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是別人的事情
而是我們自己的
摘掉排便袋之前，孩子幾乎每晚都會做噩夢，而且是相同的噩夢。在夢中，怪物不停地追趕著她與其他小朋友。最後，雖然其他小朋友都逃過瞭一劫，但她卻被怪物無情地抓走瞭。
有一天孩子問我：
“爸爸，那個壞叔叔被判瞭多少年？”
判刑，對她這個年紀的孩子來說還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但即便這樣，她還是一直追問我關於那個人的消息。由此我清楚地認識到，孩子心中的恐懼其實並沒有消散。
“他被判瞭12年，所以還要在監獄中待上十多年才能出來。”
“切！”
這是孩子對社會的不滿？其實並不是，這是一種恐懼。
“不是還有10年？”
“總之在那之前我一定要強大起來。”
這種心情又是誰能瞭解的呢？是為人父為人母的我們所能瞭解的嗎？孩子究竟是有多幺恐懼，才會從現在起就開始擔心那個人的出獄呢？
12年，對其他人來說也許並沒有什幺，但對我的孩子娜英來說卻是一段必須讓自己強大到足以自保的煉獄時間。如果那個人能夠被判得更長一些，是不是孩子的心理壓力就會相應地減少一些？隨著時間的流逝，孩子心中的恐懼又會不會愈發地強烈起來？比如1年後，孩子會不會焦慮地想到“隻剩下9年瞭”？所以對於行兇者，比起“隻剩下9年瞭”這樣的從輕處理，是不是“還有好多年！”這樣的從嚴量刑反而更合適一些？
“雖然爸爸很無能，但爸爸保證一定不會讓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而且爸爸也會傾盡全力地阻止類似的事情在其他小朋友身上發生。”
我是一名平凡的父親。這是我與孩子的約定。雖然我也曾想過諸如“如果時間可以倒退”這樣的事情，但顯然這並不可能。不論是我，還是我的孩子都十分清楚地知道這一點。
娜英受到瞭性侵犯。而且這一傷害始終在她的腦海中揮之不去。有一天她問我“什幺是性侵犯”。從低年級小學生的嘴裡竟然出現瞭“性侵犯”這樣的詞語，傷心的我強壓下心中的憤怒與痛苦回答道：
“因為那個壞叔叔是男生，而你是女生。所以叫作性侵犯。”
我一直在思考應該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因為孩子終究會問到。雖然設想瞭無數次，但現實依舊使我感到很無力。
事後，娜英認識瞭一位刑警姐姐。娜英很喜歡這位姐姐，大概是因為刑警能夠給她帶來安全感吧。當然周邊人給予的溫暖也給瞭她很大的勇氣。
然而除瞭溫暖之外，仍然有很多令人感到憤慨的事情。由於孩子的精神狀態一直沒有好轉，所以我找到瞭孩子的主治醫師咨詢，但主治醫師卻推卸說自己隻負責診斷，並不負責治療。
“您是在給我的孩子進行治療嗎？”
“不是。”
“您竟然說不是？”
“我隻是負責診斷，並不負責治療。”
對於醫生竟然把我的孩子作為臨床觀察對象的行為，我表示震驚。所以在那之後，我走訪瞭很多其他醫療機構。因為我始終希望孩子能夠過上正常人的生活。相信隻要是父親，都會像我這樣做。
這其中除瞭私營機構外，還包括很多政府支援機構，然而這些機構的設立大多都隻是為瞭自己的利益而已。我就這樣每天奔走在各個城市努力搜尋著這些醫療機構，這令我感到實在可笑，因為這些以治療為目的而設置的醫療機構，又有多少是真的在為病人進行治療呢？治療隻不過是他們的招牌，而他們真正想要得到的不過是國傢的補助而已。
所以每到一處都會受到這樣的警告：我們會向國傢申請治療費用，所以你不能再去其他地方接受治療，但真正的治療兩周才有一次。兩周一次，就算是抑鬱癥還需要一周一次，而他們卻說像我孩子這樣的情況隻需要兩周一次，真是令人憤怒！
利用孩子、利用我們傢庭的傷痛來填飽自己肚子的這些人，真是令人作嘔！
最後我將孩子托付給瞭首爾向日葵兒童中心。在無數以權謀私的機構當中，這是唯一一傢真正為瞭孩子著想的機構。之所以要將名字講出來，是為瞭那些和我們經歷一樣痛苦的傢庭們。
但這裡也有問題。
因為向日葵兒童中心是保健福祉部和女性傢庭部的下屬機構，所以不是每個城市都設立瞭。我也是在走訪瞭很多地方後才發現瞭這裡。從我所住的城市到首爾，並不容易。即便是為瞭孩子，但距離確實也太遠瞭。雖然大人沒有問題，但是孩子呢？對孩子來說，就算一點距離他們都會覺得很遙遠，何況像我孩子這樣一天需要上數十次衛生間的情況。長時間的奔波不僅讓孩子體力上吃不消，而且暈車問題也時有發生。如果是為瞭孩子們著想，那幺是不是應該至少在每個城市都設立一處這樣的機構呢？
此外，治療性侵病人的指定醫院也是少得可憐。在首爾也僅有一處而已，京畿道和其他地區也是如此。大概是因為受害者們不遠萬裡去接受治療也無妨吧，或者隻是紙上談兵，亦或者隻是政府的面子工程？如果真的站在被害者的立場，不知道他們還能否提出這樣幼稚的政策！
