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夫三皇無言，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伏羲、女媧、神農，稱三皇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禮賞功，美而無害。
(黃帝者，順天地之紀，時播百谷，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時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顓頊者，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高辛者，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人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鬱鬱，其德嶷嶷；帝堯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虞舜者，善無微而不著，惡無隱而不彰，任自然以誅賞，委群心而就制。
故能造御乎無為，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而若自有者，此五帝之德也。)
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
(議曰：韓信云：“項王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
諸葛亮曰：“荊州之人，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今將軍誠命猛將與荊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由此言之，人心不服，其勢易破。故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設矩備衰，有察察之政、兵甲之備，而無爭戰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
(昔三代明王，啟建洪期，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樸，救樸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宜、救弊之術，此三王之德也。)
霸主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士疏，賞毀士不為用。
(《左傳》曰：“楚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搜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卻縠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征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乎大搜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人聽不惑而後用之。出谷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此五霸德也。)
故曰：理國之本，刑與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為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
(議曰：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故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故虞南云：“彼秦皇者，棄仁義而用威力，此可以吞併，而不可以守成。此任刑之弊也。)
或曰：“王霸之道，既聞命矣。敢問高、光二帝，皆拔起壟畝，芟夷禍難，遂開王業。高祖豁達以大度，光武謹細於條目，名擅其美，龍飛鳳翔，故能撥亂庇人，拯斯塗炭。然比大德，方天威，孰為優劣乎？”
曹植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強楚，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純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酷虐之心，嬖妾被人彘之刑。趙王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斯哉？然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所鮮，有歷代之希睹，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世祖體干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蹈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為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精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奮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於西都。爾乃廟勝而後動眾，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宣仁以和眾，邁德以來遠，故竇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僭，言行則無穢，量事則勢微，論輔則臣弱，卒能握干圖之休征，立不刊之遐跡，金石銘其休烈，詩書載其懿勳。”故曰：光武其優也。
(荀悅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士，龍興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衢，登建皇極，上古以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略，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焚魚斷蛇，異物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
《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斯之謂矣。
夏政忠，忠之弊也樸，故殷承之以敬。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週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秦不改，反酷刑。漢承其弊，得天統矣。
