十個幾百個現代的「陸游」,他們的做法源於他們的戰略思想,我無法提出更好的戰略思想,也就無法提出更好的做法。

軍營中寫作的風氣本來就普遍,以前士兵寫作只能忙裡偷閒,躲躲閃閃,國軍文藝運動正式展開以後,寫作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氣壯,只要稍有成績(比方說,作品在軍營內部的報刊上發表了),長官特許不站衛兵,不出公差,不服勞役,期許你有更多更好的表現,倘若能在高級司令部主辦的徵文中抱個大獎回來,那就成了一時的寵兒。記得除了「總政戰部」設立金像獎以外,海軍有金錨獎,空軍有金鷹獎,陸軍有金獅獎,聯勤有金駝獎,警備總部有金環獎(有人稱之為手銬獎)。我多次擔任評審,有緣遍讀軍中未成名作家的散文和小說。

我覺得未成名作家的文章可讀性更高,裡面含有生活的「原材」,由於未成名和已成名生活在不同的時空,已成名的作家尚未發現這些原材,這些新鮮粗糙的東西尚未經過作家們的因襲和複製,十分可貴,他們萬事俱備,只欠表現技巧。每讀這些作品,如聞深海遺珠,如見亂山璞玉,心中歡喜,但是也實在沒有生花妙筆可以送給他們。每次隨作家訪問團深入軍營,不免想起這些人來,或者只見過文稿、沒見過名字,或者只記得面孔、不記得姓名,或者只記得筆名、不知道本名,猜想他們以後會怎樣:半途而廢?懷才不遇?還是有志竟成?

「總政戰部」多次安排輔導委員和社會作家到軍營訪問,我隨訪問團兩次到金門,一次到馬祖,兩次訪問海軍基地。訪問團由當地最高長官接待,接風、送行、簡報、欣賞晚會,都到場主持,一座將星煜煜。海軍最講究禮儀,請我們看操槍表演,接受儀隊致敬,總司令宋長志上將甚至來聽我的演講。訪問馬祖的時候,恰巧「總政戰部」主任蔣堅忍到馬祖視察,他參與我們的活動,我們受到的禮遇更是水漲船高。

看「總政戰部」的安排,這些訪問活動好像是酬謝作家的貢獻,或者也希望社會作家瞭解軍人任務,增長戰時意識,所以「聯誼」高於一切。臨別時我們都得到許多紀念品和當地土產,回台北後還收到他們拍下的照片,記得馬祖寄來的照片,背後都有一個小小的名戳,刻著「俞允平攝」,後來俞先生調回台北編《文藝月刊》,大家對他一見如故。

我們去金門馬祖,都要在飛機上或軍艦上辦出境入境的手續,雖然只是「總政戰部」和出入境管理處雙方官員一句對話,免除一切形式,我還是覺得很刺激,出境,入境,本來多少浪漫與哀愁!金馬風景很好,但是誰也無心觀賞,金馬前哨離中國大陸很近,從望遠鏡看「準星尖上的祖國」,心潮比浪高,伏下我後來寫《左心房漩渦》的遠因。我當時最迫切的感受是,對岸繼「三年災害」之後搞「十年浩劫」,我的今世肉身幸而還能站在太武山上悵望千秋,我對來台灣以後所受的一切都原諒了!我內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我是那種「向下看」的人,我的情感和興味都在士兵,特別是那些駐地偏僻、苦修勤練的人,文學是他對生命的思索,對生活的玄想,使我想起自己流亡的時代。雖然軍隊的一切都進步了,有些氣味、有些聲音、有些線條顏色還是熟悉的,有些默契還是存在的,一步走進營房,恍如回到前生,我怎麼也沒想到我和軍營還有這樣一段未了之緣!

在最前線,我看見戰士利用碉堡上的積土種植花草,碉堡門前用鐵絲搭成的對空偽裝網,也交錯編織出各種圖案,他們又種一些蔦蘿或牽牛花,使它攀附著鐵絲網生長,季節到了,柔嫩的花蕾也許就倚在鋒利的尖刺之旁。在碉堡裡,我看見痖弦的詩集,趙友培的《答文藝愛好者》。

金門馬祖都有戰士們用雙手鑿成的坑道,外表是一座巍峨的山,汽車開進去四通八達,將士在裡面運籌帷幄。坑道裡,巖壁一望無盡,每一寸都是斧鑿的痕跡,坑道潮濕,有些地方坑頂向下滴水,戰士們也生了疥瘡。坑道裡儲藏汽油和軍米,他們永遠先吃受潮發霉的米,新米存起來,等它發了霉再吃。

廚子不能和客人同時入席,服務業者不能和遊客同時度假,即便是南飛的雁群,也在宿夜的時候派出守衛,擔任警戒,所以軍人……這是社會組織的遺憾,但是最大的遺憾是人們因此藐視軍人。

虹影在她的小說裡描寫「三年災害」,那時家家挨餓,家長總是吃得最少,吃得最少的人最受尊敬。「人要吃飯」固然天經地義,正因為如此,「吃得最少」省下來給別人吃令人感動敬拜,兩者並沒有矛盾,任何國家社會都得維持這個價值觀。那年代,前線官兵是「吃得最少的人」,他們整齊的隊形,嚴格的紀律,特殊的裝備,艱難的任務,都像征榮譽,角聲旗影,慷慨一呼,生命壯烈如疾雷閃電。一個國家是否有前途,要看這些對青年有多大吸引力。

我和軍中文藝另有一段奇緣。

中央副刊的老編孫如陵,眾人稱為孫公,他編輯台上作業周到,但很少主動跟作家聯繫。有一天他打電話來:「你是不是有一個筆名叫孤影?」我說沒有。「你可知道孤影是誰的筆名?」我不知道。幾天以後,中央副刊開始連載「孤影」的一篇長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考其時為一九七二年四月。連載期間,承辦軍中文藝運動業務的田原上校打電話問我:《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是你寫的嗎?我說不是。你可知道是誰寫的?我不知道。

