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是不是那時候就已經有學生直接去投訴瞭，還是這些抱怨通過迂回的方式，從傢長那兒傳到瞭校長那兒。不管怎樣，有一天我被請進瞭校長辦公室。
校長是一個今天已經很少見瞭的那種人：側分頭，棕色的西裝上是魚骨形花紋。
“我聽到瞭很多關於您的歷史課課程設置的投訴。”讓我在他的辦公桌對面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之後，他說。
“誰的投訴？”
校長望著我。在他頭部後面掛著一張由十二個省組成的荷蘭地圖。
“這不重要，”他回答，“更重要的是……”
“這當然重要。投訴是來自傢長還是直接來自學生？傢長總是比較容易來投訴，學生就沒有那麼積極。”
“保羅，最關鍵的是你說的關於戰爭犧牲者的事。如果我接下來重復錯瞭的話，你得糾正我。關於二戰中的犧牲者。”
我向後靠，或者該說嘗試著向後靠，但是這椅子的靠背相當硬且直，幾乎動不瞭。
“你以一副相當倨傲的姿態說那些犧牲者，”校長說，“你還說，他們的犧牲是他們自己的錯。”
“這我從沒說過。我隻說瞭，不是所有的犧牲者都天生是無辜的犧牲者。”
校長看向他桌上的一張紙。
“這兒寫著……”他開始瞭，然後又搖瞭搖頭，摘下眼鏡，用拇指和食指捏捏鼻根，“你得明白，保羅，真的是傢長的投訴。傢長們一直在投訴。你不用跟我辯解說這些投訴的傢長天生就是那種喜歡抱怨的人。大多數情況下隻是些無足輕重的小事，什麼在自助餐廳有沒有蘋果啦，我們怎麼看待經期進行體育運動啦，都是些瑣事，很少有關於課堂內容的。但這一次卻是，而這對學校不好。對我們來說，最好的就是你老老實實地按照教材內容來講課。”
在整個談話過程中，我第一次感到頸背有些癢癢的。“那麼請問我哪裡沒有按照教材的內容來講？”我平靜地問道。
“這兒寫著……”校長又一次擺弄起桌上的那張紙，“為什麼你不自己告訴我呢？你當真說瞭什麼，保羅？”
“沒什麼特別的，我隻是讓他們做瞭道算術題而已。如果一個社會裡有十萬個人，那麼其中有多少個混蛋？有多少責罵孩子的父親？有多少笨蛋嘴巴臭得要命，但卻拒絕改正？有多少無聊愚蠢的廢物，一輩子都在抱怨他們所遭遇的但其實根本不存在的所謂的不公？你們看看周圍，我對他們說，你們希望哪些同學明天不再出現在教室裡？你們想想你們傢中的某一個成員，想想惱人的叔叔和他無聊的故事，或者虐待自己的貓咪的堂兄。想一想，你們——不隻你們，而是整個傢庭——將會覺得多麼輕松，如果這位叔叔或堂兄踩到地雷，或是被高空中投下的飛機炸彈擊中。現在想一想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戰爭中的所有犧牲者——我從沒特別地說到二戰，隻是經常用它來做例子，因為這是講到戰爭時他們最常用來開頭的例子——想想那成千也許上萬的死者，他們可能正好是你不感興趣的人。所有這些犧牲的人都是好人，單從統計學來講，這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們也可能一直都是這樣認為的。真正的不公平，也許更多地在於那些混蛋也跑到瞭無辜的犧牲者的名單上，他們的名字也被刻上瞭戰爭紀念碑。”
我稍停瞭一會兒，為瞭喘口氣。我對這位校長的瞭解到底有多少？他讓我把話都講完，但這說明什麼？也許這些對他就已經足夠瞭，也許他不需要再聽下去就可以把我開除瞭。
“保羅……”他開口道，同時又把他的眼鏡戴瞭回去，但他不看我，而是看著他那張紙上的一處，“我可以向你提一個私人問題嗎，保羅？”
我沒說話。