孔融曰：“周武從後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十五世，但有魚鳥之瑞。至如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五，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梟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其寬裕，又不如高祖。”
虞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漢祖之臣，三傑是也；光武之佐，二十八將是也。豈得以鄧禹、吳漢匹於張良、韓信者乎？然漢祖功臣，皆以強盛誅滅；光武佐命，悉用優秩安全，君臣之際，良可稱也。絕長補短，抑其次焉。”
由此言之，夫漢高克平秦、項，開創漢業，衣冠禮樂，垂之後代，雖未階王道，霸德之盛也。)
或曰：“班固稱：周雲成康，漢言文景，斯言當乎？”
虞南曰：“成康承文武遺跡，以周、召為相，化篤厚之氓，因積仁之德，疾風偃草，未足為喻。至如漢祖開基，日不暇給，亡嬴之弊，猶有存者。太宗體茲仁恕，式遵玄默，滌秦、項之酷烈，反軒、昊之淳風，幾致刑措。斯為難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懍懍乎！庶幾近於王道。景帝之擬周康，則尚有慚德。”
(《漢文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園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人。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親，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機杖，群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人，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或問傅子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對曰：“匹夫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由此言之，班固以太宗為仁，不在除肉刑矣。’《景帝贊》曰：‘孔子稱：“斯人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奸宄不勝。漢興，掃除苛煩，與人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人醇厚。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哉！’此王道也。”)
或曰：“漢武帝雄才大略，可方前代何主？”
虞南曰：“漢武承六世之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之資，故能總攬英雄，駕御豪傑，內興禮樂，外開邊境，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方於始皇，則為優矣。至於驕奢暴虐，可以相亞，並功有餘而德不足。”
《武帝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人，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齊斯人，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推此而言之，彼漢武秦皇，皆立功之君，非守成之主也。)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之變；漢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漢昭委任霍光，二主孰為先後？
魏文帝曰：“周成王體聖考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召為保傅，呂望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德義之聲，所謂沈漬玄流，而沐浴清風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然後乃寤。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滕》之教言，豈不暗哉？夫漢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禮並，在年二七，早知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啟《金滕》，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成、昭鈞年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大將軍霍光及上官桀秉政，桀害光寵，欲誅之，乃詐為帝兄燕旦上書，稱光行上林稱蹕等事。帝不信。)
或曰：“漢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儔歟？”
虞南曰：“漢宣帝起自閭閻，知人疾苦，是以留心聽政，擢用賢良，原其循名責實，峻法嚴令，蓋流出於申、韓也。古語云：圖王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光武仁義，圖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今以相輩，恐非其儔。”
(議曰：元帝之為太子，嘗諫宣帝，以為持法太嚴。帝作色曰：“我漢家以霸王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化，用害政乎？”雖以此言之，知其度量不遠，然寬猛之制有自來矣。昔高祖入秦，約法三章，秦人大悅。此言緩刑之美也。郭嘉說曹公云：“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言嚴刑之當也。故《傳》曰：“政寬則人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書》曰：“刑罰世輕世重。”《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
由此觀之，但問時代何如耳！嚴刑惡足小哉！)
或曰：“漢元帝才藝溫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則經天緯地，詞令典策；武則禁暴戢兵，安人和眾。此南面之宏圖也。至於鼓瑟吹簫，和聲度曲，斯乃伶官之職，豈天子之所務乎？”
(議曰：元帝多才藝，善鼓瑟琴，雖如此，非善之善也。何則？徐干《中論》曰：“夫詳小事而略大道，察近物而暗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所謂‘詳小事、察近物’者，謂耳聰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於雕琢彩色之章，口給於辯惠切對之詞，心通於短言小說之文，手習於射御書數之巧也。所謂‘遠數、大道’者，謂仁足以覆燾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
