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格洛克爾綱領的追隨者的改革熱情並未觸動維特根斯坦,但進入教師行業時他卻帶著一套更理想化的目標,而且,對於在鄉村窮人中間生活和工作,他有一種相當浪漫的、托爾斯泰式的觀念。
遵循著自己的一般倫理世界觀,他尋求的不是改善他們的外部條件,而是「內在地」改進他們。他想教他們數學,發展他們的智力;想讓他們見識德語裡的偉大經典,拓展他們的文化意識;想和他們一起讀《聖經》,提升他們的靈魂。使他們擺脫貧困不是他的目標;他也不把教育視為一種令他們憑之過上城裡「更好」生活的方法。他想讓智性成就的價值自身打動他們——就像日後他反過來讓體力工作的內在價值打動劍橋本科生一樣。
無論在奧地利鄉下還是在劍橋大學,他的教學裡浮現出的理想是羅斯金式[117]的誠實苦幹理想,再加以精巧的智力、深刻的文化感受和虔誠的嚴肅;收入貧乏,但內在生活豐富。
在貧困的鄉村地區工作對他有重要意義。然而,照師範學校畢業生的慣例,他被派往森梅嶺附近馬裡亞-舒爾茨的一所學校履行一年的教學試用期;這是維也納南部鄉下的一個舒適和相對繁榮的小鎮子,是有名的朝聖地。在簡短察看了這地方後他認定不行。他對吃驚的校長說,他注意到鎮子裡有一個帶噴泉的公園:「那不屬於我,我要一個純農村的崗位。」校長建議,那樣的話他應當去特拉騰巴赫:鎮子旁邊的山的另一頭的一個村子。維特根斯坦立刻動身步行了90分鐘,很高興地找到了正合他想像的那種地方。
特拉騰巴赫小而貧窮。有工作的村民要麼受雇於當地的紡織廠,要麼受雇於毗鄰的農場。這些村民的生活是艱難的,尤其在20世紀20年代的貧困歲月裡。但這地方(至少起初)迷住了維特根斯坦。到達後不久他寫信給羅素;此時羅素在中國,剛剛開始在北京大學的一年訪問講學;維特根斯坦得意地把地址寫成「特拉騰巴赫的LW老師」,陶醉於自己的新崗位之隱僻:
我要在一個名為特拉騰巴赫的小村子裡當小學教師。它在山裡,維也納向南約四小時的路程。這一定是特拉騰巴赫的教師第一次和一個北京的教授通信。
一個月後他對伊格爾曼的說法甚至更熱烈。他說特拉騰巴赫是「一個美麗的小地方」,報告自己「快樂地在學校工作」。但加上了暗暗的一筆,「我特別需要它,否則地獄的所有魔鬼將從我內部掙脫出來。」
最初幾個月他寫給亨澤爾的信帶著相似的歡快情緒。他給學生讀的書靠亨澤爾供應,他還寫信要求訂多冊同一本書,如格林童話、《格利佛遊記》、萊辛的寓言和托爾斯泰的傳奇文學。亨澤爾週末定期來看他,阿爾費德·索格倫、莫裡茨·勒厄(維特根斯坦家的攝影師)和米夏埃爾·德羅比爾也一樣。不過,這些訪客勢必會突出維特根斯坦和村民(包括同事)之間已然明顯的差別,沒多久他就成了傳聞和猜測的主角。一次,同事格奧爾格·貝爾格撞見維特根斯坦和亨澤爾在學校辦公室坐著。維特根斯坦直接問他村子裡在說自己什麼。貝爾格躊躇著,但在逼迫之下告訴維特根斯坦:「村民當你是個有錢的男爵」。
貝爾格沒有明說,但維特根斯坦肯定被視作一個古怪的貴族。「Fremd」(奇怪)是村民描述他時最常用的詞。他們問,為什麼這樣一個有錢有文化的人要選擇在窮人中生活,尤其是,他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表現出的認同這麼少,而且顯然更喜歡優雅的維也納朋友的陪伴?為什麼他要過這樣貧乏的日子?
最初維特根斯坦寄宿在當地「棕鹿」旅館的一間小屋子裡,但很快發覺樓下傳來的舞曲聲太吵,便搬走了。他在學校廚房給自己弄出了一張床。據貝爾格說(貝爾格很可能是村民講的維特根斯坦故事的一個主要源頭),他在廚房窗戶邊看著星星一坐就是幾小時。
他很快證明了自己是個精力充沛、熱情但相當嚴格的學校教師。如他姐姐赫爾米勒所寫,在許多方面他是天生的教師:
他自己對一切都感興趣,他知道如何挑出任何事的最重要方面,並對別人講清楚。我自己有機會看到路德維希多次的教學,他把某些下午的時間花在我的職業學校的男孩子身上。那對我們每個人都有非凡的助益。他不僅講授,還試著用提問的方式把男孩們帶向正確的解答。有一次他讓他們發明一種蒸汽引擎,另一次是在黑板上設計一座塔樓,還有一次是畫運動的人形。他喚起的興趣是巨大的。甚至缺乏才能和通常不專心的男孩也拿出了好得驚人的答案,他們熱切地良性地你爭我奪,想得到回答或論證某個問題的機會。
儘管維特根斯坦對「學校改革運動」存有疑慮,但他的教師生涯裡的最大鼓勵和支持卻來自改革者那裡——如普特雷和地區學校檢查官威廉·昆特。他的教學方法和改革運動具有某些相同的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能僅僅用重複講過的東西來教孩子,而是應該鼓勵孩子自己對問題進行思考、得出結論。這種實踐練習在他的教學裡占很大份量。教孩子解剖學時,搭起一隻貓的骨架;教天文學時,在夜晚注視天空;教植物學時,在鄉間漫步辨認植物;教建築學時,在去維也納的遠足途中辨認房屋的風格;諸如此類。不管教什麼,維特根斯坦都努力在孩子身上喚起他自己投到一切興趣上的那種好奇和提問精神。
自然地,某些孩子比其他孩子表現更好。維特根斯坦在他教的某些男孩身上取得了尤其好的效果;他把喜歡的學生——多數是男孩——編成優選班,給予課外的額外指導。對於這些孩子,他扮演起了父親式的角色。
然而,對於沒有天賦的孩子,或興趣未被他的熱情激起的孩子,他沒成為父親般和藹的角色,而是成了暴君。因為他強調數學教育,每天早晨頭兩小時都講數學。他相信學代數越早越好,他教的數學程度之高超出了對這個年齡組的要求。他的一些學生——特別是女孩——多年後回想一天的前兩個鐘頭時都伴著驚駭。其中一人,安娜·布倫納,回憶道:
在算術課上,我們學代數的要坐在第一排。一天,我朋友安娜·福爾克爾和我決定什麼也不回答。維特根斯坦問:「你們的答案?」對三乘六這個問題安娜說:「我不知道。」他問我一公里有多少米。我什麼也沒說,挨了一耳光。後來維特根斯坦說:「如果你不知道,我就到學校最小的班裡找一個知道的人來。」課後維特根斯坦帶我去辦公室,問:「你是不想[做算術],還是不會?」我說:「是的,我想做。」維特根斯坦對我說:「你是個好學生,但至於算術……或者你病了?你頭疼嗎?」然後我撒了謊:「是的!」「那麼,」維特根斯坦說,「請你,布倫納請你,請你原諒我行嗎?」他說這話時伸出手禱告。我立刻感到自己撒謊很丟臉。
正如這敘述表明的,維特根斯坦的方法和格洛克爾改革推薦的方法之間的一個尖銳差別是他使用體罰。另一個數學差的女孩記得,有一天維特根斯坦拽她的頭髮拽得很厲害,事後梳頭時頭髮掉了不少。在前學生的回憶中,有大量在他手上吃到「Ohrgeige」(耳光)和「Haareziehen」(拽頭髮)的故事。
這種暴行的消息傳到孩子父母耳朵裡,助長了一股反對他的情緒。並非村民不贊同體罰,也不是這種懲戒方法不常見——儘管格洛克爾建議不體罰。但村民認為,難以管教的男孩如果行為不端可以打他耳光,但不會代數的女孩不該受到同樣的對待。實際上他們不覺得女孩應當學會代數。
無論如何,村民(包括他的一些同事)傾向於討厭這個貴族氣的、古怪的生客,他的怪異行為有時好玩,有時嚇到他們。「古怪」軼事口耳相傳,結果他成了村裡的某種傳奇人物。例如,一個故事說,有次他找來兩個同事一起演奏莫扎特的一部三重奏——他自己吹單簧管,格奧爾格·貝爾格拉中提琴聲部,校長魯佩特·科爾納彈鋼琴聲部。貝爾格回憶:
一次又一次,我們不得不從頭開始,維特根斯坦完全不知疲倦。終於我們得到了一次休息!然後,校長魯佩特·科爾納和我無意中沒動腦子地脫譜奏起了某個舞曲曲調。維特根斯坦的反應很憤怒:「瞎攪和!瞎攪和!」他叫道。然後他理理東西走了。
另一個故事講的是他出席當地天主教會的一次教義問答會。他仔細地聽了牧師向孩子們提的問題——地區主教也在場——他突然清楚地說:「胡話!」
但最驚人的事——也是村民記得最牢的他的故事——是他在當地工廠修好蒸汽引擎的那回,他的做法看上去像是行了個神跡。這兒的講述人是維特根斯坦一個同事的妻子比切邁爾太太,她就在那家工廠工作。
引擎死機時我在辦公室,廠子不得不停產了。那時候我們全靠蒸汽。然後許多工程師來了,他們搞不定。回到家我告訴了丈夫廠裡的事,我丈夫又在學校辦公室說了這事,維特根斯坦老師對他說:「我能去看看嗎,你能讓他們允許我去看看嗎?」然後我丈夫對廠長說了,廠長說行,他可以直接去……然後他和我丈夫就來了,他徑直走進引擎房,到處走走,什麼也沒說,只是到處看看。他就說:「能找四個男人來嗎?」廠長說:行,就來了四個人,兩個鎖匠,兩個別的人。每個人都要拿個錘子,然後維特根斯坦給每個人分派一個序號和一個不同的位置。我記得,他們得依次敲打自己的那個點:1、4、3、2……
就這樣他們修好了機器的毛病。
因為這個「奇跡」,他們送維特根斯坦一點亞麻布作酬勞;他起初拒絕,後來代表學校的窮孩子接受了。
但村民對這一奇跡的感激未勝過漸漸增長的對他的「古怪」的猜疑;整個秋季學期他和他們的關係一直在惡化。這一學期,他姐姐赫爾米勒一直留心地、像母親似的注意著他新職業的進展。她得通過亨澤爾間接地做——維特根斯坦歡迎維也納朋友的來訪,卻給他的家人嚴格的指令,不得去看他或給他任何幫助。食物包裹被原封不動地退回,信件則不予回復。
亨澤爾做到了讓赫爾米勒放心:維特根斯坦的第一個學期雖有點壓力,但過得相當好。12月13日她寫信給他,帶著明顯的寬慰:
我真的很感激你友好的信。首先它令我放心,路德維希在特拉騰巴赫人和他們好奇的目光中間挺過來了;他那時候的信令人對他很有信心,加上他簡潔的寫法,這就雙重可靠了。其次我非常欣賞你談我弟弟的每句話,雖然實際上那跟我自己想的沒什麼不同。你說的當然是對的,雖然有一個聖人弟弟並不容易;英國有句話:「我情願是活的狗,也不願是死的哲學家」,我要在後面加上:我(常常)情願我弟弟是個快樂的人,也不願他是個不快樂的聖人。
諷刺的是,這封信之後僅僅幾星期的1921年1月2日,維特根斯坦寫信給伊格爾曼痛斥自己未選擇天上的事業:
我很遺憾聖誕節沒去看你。我忽然有一種相當可笑的想法——你想躲著我——理由是:我已在道德上死了一年以上!你可以由此自己判斷我過得好不好。也許我是今日根本不稀奇的案例中的一個:我有一個任務,卻沒去做,如今這失敗在毀壞我的生活。我本該用我的生活做點正面的事,本該成為天空中的一顆星。但我還是困在地面上,而現在我正漸漸消失。我的生活已真的變得沒意義,只包含微不足道的情節。我周圍的人沒有注意到這個,也不會理解;但我知道我有一種根本缺陷。就為我感到高興吧,若你不理解我這兒寫的話。
結果伊格爾曼不理解。他回信說,如果維特根斯坦感到自己有個未完成的任務要做,為什麼現在不去做呢——或至少在未來準備好的時候去做呢?而且,他談到一種根本缺陷,這肯定不對;如他們以前討論過的,沒人會如此迷失竟致處境不可挽回。但這次伊格爾曼的信敲錯了琴鍵。「我此刻不能在一封信裡分析自己的狀態,」維特根斯坦寫信給他,「我不認為——順便說一句——你完全理解了我的話……對我來說,近期你不適宜來看我。眼下我們很難知道如何與對方相處。」
至少暫時,亨澤爾取代了伊格爾曼,成了維特根斯坦希望理解自己內在生活的人。亨澤爾在其維特根斯坦回憶錄裡寫道:「當教師時,一天晚上他有種感覺:他被召喚了,但他拒絕了。」這也許解釋了維特根斯坦對伊格爾曼提到的任務;履行這一任務將把他帶到天空,但若忽略之,就要被判處仍困於地面。[118]
或更具體地說,困在特拉騰巴赫。1921年的春季和夏季學期,維特根斯坦起初對特拉騰巴赫的喜悅之情漸漸轉為厭惡——他以超常的要求教育農村孩子的努力遭到父母、孩子自己(覺得自己達不到維特根斯坦高要求的孩子)和同事愈來愈多的誤解和抵制。
3月份他收到羅素對他9月份寫的熱情的信的回復。「我驚訝你這麼喜歡當小學教師,」羅素寫道,「還有你和孩子們相處得這麼好。」
這是個誠實的工作,也許就是真正的誠實;今日的每個人都參與某種形式的欺騙,你卻得以避免。
羅素自己情緒不錯;他喜愛北京,公開跟多拉·布萊克「有罪地」生活在一起,由於這事不時引發的對(英國)傳統道德的冒犯,他頗感快活。「我喜歡中國和中國人」,他告訴維特根斯坦:
他們懶惰、脾氣好、愛笑,很像好孩子——他們待我非常親切友好——所有國家都攻擊他們,說一定不能讓他們按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他們被迫發展陸軍和海軍,挖煤,鑄鐵,但他們想做的是寫詩畫畫(很美的畫),還有弄奇怪的音樂,優雅但幾乎聽不見,用帶綠流蘇的多絃樂器演奏。布萊克小姐和我住在一間建在院子周圍的中國房子裡,寄給你一張我在研究室門口的照片。我的學生全是布爾什維克,因為那是風尚。他們吃驚地看到我本人不是那麼布爾什維克。他們的程度不夠學數理邏輯。我教給他們心理學、哲學、政治和愛因斯坦。我偶爾晚上帶他們聚會,他們在院子裡放爆竹。比起上課他們更喜歡這個。
維特根斯坦立刻告訴羅素,自己先前對特拉騰巴赫的著迷已讓位於對其居民的厭惡。「很遺憾你發覺自己的鄰居這樣討厭,」羅素回答,「我不認為任何地方的人性平均水平會高到哪裡去,我敢說無論在哪裡,你都會發覺你的鄰居可憎。」不,維特根斯坦堅持,「這兒的人比任何別的地方的人都沒用和不負責任得多。」羅素未被說服:
很遺憾你覺得特拉騰巴赫的人這樣難相處。但我不肯相信他們比其餘人類更糟:我的邏輯本能反對這想法。
「你是對的,」最後維特根斯坦讓步了,「特拉騰巴赫的人並不唯獨比其餘人類更糟。」
但特拉騰巴赫是奧地利的一個格外不重要的地方,戰爭以來,奧地利人沉淪到可悲的低處,令人沮喪地沒法說。就是這樣的。
羅素告訴過維特根斯坦,他把《邏輯哲學論》的手稿留給了英格蘭的一個朋友多蘿西·瑞因齊,她是「一個好數學家和一個數理邏輯學生」,他交代她試著將書付印。「我決心要出版你的手稿,」他肯定地說,「我不在時若沒做到,一回去我就著手處理。」
除了這個鼓舞人心的消息,1921年夏季學期期間維特根斯坦生活裡的一個亮點是他和一名學生的關係;這個男孩來自村裡一個最窮的人家,名叫卡爾·格魯貝爾。格魯貝爾是個有天賦的男孩,很適應維特根斯坦的方法。和維特根斯坦的許多學生一樣,他起初覺得代數很難。「我不能領會,」他日後回憶,「怎麼能用字母表的字母來計算。」不過,吃了維特根斯坦一記耳光後他開始發奮:「不久我是班上代數最好的。」夏季學期末,他該離開學校,去當地工廠幹活了。維特根斯坦決心盡一切努力繼續這男孩的教育。7月5日他寫信向亨澤爾說明格魯貝爾的情況,徵詢建議。他父母不能負擔他上寄宿學校的費用,那該怎麼辦呢?能為他在維也納的某個中學裡找到一個免費或便宜的座位嗎?「我的看法是,」他寫道,「若他不能進一步發展自己,將是一大憾事。」亨澤爾在回信裡建議考慮一下卡拉桑茨協會——維也納的一個接受貧困學生的機構。但這時維特根斯坦已決定自己教這男孩,即便他退學了;亨澤爾則要當他的臨時考官,測試他,看他是否滿足了進入維也納某家高級中學所需的標準。
暑假維特根斯坦和阿爾費德·索格倫去挪威旅行。這是1914年以來他首次去那兒,此行期間他終於見到了他不在時為他建造的房屋。他們帶著很少的錢出發,途中不得不在漢堡的一家救世軍宿舍過了一夜。如他在一封信裡對亨澤爾說明的,這是一次工作度假:「我在一個木匠工場那樣的地方從一大早干到傍晚,我和阿爾費德做板條箱。這樣我給自己賺了一堆錢。」儘管如此,他在辛苦工作裡尋求的報酬仍然是內心的平靜。「我覺得這次旅行很好」,他告訴亨澤爾。
回到特拉騰巴赫不久,維特根斯坦從羅素那兒得知自己的書終於要出版。羅素和多拉·布萊克8月份從中國回來了,布萊克已懷有六個月的身孕;回到英格蘭的頭兩個月裡,羅素奔忙安排,確保自己的孩子是合法的。在中國他曾破釜沉舟,寫信向三一學院辭去給他的講師職位(「因為,」他後來說,「我正公開有罪地生活」),並著手和妻子艾麗斯離婚。但一位可能的伯爵繼承人即將誕生時,他被迫走向體面。9月21日他從艾麗斯那兒拿到了離婚判決,6天後同多拉結婚;寶寶約翰·康拉德,即未來的羅素伯爵四世,出生於11月16日。
採取必要措施保證兒子可繼承自己的頭銜之後,羅素能夠把注意力轉到安排出版維特根斯坦的書上來了。通過朋友C.K.奧格登,他敲定了,這本書將列在一套單行本叢書裡用英語出版;這是「柯甘·保羅」[119]策劃的一套書,名為「心理學、哲學和科學方法國際叢書」,奧格登最近當上了這套書的編輯。他們還是把此書視作一個財務負擔,不過是個可以容忍的負擔。「他們做這事扔掉的錢不會少於50鎊,所以能讓他們接下這書我很滿意,」11月5日奧格登寫信給羅素,「當然,如果很快發行第二版,印刷費用猛降,他們會賺回成本。」
羅素還在中國的時候,他朋友多蘿西·瑞因齊已搞定了一家德語期刊,使他們接受了此書;這家期刊叫做《自然哲學年鑒》(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編輯是威廉·奧斯特瓦爾德;這件事獨立於上述羅素和出版商的協商。羅素知道維特根斯坦對自己導言的德語譯文的觀感,所以他把導言留給瑞因齊小姐時,是要她找英語出版商。然而,在遭到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拒絕後,瑞因齊小姐——她(無疑正確地)認為這麼做是唯一的成功機會——接觸了三家德語期刊的編輯。只有奧斯特瓦爾德給了她肯定的答覆,而且也只是因為有羅素的導言。「在別的情況下我都會拒收這篇文章」,2月21日奧斯特瓦爾德寫信給她:
但我對伯特蘭·羅素先生抱有極高的尊重,既因為他的研究,也因為他的為人,所以我很高興在我的自然哲學年鑒上發表維特根斯坦先生的文章:尤其歡迎伯特蘭·羅素先生的導言。
11月5日羅素已收到奧斯特瓦爾德的校樣,也得到了奧格登的承諾——書在「柯甘·保羅」的叢書裡出;他寫信告訴維特根斯坦這些事。他說奧斯特瓦爾德會出版他的導言:「我很遺憾,恐怕你不喜歡這樣,但從他的信裡你會看到,這沒法避免。」
羅素用一種可能嚇到了維特根斯坦的措辭說:「至於我,我現在和布萊克小姐結婚了,若干天後會有一個孩子降生。」
我們買下了這所房子[倫敦悉尼街31號],從劍橋把你的傢俱搬了過來,我們非常喜歡它們。孩子可能會出生在你的床上。
他催促維特根斯坦來英格蘭,他提出,作為對傢俱的再次補償,由他來支付路費:「你的東西比我付的更值錢,隨便什麼時候你想要,我會付你更多。我買它們的時候不知道我得到的值這麼多。」在後來的一封信裡,他算出自己還欠維特根斯坦200鎊:「我不認為,喬利低估了你的物品的價值我就有理由坑你。」
11月28日維特根斯坦回信:「我必須承認,看到我的東西就要付印我感到高興」,「即便奧斯特瓦爾德是個純混子」。
只要他不加篡改!你會讀校樣嗎?若是,請看好他,照我寫的一字不差地印刷。他完全有可能為了適應自己的口味而改動這作品——例如,混進他的愚蠢拼寫。我最高興的是全部東西都在英格蘭出版。
