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 竹林裡的決定,離開漢陰

父親曾經告訴我,民國元年,他剪掉辮子,那年他二十歲。照此推算,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他五十四歲。可是依台灣的戶籍記錄,他老人家要小四歲。我的年齡也不準確,我家的戶口資料全亂了,那年代,多少「外省人」的戶口資料都錯了、亂了。

當年中國大陸戶政不上軌道,多少人沒有身份證明,內戰中逃到台灣,台灣地方政府特准他們自行申報有關資料,申報人可能說錯,台灣的戶籍管理員的漢文程度不高,可能寫錯,戶籍員守法的精神令「外省人」大吃一驚,資料一經入檔,任何有權勢的人都不能更改,除非提出「原始證件」。大家領到身份證,有人一看,他的名字是中文大字典裡沒有的字,有人一看,他的籍貫是中國地理沒有的地方,他只有承認那是他的名字,那是他的家鄉。一位國民黨中央常委、蔣介石總統的文膽,新聞界稱他為「頭號公民」,他為了更正他父親的名字「兩把刀打到底」,奮鬥了許多年,也不知道他到底成功了沒有。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日本投降,我剛剛讀完初中最後一個學期。我是個流亡學生,我們的學校叫國立第二十二中學,山東名將李仙洲創辦。學校原來設在安徽北部的阜陽,後來遷往陝西南部的漢陰,四面都是重重疊疊的大山。抗戰時期,山區比平地安全,老校長李仙洲尋找校址,入山唯恐不深,有人戲稱這地方是「李仙洲的保險箱」。

我們天天盼望勝利,歌頌勝利,想不到勝利並非戰爭結束,而是另一場大戰開始。為了回憶那一段慌亂迷惑的日子,我複查台北「中央研究院」編的大事記,日本一聲投降,蘇聯紅軍佔領了中國的東北三省,共軍搶先一步進入東北,佔領瀋陽,成立東北局。國民政府派熊式輝為東北行營主任,飛往長春接收,受到蘇聯的阻撓。美國軍艦替國民政府運兵,把五十二軍、五十三軍運到河北省秦皇島,準備出關。這是一九四五年九、十月發生的事情。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東北和我的命運有重大關係。

我的注意力放在華北,尤其是山東。那時,共軍攻打山東滕縣、博山、黃縣、曲阜、巨野、禹城、無棣,新四軍佔領我的家鄉臨沂。河北方面,共軍攻長垣、衡水、磁縣、遷安。山西方面,共軍攻屯留、長子、長治。河南方面,共軍攻開封、新鄉、安陽、修武。江蘇方面,共軍攻淮安、高郵。由八月半到十月底,僅僅兩個多月,居然發生了這麼多意外,給我們這些流亡青年造成極大震撼。

為了營造和平,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從中撮合,中共主席毛澤東飛到重慶,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會談,留下一份《會談紀要》,中共稱為「雙十協定」,但協而未定,局勢並未改善,各地的軍事衝突繼續增加。十月底,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率國軍北上接收,行軍至河北磁縣境內遭共軍伏擊,軍長高樹勳率部投共,他是國軍第一個起義投共的軍長;副總司令馬法武被俘,開國軍一連串總司令被俘之先河。

我特別閱讀了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魯南區黨史大事記》,卷首有三幅地圖,第一幅地圖顯示,一九四○年、也就是抗戰第三年,中共根據地大約占魯南面積的百分之十五,日軍大約佔百分之三十,國軍大約佔百分之二十,還有大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地方群雄爭逐,來去飄忽。第二幅地圖顯示,一九四三年日軍發動大規模的掃蕩之後,共軍的地盤縮小到百分之十以下,國軍的地盤縮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日軍控制的面積擴充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第三幅地圖顯示,一九四五年十月、抗戰勝利之後,日軍收縮集中,只控制了津浦、隴海兩條鐵路沿線,國軍全無蹤影,百分之九十的面積全成解放區。

我的家鄉、山東省臨沂縣蘭陵鎮,本由日軍佔領,屬於淪陷區。抗戰勝利,日軍撤往棗莊集中,共軍接管蘭陵,成為解放區。國軍由江蘇徐州北上接收,進佔魯南各地,蘭陵又成為收復區。國軍只能留下小部隊據守,共軍又回來把他們趕出去。蘭陵一帶忽而收復,忽而解放,當時叫做「拉鋸」的地區。國軍來了,親共的居民要逃走,共軍來了,地主、知識分子要逃走。「軍事衝突」產生新的戰區,「拉鋸」製造新的難民,「復員」可能使我們無書可讀,無家可歸,政府一再告誡「復員不是復原」,我們的痛苦卻是「復員不能復原」。

「復員不能復原」,家中沒有信來,家人可能失去通信的自由,我們也不敢寫信回家。父親曾經托一位「傳教士」帶了個口信給我,教我「不要回家」,此外不多說一個字,也不寫一個字,父親為人十分謹慎,這是他的一貫作風。我無法知道詳情,只能猜想。日本宣佈投降時,山東沒有國軍,受國民政府搖控的游擊隊,多半被共軍兼併或殲滅,魯南各地駐留的日軍向棗莊集中,故鄉蘭陵大概立即解放了,我既然不能回去,家人恐怕也不能留下。

我有一位表姐在校本部讀書,她的母親是我的五姨母。五姨母是個優秀的基督徒,能登台證道,姨丈精通中醫。表姐告訴我,她們全家逃到外地,分成兩半謀生,姨母帶著小表妹雲遊布道,姨丈帶著大表哥到徐州鄉下掛牌行醫。我和表姐的家庭背景相同,他家既然必須流亡,我家當然無法安居。