“你是不是有點厭煩瞭？”校長問，“我是指上課。你不要誤會，我不是在責備你，但是或早或晚，我們所有人都會有這種感覺，我們再也沒興趣瞭，我們開始思考我們的工作的無謂。”
我聳瞭聳肩。“啊……”我說。
“我也經歷過，在我還站在講臺上講課時。那是種令人相當不悅的感覺，好像腳下被抽空瞭一樣，一切的根基都被搶走瞭，所有的，人們信仰的事情。你現在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感覺，保羅？你還信仰你的職業嗎？”
“我一直是以學生為本的，”我據實回答道，“我一直都試著為他們把歷史課講得盡可能有趣。這點我主要是從自己的想法出發的。我從未試過用些陳詞濫調、符合大眾口味的歷史故事來討他們歡心，我是回想當年自己上中學時真正感興趣的是什麼。這就是我的出發點。”
校長微笑著向後靠瞭靠。他的椅子是那種可以往後靠的，我想。而我卻必須在這兒坐得筆直。
“說起當時中學的歷史課，我首先記得的是古埃及人、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我說，“亞歷山大大帝，克婁巴特拉，尤裡烏斯·愷撒，漢尼拔，特洛伊木馬，戰象翻越阿爾卑斯山的遠征，海戰，角鬥士的戰鬥，賽車，轟動的殺人和自殺事件，維蘇威火山的爆發。另一方面也還記得那些美——神廟、競技場的美，還有露天劇院、壁畫、澡堂、馬賽克，一種永恒的美，關鍵是顏色，這也是我們今天度假仍然喜歡去地中海勝過曼徹斯特或不來梅的原因。可之後，基督教出現瞭，所有的一切都漸漸崩塌瞭。最後人們終於高興瞭，所謂的蠻族把一切都打得粉碎。這一切我都還記得，仿佛就在昨天。我記得的還有，之後有一段時間什麼都沒有。如果人們觀察仔細一點的話就會發現，中世紀是個令人作嘔的落後的時期，除瞭幾次血腥的圍攻以外，就沒有什麼太多的事情發生瞭。然後是荷蘭歷史！八十年戰爭，我現在還能記得，我曾經希望西班牙人能打贏。在威廉·奧蘭治被刺殺後，曾經短暫地閃過一絲微弱的希望之光，可是最終還是被這幫宗教狂熱分子把勝利抬回瞭傢，從此，荷蘭和比利時陷入瞭一片黑暗。我印象最深的還有，我們的歷史老師常年把二戰當作一根肥香腸架在鼻子前。‘在高中我要詳細講解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可是當我們到瞭高中，他還是一直在講威廉一世和比利時的分裂，從來沒到過二戰。幾句關於戰壕的話，算是讓我們小嘗滋味。隻有一戰，撇開當中的大屠殺不看，真的很無聊。這真沒勁。事件太少瞭。後來我聽說，歷來都是如此，二戰永遠都不會講到。過去的五百年裡最有趣的一個時期，對荷蘭亦是如此，因為自從羅馬人得出結論，這片土地不是他們的菜之後，這裡直到一九四○年五月，本土就再沒發生過什麼值得註意的事。我是說，當國外的人說到荷蘭的時候，他們可以說誰呢？說倫佈朗，說凡·高，說畫傢。如此說來，唯一轟動世界的人物，就隻有安妮·弗蘭克瞭。”
校長又一次挪動他桌上的那張紙，並開始翻閱一個不知怎麼我有點熟悉的東西，它放在一個文件夾裡，是一個有透明封面的冊子，學生們一般會用它來夾論文。
“……這名字能讓你想起什麼嗎，保羅？”他問道。
他提起我班裡的一個女學生的名字，在這裡，我特別略去瞭這個名字。那時候我曾下決心忘記這個名字，而我也成功瞭。
我點點頭。
“那你還記得你對她說瞭什麼嗎？”
“有點印象。”我說。
他合上文件夾，並把它放回桌上。
“你給瞭她一個五分，”他說，“當她問你為什麼的時候，你回答——”
“給你五分完全合理，”我說，“那真的是一個相當馬虎的論文。那樣的水準在我這兒是得不到好分數的。”
校長微微笑瞭笑，但他的微笑很尷尬，像酸瞭的牛奶凍住瞭一樣。“我得向你承認，從質量上來說，這篇論文也沒有給我留下多深的印象，但是我們討論的是別的事。是……”