昔魯莊多伎藝，詩人刺之；魯昭美容儀，有出奔之禍。由是言之，使人主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射如夷羿、書如史籀，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理乎！
匡衡《諫元帝改政書》曰：“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必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今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奸邢未禁者，殆議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此守文也。”)
或曰：“觀偽新王莽，謙恭禮讓，豈非一代之名士乎？至作相居尊，驕婬暴虐，何先後相背甚乎？”
虞南曰：“王莽天姿慘酷，詐偽人也。未達之前，徇名求譽；得志之後，矜能傲物。飭情既盡，而本質存焉。愎諫自高，卒不改寤，海內冤酷，為光武之驅除焉。”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哀成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國必聞，在家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既非仁，而有邪佞之材，又承四父世業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奪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謂黃、虞復出也。乃矜其威詐，滔天虐人，是以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怨恨，遠近俱廢，城池不守，肢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紫色蛙聲，余分潤位，為聖王之驅除雲。”
吳王孫權論呂蒙曰：“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在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而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此驅除之意也。)
夏少康、漢光武皆中興之君，孰者為最？
虞南曰：“此二帝皆興復先緒，光啟王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何者？光武之世，藉思亂之民，誅殘賊之莽，取亂侮亡，為功差易。至如少康，則夏氏之滅已二代矣(羿及寒浞)。藐然遺體，身在胎孕，母氏逃亡，生於他國。不及過庭之訓，曾無強近之親，遭離亂之難，庇身非所，而能崎嶇於喪亂之間，遂成配天之業，中興之君，斯為稱首。”
(魏高貴鄉公問荀顗曰：“有夏既衰，後相殄滅，少康收輯夏眾，復禹之績。高祖拔起壟畝，芟夷秦、項。考其功德，誰為先後？”
顗對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上曰：“少康先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宏仁，豈能濟斯勳乎？漢祖因土崩之勢，收一時之權，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系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
後漢衰亂，由於桓、靈二主，凶德誰則為甚？
虞南曰：“桓帝赫然奮怒，誅滅梁冀，有剛斷之節焉，然Yan人擅命，黨錮事起，中平亂階，始於桓帝？古語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靈帝承疲民之後，易為善政；黎庶傾耳，鹹冀中興。而帝襲彼覆車，毒逾前輩，傾覆宗社。職帝之由，天年厭世，為幸多矣。”
(議曰：桓帝問侍中爰延曰：“朕如何主也？”對曰：“漢中主。”“何者？”“尚書令陳蕃任事則理，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此中主之謂也。”
虞南曰：“夫泯江初發，其源可以濫觴。及其遠也，方舟而後能濟。元帝之時，而任宏恭、石顯；暨於桓、靈，加以單超、張讓；既斁彝倫，遂傾宗國。其所由來者漸矣。故曰：‘熒熒不滅，炎炎奈何？’言慎其始也。嗚呼！百代之後，其鑒之哉！”
古語曰：“寒者易為衣，饑者易為食。”晁錯曰：“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
由此言之，是知昏亂之君，將以開聖德矣。)
自炎精不競，宇縣分崩，曹孟德挾天子而令諸侯，劉玄德憑蜀漢之阻，孫仲謀負江淮之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皆肇開王業，光啟霸圖。三方之君，孰有優劣？
虞南曰：“曹公兵機智算，殆難與敵，故能肇跡開基，居中作相，實有英雄之才矣！然譎詭不常，雄猜多忌，至於殺伏後，鴆荀彧，誅孔融，戮崔琰，婁生斃於一言，桓劭勞於下拜。棄德任刑，其虐已甚，坐論西伯，實非其人。許邵所謂‘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斯言為當。”
“劉公待劉璋以賓禮，委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於斯為美。彼孔明者，命世之奇才，伊、呂之儔匹。臣主同心，魚水為譬，但以國小兵弱，斗絕一隅，支對二方，抗衡上國。若使與曹公易地而處，騁其長算，肆關、張之武，盡諸葛之文，則霸王之業成矣。”
“孫主因厥兄之資，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險，僅得自存，比於二人，理弗能逮。”
(陳壽云：“劉備機權干略，不逮魏武，所以基宇亦狹。”張輔曰：“何為其然？夫撥亂之主，當先以收相獲將為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諸葛孔明達禮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關侯、張飛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暗不相為用，能否不相為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為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二傑而已。”
魏帝問吳使趙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於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孫策瘡甚，呼弟權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才，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陳壽云：“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奇。人之傑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也。”)