羅素顯然沒什麼時間細讀校樣;無論如何,在他收到校樣之前書已經開印了。因此校樣未加校正。奧斯特瓦爾德倒完全談不上為適應自己的口味而改動作品——顯然他對自己正出版的作品的意義毫無興趣也毫不關心——他就按打字稿一字不差地印刷了。於是人們發現,例如——在許多較普通的誤印之外——本該是羅素邏輯的符號的地方,現在是打字機上的符號:「!」代表謝費爾豎線[120];「/」代表否定符號(偶爾也代表謝費爾豎線);大寫字母C代表實質蘊涵。
在出版的每一個階段奧斯特瓦爾德都沒咨詢過維特根斯坦,也沒寄給他任何印本。羅素告訴他書終於印出來了時,他不得不寫信請亨澤爾到維也納書店搜覓一本《自然哲學年鑒》。亨澤爾沒找到;要等到第二年4月奧格登寄來一本時,維特根斯坦才終於看到自己的作品是如何印刷的。他嚇呆了。他告訴伊格爾曼自己視之為一個「盜版」;直到1922年英語本發行後他才認為自己的作品真正出版了。
12月6日羅素再次寫信給奧格登,把維特根斯坦11月28日的信轉寄給他,於是出版英語本的工程啟動了:
附上的維特根斯坦的信給出了進行此事所需的所有授權,這樣,你就可以告訴出版商沒問題了……W.理智地處理了整件事情,我大鬆了口氣。
1921年—1922年的冬季月份,照著奧斯特瓦爾德版的一個抽印本,弗蘭克·拉姆塞把此書譯成了英語;當時拉姆塞18歲,是國王學院的本科生、奧格登的朋友,人們已認為他是大有前途的數學家。
3月末維特根斯坦收到了拉姆塞的譯文和一張疑問表,疑問表裡就奧格登和拉姆塞兩人都不解的幾處地方詢問他的意見。在某些地方,他們的疑惑是奧斯特瓦爾德德文本草率的印刷造成的;其他地方則是由於他們沒有很好地理解維特根斯坦想說的意思。因為尚未看到奧斯特瓦爾德的本子,維特根斯坦不可能弄得清哪個是哪個。事實上,他現在疑心奧斯特瓦爾德根本沒印出——或不會印出——自己的書。
因此校正譯文的任務漫長而困難,但到4月23日,維特根斯坦已弄完了一份詳細的評注和意見表,並寄給了奧格登。大體上,他的意見的出發點是想把英語盡量弄得自然,令拉姆塞譯文的直譯風格鬆弛下來。他被迫要做的不只是定義具體的德語詞和詞組;還不得不解釋他想用它們說什麼意思,然後找一種抓到相同意思和語氣的英語表達。這樣,在某種程度上英語版不僅是德語版的翻譯,還是維特根斯坦思想的一次重新闡述。
奧格登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談的是標題。奧斯特瓦爾德出版時用的是維特根斯坦的德語標題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若逐字翻譯,結果是相當彆扭的「Logico-Philosophical Treatise」[121]。羅素提出「Philosophical Logic」[122]待選,摩爾——有意倣傚斯賓諾莎的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123]——提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24]」,覺得這譯法「明顯而且理想」。當然這標題不會令公眾覺得容易進入此書,奧格登對此有點擔憂。「若說什麼標題更好賣,」他告訴羅素,「Philosophical Logic更好,只要它給人的印象符合書的內容。」
這事是維特根斯坦敲定的。「我認為拉丁語標題比現在的標題更好」,他告訴奧格登:
雖然「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還不理想,但有點接近正確的意思了,而「Philosophic logic」是錯的。事實上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沒有Philosophic logic這種東西。(除非你說,既然整本書是無意義的,標題也一樣可以是無意義的。)
奧格登仔細考慮了維特根斯坦給出的意見和評注(他和維特根斯坦的通信體現出他是作者能期望的最細緻和寬厚的編輯),據此修訂了文本。5月份英語版的工作差不多完成了。
仍有個問題。維特根斯坦準備打印稿時寫了一系列增補論述,除了一處例外,這些論述未收進最終文本。維特根斯坦為增補論述編了號,例外的是第72條,維特根斯坦想讓它當命題4.0141;它是對前一條論述的細化,談的是兩種關係的比較:語言和世界之間的描繪關係,以及音樂主題、留聲機唱片和樂譜之間的關係。但是,奧斯特瓦爾德版的命題4.0141讀上去相當古怪:「(Siehe Erganzung Nr.72)[125]」。顯然,他要麼弄丟了增補表,要麼從未拿到;而且他大概覺得這一句不比書中的其他命題更不可解。於是就要留待奧格登質詢拉姆塞的譯文了:「(見增補第72條)」。「這是什麼?」奧格登問,「大概有什麼錯誤吧。」
維特根斯坦在回信裡解釋了增補的事,並把自己打算放進書裡的那一條的譯文給了奧格登。奧格登由此想到了一種頗具誘惑的可能性:也許還有更多的增補來闡釋和擴充這本畢竟相當困難——和簡短——的書。
維特根斯坦拒絕再寄。「想都別想印出它們,」他告訴奧格登,「增補恰恰是絕不可印出的東西。此外它們真的完全不包含任何闡釋,它們比我的其餘命題更加不清晰。」
至於這書的簡短,我對此極為遺憾;但我能做什麼?如果你像擠檸檬一樣擠我,你不會從我這兒得到任何別的東西。讓你印出增補不會有任何助益。這就像是你去找工匠訂一張桌子,他把桌子做得太短了,現在要拿刨花和鋸屑和其他垃圾跟桌子一起賣給你,以補償桌子之短。(與其印出增補使書更肥厚,不如留一打白紙給讀者,他買了書卻讀不懂時,就有地方咒罵了。)
6月份書準備付印了,奧格登寄給維特根斯坦一份要他簽署的聲明,把這本書的所有出版權授予「柯甘·保羅」,「作為對此的酬謝:他們以『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標題將其列入『心理學和哲學國際叢書』,用德語和英語出版」。按這份合同的條款,他們不為這書的版權付給維特根斯坦一分錢,維特根斯坦也無權得到銷售版稅。1933年他們打算重印時,維特根斯坦試圖勸說「柯甘·保羅」付給自己版稅,但他們未予回應,因此他把自己以後的作品給了其他出版商。但這時候,他更關心的不是報酬,而是確保大衛的母親埃倫·品生特拿到一個贈本。出版的最後階段他在寫給奧格登的每一封信裡都請對方留心品生特夫人,保證她拿到一本。
7月份校樣好了,維特根斯坦作了適當修訂,8月的第一個星期寄了回去。看來,出版商想印出維特根斯坦的一點生平細節,寫這書時的罕見環境,他們提到卡西諾修道院的戰俘營,諸如此類。維特根斯坦對此的回應帶著尖利的輕蔑,「至於你提到的意大利修道院等事,」8月4日他寫信給奧格登,「你高興怎樣就怎樣。」
……只是我一輩子也看不出這有什麼意思。為什麼一般評論者要知道我的年齡?這就像是說:你不能從一個年輕小伙子那裡期待更多,尤其他寫書時身處奧地利前線想必有的那種噪音中間?如果我知道一般評論者相信占星術,我將建議把我的出生日期和時間印在書封面上,以便他畫出我的天宮圖。(1889年4月26日下午6點。)
書出版時維特根斯坦已離開了特拉騰巴赫。早在10月23日,他就暗示羅素這是他在那兒的最後一年,「因為我在這兒連跟其他教師都處不好」;自那以來,他在特拉騰巴赫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難。他決心,至少要拓寬較有能力的學生的眼界;他給卡爾·格魯貝爾開的小班規模增加了,收進了新班級裡的某些較好的學生。包括恩默裡希·科德霍爾德和奧斯卡·福克斯。三人的父母都抵制他。他想帶福克斯到維也納看場戲劇時,遭到了拒絕,福克斯的母親不希望把她的男孩交給「那個瘋狂的傢伙」。他向科德霍爾德的父親提出,科德霍爾德有能力上維也納的語法學校也應該去上,得到的回答是想都不要想;他們需要這男孩幫忙照料農田。但他最大的失望是最有天賦的學生卡爾·格魯貝爾。每天放學後,從4點到7點半,維特根斯坦帶領格魯貝爾進行高強度的學習,主要學拉丁語、數學、地理和歷史。亨澤爾不時過來測試格魯貝爾的長進,特別測試拉丁語——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最沒資格教的一門課。他們的計劃是支持格魯貝爾在維也納讀完語法學校。上學時格魯貝爾將和赫爾米勒住,但這裡有一個困難:「我會覺得那是種羞辱」,格魯貝爾日後解釋道:
我不想乞求施捨,否則我會覺得自己在接受救濟。我去那兒時將是個「窮孩子」,將不得不為每一片麵包說謝謝您。
也許因為這個,或者,也許僅僅因為疲憊不堪——在當地工廠幹活的同時還每天努力學習三個半小時,得到的卻只是家人的阻攔——格魯貝爾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不想繼續上課。1921年2月16日維特根斯坦寫信給亨澤爾:「今天格魯貝爾到我這兒拿點書回去,我和他談了。結果他沒有熱情繼續他的學習……當然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處,即,他不知道自己正邁出的這一步是多麼糟。但他要怎麼才知道。可憐!可憐!」
「我希望你不用在小學教學上幹得這樣辛苦,」2月7日羅素寫信給他,「那一定很乏味。」維特根斯坦回信說,自己近來確實感覺很沮喪,但不是因為覺得自己討厭小學教學:「相反!」
但這片國土上的人如此全然徹底地不可救藥,在這兒當教師是艱難的。在這地方,沒有一個我可與之交流一個有意義的詞的靈魂。上帝知道我怎樣才能更長地經受這個!