“除瞭二戰，我還講瞭之後的一大段歷史，”我又一次打斷他，“朝鮮半島，越南，科威特，近東和以色列，六日戰爭（第三次中東戰爭），贖罪日戰爭，巴勒斯坦人。所有這些，都是我講過的素材。所以你真的不能就拿這樣的一篇關於以色列的論文來交差：寫的是那兒主要產甜橙，人們會穿著涼鞋圍著篝火跳舞，到處都是歡快幸福的人，還有沙漠裡重新開滿瞭花這樣的廢話。我要說的是，那裡每天都有人被槍射死，公交車被炸毀。而這裡寫的都是些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
“她號叫著跑來找我的，保羅。”
“如果我教瞭一群那樣的垃圾，我也會號叫的。”
校長看著我。我察覺到瞭他眼神裡的一些我以前從沒見過的東西：是中性的，還是說不知所雲更合適，大概就跟他的魚骨西裝一樣不知所雲。此時他又向後靠瞭靠，這回比先前還要往後。
他是在拉開距離，我想。不是距離，我馬上糾正瞭自己：是離去。
“保羅，你就不能跟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孩說這些事。”他說。就連他的聲音裡，也潛入瞭一種中性的語氣。他不想和我討論瞭，他在通知我他的意見。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現在問他為什麼不能說這些事，他一定會用“就是不能說”來回答。
很快，我想瞭一會兒那個女孩。她有張漂亮的但是太過晴朗的臉——沒有理由的晴朗，一種歡快的但沒有性征的喜悅，同樣歡快與沒有性征的還有她論文中一頁半的關於摘甜橙的描寫。
“這種事在足球場上侃侃倒是有可能的，”校長繼續說，“但在學校裡無論如何不行，無論如何在我們的學校裡不行，作為老師就更不行瞭。”
我對那女孩到底說瞭什麼，現在真的一點都不重要瞭，我很想馬上先說這句話。但這隻會扯開話題，補充不瞭什麼。有時候，有些事，就這樣從嘴裡不經意地漏瞭出來，有些時候也許又會後悔。不，也許不該叫後悔，說得確切一點，聽話的人這一輩子都會將你說的話刻在腦子裡。
我想到她晴朗的臉。當我跟她說瞭那些話之後，她的臉碎瞭，像一隻花瓶一樣。或者更像一塊玻璃，被太高的音頻震碎瞭。
我註視著校長，感覺到我的手握成瞭拳頭。慢慢地，我覺得夠瞭，這個討論我已經沒有興趣再進行下去瞭。那句話怎麼說的來著……鴻溝不可逾越。事實就是如此，我們倆之間出現瞭一道鴻溝，有時對話會突然頓住。我盯著校長，腦子裡想象著我對準他陰沉沉的臉揮上一拳的情景，緊挨鼻子下方，我的全副手指骨節，不偏不倚，正中他鼻孔和上嘴唇之間的空處。牙齒掉落下來，鼻血噴湧而出，我的想法變得一清二楚，但我也有我的懷疑：是否這樣我們就能找到解決矛盾的方法瞭呢？我不能就停留在打一頓而已，我可以把他那不知所雲的面孔也整個毀掉，即使它已經沒法變得更醜瞭。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我在學校的職位是保不住瞭，盡管這是眼下我擔心得最少的事。仔細研究一下，其實我的職位早就讓我不堪忍受瞭。從我第一次踏進這個學校的大門時開始，就流傳著這個職位讓人不堪忍受的言論瞭。剩下的都隻是緩刑。我在這兒，站在講臺前講的那麼多節課，全都是緩刑。
問題還在：我是不是該把校長打倒？該不該把他變成一個犧牲者、一個會贏得人們同情的人？我想到成群的學生會擠到窗邊，觀看他們的校長被救護車運走的情景。對，救護車會來，在那之前我不會停手。學生們一定會覺得很可惜。
“保羅？”校長一邊說著一邊在他的椅子上動來動去。他嗅到瞭點什麼，嗅到瞭危險的氣味。他在試圖找到一個姿勢，盡可能截住第一次的擊打。