晉宣帝雄謀妙算，諸葛亮冠世奇才，誰為優劣？
虞南曰：“宣帝起自書生，參佐帝業，濟世危難，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實有可稱，而多仗陰謀，弗由仁義，猜忍詭伏，盈諸襟抱。至如示謬言於李勝，委鞫獄於何晏，愧心負理，君子不為。以此偽情，行之萬物，若使力均勢敵，俱會中原，以仲達之奸謀，當孔明之節制，恐非儔也。”
(吳張儼《默記》論諸葛亮、司馬宣王二相優劣曰：“漢朝傾霸，天下分崩，二公並遭值際會，托身明主。孔明起蜀漢之地，蹈一州之上，方之大國，蓋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併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務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
或曰：“晉景、文，兄弟孰賢？”
(魏明帝崩，立養子齊王芳，遺詔使曹爽與司馬宣王輔政。宣王誅爽，自專政。宣王薨，子景王名師、字子元，代立輔政，廢齊王芳，立高貴鄉公。景王薨，弟文王名昭、字子上，又代立輔政，殺高貴鄉公，立陳留王。後陳留王以魏禪晉，武帝名炎、字安世，即位平吳，天下一統。及子惠帝立，天下大亂，五胡入中原矣。)
虞南曰：“何晏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故知王佐之才，著於早日。及誅爽之際，智略已宣，欽、儉稱兵，全軍獨克，此足見其英圖也。雖道盛三分，而終身北面，威名振主而臣節不虧，侯服歸全，於斯為美。太祖嗣興，克寧禍亂，南定淮海，西平庸蜀，役不逾時，厥功為重。及高貴纂歷，聰明夙智，不能竭忠協贊，擬跡伊周，遂乃偽謗士彥，委罪成濟，自貽逆節，終享惡名，斯言之玷，不可磨也。”
(干寶《晉總論》曰：“昔漢宣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業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鹹黜異圖，用光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
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節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人詠維新，四海悅勸矣。泛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人樂其生，百代之一時也。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隙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林無所。何哉？樹立失權，托附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核傅鹹之奏、錢神之論而睹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樂聲，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也。”)
東晉自元帝以下，何主為賢？
虞南曰：“晉自遷都江左，強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盤石之宗，居上流之要，負才矜地，志懷問鼎，非肅祖之明斷，王導之忠誠，則晉祚其移於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群賢，因瀍、澗之遺黎，乘劉、石之衰運，則克復中原，不難圖也。”
(元帝值天下崩離，創立江左，後肅祖即位，大將軍王敦威震內外，將謀為逆。帝與王導、溫嶠等決計征敦。敦敗死也。)
或曰：“偽楚桓玄有奇才遠略，而遂至滅亡，何也？”
(桓玄字敬道，父溫。大司馬玄博綜術藝，以雄豪自處。晉安帝以為丞相，封楚王，遂禪位。)
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虛己應物，覆載同於天地，信誓擬於暄寒，然後萬姓樂推而不厭也。彼桓玄者，蓋有浮狡之小智，而無含宏之大德，值晉末衰亂，威不逮下，故玄得肆其爪牙，以僥倖之餘，而逢神武之運，至於夷滅，固其宜也。”
(鬻子曰：“發政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之王器也。”
由此言之，豪雄小智，何益於樂推哉？)
宋祖誅滅桓玄，再興晉室，梁代裴子野優之於宣武，其事雲何？
虞南曰：“魏武，曹騰之孫，累葉榮顯，濯纓漢室，三十餘年。及董卓之亂，乃與山東俱起，誅滅元兇，曾非己力。晉宣歷任卿相，位極台鼎，握天下之圖，居既安之勢，奉明詔而誅逆節，建瓴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提劍，首創大業。旬月之間，重安晉鼎，居半州之地，驅一郡之卒，斬譙縱於庸蜀，禽姚紹於崤函，克慕容超於青部，梟盧循於嶺外。戎旗所指，無往不捷。觀其豁達，則漢祖之風；制勝胸襟，則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此為優矣。”
(斐子野曰：“宋武皇帝，奇跡多於魏武，大德厚於晉宣。拔足行間，卻孫恩蟻聚之眾；奮臂荊、郢，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回戈內赴則五嶺靡余妖，命孫季高於巨海之上而番隅席捲，擢朱齡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反為表裡，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然後請呼上帝，步驟前王，光有帝圖，謂之義取者也。”
又曰：“桓敬道有文武奇才，志雪余恥，狡動離亂之中，奄有天下而不血刃，既而嘯命六合，規模進取，未及逾年，坐盜社稷，自以名高漢祖，事捷魏晉，思專其侈，以冀恭己。若王謐、桓謙以人望鎮領，衷王綏、謝混以後進相光輝，群從兄弟，方州連郡，民駭其速而服其強，無異望矣。高祖於時，朱方之一匹夫也，無千百之眾，糾合同盟，電擊二州，未及半旬，蕩清京邑，號令群後，長驅江漢，推亡楚於匪隙，援衰晉於已頹，自軒轅以來，用兵之疾，未始有也。自非雄略不世，天命底止，焉能若此者乎？於是人知攸暨，而王跡興矣。”)
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賢？
虞南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僇賢良，割剪枝葉，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之親，以斯大寶，委之昏稚，故使齊氏乘釁，宰制天下，未逾歲稔，遂移龜玉。緘滕雖固，適為大盜之資。百慮同失，可為長歎。鼎社傾淪，非不幸也。”
(孝武名駿，文帝第三子，為江州刺史。弟劭既弒逆帝，與顏竣於江州起義征邵，平之。明帝名彧，文帝第十八子，即位，盡殺孝武諸子，務為雕飾，天下騷然，崩，子昱立，無道，蕭道成殺之。)
齊建元、永明之間，號為治世，誠有之乎？
虞南曰：“齊高創業之主，知稼穡之艱難，且立身儉素，務存簡約。武帝則留意後庭，雕飾過度，然能委任王儉，憲章攸出，禮樂之盛，咸稱永明。宰相得人，於斯為美。”