羅素曾寫過自己如何「喜歡中國勝過歐洲甚多」:「人們更文明——我一直希望回到那兒」。是的,維特根斯坦回復,「我很可以相信你覺得中國比英格蘭更舒適,雖然英格蘭無疑比這裡好一千倍。」
在他和奧格登的通信裡也有一點跡象:為了至少能跟幾個聊得來的人在一起,他已經開始期待到英格蘭去。他的信裡頻繁地問起劍橋的老朋友,請奧格登轉達他的問候——特別是對約翰遜和凱恩斯。
整個夏季學期,他都帶著很大的期待和樂趣盼望著計議中的和羅素的見面;羅素打算來歐洲大陸,跟兄弟和妻子住在他們在瑞士的家裡。最初的計劃是維特根斯坦到那兒加入羅素一家,但又改成在因斯布魯克見面過一夜。安排此事的通信,語氣是溫暖友善的,絲毫未顯出即將曝露的兩人的分歧。他們交換對歐洲的險惡形勢的看法,說多麼盼望見到對方,維特根斯坦熱情地問起羅素的妻子和寶寶(「小男孩很可愛,」羅素回答,「起初他看上去和康德一模一樣,但現在看著更像個寶寶了。」)
然而,結果兩人對這次見面都大為失望,事實上這是他倆最後一次作為朋友相見。據多拉·羅素說,是「那時的環境」造就了這次「麻煩的見面」。那時奧地利的通貨膨脹達到了頂點,還有:「整個地方滿是盜屍鬼和禿鷲,得益於廉價貨幣的旅遊者享受著奧地利人買單的大好時光」。
我們全都晃在街上想找到入住的房間;由於他國家的狀態,還有他無法施予好客之禮,維特根斯坦痛感驕傲被刺傷了。
最後他們要了個單間,羅素一家睡床,維特根斯坦睡在沙發上。「但旅館有一個坐著挺舒服的陽台,伯蒂談怎麼把維特根斯坦弄到英格蘭。」她極力否認他倆這回吵架了:「維特根斯坦永遠不容易相處,但我覺得分歧肯定都是關於他們的哲學思想。」
不過羅素本人記得分歧是宗教上的。他說,維特根斯坦「為了我不是基督教徒而非常難受」,而且那時維特根斯坦「處於他神秘熱情的頂點」。他「極熱誠地要我相信,善比聰明更好」,但卻(羅素似乎在這兒看出一個有趣的悖論)「懼怕黃蜂,而且,因為蟲子他不能在我們找到的因斯布魯克寓所再過一夜」。
後來的日子裡羅素留給人的印象是,他倆在因斯布魯克見面過後,維特根斯坦認為他太過邪惡,不可與之來往,於是斷絕了一切聯繫。羅素喜歡人們認為他是邪惡的,這也無疑是這次會面在他記憶裡留下的最鮮活一面。維特根斯坦確實不贊成他的性觀念,在因斯布魯克見面之前曾建議羅素讀讀萊辛的《神學文選》(羅素沒有聽從這建議),試圖把羅素往宗教默想的方向領。但在因斯布魯克的見面之後維特根斯坦並未故意不和羅素有任何聯繫;見面後的幾個月裡他至少寫了兩封信給羅素,兩封信的開頭都是:「我很長時間沒聽到你的消息了。」
那麼,這就暗示了,斷絕通訊的是羅素。也許真相是,他覺得維特根斯坦的宗教熱誠太煩人,受不了。因為,如果維特根斯坦處於「他神秘熱情的頂點」是真實的,那麼同樣真實的是,羅素正處於他的無神論者的刻薄的頂點。奧特琳激起的「宗教本質」和「神秘主義和邏輯」式的超驗主義已離他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對基督教的猛烈反對,而他——以他現在的著名公共演說家和流行作家的身份——從不錯過一次表達這種反對立場的機會。
還有一個相關的、也許更深的差別(伊格爾曼甚為注重這種差別):想改善世界和只求改善自己之間的差別。又一次,不僅維特根斯坦變得更內省和更個人主義了,羅素也變得更非如此了。戰爭把他變成了社會主義者,令他相信急需改變統治世界的方式;相比於把世界建成一個更安全所在的公共關切,他把個人道德的問題列為次要的。伊格爾曼說過一個故事,說明這一差別在其最赤裸裸的形式裡是怎樣的;故事說的肯定是因斯布魯克的那次見面:
當20世紀20年代羅素想建立或加入一個「世界和平自由組織」或類似的組織時,維特根斯坦嚴厲地斥責他,結果羅素對他說:「唔,我猜想你寧可建立一個世界戰爭奴役組織」。對此,維特根斯坦激烈地表示同意:「是的,寧可那樣,寧可那樣!」
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很有可能是羅素認為維特根斯坦太邪惡,不可與之交往。因為,對於他的餘生作為奠基其上的倫理觀點,不會有比這更徹底的批判了。
無論如何,羅素沒有再嘗試聯繫維特根斯坦,也沒有再嘗試勸說他來英格蘭。若維特根斯坦想擺脫奧地利農民的「可憎和低等」,那不會是通過他過去在劍橋的老師。
維特根斯坦在特拉騰巴赫當小學教師的那段日子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對這一差事的投入。他的高期望和他強制學生的嚴厲方式為難和驚嚇了每個人,除了少數學生;他激起了父母們的敵意,甚至未能和自己的同事處好。而且,正如羅素迫使他承認的,特拉騰巴赫的人並無獨特的邪惡之處——在別的地方他遇到的反應很可能是一樣的。
有一些跡象表明,如果能找到某種更好的事做,他本會徹底放棄學校教學。他既跟羅素談到回英格蘭的事,也跟伊格爾曼討論「逃去俄國」的可能性。在這兩個地方他會做什麼,他不知道。一定不是哲學——他在自己的書裡說了他對那個要說的一切。
結果,1922年9月他進了一所和特拉騰巴赫同屬一個地區的新學校,這次是一所中學,位於一個名為哈斯巴赫的村子裡。他這樣做時不抱什麼大希望。在那兒開始工作前他對伊格爾曼說,自己已經「對那兒的新環境(教師、教區牧師等等)有了很不如意的印象」。他說,這些人「根本不是人類,而是可惡的蟲豸」。也許他曾想過中學教師較容易相處,但事實上發現自己根本受不了他們對「專門學問」的自詡,不久就希望回到某所小學。他呆了一個月不到。
11月他進了普希貝格的一所小學;這是席尼山區裡的一個舒適的村子,現在是熱門的滑雪勝地。又一次,他發覺很難從四周的人身上辨出一點點人性;他告訴羅素,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而是四分之一的動物和四分之三的人。
到普希貝格不久,他終於收到了印好了的《邏輯哲學論》。11月15日他寫信給奧格登:「它們看上去很棒。我希望其內容有其外表一半好。」他想知道約翰遜——約翰遜論邏輯的三卷本作品中的前兩卷最近也出版了——會不會買它:「我願意知道他對之的想法。如果你見到他,請轉達我的愛。」
自然,在普希貝格沒有他能與之討論哲學的人,但他至少找到了能與之分享他的音樂熱情的人:魯道爾夫·科德爾,一個在學校教鋼琴的很有才能的鋼琴家。聽到科德爾彈奏「月光」奏鳴曲,維特根斯坦走進音樂室介紹了自己。自那以後他倆幾乎每天下午都見面,一起演奏單簧管和鋼琴二重奏——勃拉姆斯和拉博的單簧管奏鳴曲,以及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單簧管五重奏的改編曲。
後來,當地的煤礦工人、村唱詩班成員海因裡希·波斯特爾加入了他們的音樂會。波斯特爾成了維特根斯坦的好朋友,也算得上是受他照顧;後來維特根斯坦家雇波斯特爾當門房和看管人。維特根斯坦送給他幾本自己鍾愛的書——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概要》和赫伯爾的《百寶箱》——並試圖用自己的道德教訓打動他。一次波斯特爾講到自己希望改善世界,維特根斯坦回答:「改善你自己,那是你為改善世界能做的唯一的事。」