我這才細讀這篇長文。孤影文筆明朗生動,博學鴻詞,我所不及,為什麼會和我聯想在一起呢?我在《徵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寫了十幾年方塊文章,圍繞著幾個大主題取材,其中之一是,我隨著新聞發展,掃瞄社會的不安浮動,要求有守者容忍現狀,珍惜未來,有為者投入體制,從事慢性的、局部的改革,而改革的第一步是「以身作則」。這個論點,「小市民」吸收了。我隨手假設,斷續舉例,「小市民」也大體化用了……孤影不孤,他文中幾處有我的影子。

中央副刊收到《小市民》的文章,稿末並未附有作者的真實姓名和通信地址,只因文章寫得好,決定刊出。有些朋友一面讀,一面懷疑是中央黨部炮製的文宣,但立即斷定黨部沒有這樣的智慧。王昇上將讚賞這篇文章,聯繫《中央日報》出版抽印本,以「總政戰部」的力量普遍推廣,據說總量有一百萬冊,我若在此時出面「考證」一番,倒是可以小出風頭,那樣也就敗人興味,形同攪局。我保持沉默,後來孤影出面,他把版稅完全捐給台大同學會的福利組織,如此這般,可說是一切圓滿。

我自己並未看重我的那些意見,當時那樣做文章,出於權宜之計。我們寫的那種小專欄,惹是生非,蜚短流長,處處得罪有權有勢的人,為了使他們還能容忍,我也有一些職業上的小秘訣,例如說,一連幾天你的文章都讓他惹氣,明天你得有篇文章讓他順氣,或者你昨天對某人發出惡聲,今天最好對某人的上司來幾句美言,他也就不便發作。在我的整體設計裡,這些段落是安全瓣,類似一種零件,三言兩語,點到為止,如同幼芽萌發,它們有機會植入園林,長成粗枝大葉,給台灣社會增加清涼,那也是一樁美事。

我接到王耀華上校的電話,王昇上將約見。我準時到他的辦公室,孤影也來了,化公離座,親手取出兩件「榮譽狀」,一份給我,一份給孤影,內文都說酬謝對軍中文藝的貢獻,都由「國防部參謀總長」署名,紙張印刷和款式比一般獎狀考究。「榮譽狀」發給孤影,當然因為他寫了《小市民的心聲》,為什麼也發給我呢,而且是和他同時領受,再無第三者並列,大概王化公也終於聽到或看到其中有我的貢獻吧?……那次接觸距離很近,我看見化公兩頰深陷,嘴唇乾燥,跟當時的京華冠蓋相比,簡直「面有菜色」,他是「最憔悴的上將」。他自奉甚儉,工作時間太長,每天早上讀書一小時,有時一個上午到五個地方去聽簡報。

化公親自主持過幾次座談,規模越來越小,每次總會通知我參加。他多次邀文藝作家餐敘,人數不多,也沒把我排除。有一天晚上他只請了一桌客,而且只有八個人,我叨陪末座,他談笑自如,沒有冷場。席間我一度起身洗手,然後朝他的背走回,恰值他轉過臉去,朝著空氣放鬆一下神經,我的角度正好看見他一臉疲倦和不耐煩,他好像唰的一聲換了一副表情,唰的一聲再換回來。三軍軍官俱樂部大廳寬廣,燈光沒有全開,襯托出他的疲倦和寂寞。

我為之悚然,想起戰國名將吳起的故事。吳起統兵作戰,有一個大兵生瘡化膿,十分痛苦,吳起用嘴替他把膿吸出來,消息傳遍前方,也傳到後方。有人向大兵的母親道賀,他的兒子遇見好長官,做母親的一聽馬上哭了,她說我的兒子沒有命了,將軍這樣待他,他一定奮勇作戰,死在戰場上!他的兒子果然沒有回來。

王化公是何等樣人,他費這麼大的精神,紆尊降貴跟我們應酬,像我這樣一個人,究竟能為他做什麼,他究竟要怎樣使用我,我得怎樣報答他,……我開始跟政戰系統疏遠,最後我出國,也沒敢向他辭行。

王昇上將主導的軍中文藝運動是空前絕後的一件「學案」,內涵外延,豐滿久遠,並非一句「官方意識」可以了之,它確實造就了許多作家藝術家,但願有人能羅列評點,開出完備的名單。它散播技術,有教無類,播種之功,無人可比。大軍「偃武修文」(詩人鐘鼎文這麼說),大量增加閱讀的人口,促進文學出版事業的繁榮。固然他目的在使文藝工具化,但「事實總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得到文學技術的人幾個成為政治工具?李杜韓白豈甘終身寫試帖詩?即使是陸游,他詩集中的孤憤和無奈才是強音。軍中培養出來的詩人畫家,一個一個「現代化」了,軍中培養出來的音樂家戲劇家,一個一個「商業化」了,逯耀東教授稱這種情形為「兵變」。

推動台灣文藝發展的人,並非只有張道藩、林海音、夏濟安、齊邦媛、痖弦、葉石濤,還得加上一個王昇,他是照著革命模式成長的軍人,任何國家的軍隊都不能缺少這樣的型範。他想凝鑄軍魂,越界耕作文藝這塊田地,也許犯了錯誤,可是並沒有白費力氣。歷史總是呈現多軌或雙軌的樣相,五十年代,反共文學之外還有以女作家為主的私生活文學、人情味文學,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之外還有軍中文藝運動,七十年代,鄉土文學之外還有後現代,看似相反,最後都「化作春泥更護花」。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