(議曰：子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爰為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駝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爰為喪？”此言委任有德之美也。
田單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田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厚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此言委任有德之惡也。
故齊侯惡陳氏厚德，晏子謂齊侯曰：“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可以止之。”齊襄惡田單厚施，貫珠者謂襄王曰：“王不如嘉單之善，令曰：‘寡人憂人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之憂人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後里閭相與語曰：“單之愛人，乃王之教也。”
夫收臣下之權，宜如晏子及貫珠者。
昔漢祖疾甚，呂後問為相，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憨，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宋高祖大漸，戒太子曰：“檀道濟雖有干略而無遠志，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可以會稽處之。”
夫任賢用能，宜如漢高及宋祖矣。)
宋、齊二代，廢主有五，並驕婬狂暴，前後如一。或身被賊殺，或傾墜宗社。豈厥性頑凶，自貽非命，將天之所棄，用亡大業乎？
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稟異氣；中庸之才，皆由訓習。自宋、齊以來，東宮師傅，備員而已。貴賤禮隔，規獻無由，多以位升，罕由德進。此五君者，稟凡庸之性，無周、召之師，遠益友之箴規，狎宵人之近習，以斯下質，生而楚言，覆國亡身，理數然也。”
(議曰：賈生云：“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師，是與太子晏者也。故乃孩抱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翼衛之，使與太子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齊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也。”
晉惠帝太子遹有罪，閻纂上書諫曰：“臣伏念遹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郡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君父之道。古禮，太子以士禮與國人齒，欲令知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非但東宮。諸王師友、文學，亦取豪族力能得者，豈有切磋，能相長益？今適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選師傅。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長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涉履艱難、名行素立者，使與游處。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皆聞善道，庶幾可全。”
由此觀之，故知太子者，選左右，俾喻教之，最急也。)
梁元帝聰明才學，克平禍亂，而卒致傾覆。何也？(元帝，梁武帝第七子，名繹，為荊州刺史。破侯景，都荊州，為西魏萬紐於謹來伐，執帝害之。)
虞南曰：“梁元聰明伎藝，才兼文武，仗順伐逆，克雪家冤，成功遂事，有足稱者。但國難之後，傷夷未復，信強寇之甘言，襲褊心於懷楚蕃，屏宗支自為仇敵，孤遠懸僻，莫與同憂，身亡祚滅，生人塗炭，舉鄢、郢而棄之，良可惜也。”
(議曰：《淮南子》云：“夫仁智，才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知人則無亂政。此三代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才，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不免於亂矣。”
或曰：“周武之雄才武略，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盡其兵算，必能平宇內，為一代之明主乎？”
虞南曰：“周武驍勇果毅，有出人之略，觀其卑躬厲士，法令嚴明，雖勾踐、穰苴，無聞於天下。此猛將之任，非人君之度量也。”
由此觀之，夫撥亂之主，當先以收相獲將為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故劉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伎藝善戰，何益哉？”)
後齊文宣帝，狂悖之跡，桀、紂之所不為，而國富人豐，不至於亂亡。何也？(宣帝名洋，後齊高歡第二子，受後魏禪也。)
虞南曰：“昔齊桓奢婬亡禮，人倫所棄，假六翮於仲父，遂伯諸侯。宣武帝鄙稔忍虐，古今無比，委萬機於遵彥，保全宗國，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猶存者也。”
(議曰：殷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賢者，而國為墟，何哉？
鬻子曰：“君子與人之謀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見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故虞公不用宮之奇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天下之國，莫不有忠臣謀士，但在用與不用耳。苟為不用，反貽君謗，賢人君子，安能救敗亂乎？”)
陳武帝起自草萊，興創帝業，近代以來，可方何主？
虞南曰：“武帝以奇才遠略，懷匡復之志，龍躍海嵎，豹變嶺表，掃重氛於絳闕，復帝座於紫微。西抗周師，北夷齊寇，宏謀長算，動無遺策，實開基之令主，撥亂之雄才。比宋祖則不及，方齊高則優矣。”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於晉武，可為儔乎？
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負圖作宰，遂膺寶命。留心政治，務從恩澤，故能綏撫新舊，緝寧遐邇，文武制置，皆有可觀。及克定江淮，鹹同書軌，率土黎獻，企佇太平。自金陵滅後，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墮萬機，荊璧填於內府，吳姬滿於下室。仁壽雕飾，事將傾宮，萬姓力殫，中民產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蠱事興，戮愛子之妃，離上相之母(貓鬼事起，秦王妃及僕射楊素母，皆坐焉。)。綱維已紊，禮教斯亡，牝雞晨響，皇枝剿絕，廢黜不辜，樹立所愛(廢太子勇為庶人，立晉王廣也。)。功臣良佐，誅剪無遺。季年之失，多於晉武，十世不永，豈天亡乎？”