科德爾和波斯特爾之外,在普希貝格的職工和村民裡維特根斯坦幾乎沒交什麼朋友。和在特拉騰巴赫時一樣,他的教學既把幾個學生引向了他們原本到不了的高度,也因為令他們家裡的活計受損而引起了父母的對抗。
維特根斯坦艱難地教著小學生的同時,在學術圈子裡《邏輯哲學論》正引起許多目光的關注。1922年數學家漢斯·哈恩在維也納大學開了個討論班討論這本書,稍後這本書也引起了莫裡茨·石裡克領頭的一群哲學家的注意——這群人將演變成著名的邏輯實證主義維也納小組。在劍橋,《邏輯哲學論》也成了一群人數不多但有影響力的教師和學生的討論焦點。劍橋對此書的第一次公開討論大概是:1923年1月,理查德·佈雷斯韋特在道德科學俱樂部作了題為「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裡闡述的邏輯」的演講。
暫時,劍橋唯一與維特根斯坦有聯繫的仍是奧格登;3月份他把自己新出版的書寄給維特根斯坦,書名是《意義的意義》,是他和詩人、文學批評家I.A.理查茲合寫的。奧格登認為這書是對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裡處理的意義問題的一種因果式解決。維特根斯坦認為它並不相干。「我認為我應該坦白地對你說,」他寫道,「我相信你沒有抓到問題——例如——我在我書裡處理的問題(無論我有沒有給出正確的解決)。」在4月7日寫給羅素的信裡他進一步說:
前不久我收到了《意義的意義》。這書一定也寄給你了。它不是一本糟透了的書嗎?!哲學不是那樣簡單的!由此看出寫一本厚書是多麼容易。最糟的是小D.F.B.A.波斯蓋特(Postgate Litt.D.F.B.A.…)教授寫的導言。我沒怎麼讀到過這麼傻的東西。
這是他倆在因斯布魯克的不愉快會面以來維特根斯坦寫給羅素的第二封信,他急切地等待回信。「有時間寫信給我,」他懇求,「你一切還好嗎,你的孩子如何了,他是否已在順利地學習邏輯了?」
羅素像是沒有回信。維特根斯坦對奧格登作品的斷然駁斥可能惹到了他,他自己在那本書裡沒看出什麼可批評的。在許多方面那只是重述了他自己在《心的分析》裡說過的話。不久後維特根斯坦吃驚地在《國家》(the Nation)上讀到一篇羅素對此書的正面書評,羅素說它「毫無疑問地重要」。他從弗蘭克·拉姆塞那兒得知,羅素「並不真的認為《意義的意義》是重要的,想通過推進其銷路來幫助奧格登」——這種解釋肯定加深了維特根斯坦的不滿,而且印證了他愈來愈牢固的看法:羅素不再嚴肅。20世紀30年代,曾有一兩次維特根斯坦想引起羅素對自己那時做的哲學工作的興趣(並不成功),但再也沒有如朋友般熱情地對待羅素。
維特根斯坦愈來愈孤立了(「我很慚愧的是,」他寫信給伊格爾曼,「我必須坦然承認,我能與之交談的人在不斷減少。」),這樣的他需要朋友。通過奧格登,凱恩斯把「歐洲的重建」寄給維特根斯坦——此文以《曼徹斯特衛報》增刊的形式發表——他試圖直接寫信向凱恩斯表示感謝。「我更願意私下得到你的消息,」他告訴凱恩斯,「談談你過得如何,等等。」
或者,你太忙了沒空寫信?我想你不見得那樣。你見得到約翰遜嗎?若你見到他,請轉達我的愛。我也很願意聽他說話(不是談我的書,而是談他自己)。
所以有時間就寫信給我,如果你願屈尊那樣做。
過了一年多凱恩斯才回信。「凱恩斯寫信給我了嗎?」1921年3月27日維特根斯坦問奧格登,「如果有,請告訴他信沒寄到。」他甚至再次把自己的普希貝格地址給了奧格登——儘管先前已給過兩次——以防凱恩斯的信寄錯了地方。
能夠把維特根斯坦勸回英格蘭(最終也做到了)的是凱恩斯。同時,維繫著維特根斯坦和劍橋之間的聯絡的是凱恩斯的一個朋友,一個「使徒」成員和國王學院中人:弗蘭克·拉姆塞。
《邏輯哲學論》出版的頭一年,拉姆塞無疑是研究它的劍橋人中感覺最敏銳的。他仍是一個本科生(1923年還只有19歲),但受命為哲學刊物《心智》寫一篇維特根斯坦著作的書評。直到今天這篇書評仍是對此書的最可靠講解之一,也是最透徹的批評之一。書評的開頭帶有羅素的氣息:
這是一本最重要的書,包含範圍廣泛的題目上的原創思想,形成了一個連貫的系統;無論這系統是否如作者聲稱的那樣對於解決所處理的問題是必須的,它都格外重要,值得所有哲學家予以注意。
但拉姆塞接著對羅素「導言」包含的一些誤解提出了異議——例如,羅素錯誤地認為,維特根斯坦談的是一種「邏輯上完美的語言」的可能性——並就書的主線給出了一個更完整和更可靠的講解。
維特根斯坦從奧格登那兒聽說拉姆塞打算1923年暑假去維也納,於是寫信給拉姆塞本人,邀請他來普希貝格。拉姆塞懷著謝意接受了,並於9月17日抵達;他不太知道此行會怎樣。他呆了約兩星期,維特根斯坦每天花5個小時——從下午2點教完書到晚上7點——和拉姆塞一起一行行地細讀《邏輯哲學論》。「這極富啟發,」拉姆塞寫信給奧格登,「他像是享受這事,我們一小時前進約一頁。」
他很有興趣,雖然他說他的心智已不再靈巧,再也不能寫另一本書。他從8點到12點或1點在村學校教書。他非常窮,似乎過著沉悶的日子,在這兒只有一個朋友,他的多數同事認為他有點瘋。
如此細緻地細讀此書時,維特根斯坦對原文作了一點糾正和改變,它們體現在後來的版本裡。維特根斯坦和拉姆塞都覺得這是重要的:拉姆塞要在每一個細節上徹底理解此書。維特根斯坦唯恐拉姆塞回英格蘭後把什麼都忘了——就像1914年摩爾去挪威時似乎發生的那樣。「那很可怕,」拉姆塞寫信給他母親,「當他說『那個清楚了嗎』,我說『沒有』,他說『該死,重來一次很恐怖』。」
拉姆塞打算把維特根斯坦的著述當作一種關於更高等數學的理論的基礎。他倆搞完全書時他寫道,「我要從他那兒搾出更多的想法,用於我將來進一步發展此書的努力」:
他說他自己什麼也不會再做,不是因為他煩了,而是因為他的心智不再靈巧了。他說沒人能在哲學上做多過5年或10年的工作。(他的書花了7年。)而他肯定羅素再也做不出任何更重要的東西。
維特根斯坦似乎支持拉姆塞的計劃,至少贊同要有某種東西佔據羅素《數學原理》的位置。他留給拉姆塞的印象是,他覺得羅素正籌劃《數學原理》新版本的事「有一點討厭」:「因為他認為自己已經向羅[126]表明了,那麼做是錯的,一個新版本是沒用的。必須得徹底重起爐灶。」
拉姆塞有點擔心維特根斯坦此時的生活條件:
他非常窮,起碼他過得很節約。他有一個石灰粉刷的小房間,裡面有一張床,臉盆架,小桌子和一張硬椅子,也就放得下這些東西了。我昨晚和他一起吃晚餐,那是相當難吃的粗麵包、黃油和可可。
不過維特根斯坦的年輕外表和強健活力打動了他。「解釋自己的哲學時他很興奮,作出有力的手勢,但又迷人地一笑,從而減緩了緊張氣氛。」他傾向於認為維特根斯坦「誇大了自己的言辭之神啟[127]」,但他毫不懷疑維特根斯坦的天才:
他極棒。我過去認為摩爾是個極棒的人,但跟W比比!