漢陰多竹,竹竿比碗口粗,鄉下人蓋屋,可以用竹做梁做柱。竹林裡陰涼、乾淨、隱秘,我常常躲在裡面思索未來。那時候,國軍雲集徐州,準備北進收復山東,蘭陵是兵家必「經」之地。我特別為母親憂慮,她裹著小腳,有嚴重的胃病,怎麼能再出來逃一次難?我父親五十四歲了,他是一個守舊的鄉紳,沒有應變的彈性。我的妹妹十二歲,弟弟十歲(也許只有九歲),都還沒有成年。一九四二年我黎明辭家的那一幕湧上心頭,父親母親都要我接替他們負起責任,我是長子,在那年代,這是長子的命運。

我還能在這裡繼續讀書嗎?對我來說,坐在課堂裡為七年以後的生活做準備,已是一種罪惡。流亡讀書本來很苦,睡在跳蚤窩裡,雪花從破窗飄進來,落在臉上,圍著破棉被發抖,米飯冰冷,帶著稻殼、碎石子和老鼠屎。但是時候來到,我忽然覺得這樣已是非分享受,我怎麼還能幻想去讀大學?鄉中父老常說,人要大學畢業才算是讀書人,文憑即階級,大學畢業後的職位待遇,都比中學畢業生高出很多,人事環境、社會關係和發展的機會,也都在另一個層次上。可是,等我讀完大學,父母可能飢寒交迫而死,妹妹弟弟可能失散淪落,那時我捧著大學的文憑,又如何立於天地之間?從前的人家為父母辦喪事,以「訃聞」通知親友,照例說做兒子的「罪不自殞、禍延顯考」,這樣的文句受盡新文學家的恥笑,認為是沒有意義的陳套。那天我忽然有了新的瞭解,「罪不自殞」就是自己不肯犧牲,「禍延顯考」就是反而犧牲了父母。

我需要職業,我要賺錢貼補家用,我得離開陝西到山東周邊的地帶謀生,就近支持家庭,至少,縮短距離可以使他們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他們大概已經成為難民,在山東周邊地區打轉。可是我能做什麼呢?我怎樣離開陝西呢?老校長李仙洲沒有參加山東的接收工作,反而要在重慶受訓,他既然喪失了權位,二十二中怎能遷回山東?那時除了二十二中以外,山東人在安徽還有七所學校,在四川也有一所學校,誰能遷回去,誰不能遷回去,也成了戰後分配政治利益的一個項目。

學校不能遷回去,我必須自己回去。那時我離山東三千華里。抗戰發生以後,國民政府治下有三千萬人遷往內地,僅學校和訓練機構就有兩百零八個單位,教職員兩萬五千人,學生三十萬人。人人都想東歸,八年蓄積的人力一瀉而東,新聞報道,百萬人等候上路。那時交通非常困難,交通部特派員到芷江等飛機,他要到收復區去接收,商人、美國人都有位子,他沒有,他和空運機構爭執,交通部反而撤銷了他的差事。公務機關包一條船走長江水路,軍人強征輪船,把船上的文官和眷屬趕上岸去,荒郊野外,任強盜劫掠一空。四川國立女子師範學校罷課,要求遷回南京,結果是教育部下令解散。

我一定得回去,我想,高爾基十一歲就獨立生活,傑克·倫敦十一歲賺錢養家,張恨水十七歲負擔大家庭的生計,我這年已經十九歲了,我總得匯點錢回家,哪怕是一塊錢,有時候對他們也很重要。我也有過慷慨大志,可是我急速縮小。回去,總應該有一條路。那時,我認為人生在一場大霧之中,四顧茫茫,但是,如果你往前走,路就在腳下,你一步一步走,路一尺一尺延長。

那時,「人生觀」是個時髦的名詞,主流思想強調「革命的人生觀」,輕視私情。我常常覺得「家」就是「枷」,耶穌說,天國裡不嫁不娶,那時我的解釋是,正因為如此,所以天國裡的人快樂。我抬起頭來從竹叢的空隙看青天,立志獨身。後來我的「獨身主義」不斷加強,一直維持到一九六三年。

那時局勢混亂,我們短期的流亡可能變成長期的漂泊,細心的女同學開始注意可以互相扶持的對象,我也曾接觸一些溫柔的目光,我從來不看她們。那時有一種說法,情愛是上帝放下來的誘餌,把我們領進責任的圈套,納入生生不已的大流,耗盡我們的生命。上帝設局騙人,他使年輕的女子都漂亮,使每一個女子都有一個男子夢寐以求。可是到了中年以後,女人的容貌越變越醜,個性的缺點也逐步擴大,她的丈夫只有忍耐適應。上帝使每一個嬰兒都非常可愛,誘惑天下父母甘願辛勤勞苦撫育兒女,孩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獨立的能力,就循序漸進去傷父母的心。

我在竹林裡獨自作成重要的決定。以前,我生命中的幾件大事,打游擊、做流亡學生,父母決定;西遷陝西,老校長李仙洲決定;放棄學業,我第一次對人生作出選擇並負責面對後果。

我想,我能走出這一步,算是長大成人了!那時,我常常做一個大致相同的夢,總是我在空中飛行,飛得很遠,但是怎麼也飛不高,一次又一次幾乎撞在屋脊上,我努力維持起碼的高度,飛得很辛苦,很辛苦,看看就要墜在地上,我醒了!滿身是汗。

同樣的夢境常常出現,不管怎樣,我還是飛。

現在,我讀詩人向明評詩的文章,他稱讚「一隻鳥在思考方向」。真的沒錯,我在竹林裡看見鳥,鳥站在樹上,頭部側向左邊又側向右邊,好像想飛、又拿不定主意飛到哪裡去。看見我從竹林裡走出來,它飛了,不管朝哪裡飛,它總不能永遠停在這裡。

《關山奪路:回憶錄四部曲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