(議曰：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乃天下本，本之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乃聽之。
袁紹愛少子尚，乃以太子譚繼兄後。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以長，上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不從，後果構隙。
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子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在也。恃親不亂，失親必亂。有旨哉。)
或曰：“王霸之略，請事斯語矣。敢問歿而作謚，及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之耳目，其事奚象？”
對曰：“古之立謚者，將以戒夫後代，隨行受名，君親無隱。今之臣子不論名實，務在尊崇，斯風替也久矣。”
昔季康子問五帝之德於孔子，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時化育，以成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行七十二日，化生長育。)
其神為五帝緯(五帝，五行之神。)。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昊配木(勾芒為木正也)，炎帝配火(祝融為火正也)，少昊配金(蓐收為金正也)，顓頊配水(玄冥為水正也)，黃帝配土(后土為土正也)。
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尚。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家次位火也。木家尚赤，以木德義之普，循其母，兼其子也)。夏後氏以金德王而尚黑，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水家尚青，而尚白者，避土家之尚青也。土家宜尚白，為土者，四行之主，主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土家尚木色青也。)。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及漢之初，公孫臣賈誼以為漢土德，以五行之傳，從所不勝(傳移之傳也。五帝相代，常從金木水火土相勝之法也。)。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庖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得天統矣。昔共工以水德間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故皆不永也。
(以吾觀之，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後，以定五德。何以明之？漢，堯後也。堯，火德王，故漢為火焉。袁紹時耿包曰：“赤德衰盡，袁為黃胤，以為袁舜後，舜土德君，故勸進焉。”是知帝王之興，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後，有自來矣。今秦，顓頊後，水德也。故秦為水德焉。)
以此觀之，雖百代可知也。
【譯文】
三皇雖然沒有傳下修身治國的言論，但是他們潛移默化的仁德遍佈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勞記在誰的名下。[歷史上稱伏羲、女蝸、神農為三皇。]“帝王”一詞的內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則，有理論，有法規，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勞，君臣謙讓，他們的美德，無形中變成了老百姓的行動，百姓當然不明白其中的奧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必有那麼多的禮儀法規、賞罰獎勵，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傷害。
[作為五帝之首的軒轅黃帝，依據陰陽四時制定曆法，按照農時所宜播種，充分發揮心智、體力和視聽功能，節約使用山林江河的資源，在位時有土德的瑞兆，所以號黃帝。顓頊高陽做領袖時。保護資源，治理土地，依據天象制定曆法，崇拜山川之神，並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禮儀，依四時五行之氣教化民眾，虔誠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靈。凡天下之物，活動的禽獸，靜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靈，小到丘陵墳瑩的鬼魂，日月所照之處，沒有不歸順的。帝嚳高辛當領袖時，取山川大地的財物，節約使用，撫養教育萬民，引導他們謀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曆法，認識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誠地祭祀，整個部落的景象顯得肅穆興旺，社會風氣顯得道德高尚。帝堯為領袖時，仁德涵養有如天空一樣廣博，智慧象神明一樣微妙，人民象葵花向日般地追隨他，像禾苗企盼雲雨一樣仰望他，富有而不驕縱，高貴而不傲慢。
虞舜為領袖時，多麼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麼隱蔽的壞人壞事也都要暴露，運用自然的法則來懲惡揚善，群臣心悅誠服而後讓他們遵守各種制度。
綜觀五帝的治國之道，都能善用無為而治的法則，並在運用中使之體現為最高的和諧，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實惠卻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行為合乎道義卻好像生來就有這種修養。這就是黃帝、顓頊、高辛、堯、舜之仁德的具體表現。]
如果說五帝是以德治國，那麼三王（夏禹、殷商、周文王）的治國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