在維特根斯坦這方面,和拉姆塞的討論給他的常規日程帶來的是一種刺激和愉快——雖說很累人——的變化,也是一種同劍橋的可喜聯繫。他告訴拉姆塞自己有可能在學年末離開普希貝格,但還沒想好之後做什麼——也許找個園藝工的活兒,也許到英格蘭找工作。他請拉姆塞查一查,戰前他和羅素一起度過的6學期能否使他有資格拿到學士學位:也許《邏輯哲學論》可以當學士論文。
米迦勒節學期快到了,因此拉姆塞回了劍橋;他和維特根斯坦開始熱情友好地通信。在最初的一封信里拉姆塞解釋說(他從凱恩斯那兒得知),劍橋學位資格的管理規定已經變了。在那兒住6學期並遞交一篇論文不再可能獲得學士學位。如果維特根斯坦想要學位,就得回劍橋至少再呆一年,然後遞交一篇論文。這樣他有希望獲得博士學位。
凱恩斯想通過拉姆塞給維特根斯坦50鎊的路費,以此誘使他來英格蘭。凱恩斯起初想匿名地給這筆錢,但維特根斯坦直接問拉姆塞時,拉姆塞不得不承認:「50鎊是凱恩斯的」:
他要我別立刻說出來,因為他擔心,相比於一個不知名的來源,你或許較不願意拿他的錢,因為他從未寫信給你。我不理解為什麼他沒寫信,他也沒能解釋,他說自己一定對之有某種「糾結」。他談起你時帶著溫暖的感情,非常想再次見到你。
拉姆塞甚至寫信對維特根斯坦的外甥托馬斯·斯通巴羅(他是在劍橋結識托馬斯的)證明同一件事:「凱恩斯非常想再次見到L.W.,他沒能回信似乎是個相反的證據,但與之相比,他給的50鎊是更好的證據。他談到L.W.時很有感情。」
這事標誌著一場勸說維特根斯坦的持久戰打響了:先是勸他去英格蘭過一個暑假,然後是勸他放棄教書,到劍橋繼續做哲學工作。拉姆塞盡力消除維特根斯坦對重回離開很久的劍橋社會的恐懼——不在時他大大改變了,而且他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遠離一切社會。12月20日拉姆塞寫信說自己完全能理解這恐懼,「但你絕不可給它任何份量」:
我能在劍橋找到寓所,你無須見更多的人,除了你喜歡或覺得能見的人。我能明白跟人一起住很困難,因為你不可避免地要常常和他們在一起,但如果你獨居,你可以逐漸地融入社會。
我不希望你把我這話理解為我認可你的這種恐懼——你會招人厭煩或討厭——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極想見到你;但我只想說,如果你有這種恐懼,那你完全可以不跟任何人一起住而先單獨過。
拉姆塞後來明白這一路的進擊是無用的——維特根斯坦最不想要的就是在英格蘭單獨生活。但無論如何,1924年2月他放棄了勸維特根斯坦到英格蘭過夏天的努力,而是說了自己前往維也納的計劃。
拉姆塞希望自己接受精神分析,這種興趣已有了一段時間。最初是因為他對一個已婚女人的「不快樂的激情」引發的情感騷亂。1924年的四旬齋學期,在經受了消沉之苦後他又有了這個想法。因為這個,再加上想在按計劃跨進自己的學院生涯前暫別劍橋,最終他決定到維也納住6個月。他選擇維也納,不是只取決於接受精神分析的願望,也受到這事的影響:在那兒能定期見到維特根斯坦,討論自己的工作。
與自己的工作相關,拉姆塞近來在見羅素,幫助羅素寫新版的《數學原理》。羅素把自己想加到新版裡的修訂的手稿交給拉姆塞,請其作評。拉姆塞的批評並未記錄下來。新的導言只是說,「作者們」(指羅素和懷特海,但事實上為修改負責的是羅素一個人)「很大地受惠」於拉姆塞。
然而,對著維特根斯坦,拉姆塞嚴厲批評了那項工作:
你說那毫不重要是完全正確的;它真正做到的不過是,不使用還原公理[128]而聰明地證明數學歸納法。沒有根本上的改變,跟以前是一回事。我感到他太老了:看上去他對每件單獨的事都理解,並說「是的」,但卻對之沒留下印象,3分鐘後又談起他的老路子了。你的所有工作到現在他似乎只接受這個:在該出現名詞的地方放一個形容詞是無意義的,這一點對他的類型論有益。
事實上似乎沒人喜歡新版本。維特根斯坦和拉姆塞認為它對維特根斯坦的批評注意得太少;懷特海認為它太維特根斯坦化了,發表了一篇文章對羅素加進的新想法提出了異議。
3月份拉姆塞去了維也納。他和托馬斯·斯通巴羅同行,路上托馬斯向他介紹了維特根斯坦家的主要情況——維特根斯坦的三個哥哥自殺了,還剩三個姐姐和第四個哥哥,都住在維也納。遇到托馬斯·斯通巴羅後,拉姆塞一定明白了,自己的維特根斯坦「非常窮」的判斷要作些許修正。在巴黎,托馬斯把父親傑羅姆·斯通巴羅引薦給他;他告訴母親,傑羅姆「就是一個富足的美國人的模樣」。
在維也納拉姆塞結識了當時住在捨伯恩宮的瑪格麗特,這時他親眼見到了維特根斯坦家族財富的規模:「她必定是個巨富。」他受邀於下星期六到府邸參加晚餐聚會:「就我能瞭解的,出席聚會的有維特根斯坦家的人,大部分是女性;有教授們、兒子湯米[129]的朋友,多數是男性。這樣男性佔大多數。」演奏音樂的是一組職業的絃樂四重奏,他們先演奏海頓,然後是貝多芬。拉姆塞更喜歡對海頓的演奏,但得知這就讓自己暴露了——「我倒不在乎,因為遲早我都免不了露餡」。晚餐後他和保爾·維特根斯坦交談——「一個哥哥,是著名的鋼琴家,在戰爭裡失去了一條手臂,現在用一隻手演奏。萊昂內爾曾聽過他的演奏,但不知道他和路德維希有關係」——保爾和赫爾米勒又邀請他外出吃午飯。
見到這一家後,拉姆塞更好地理解到維特根斯坦的境遇實屬自找。拉姆塞寫信向凱恩斯說明,「努力讓他過更舒適的生活,或讓他停止對自己精力和大腦的荒謬浪費」可能沒用:
我現在看清了這一點,只是因為我結識了他的一個姐姐,見到了他的其餘家人。他們非常富有,極其渴望給他錢,或以任何方式為他做任何事,而他推掉了他們的一切親近;甚至聖誕禮物或他生病時送去的病號餐都送回。而他這麼做不是因為他們不和睦,而是因為他不願得到任何不是自己掙的錢,除非是為了某些非常特定的目的,比如再去見你。我認為他教書是要掙錢,只有找到了其他更好的掙錢辦法,他才會停止教書。而那得是真的掙錢,他不願接受任何有一點點像是混事的工作。這甚是可惜。
他甚至提出一種心理學解釋的根據:「這似乎是一種極為嚴格的撫養的結果。他的三個哥哥自殺了——他們的父親造就了辛勤工作的他們:曾有一時8個孩子有26個私人教師;而他們的母親對他們沒什麼興趣。」
在維也納的第一週末尾,拉姆塞前往普希貝格同維特根斯坦過了一天。他的心思主要在自己的精神分析上,沒打算跟維特根斯坦討論自己的數學基礎工作。不過他像是試著討論了一下,但發現維特根斯坦的反應令人失望。「我覺得維特根斯坦累了,」他寫信給母親,「雖然沒生病;但跟他談工作真的沒用,他聽不進去。如果你提出一個問題,他不會聽你的回答,而是去想一個他自己的問題。而那對他是很艱難的事,像是把過重的東西推上山。」
普希貝格之行後,拉姆塞寫信向凱恩斯強調把維特根斯坦弄出那個惡劣環境——如今他自己體驗過了——的重要性:
……如果他能擺脫他的環境,而且不那麼累,再加上我對他的激勵,他也許能再做一點非常好的工作;他若看出這一點,大概早就去英格蘭了。但我認為,只要他還在這兒教書,他就什麼也做不了,他的思考明顯極費力,彷彿他已消耗殆盡。等他放暑假時,如果我在這兒,我會試著激勵他。
看上去,維特根斯坦相信自己無法充分地用英語講清情況,而若用德語寫信凱恩斯又看不懂,於是請拉姆塞寫信向凱恩斯說明自己對於去英格蘭的態度。拉姆塞解釋說,維特根斯坦對去英格蘭重見老熟人抱有嚴重的疑慮。他覺得自己再也不能跟羅素說話,而且跟摩爾的反目尚未和解;只剩下凱恩斯和哈代了。他非常想再去瞭解凱恩斯,但要能重續他們過去的親密才行;他不想這樣:到英格蘭去,只是偶爾見見凱恩斯,只維持一種表面的相識。他覺得,戰爭以來自己改變了太多,除非花很多時間和凱恩斯在一起,否則凱恩斯永遠不會理解他。
因此,如果凱恩斯準備請他到鄉下家裡做客,並願意花很多時間再次瞭解他,他才願意去英格蘭。
拉姆塞的解釋結束於一句告誡:
不得不說,我認為那會讓你很難應付和筋疲力盡。雖然我很喜歡他,但我懷疑自己樂於跟他在一起的時間不超過一天或兩天,除非我對他的工作有極大的興趣,他的工作是我們談話的主體。
他又補充,不過,「如果你要他去看你,我將很高興,那很可能把他帶出這種死板。」
凱恩斯暫時沒有答覆這個提議:由他邀請維特根斯坦去鄉間一起過夏天;他大概覺得這事的要求太費事了。不過,他最終——於3月29日、明顯在讀到拉姆塞的信之前——回復了維特根斯坦上一年的信。他解釋說,長久的耽擱是因為自己想在寫信之前理解《邏輯哲學論》:「可如今我的心思遠不在基礎問題上面,我不可能弄清這種事情」:
我還是不知道該對你的書說什麼,除了感到它肯定是一項格外重要和天才的工作。自寫出以來,它在劍橋的一切基礎性討論裡都佔有主導地位,無論這種事是好是壞。
他寄給維特根斯坦幾本自己近來寫的書,包括《和平的經濟後果》;他催促維特根斯坦來英格蘭,強調:「我將盡力做一切能使你更容易地做進一步工作的事。」
至少在此刻,這最後一句話敲錯了琴鍵。維特根斯坦想要的不是再做哲學工作,而是重建過去的友誼。他到7月份才回信,信一半用英語寫,一半用德語寫;他堅稱什麼也不能使自己回到哲學:
……因為對那類活動,我自己不再有任何強烈的內在驅動。我已經說了我確實得說的一切,所以泉水枯竭了。這聽上去古怪,但事情就是這樣。
他告訴凱恩斯,另一方面,若在英格蘭有工作可做,即便是掃大街或擦鞋,「我將很愉快地前往」。如果沒有這樣的工作,那麼唯一令他值得前往的事,是凱恩斯準備(不止是偶爾地)見他。他說再次見到凱恩斯是好的,但「呆在房間裡,隔一兩天和你喝杯茶,那還不夠好」。出於拉姆塞已略述過的理由,他倆必須努力建立一種親密關係:
我們11年沒見了。我不知道這期間你有沒有變化,但我肯定大大改變了。很遺憾我得說我並不比過去更好,但我不一樣了。因此,如果我們見面,你會發現來見你的人並不真是你想邀請的那個人。毫無疑問,即便我們能設法互相理解,一兩次交談也不足以達到這目的,而我們見面的結果對你將是失望和噁心,對我將是噁心和絕望。
事實上並未出現這樣錯綜的狀況,因為並未發出這樣的邀請。維特根斯坦在維也納度過了夏天。
雖然此時顯得相對愉快,但他已經決定,1924年的夏季學期是他在普希貝格的最後一學期。拉姆塞5月份去看他時對母親說,維特根斯坦看上去高興了一點,「他花了幾周時間為孩子們準備一副貓的骨架,像是樂在其中」。「但是,」他寫道,「他對我的工作沒有用處。」
拉姆塞對維特根斯坦的尊重絲毫未減。後來他寫道:
就思考而言,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愛因斯坦、弗洛伊德和維特根斯坦都活著(還都住在德國或奧地利——文明的敵國!)。
不過,雖然整個夏天都呆在奧地利,他卻沒怎麼想辦法多見見維特根斯坦。奧格登寫信給他,索取他和維特根斯坦在上一年的討論時對《邏輯哲學論》原文作的修訂,他回信說自己要到9月份、就要回英格蘭時才會再見到維特根斯坦。奧格登要這材料,明顯是為了預備新版本的出版,但此時看來不太可能有那種機會。拉姆塞在信的結尾寫道:「很遺憾賣了這麼少。」
這年夏天拉姆塞完成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療程,並且在寫自己的學位論文。還在維也納時他就得到消息,回英格蘭後他將在格外年輕的21歲成為國王學院的理事。動身之前他只去看了一次維特根斯坦。他事先說明:「我不很想討論數學,我最近沒怎麼在做。」
這十有八九是在禮貌地說:只要維特根斯坦繼續「這種對自己精力和大腦的荒謬浪費」,就可能仍然對拉姆塞的工作「沒有用處」。
1924年9月維特根斯坦進了又一所鄉村小學,這回是到特拉騰巴赫旁邊的村子奧特塔爾去;這是他的最後一次努力——拓寬奧地利鄉村孩子的眼界,並承受他們的父母和自己的同事的敵對。
考慮到特拉騰巴赫的經歷,他選擇回到魏克捨爾山區或許有點令人驚訝。但還存留著一點希望:他和同事能處得更好。起碼赫爾米勒這樣覺得。維特根斯坦搬到奧特塔爾後,她幾乎立刻就寫信問亨澤爾是否打算去看她弟弟。「自然地,」她說,「我將非常高興,如果有人告訴我路德維希在那兒過得如何,我指和學校的關係如何」:
我認為不可能沒有摩擦,因為他的教學綱領和別的教師如此不同,但至少我們可以希望,摩擦的結果不是他被碾為塵土。
奧特塔爾的校長是約瑟夫·普特雷,維特根斯坦在特拉騰巴赫時曾待之如友。普特雷是個社會主義者,是格洛克爾的學校改革運動的熱情倡導者,在頭兩年的教學中維特根斯坦經常向他徵詢建議。
當然普特雷和他也有觀點上的差異,特別是關於宗教在教育裡的角色。普特雷不贊成在學校祈禱,而維特根斯坦和他的學生每天都祈禱。一次普特雷說,他反對天主教信仰的嘴上儀式,認為那毫無意義;維特根斯坦回答:「人們互相親吻;那也是用嘴做的。」
儘管和普特雷有交情,但不到一個月維特根斯坦就明白了,在奧特塔爾不比在特拉騰巴赫更容易。「在這兒過得不太好」,10月份他寫信給亨澤爾,「現在我的教學生涯也許要結束了。」
這對我太難了。不是一股而是一打力量在反對我,而我算什麼?
不過,正是在奧特塔爾的時候,維特根斯坦作出了一個貢獻;有理由認為,這是他對奧地利教育改革作出的最持久貢獻——而且這一貢獻也完全符合格洛克爾綱領的原則。這就是他的《民校學生詞典》(Worterbuch fur Volksschulen),一本小學用的拼寫詞典。出版這麼一本書的願望似乎源於這件事:他請亨澤爾打聽學校用的詞典的價格。在前述那封寫給亨澤爾的信裡他說:
我從沒想過詞典貴得如此嚇人。我覺得,如果我活得夠長,我會編一本小學用的小詞典。我覺得這是個急迫的需求。
官方很明白對這樣一本詞典的需求。當時只有兩種詞典可用,都是為教學生拼寫而設計的。一本太大太貴,不適合維特根斯坦任教的那種鄉村學校裡的孩子用。另一本太小,編得很糟,收進了孩子很可能從來不用的許多外國詞,又忽略了孩子常會拼錯的許多詞。在普希貝格,維特根斯坦帶領學生編出自己的詞典,從而克服了這一困難。在德語課上,還有天氣不允許出門的體育課上,維特根斯坦在黑板上寫單詞,學生抄在自己的單詞紙上。然後把單詞紙縫在一起,訂上紙板封面,就得到了做成的詞典。
在待出版的詞典的序言裡,維特根斯坦在談到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時說:
在實踐層面工作的人能理解這項工作的困難。因為,結果應該是每個學生收穫一本乾淨的——和(若竟可能的話)正確的——詞典;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教師不得不控制學生寫下的幾乎每一個詞。(舉例是不夠的。我甚至不想談紀律上的要求。)
雖然談到這種方法取得的驚人的拼寫進步(「正確拼寫的良心被喚醒了!」),但他顯然不希望反覆做這種明顯勞心勞力的差事。在他看來,對於他,也對於其他處境相同的教師,《詞典》是一種更實際的解決問題的辦法。
和《邏輯哲學論》形成對照的是,詞典的出版很快就成了,沒一點大的問題。1924年11月,維特根斯坦聯繫了自己以前在師範學院的校長拉茨克博士,告知他這個計劃。拉茨克聯繫了維也納的霍爾德-皮希納-滕普斯基出版社,出版社於11月13日寫信對維特根斯坦說願意出版詞典。1924年聖誕節假期期間手稿交給了出版社,第二年2月維特根斯坦收到了校樣。
維特根斯坦所寫序言的落款日是1925年4月22日。在序言裡,他說明了對這樣一本詞典的需求,以及他對選詞和編排的考慮。他說明,這些考慮依據他自己的教師經驗。「沒有什麼詞是太普通而不用選進的,」他說,「我曾見過,寫wo時多加了一個表示長元音的『h』,寫was時寫成『ss』。」從序言裡清楚地看出,維特根斯坦想讓自己的詞典專門滿足奧地利鄉村小學的需要。於是他略去了一些完全沒問題的德語詞,因為在奧地利不用這些詞;他又收入了一些奧地利的方言用語。維特根斯坦也用方言解釋(他的經驗表明的)經常被混淆的分別,如das和dass的分別,賓格ihn和與格ihm的分別[130]。
在進一步印刷此書之前,出版商需要確保,它將被推薦給目標學校使用。因此,他們把它呈給下奧地利的省教育委員會報批。委員會的報告是地區學校檢查官愛德華·布克斯鮑姆寫的。在落款日為5月15日的報告裡,布克斯鮑姆贊同維特根斯坦:是需要這樣一本詞典;他甚至說這一需求是「目前最緊迫的問題」。維特根斯坦強調屬於「普通的日常詞彙」的詞,布克斯鮑姆對此也贊同。但他挑剔維特根斯坦的選詞,批評維特根斯坦省略了如Bibliothek(圖書館)、Brucke(橋)、Buche(山毛櫸樹)等等這樣普通的詞,他也對維特根斯坦寫的序言提出異議。布克斯鮑姆評論道,要學生聽寫一本詞典是控制學生拼寫的一種奇怪方法。他覺得這樣更好:只在孩子自己用過了之後,才要他們聽寫詞的正確拼法。他還挑剔維特根斯坦本人的德語用法:「寫『eine mehrmonatliche Arbeit』,而不是『eine Arbeit von viele Monaten』[『幾個月的工作』][131],這種錯誤絕不該混進德語,即便混進序言也不行。」
布克斯鮑姆總結道:
我們可以表達這一觀點,在消除了上述缺點之後,對於小學和市民學校(Burgerschulen)的高年級,這本詞典是一種有點用處的教育工具。簽名者的觀點是,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教育委員會不認為可以推薦這本詞典。
拿掉維特根斯坦的序言並收進布克斯鮑姆提到的詞之後,這本書獲得了所需的官方批准。11月維特根斯坦和出版商擬定了一份合同;按照合同條款,每賣出一本書,維特根斯坦得到其批發價的10%,他還免費得到十本。此書於1926年出版,獲得了有限的成功。(不過,直到1977年它才得以重印,而那時對之的興趣限於維特根斯坦學。)
如我們所見,到奧特塔爾後維特根斯坦很快就相信,那種——在一個敵對環境下努力教書的——壓力自己承受不了太久了。1925年2月他寫信給伊格爾曼:
從我與之一起生活的人——或者寧可說非人[132]——那裡,我受了很多苦——簡而言之,一切照常!
