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節 台中,冒煙火車的年代

  我在台大的助教工作忙碌起來,大陸來的教師多了,文學院長由沈剛伯先生接任(錢歌川先生回了大陸,後來轉赴美國),外文系由英千里先生擔任系主任。他由北平輔仁大學來,單身在台,初期也不定時上班,我仍須每天早上去開門,黃昏鎖門下班。繫上的公文、教材仍由我經手,打字、分發,新來的助教侯健和戴潮聲在樓下研究室上班。
  台大在舟山路與羅斯福路一巷內,新接收了一批小型的日式教員住宅,「資深」助教可以申請。經濟系的華嚴配得了一戶,告訴我快去申請。外文系只有我一個資深助教,所以我也可以配到一戶。那小小的榻榻米房間有全扇窗子開向種了花木的院子,我很開心地向裕昌說這好消息,原以為他也會高興,不料他聽了沉吟不語。第二天,他很正式地對我說,他不能剛一結婚就作妻子的眷屬。我們兩個公教人員,只能分配到一處公家宿舍,他若去住台大宿舍,今後便不能申請鐵路局的房子。最重要是,他的工作是全年無休,要隨時保持鐵路暢通,不可能每天搭換兩路公共汽車準時上班,唯一自己能調度的是腳踏車(我的嫁妝裡有一輛菲利浦腳踏車,在那時很帥,差不多像今天的汽車一樣),若遇到工程有急需,從景美到台北站需騎半小時,會耽誤公事。台北段近百里鐵路,實在責任太大,所以他不贊成搬到台大宿舍。他的意見,我父親完全同意,他在我由上海回台灣前已多次鄭重贈言:「不能讓丈夫耽誤公事,也不能傷他尊嚴。」
  不久,鐵路局台中電務段長出缺,裕昌和我商量,想調到台中段。他認為,那裡的段長宿舍很好,有相當大的院子,我們在那裡養育兒女比較舒服,台北段公事忙,事務多,局裡局外的人事複雜,厭於應付,而台灣面臨的政治局勢,也令人憂慮。到了台中,我們可以靜下來過自己的生活,靜心看看自己的書再想前途。台灣若能安定下來求發展,鐵路運轉的樞紐在中部而不是台北,也許將來電務段的工作並不只是修修行車沿線的電線桿和通訊而已。
  他請求調台中時,鐵路局的人都說,「這個老羅真奇怪,在台北首席段長做得好好的,卻自動要調往小段去!」我向台大辭職時,前一任的系主任王國華教授說,「MisS齊,沒有人在台大辭職。」但我一生工作皆隨夫轉移,如此,我便隨他遷往台中,一住十七年。
  一九五0年六月五日,我第一次走進台中市復興路二十五號的前院,玄關門外的那棵樹開滿了燈籠花,好似懸燈結綵歡迎我們。
  大約二十坪的榻榻米房子,分成兩大一小間,走廊落地窗外是個寬敞的院子,一端是一棵大榕樹,樹須已垂近地面。我立刻愛上了這個新家。
  這時我已懷孕六個月,九月十九日在張耀東婦產科生了第一個兒子。由於分挽過程太長,掙扎至第二天夜晚已陷入昏迷狀態。我母親驚嚇哭泣,在旁呼喚我的名字,和當年舅舅在漢口天主教醫院呼喊她的名字一樣,從死神手中搶回我的生命。醫師用產鉗取出近四公斤的胎兒,我約二十多天不能行走。
  嬰兒近三個月時,我母親必須趕回台北,嫂嫂在十二月底生她的第二個孩子。
  媽媽走後數日,裕昌下班時間仍末回家,屋內黑暗陰冷。我大約氣血甚虛,竟不敢留在屋內,抱著孩子拿個小板凳坐在大門口。房子臨街,復興路是條大路,有許多腳踏車和行人過往。
  靠鐵路調車場,一直到台中糖廠,有大約三十戶鐵路宿舍,我坐在門口,將近九點鐘,電務段的同事廖春欽先生走過,他不知我因害怕而坐在門口,告訴我,「段長今天下午帶我們去漲水的筏子溪搶修電路,橋基沖走了一半,段長腰上綁著電線帶我們幾個人在懸空的枕木上爬過去架線,一個一個、一寸一寸地爬,這些命是揀回來的!」
  不久,遠遠看到他高瘦的身影從黑暗中走到第一盞路燈下,我就喜極而泣,孩子餓了也在哭。他半跑過街,將我們擁至屋內時,他也流淚地說,「我回來就好了,趕快衝奶粉喂孩子吧。」
  我的婚姻生活裡佈滿了各式各樣的鐵路災難,直到他一九八五年退休,近四十年間,所有的颱風、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時間內衝往現場指揮搶修。午夜電話至今令我驚悸,我得把沉睡中的他搖醒,看著他穿上厚雨衣,衝進風雨裡去。然後我就徹夜擔心,直到他打電話告知身在何處。
  實際上,在他退休之前,凡是天災或火車事故之後他都不在家。十大建設凡是鐵路所到之處都是他的責任,他那衣物漱洗的隨身包放在辦公室,任何時間,一個電話,他就奔往高雄;再一個電話,奔往花蓮。去幾天呢?不知道。擴建蘇花線的時候,坐工程車沿線看著,車上放個板凳,可以坐在軌道旁監工:隧道塌了再挖,他就多日不回家,逢到假期節日他們奔波操心更無寧日。我們在台北麗水街的鄰居,陳德年先生,也是電機工程師,任局長五年內,從末在家過年,除夕晚上他坐慢車沿線到各站慰問回不了家的鐵路員工。他的太太病重去世之前,正逢鐵路電氣化工程一個重要關頭,他必須到現場打氣,不能整日陪在病榻前。我對普天下的工程人員充滿了同情與敬意。

《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