[這道理可以用兩個人的話來證明。韓信說：“項羽所過之處，殺人放火，恣意殘害生靈，老百姓不順從他，就用暴力劫持。這是以勢壓人，名義上是稱霸天下，實際上喪失了人心。他的所謂‘強大’是很容易衰弱的。”諸葛亮說：“荊州雖然在名義上歸順了曹操，實際上是迫於大軍壓境，並非心悅誠服。現在將軍（孫權）只要命令猛將與劉豫州（劉備）同心協力，合力破操，一定能勝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敵人的攻勢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說：“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制定方針策略以防衰敗，為政清明，國防鞏固，然而並不發生戰亂，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國家穩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義的規範進退有序，也可以達到美好而元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過三代明王，開創大業，文彩風貌雖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卻是一樣的。夏代推崇忠實，忠實過頭了就產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補救辦法是崇敬。殷商時代，對忠的流弊進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講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補救辦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統治者為了矯正殷商六百年的動盪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們會變得太虛偽，於是又反回來提倡忠君愛國。夏商週三代就這樣因循反覆，就像火大了用水救，救滅再生火，走了一個圓圈。因時制宜，救弊補偏，這就是三王的治國之術。]
霸主的治國之術是以權勢來駕駛、以信譽來團結、以賞罰來使用人才。
不講信用，人才就會疏遠；賞罰制度毀壞，人才就會離去。
[《左傳）中記載：公元前633 年，楚成王軍隊包圍了宋國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晉國告急。晉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晉之名將先軫說：“報恩、救難、立威、稱霸，就看這一次了。”晉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說：“楚國剛剛得到曹國，最近又從衛國娶妻。現在如舉兵進攻曹、衛，楚必分兵援救，那麼齊、宋就可以解圍了。”
於是晉國在被廬這個地方大規模地閱兵，按大國編製組建三軍。經商量，任命大夫郤縠為元師，統帥中軍。
晉文公一回國就致力於訓練民眾。次年，文公想使用他們。子犯說：“晉國戰亂多年，人民還不知道什麼是義，還沒有安居樂業。”於是晉文公加強外交活動，護送周襄王回國復位；回國後又積極為人民謀利益，人民開始逐漸關心生產，安於生計。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說：“民眾還不知道什麼是信，而且還沒有向他們宣傳信的作用。”於是晉文公又征伐了原（小國名），約定三天內攻不下來撒兵。三日後晉文公真的信守諾言，退兵三十里，向國內外證明他的誠實和信用。在這一系列行動的影響下，晉國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碼標價，童叟無欺，全國形成了普遍講信譽的好風氣。
於是晉文公說：“現在總可以了吧？”子犯說：“人民還不知貴賤尊卑之禮，沒有恭敬之心。”於是文公用大規模的閱兵來表示禮儀之威嚴，設置執法官來管理官員。這樣一來，人民開始習慣於服從命令，不再有疑慮，這時才使用他們。城濮一戰，迫使楚國撤兵谷邑，解了宋國之圍，一戰而稱霸諸侯。這都是晉文公善於用仁德教化的結果。
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國的一面。]
所以說，治國的根本問題是怎樣用刑法與仁德，正確的方針是二者都不偏廢，相輔相成。天以陰陽二氣構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構成治國之道。
所以即便是聖人執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這樣的觀點來看，運用仁德較多，刑法較少的是五帝，刑德並重的是三王，刑法較多、仁德較少的是五霸，只用刑法暴力而亡國的就是秦了。
[古代治理國家，其政制可分為三類，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一是強權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
其規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強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鎮壓，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殺。到這一步就不為王者所贊同了。所以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說：“從前秦始皇棄仁義而用暴力，以此雖然可以吞併六國，統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這就是運用刑法治國的弊端。”]
有人問：“你所說的五霸之道我已聽明白了，敢問漢高祖劉邦和光武帝劉秀都是崛起於鄉問，平定了天下戰亂，開創了帝王大業。劉邦豁達大度，劉秀謹慎細心，各擅其美，龍飛鳳翔，所以能收拾殘局，保護人才，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然而就其濟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較，誰優誰劣呢？”
曹植說：“昔日漢室初興，劉邦因殘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誅滅項羽，一統天下，光宗耀祖，功勳可比湯武，偉業流傳子孫。他是帝王中的元勳，人君中的盛事啊！然而他的名聲。品行畢竟不那麼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後，果然讓兇惡的呂後肆元忌憚地幹盡殘酷暴虐的壞事。愛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餵上啞藥，扔在廁所中；趙王如意被幽囚，最後毒殺。親生骨肉連連遭受屠殺，呂氏家族獨攬朝綱，國家政權幾乎被呂氏篡奪。上述種種，難道不是劉邦缺乏深謀遠慮的結果嗎！
然而劉邦手下的猛將謀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只因為他能選任、重用他們，聽其言觀其行，所以才會統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寶座。
漢世祖光武帝劉秀（高祖九世孫）繼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稟承了忠貞溫和的純正精華，遵循外修風度內修精神的要則，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華。聰睿豁達、博學多識、仁義智慧、開明寬容、慎重周密、樂施愛人，構成了他的品道修養。他所處的時代，多災多難，無法無天，正值皇家的氣數已盡，世道艱難之際。在這樣的時局下，他有如一聲春雷，聲勢雄壯地舉兵起事，組織武裝力量來抗擊強暴勢力，發動起義部隊掃蕩殘軍敗將。他的大軍還沒有從南京出發，王莽已經被洛陽的亂兵殺死。像劉秀這樣的人，安邦定國的大計勝券穩操以後才發動群眾，計劃謀略確定以後才採取軍事行動，所以每次進軍沒有攻克不了的堡壘，每次戰爭都沒有臨陣脫逃的士兵。他用寬厚仁慈之心來團結群眾，以超常的德行使遠方的人才慕名而來。因此，竇融聞聽他的名聲就如影隨形般地追隨他，馬援第一次見面就讚歎他的英明。
