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十九年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件極具爆炸性的事件——數千農民因為切身利益受到了嚴重的侵害，自發地聚集起來，包圍了縣政府，砸了辦公設備，釀成了震驚全國的蒜薹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創作著的家族小說，用了三十五天的時間，寫出了這部義憤填膺的長篇小說。在初版的卷首，我曾經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語錄：
    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說家總是想關心人的命運，卻忘了關心自己的命運。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
    小說發表後，許多人問我：這段話，是斯大林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說的？為什麼查遍《斯大林全集》，也找不到出處？
    我的回答是：這段話是斯大林在我的夢中、用煙斗指點著我的額頭、語重心長地單獨對我說的，還沒來得及往他的全集裡收，因此您查不到——這是狡辯，也是抵賴。但我相信：斯大林是能夠說出這些話的，他沒說是他還沒來得及說。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學終於漸漸地擺脫了沉重的政治枷鎖的束縛，贏得了自己的相對獨立的地位。但也許是基於對沉重的歷史的恐懼和反感，當時的年輕作家，大都不屑於近距離地反映現實生活，而是把筆觸伸向遙遠的過去，盡量地淡化作品的時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纖細的脖頸難以承受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桂冠，瘦弱的肩膀難以擔當人民群眾代言人的重擔。創作是個性化的勞動，是作家內心痛苦的宣洩，這樣的認識，一時幾乎成為大家的共識。如果誰還妄圖用作家的身份干預政治、幻想著用文學作品療治社會弊病，大概會成為被嘲笑的對象。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是寫了這部為農民鳴不平的急就章。
    其實也沒有想到要替農民說話，因為我本身就是農民。現實生活中發生的蒜薹事件，只不過是一根導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鬱積日久的激情。我並沒有像人們傳說的那樣，秘密地去那個發生了蒜薹事件的縣裡調查採訪。我所依據的素材就是一張粗略地報道了蒜薹事件過程的地方報紙。但當我拿起筆來，家鄉的父老鄉親便爭先恐後地擠進了蒜薹事件，扮演了他們各自最合適扮演的角色。
    說起來還是陳詞濫調——我寫的還是我熟悉的人物、還是我熟悉的環境。書中那位慘死在鄉鎮小官僚車輪下的四叔，就是以我的四叔為原型的。也許正因為是人物和環境的親切，才使得這部小說沒有變成一部紀實文學。當時在書的後記裡我申明：這是一部小說，我不為對號入座者的健康負責。現在我還是要申明：這是一部小說，小說中的事件，只不過是懸掛小說人物的釘子。事過多年，蒜薹事件已經陳舊不堪，但小說中的人物也許還有幾絲活氣。
    在剛剛走上文學道路時，我常常向報界和朋友們預報我即將開始的創作計劃，但《天堂蒜薹之歌》使我明白了，一個作者的創作，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在他向一個設定的目標前進時，常常會走到與設定的目標背道而馳的地方。這可以理解成職業性悲劇，也可以看成是宿命。當然有一些意志如鐵的作家能夠戰勝情感的驅使，目不斜視地奔向既定目標，可惜我做不到。在藝術的道路上，我甘願受各種誘惑，到許多暗藏殺機的斜路上探險。
    在新的世紀裡，但願再也沒有這樣的事件刺激著我寫出這樣的小說。
    2005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