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9章 亮招
我身形一頓瞅了李治一眼，大唐的科舉制度，我已經插過手了，比如我婆娘的提議的科舉糊名制，撰抄制，它們已經試用了兩次，效果不錯，不過，李叔叔看樣子覺得還不夠，好幾次都跟老爺子提過，科舉制度不能完全繼承了隋朝的科舉制就算完事，還得改進。
李叔叔不讓我爹來問我，而讓李治來問，看樣子，李叔叔希望這事能讓我跟自己的徒弟好好地交個底，畢竟都是年輕人，我還是李治的老師，說話至少要比蹲我老爺子跟前自吹自擂隨時擔心挨揍要隨便得多，很多話，我可以跟李治說，跟我的婆娘說，跟我的兒子女兒說，但是，在長輩跟前，總會有所保留，第一，出於尊重，第二，出於忌諱。李治這麼一說，我倒還真不好隨便便兩句話把他給忽悠回去了。「這說起來，可就多了。不過，為師倒先要問問你，我大唐取士，為的是什麼？為的是讓這些考取了功名地士子繼續做學問，還是想讓他們為國家，為朝庭，為百姓效力？」我坐了下來，很嚴肅地向李治問道。
「為我大唐江山社稷效力。」李治想也沒想就答了我的問題。「嗯，很好，那我想問問。就打一個最簡單的比方，一個縣有百姓兩萬戶。你去當了縣令，你就得需要知道一個百姓一年需要多少米糧才能得心餬口。當地的水田有多少，旱地有多少，若是遭了災害，需要多少糧食米面才可以救急，當地出產什麼，缺什麼……」十七八個問題全丟了過去，李治當下就傻了眼。吭哧半天：「俊哥兒，您說的這些個，治確實答不上來，可跟科舉改革能有多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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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了這話，不由得搖頭歎氣，這根牆頭草還真是沒長大。連這裡邊的道理都分辨不出來。李治似乎也有所悟，不過，他依舊是一副死腦筋：「俊哥兒。您說的這些，咱們大唐的常科不也還開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嗎？」
唐代的科舉考試分為制科和常科。制科是皇帝特旨召試，即由皇帝親自主持地不定期考試，科目往往臨時設置，比較常見的有直言極諫、賢良方正、博通墳典、軍謀宏遠等科，目地在於如求急需的人才，平民及官吏皆可應試，還可以一試再試。考中後，有官者陞遷，無官者由吏部授官。
「我告訴你一件事，為什麼考中之後，還需要做銓選？」我斜了一眼李治，慢條斯理地言道。
常科以明經、進士二科最為重要；明經考試地內容有貼經、經義、時務策等，以貼經墨義為主，著重儒家經典的背誦；進士考試的內容在高宗前僅為時務策，後來加試雜文，即詩、賦等等。經義全賴背誦，詩賦則需發揮，因此，中明經易，中進士難。明經及第比例為十分之一二，進士及第比例為百分之一二，相差懸殊，所以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進士及第雖難，但及第後卻易於陞遷，時人稱之為「登龍門」。而銓選更是大唐先擇各位考上的士子的殺手簡，重中之重的一個項目，也就是在你科舉考試通過後，僅取得進士及第或明經及第地出身，尚不能正式入仕。只有再通過吏部銓試，才能釋褐授官。
故吏部試亦稱「釋褐試」。唐代銓選按文武兩途，分別由吏部和兵部執掌。吏部銓選主要以身、言、書、判選人。身指體貌豐偉，言指言辭辯正，書指書法遒美，判指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則先以德行取；德行一樣，則先取才能。
李治挑挑眉角：「我怎麼不知道，銓選怕就是擇其優者以為官吏嘛。」
「你知道就好，那我問問你，考中之後，過釋褐試者能有幾何？」
「十之三四之數吧。」李治砸了砸嘴，唐代的科舉制度，遠遠比後世明清的科舉制度要高上一籌不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取士重其德行，凡是風評差者，德行有虧者，就算你在考試的時候文采做得跟花兒似的，照樣不會取你。
正是因為這樣地制度，才得以讓初唐之時的吏治極為清明，特別是在李叔叔的貞觀和李治地永徽年間，更是如此，作官者都一向以德虧為辱，德行有虧者，別說做官了，上哪都受唾棄，就算是大唐的商人，至少在明面上同樣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惡行。
不過唐宋以後釋褐試這種審查制度卻消亡在了歷史上河當中，釋褐試按現代人的口語來說就叫道德調查，品德不好，德行有虧的人，那是肯定不會讓你做官的。當時，以大唐律共有五百零二款，條款分明，本來諸如「刑不上大夫」這一套，在唐朝的實行，是非常嚴格的，李叔叔就曾經有著令：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獄已決，尚芋然為徹膳止樂。至晚節，天下刑幾措。這也就是說，正規的封建制度下，也是不輕易殺人的，特別是朝臣，一定要皇上親自斷定是否該殺，而且要反覆三到五次；殺一個大臣，「罪在朕躬」，按規定，皇帝本人還「撤膳、止樂」，以懲罰自己。所以直到貞觀未年，除了謀反之罪，李叔叔沒有因為其他過錯而處死過任何一位大臣。
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但是，朝臣有沒有過錯是一回事，無為而治？如今的大唐需要的是繁榮，需要的是開拓和進取，而不是要一些只求安穩不求過失的官員，那樣的話，還不如提升一幫七八十歲的老頭坐在朝堂上，寧無功，不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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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官，首先就得政治過硬，思想素質堅忍，品德優秀。如今大唐拓地萬里，官吏缺少讓李叔叔很是焦頭爛額，可幾大國學館教出來的讀書人，讀書是一把好手，可才能？哼，就我瞅見的，分派到鴻臚寺和主客司的那批子士子，簡直就是誤國之徒，如果說他們不經過我的洗腦，不經過我的敲打和訓導，不經過嚴格的政治思想教育，別說能在外交上為國家，為我大唐爭取利益，怕是把自個的國家給賣了，還在那洋洋得意自己又遵循了儒家的為人相處之道，宣揚了大唐的仁德和禮儀呢。
如果當初，由這幫子人跟象雄國談判，又或者是跟薛延陀部談判，怕是他們不僅僅不會占偏宜，十有八九還會為了博名聲把戰俘都無條件的放回去，來年開春，又讓他們來咱們大唐的邊陲跳騷，殺我百姓，擄我妻女。
另外還有一件讓人可氣的事，是駱賓王告訴我的，河南道山東境內的密州的莒縣縣令，文采風流，才能全用在了作學問上，可對於治理百姓，啥玩意都不敵，前年遭了水災，他這位縣令大人向密州刺史報告災情之時，竟然連災民有多少，需賑災的糧款多少都報不出數目，一時間傳為笑談。
「……所以我才寫了這麼一篇文，就是要告訴天下的士子，告訴那些個讀書人，作學問是好事，考取功名也是好事，光宗耀祖，也沒人攔你，但是，既然你一心要報效國家，為何不多用你那顆比尋常百姓更靈活的頭腦多思考一下，多瞭解一下呢？詩詞歌賦能當飯吃嗎？才華可以讓你治下的老百姓換到幾石斗來充飢？當然，我也不是反對其中一些只希望能做學問不管其他的人，但是，其中的大部份人，讀書的目標，就是為了做官，做官，你不瞭解民生，不瞭解百姓的疾苦，能做好官嗎？若是這樣，還不如回家去賣豆腐！」我唾沫橫飛地對某些官吏和讀書人進行抨擊，不抨不行，因為這種事例我已經看到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