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凡攻城圍邑，若敵糧多人少，外有救援，可以速攻，則勝。法曰：「兵貴拙速。」
三國，蜀將孟達降魏，遂領新城太守，未幾，復連吳附蜀以叛魏。司馬懿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蜀交結，宜觀望而後可。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當及其未定，促而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至其城下。吳、蜀各遣將救達，懿乃分兵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表上天子，比相往反時，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將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外為木柵以自固。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李輔等斬達首，開門以降。
【譯文】
大凡圍攻城邑的作戰，如果守城之敵糧多兵少，且有外部援助，可以採取快攻速決，就能（乘其外援未到而）取得勝利。誠如兵法所說：「用兵最為寶貴的是，寧肯指揮笨拙但求速勝。」三國時期，蜀國將領孟達投降了魏國，於是被任命為新城太守而駐紮在上庸城。但不久，他又聯吳歸蜀而背叛了魏國。魏將司馬懿秘密發兵進討孟達。當時，眾多將領都說孟達與吳、蜀二國有了聯絡，因此應當首先觀察事態的變化爾後再採取行動。但司馬懿卻說：「孟達是個沒有信義的人，現在正是他與吳、蜀之間相互猜疑的時候，應當趁其猶豫不決之時，迅速把他解決掉。」於是就親率大軍以一天趕行兩天路程的速度，連續行軍八天而抵達上庸城下。此時，吳、蜀兩國也都各自派將統兵前來援救孟達。對此，司馬懿則分別派兵加以抵禦。孟達在叛魏附蜀之初，曾給蜀相諸葛亮寫信說：「宛城離洛陽八百里，而距我這裡有一千二百里。駐守宛城的司馬懿獲悉我起兵舉事後，必先寫奏表上報洛陽的魏明帝，等到皇帝批復回來時，已經一個月時間了。到了那時，我的城防已經加固，諸將所屬部隊都已部署停當。況且，我軍地處深遠而險要，司馬懿必定不會親自前來，其他將領來進攻，我就沒有憂慮之事了。」但當司馬懿親自率兵突然來到之後，孟達又趕緊告訴諸葛亮說：「我起兵舉事僅僅八天，司馬懿就率兵來到我的城下，他的行動怎麼這樣神速啊！」上庸城三面臨水，地勢險要，而孟達又於城外構築木柵以加強防禦。司馬懿揮軍渡過河水，衝破木柵，直抵城根，然後分兵八路攻城，僅僅經過十六天時間，孟達的部將李輔等人便殺死孟達，打開城門而投降了司馬懿。
【賞析】
本篇以《速戰》為題，旨在闡述在何種條件下的攻城作戰應取速戰速決的指導原則問題。它認為，對於兵少糧多、外有強援的守城之敵，只有採取速攻戰法，才能便於取勝。實戰的歷史經驗表明，在攻城作戰中，究竟是採取緩攻，還是採取速攻？這要依據敵我雙方力量對比情況和戰場態勢的實際情況而定。敵人糧多且有外援，其兵力雖少，但利於憑恃堅城持久固守。故對此種守城之敵，進攻者如果緩攻久拖，兵力雖優，但極易師老兵疲，反為敵人所乘；進攻者如能以優勢兵力乘敵外援尚未來到之前，採取速戰速決，則容易戰勝此守城之敵。三國時期魏將司馬懿圍攻孟達的上庸之戰，就是體現速攻取勝指導原則的一個成功戰例。孟達原為蜀將，魏黃初元年（公元２２０年）七月，叛蜀降魏，被委以新城太守而駐兵於上庸城。後在蜀相諸葛亮的策動下，又「陰許歸蜀」（見《資治通鑒·魏紀二》，下同）。司馬懿在獲悉孟達「欲舉兵叛」的情報後，一面「以書慰解之」，企圖穩住孟達；一面組織兵力，準備立即進討。當時，魏軍諸將皆認為孟達已與吳、蜀聯絡，不可速攻，只「宜觀望而後動」（見《晉書·宣帝紀》）。但司馬懿卻與諸將的看法不同，他認為孟達反覆無常，乘其猶豫不決之際，迅速出兵，突然進攻，是完全可以取勝的。於是，司馬懿於魏太和元年（公元２２７年）十二月，集中四倍於孟達軍的優勢兵力，親自統率自宛城西進，「倍道兼行」，一千二百里的路程，僅用八天時間即進抵上庸城下。然後，分兵八道發起進攻，僅十六天即迫使孟達部下不得不斬達首而開城投降。此戰，從其長途行軍到攻佔上庸，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告勝利了，可謂速戰速決的典型戰例。後來，司馬懿於景初二年（公元２３８年）進攻公孫淵的遼東作戰中，曾就其對孟達作戰為何採取速攻取勝的指導原則問題，向其隨軍司馬陳珪作過很好說明。他說：「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見《晉書·宣帝紀》）司馬懿能夠根據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採取切實可行的原則和方法，此種恰到好處的作戰指導，無疑是其戰勝攻取的重要原因。這是值得用兵者很好傚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