和過去一樣,維特根斯坦在一小群男孩那裡收穫了熱情的反應,他們成了他最喜歡的學生。這些孩子組成了一個特別小組,放學後留下來接受額外指導,維特根斯坦叫他們的教名。維特根斯坦帶他們去維也納遠足,在鄉間散步,把他們教得遠遠超出這種鄉村小學要求的水準。也和過去一樣,他們對自己教育的投入,以及維特根斯坦對他們的投入,引起了父母們的敵意;維特根斯坦提出應該把他們的孩子送去語法學校繼續學習,父母們拒絕。又一次,女孩對維特根斯坦的方法表現出更多牴觸,她們憎恨被拽頭髮和打耳光——受此待遇的原因只是自己不能或不願滿足維特根斯坦不切實際的高要求,尤其在數學上。
簡而言之,確實,一切照常。
伊格爾曼也覺得戰後歐洲的生活很艱難。和維特根斯坦相同的是,他覺得自己屬於一個早先的時代;但和維特根斯坦不同的是,他認為那個時代在本質上是猶太的。他在回憶錄裡談到自己和維特根斯坦都繼承了的遺產:「奧地利-猶太精神」和「維也納-猶太文化」。如我們將看到的,維特根斯坦的看法不一樣。但是,歐洲的反猶主義風潮變得更惡毒時,他倆對自己的猶太性的意識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增強了。對伊格爾曼來說,他因此成了猶太復國主義者,指望建立以色列作為新的祖國,代替一戰摧毀的那個祖國。雖然猶太復國主義從未吸引過維特根斯坦(他覺得巴勒斯坦的宗教組織需要更多面對的始終是新約,而非舊約),但是,他在伊格爾曼想去聖地定居的願望裡發現了某種振奮人心的東西。「你想去巴勒斯坦,」他寫道,「因為這個消息,你的信振奮人心,給我希望。」
這也許是正確的做法,也許有一種精神效果。我也許想與你同行。你會帶我一起嗎?[133]
寫了這封給伊格爾曼的信之後不久,維特根斯坦完全出乎意料地收到一封埃克爾斯的信;戰爭以來,他從這位曼徹斯特的朋友那兒沒聽到任何消息(與品生特、羅素和凱恩斯不同,埃克爾斯不願跟一個敵軍成員友好通信)。埃克爾斯的信提供了勸維特根斯坦去英格蘭所需的催化劑。3月10日他帶著明顯的重建聯繫的喜悅回信:
親愛的埃克爾斯:
聽到你的消息我不止是高興而已;出於這樣那樣的理由,我相信你要麼在戰爭中死了,要麼活著,但你太恨德國人和奧地利人,不會再跟我交往。
……我希望很快能再次見到你,但何時和何地我們能見面,上帝知道。也許我們可以設法在暑假時見面,但我沒有很多時間,也沒有錢去英格蘭,大約6年前我送掉了我所有的錢。去年夏天我原要去英格蘭看劍橋的朋友凱恩斯先生(你也許知道他的名字)。他本會負擔我的費用,但我決定不去了,因為我很擔心,橫在我倆之間的長久歲月和(外部的和內部的)大事件會使我倆理解不了對方。不過現在——或者起碼今天我感到,我似乎還能使我的老朋友理解自己,如果我有了機會,我將——w.w.p.[134]去曼徹斯特看你。
埃克爾斯請他到曼徹斯特自己的家裡暫住,他在稍後一封寫於5月7日的信裡接受了埃克爾斯的邀請;他同時強調去年夏天自己沒去成凱恩斯那兒的原因(實際上凱恩斯沒邀請他,但維特根斯坦似乎認為這不相干,並未提及):
1913年以來英格蘭或許沒有改變,但我改變了。不過,我無法向你說明這一改變的確切性質(雖然我完全理解它),因而寫信跟你談論它是沒用的。等我到了那兒你就會自己看到它。我希望8月底左右去。
7月份維特根斯坦寫信對凱恩斯談自己計劃的英格蘭之行;他說自己尚未下定決心去,暗示最後怎麼決定得看凱恩斯:「我很願意,如果可以的話,在此行中也見到你(約8月中旬)。現在請坦率地讓我知道,你是否有一點點見我的願望。」凱恩斯的回答明顯是鼓勵的,甚至寄給維特根斯坦10鎊盤纏。動身前維特根斯坦寫道:「我極想知道我們會相處得如何。那就像是一場夢。」
8月18日維特根斯坦到了英格蘭,去曼徹斯特看埃克爾斯前,住在凱恩斯位於薩塞克斯郡劉易斯的鄉下家裡。儘管先前向羅素堅稱善比聰明更好,但他覺得這種體驗——陪伴自己的人從鄉下農民換成一些歐洲最精巧的頭腦——是愉快的。他從劉易斯寫信給伊格爾曼:
我知道那種光彩——精神的豐富——不是終極的善,但現在我卻希望自己能死在一個光彩的瞬間裡。
他去曼徹斯特時,埃克爾斯夫婦都驚訝於他的變化之大。他們到火車站接他;他們在戰前認識的那個衣著整潔的年輕人,「女士最青睞的人」,出現時卻是一副衣衫相當不整的模樣,在他們眼裡他穿的像是童子軍制服。除了古怪的外表,維特根斯坦還留給埃克爾斯一個(錯誤的)印象:他自己尚未讀過《邏輯哲學論》的印本。他請埃克爾斯夫人去搞一本;她到曼徹斯特的書店買卻無功而返,然後埃克爾斯到大學圖書館借了一本。「正是在這個時候,」埃克爾斯在回憶錄裡自信但卻錯誤地說,「他第一次拿到了《邏輯哲學論》的英語版印本。」顯然維特根斯坦非常想讓埃克爾斯看看這本書,但不好意思承認那是他們不懈搜尋的原因。
在英格蘭的日子快結束時,維特根斯坦去了劍橋,在那兒他終於和約翰遜重聚。「告訴維特根斯坦,」8月24日約翰遜寫信給凱恩斯,「我很高興再見到他;但我必須提個條件,我們不談邏輯基礎,因為我不再適合對自己刨根問底。」他還見了拉姆塞,不過他倆似乎吵得很厲害,兩年後才恢復聯繫。
儘管與拉姆塞有爭論,但維特根斯坦此行是成功的。和老朋友重建聯繫這個有用的目標達成了——如果奧特塔爾的生活變得無法忍受(這是很可能的),他打算利用這種聯繫。照他對伊格爾曼的說法,「若需要的話我有可能去英格蘭」。9月份新學期開學時,在寫給伊格爾曼和埃克爾斯的信裡他都說到再試一次他的「老工作」,彷彿下一年就是他在鄉村學校教書的最後努力。「不過,」他告訴埃克爾斯,「我現在不覺得有那麼慘了,因為我已經決定,如果事情每況愈下——無疑遲早要發生——就去你那兒。」10月份他用類似的口吻寫信給凱恩斯,說自己會繼續當教師,「只要我還覺得,那樣做陷入的麻煩對自己尚有一點好處」:
如果你牙疼,把熱水瓶貼在臉上有好處,但只有瓶的熱量給你一點疼痛,那才有效。一旦我發現它不再給我那種特定的疼痛,那種有助於我的人格的疼痛,我就會丟掉瓶子。我的意思是,如果這兒的人沒在那之前把我掃地出門。
「假如我不教書,」他又說,「我可能去英格蘭,到那兒找個工作,因為我相信在這個國家根本不可能找到。那樣的話我需要你的幫助。」
結果事情的確每況愈下,甚至,維特根斯坦不得不丟掉熱水瓶,比他預想的也許還更早。1926年4月他非常突然地離開了奧特塔爾,徹底放棄了教書。當時人們議論紛紛令他驟然行動的那件事;奧特塔爾和周圍地區的村民稱之為「Der Vorfall Haidbauer」(「海德鮑爾事件」)。
11歲的約瑟夫·海德鮑爾是維特根斯坦的學生,父親去世了,母親在名叫皮裡鮑爾的當地農民那裡做住家女傭。海德鮑爾是個蒼白多病的孩子,後來在14歲時死於白血病。他不是那種不聽話的孩子,但可能在課上回答問題時相當遲鈍和寡言。一天維特根斯坦的不耐煩失控了,在海德鮑爾的頭上揍了兩三下,這男孩就昏倒了。維特根斯坦打這男孩時是否用力過猛?——他是否虐待了這孩子?——一個名叫奧古斯特·裡格勒的同學(用可疑的邏輯)評論道:
不能說維特根斯坦虐待了那孩子。如果海德鮑爾得到的懲罰算是虐待,那麼八成維特根斯坦的懲罰都是虐待。
見男孩昏倒維特根斯坦大為恐慌。他讓班裡的學生回家,把男孩送到校長室,等當地醫生來看(醫生駐在鄰近的科希貝格),然後匆忙離開了學校。
出門時他倒霉地撞上了皮裡鮑爾先生,皮裡鮑爾大概是被某個孩子叫來的。在村民的記憶裡,皮裡鮑爾是一個愛吵架的人,對維特根斯坦懷有根深蒂固的忌恨。他自己的女兒赫爾米勒常常受到維特根斯坦脾氣之累,有一次被打得耳朵後面流血。皮裡鮑爾回憶,在走廊上撞見維特根斯坦時他的怒火猛地躥起:「我對他把天底下的難聽話都罵遍了。我告訴他,他不是個教師,他是個馴獸師!我要馬上叫警察來!」皮裡鮑爾趕往警察局要求逮捕維特根斯坦,但洩氣地發現警察局裡唯一的警官不在。第二天他又試了一次,但校長告訴他維特根斯坦夜裡不見了。
1926年4月28日,維特根斯坦把辭職信交給了地區學校檢察官威廉·昆特。昆特自己已聽說了「海德鮑爾事件」,但向維特根斯坦保證不會有嚴重的後果。昆特認為維特根斯坦的教學能力很有價值,不想失去他。他建議維特根斯坦休個假,放鬆一下神經,然後再決定自己是否真的希望放棄教書。但維特根斯坦很堅決。什麼也不能說服他留下。在隨後的聽證會上,正如昆特所料,對他行為不端的指控未獲成立。但那時他已絕望了,不再指望自己在奧地利鄉村當教師還能做成任何事。
當然,海德鮑爾事件不是這絕望的原因,而只是它之不可避免的高潮——維特根斯坦的辭職——的最後導火索。絕望本身有著更深的根源。這一事件前不久,維特根斯坦見過奧特塔爾校長崗位的一個申請者奧古斯特·沃爾夫,維特根斯坦告訴他:
我只能給你一個建議,撤銷你的申請。這兒的人眼光如此狹隘,在這兒什麼也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