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外有兩個華表，傳自唐堯時代。“華表”最初是道路牌，後來有人在上面議論政治得失，漸漸成為制度，稱為“誹謗木”，是最早的自由言論工具之一。既然是議論得失，難免人之常情，是議論過失為主。
當時識字率很低，有能力在誹謗木上書寫的，只有少數的精英，所以唐堯還有一個“敢諫鼓”，想提建議的可以擊鼓，不識字的也可以用，估計也只限於上層人物。
到了周厲王后期（公元前845年左右），住在國都裡的人們紛紛議論厲王的過失。召公虎跟厲王說：“百姓受不了君王的命令了！”厲王生氣了，後果很嚴重，命令一個衛國的巫者監視指責自己的人，一旦發現，就要殺掉。之所以是巫者，因為當時巫、史都是國家的文化精英。
國都裡再也沒有人敢說話，厲王很高興，跟召公說：“你看！我能止住謗言，大家終於不敢說話了。”
召公就提出了著名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理論：“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更嚴重。河水堵塞衝破堤壩就會傷人，百姓也像河水一樣。治理河水，要疏導使它暢通；治理百姓，要開導他們，讓他們把話說出來。”
厲王覺得自己掩耳盜鈴很成功，根本聽不進去召公的話，結果三年之後，大家一起把厲王流放到彘地去了。
大約五百年後，鄒忌的妻、妾、客人都說自己比城北徐公漂亮，可他自己覺得自己完全比不上，因此睡覺的時候也放不下這件事，輾轉反側想明白了一個道理，妻子是因為偏愛自己，妾室是因為害怕自己，客人是因為有求於自己，所以都說自己比城北徐公漂亮。
於是他去求見齊威王，指出威王受到宮婦、左右、大臣和百姓的蒙蔽，齊威王是個聰明人，下令：“官吏百姓能夠當面指責我的過錯，受上等獎賞；書面規勸我的，受中等獎賞；在公共場所指出我的過失（謗議於市朝），使我聽聞的，受下等獎賞。”
過了一年之後，盡然已經達到想找茬都找不到的地步，燕、趙、韓、魏等國紛紛示好。
常常有人把周厲王止謗和齊威王納諫放在一起比較，其實這裡面有很大的區別。
其一，齊威王的時代，已是七國爭雄的戰國時代，外部競爭者的存在，使治國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而名臣良將可以有很大的自由來挑選效忠的君主，沒有太多的國家概念，因此相對而言，納諫和寬容是比較容易的，也因為寬容環境的存在，當時士人肆無忌憚的議論政治，這才出現了中國史上第一次百家爭鳴。
反觀周厲王的時代，離武王滅商已有二百年，商紂亡國的故事早已沒有威懾力。周天子的威信還在，縱觀四鄰，並沒有足夠強大的對手。
周厲王不過是止謗，到後來秦始皇一統天下，就令“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於厲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時候，誹謗就轉義為詆毀中傷、誹謗之罪了。
始皇帝沒有想到的是，將來還有人以唐堯“誹謗”之意引蛇出洞，以他始皇“誹謗”之意一網打盡，極盡漢語之妙用。
所以，在一個競爭的時代，寬容是多少的問題，在一個缺乏競爭的時代，寬容就變成有無的問題。中國第二次百家爭鳴出現在民國時期也是同樣的道理。
寬容，靠得絕對不是單純的理念，而更多的依賴於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上的平衡。
第二，齊國歷來是富饒之國，工商業發達，相對而言，商人不太關注什麼政治傾向、道德主張，講究實用主義，缺乏原教旨主義，這使得齊國的寬容氣氛相對較強。
齊國和魯國各有一個特色建築，所謂特色建築，比如黃金台，一聽就知道是燕國的。齊國在臨淄創辦了稷下學宮，允許自由講學。魯國有一個兩觀，觀在宮門兩邊，積土為台，台上有望樓，可以遠眺，故曰觀，約等於天安門，一般的諸侯國只有一觀，魯國因為周公旦的緣故，有東西兩觀，和周天子齊平，後來孔子殺少正卯就是在東觀之下。這兩個特色建築代表了兩種極端：商人和道德家、思想自由和專制。
位處交通要道的鄭國也有一個特色建築，鄉校。鄉校，當時鄉間的公共建築，既是學校，又是鄉人聚會議事的場所。大概每個諸侯國都有，但只有鄭國的出了名。
原因是子產執政鄭國時，鄭國人喜歡在鄉校扎堆，議論執政者的得失成敗，這也是誹謗木的意思。
公元542年，鄭國大夫然明跟子產說：“把鄉校毀掉，如何？”
子產回答說：“為什麼要這樣？人們早晚幹完活聚集在一起，討論執政的得失。他們喜歡的，我就推行，他們厭惡的，我就改正，他們是我的老師，怎麼能毀掉呢？我聽說過盡力做好事來減少怨恨，沒聽過依仗權勢可以防止怨恨的。毀掉鄉校，可以制止言論，然而就像堵塞河道一樣危險。大決口一來，傷人必多，我也挽救不了，不如開個小口因勢利導，我聽見議論也可以當作良藥。”
然明自愧不如。孔子聽到後評論說：“以這些話來看，人們說子產不仁，我不相信。”子產死後孔子對他的評價也很高：“他是古代傳下來有仁愛的人。”
這種寬容的理念，很大程度也是因為鄭國地處大國之間，商業發達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