而我之所以會參與蘇在沅作傢的這部作品的理由隻有一個。除瞭為與我有同樣經歷的人進行辯護之外，更希望類似的慘劇不要再發生，希望政府能夠出臺更有力的政策，加重這方面的刑罰。此外，我也希望能夠為和我們有同樣經歷的受害者尋找到走出陰霾的突破口。
對我孩子施暴的那個人是個慣犯，而其他性侵者中也是慣犯居多。
他們的犯罪越來越計劃周密。雖然不想再嘆氣我傢孩子的事情，雖然就算死也不願意再記起那件事，但是為瞭政府能夠加強這方面的刑罰，即便要在傷口上撒鹽，我還是要說出來。
就像我對孩子承諾的，不會再讓其他小朋友也經歷相同的事情。
我想要兌現我的諾言。所以我要說出來。
讓性侵者受到更重的處罰。
孩子在重癥病房醒來後頭一句話就是：
“媽媽，在犯人逃跑前抓住他！”
孩子問也沒問就著急地要告訴警察。即便警察告訴她可以以後慢慢說，但不論是睡著還是醒來孩子都無法忘記當時的畫面，堅持要告訴大傢當時發生的事，因為害怕這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
不能入睡的孩子，即使困得睜不開眼也堅持要講述當時情景的孩子，大傢能想象到看到孩子這樣，作為父親的我是怎樣的心情嗎？
第二天警察拿來照片讓孩子指認。孩子一下子就認出瞭那個傢夥。
雖然大傢都知道他就是犯罪嫌疑人，但卻遲遲找不到證據，因為他沒有留下指紋，最後好不容易才找到線索給他定瞭罪。
強奸犯，越是慣犯，手法就越是嫻熟。其他犯罪也是一樣，他們在出獄前都學習瞭很多法律知識，就像檢察官和律師一樣。所以現在犯罪率日益增長，但懸案卻越來越多。
眾所周知，終身監禁這一刑罰在很多國傢都適用。但是韓國卻對性犯罪特別寬待，所以他們才會無所畏懼地犯罪，並用納稅人的錢在監獄裡舒服地過日子。我希望他們能夠被社會永久地孤立起來。
我從來不和妻子一起看新聞。因為每每看到類似的事件報道她都會止不住地咒罵。
“那種人為什幺還要給他飯吃，讓他活下去？”
我也是如此。不明白國傢為什幺會讓那些傢夥太平地在監獄裡度日。如果真的知道受害人父母的憤怒和憎惡，知道受害兒童的傷痛，那幺還能這樣讓他們如此舒服嗎？為什幺在一個主張人權的社會，像我們這樣的傢庭的權利卻被徹底無視瞭呢？
如果判死刑又會怎樣呢？
我大概分析瞭一下他們的心理。雖然他們做出瞭禽獸才會做的事情，但他們卻像其他人一樣畏懼死亡。如果他們要面對的是死亡，那幺他們還會那幺容易地犯下罪行嗎？雖然不能說是100%，但我敢肯定犯罪率一定會減少。當然相應受到傷害的孩子也會減少。所以為瞭孩子們，為瞭善良的國民們，為瞭所有生活在韓國的一個個傢庭，國傢是不是有必要進一步強化法律呢？
我很認同蘇在沅作傢所說的一段話：
“孩子爸爸。雖然打架鬥毆也可能無意間致人死亡，但強奸絕對沒有偶然。所有的強奸都是有計劃的，因為犯人有充分的時間。在他們尋找對象的過程中，在他們擄走受害人的過程中，在他們解開腰帶的瞬間，在他們拉下褲子拉鏈的時候，他們都有充足的時間來做出判斷。
酒後失控？那幺醉酒駕車也算是失控瞭？就算酒後意識稍微有些不受控制，但即便這樣也不能夠容忍。對於依賴酒精的這些人，不是更應該嚴加處置嗎？”
對此我十分感同身受。我說過當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我一定會組織活動要求政府修改相關法律條文。我會一直支持蘇在沅作傢。
我要為所有有著相同痛苦經歷的傢庭呼籲。不論是怎樣的父母，都會想要刪除掉這些記憶，幫助孩子刪除掉這些痛苦的記憶。但是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記憶永遠都不會消失，它會伴隨我們一生。所以方法隻有一個：
“戰勝它。如果不能忘記，那就想辦法去戰勝它。”
傷口愈合便會結痂，會留下傷疤。但是新的肉終究會長出來，和我有著相同經歷的人們也會一樣。傷疤、記憶留下瞭，就不會消失，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盡快接受它，並且尋找到戰勝它的方法。
兩年時間裡，我與孩子一起戰勝瞭很多東西。現在我有信心讓孩子重新變得和其他小朋友一樣幸福，大傢也一定要努力去克服！
最後我要對大傢說，請大傢不要忽視。因為它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在我們身邊。
希望大傢一起嚴懲犯罪者，關愛受害人。因為唯有社會的關愛才能幫助受害人走出陰霾。
最後希望我們以愛心、關心、真心給那些骯臟的犯罪者予警示。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