假如救護車沒有急匆匆地把他帶走會如何呢？我在想。沒有開藍色的燈？我深吸瞭一口氣，然後慢慢呼出。我現在得趕緊決定，不然就太遲瞭。我可以把他打死，赤手空拳。這雖然是件相當令人惡心的事情，但是也不會比掏空某隻野味的內臟惡心到哪裡去。我改良一下，是掏空一隻火雞。他結婚瞭，我知道，還有幾個比較大瞭的孩子。誰知道呢，也許我還幫瞭他們一個大忙。很可能他們也已經沒法再忍受這張陰沉沉的臉瞭。葬禮的時候，他們還會展示一下哀痛，但在之後的有發面糕點的筵席上，輕松的心情很快就會占上風。
“保羅？”
我看著校長，微笑著。
“我可以問你一個私人問題嗎？”他問，“我想，也許有點……我是說，呃，我就直接問瞭。你傢裡怎麼樣，保羅？一切都還好嗎？”
傢裡。我繼續微笑著，其間還真的想到瞭米歇爾。米歇爾快四歲瞭。故意殺人罪在荷蘭會判個八到十年，我估計，這一點都不算多。表現好的話，比如在監獄的花園裡除除草，很可能五年後就可以出來瞭。那時候米歇爾九歲。
“你妻子……卡拉好嗎？”
克萊爾，我在心裡糾正他，她叫克萊爾。
“很好。”我回答。
“孩子們呢？也都好嗎？”
孩子們。這蠢貨到現在都記不住！要記住每個人的所有事也不太可能。但是法語女教師和一個女朋友同居瞭，這人們記得住，因為比較突出嘛。可其餘的呢？其餘的不突出。他們有個丈夫或者老婆和孩子們，或者沒有孩子，或者一個孩子。米歇爾現在騎後面帶兩個小輪子的兒童自行車。在那兩個輪子被拆下來的時候，我在監獄裡，就不能陪他一同經歷瞭，隻能聽說瞭。
“很好，”我說，“有時候真的很驚訝，這一切都那麼快，他們那麼快就長大瞭。”
校長交疊起手指，雙手放到桌上，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剛剛真是死裡逃生。
為瞭米歇爾。為瞭米歇爾我才放過他的。
“保羅，我知道，你現在可能不想聽，但是我必須要說。我覺得你去范·迪倫，我們的校心理專傢那裡，去約個時間，會對你有所幫助。還有，你這段時間暫時不用上課瞭，這樣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我想你需要這個，我們大傢偶爾都會需要。”
我覺得自己出奇地平靜，以及疲憊。不會有武力瞭。那像是掀起的一陣狂風，露臺上的椅子被吹進來，窗外的遮簾被卷在一起，但更多就沒有瞭。狂風過去瞭，不過同時也蠻可惜的。我們更願意看到屋頂被掀掉，樹木被連根拔起甩到空中，關於龍卷風、颶風和海嘯的紀錄片，透出讓人平靜的東西。當然，這很可怕，我們都學過，說這有多可怕。但是一個沒有災難和暴力——自然界的暴力和人的暴力——的世界真的會讓人完全無法忍受。
這位校長馬上就可完好無損地回傢去，今晚他會與妻子和孩子們一同坐在桌旁。他這個不知所雲的存在，會坐到那把平時都是空著的椅子上。沒有人要去監護病房或靈堂，就因為一個簡單的原因：剛剛這些就被這樣決定瞭。
其實我一開始就知道瞭，從他問到我傢裡的情況開始。傢裡怎麼樣？這是他們要解雇你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大抵如同“好吃嗎”，這句也一樣不痛不癢。
見到我沒有再爭辯一句，就一口同意去看校心理醫生，校長看上去還真是挺吃驚的，是開心地吃驚。不，我不會給他任何大吵大鬧的機會，我會毫不反抗地順從。我站起身，以此向他傳遞一個信息：這次談話對我來說結束瞭。到瞭門邊，我向他伸出手，他握瞭握，握瞭握那隻本可以將他一生徹底顛覆的手。
“我很高興，你如此……”他開口說，不過話沒說完。
“請代我問候……你的妻子……”他說。
“克萊爾。”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