象虞舜一樣，有使九代人親密和睦的聲譽；象羲皇一樣，有高尚純樸的品質。
他謙虛地聽取下屬的意見有如周公一樣不辭勞苦，留心事務象計時的儀表一樣勤快。所以論功勞，他的業績非同導常；論尊高，他的事跡不同凡響；論道德，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論品行，沒有不光彩的地方。劉秀所擁有的勢力並不大，文武輔臣也並不強，但是他最終做到了一統天下，創建了不可磨滅的功勳，讓金石碑銘刻記他的光輝業績，詩書文獻記載他的偉大。”所以說，漢光武帝比漢高祖更偉大。
[東漢末的史學家荀悅寫道：“漢高祖劉邦出身於普通老百姓，奮劍而取天下，不是由舜堯那樣的人禪讓接位，也不是湯武所委任的那種高官，全憑自己奮鬥，有如龍從雲騰，虎挾風行，征亂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間，海內平定，於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寶座。自古以來，書籍所載，未曾有過。不是英雄豪傑，沒有寬容聖明的謀略，天命所授，神負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勳！武王焚魚敬受大命，高祖揮劍斬白蛇，就有神女化作老婦哭訴赤帝殺了她的兒子，預兆天命的事物雖然不同，但其道理卻是一樣的。”
《尚書》說：“上天的工作，要讓人來代替完成。”《周易》說：“湯武革命，上順天心，下合民意。”所講的也正是這個道理。
夏代崇尚忠誠，其流弊是粗野、簡陋，因此殷代用崇敬來糾正；崇敬的弊端是迷信，因此周代用文明禮教來糾正；可是禮教又帶來了虛偽的流弊，補救虛偽弊端最好的辦法是忠誠。結果夏商週三代帝王的治國之道轉了一個圓圈，走到終點卻又回到了起點。周秦之際，經過春秋戰國六百年的戰亂，可以說是文治流弊日益嚴重的時候，秦不加以改革，反而推崇酷刑，使其流弊更加嚴重。到了漢代，鑒於法治的教訓，進行徹底改革，於是取得了政權。
三國時的孔融說：“周武王從夏朝的開創者後稷到他那個時代，歷時十五代，卻只出現過白魚躍入舟中、赤鳥落在屋上的瑞祥。至於漢高祖，只因一人修積仁德，瑞兆就有四五起。他揮劍斬白蛇，蛇母為之哭泣；兩入長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紂時，殺了紂王，懸頭示眾；高祖進入秦都長安時，卻赦免了二世的兒子子嬰，並放了他。所以說，周武王在寬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說：“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劉邦的功臣有三傑——張良、蕭何、韓信；劉秀的輔佐是二十八將——鄧禹、關漢等，但二十八將怎能比得上三傑？然而劉邦的功臣在其強盛之際幾乎都被誅滅了，劉秀對他的功臣卻都給予了優厚的待遇，使他們安享榮華富貴。
在這一點上，劉秀很值得稱頌。對這兩個人取長補短地進行比較，還是次要的事情。”
這樣來講，漢高祖戰勝秦國和項羽，開創漢朝基業，家族的地位和國策的創建，一直傳了十多代，雖然沒有走上王者之道，作為霸者的功德，也夠偉大了。]
有人問：“班固讚頌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讚美漢朝，推崇漢文帝、漢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確嗎？”
虞世南說：“周成王繼承周文王、周武王的傳統，以周公、召公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眾，因為仁德的風氣日積月累，能像疾風吹蕩草叢一樣，自然會同泰民安，這並不值得炫耀。至於漢高祖，登基之後，日理萬機，已亡的秦國遺留下來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漢文帝以仁慈寬恕為本，以清靜怡淡為法，掃除了秦始皇、項羽殘酷暴烈的作法，恢復了黃帝、堯舜溫和淳厚的風氣，很少使用刑法，這樣治理國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動；不因夢見有人助他登天而寵幸鄧通的話，漢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於用漢景帝來比擬周康王，在德行上還有所欠缺。”
[《史記》稱讚漢文帝說：“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沒有增加宮室園林、車騎服飾；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國家的積蓄施捨，為人民謀福利；南越王趙陀自立為帝，文帝將趙陀的兄弟都召來，各給厚賜，以德感化，趙陀大為感動，於是改帝稱臣。文帝與匈奴曾有兄弟之約，但匈奴背約入侵，文帝派遣大將鎮守邊關，只守不攻，擔心深入匈奴腹地會侵擾百姓。被分封到東南沿海地區的吳王因故與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賞賜吳王，並傳語吳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雖然勸文帝用宣吳王人朝的辦法將其軟禁，文帝表面上聽從他們的意見，實際上不採納。
郎中令張武曾接受過吳王的賄賂，被文帝發覺後，不但沒治罪，反而賞賜他，讓他心懷慚愧。凡此種種，表明漢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現海內殷富，國家繁榮的景象。這都是由於用禮義文明來振興國家的結果啊。
“另一方面，漢文帝勘斷案件數百起，很少使用刑罰。真可謂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問傅玄：“漢文帝廢除了斷趾、割鼻等肉刑，這可以說是仁政吧？”
傅玄說：“這是匹夫之仁。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要為天下蒼生謀求長遠利益，決不能僅僅注意這些小事。正因為如此，班固也認為漢文帝的仁德並不在於廢除肉刑。他在《景帝贊》中說：‘孔子稱這類人能繼承三代一直傳下來的正確的治國之道。確實是這樣啊！周代和秦國壞就壞在政策法規周密而嚴峻，儘管如此，奸臣、內亂仍然層出不窮。漢朝建立後，掃除煩瑣苛刻的政令刑法，與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順勤儉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輩的路線，五六十載之間，便做到了移風易俗，民風醇厚，談周必稱成康，言漢必稱文景。美啊！’這才是真正的王道！”]
有人問：“漢武帝雄才大略，可以與前代的哪個皇帝相比？”
虞世南說：“漢武帝繼承六代的帝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相助，總攬英雄，駕駛豪傑。內政方面，提倡禮教，外交方面，開拓疆域。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比起秦始皇來更其偉大。至於驕奢婬佚，殘暴肆虐，也僅次於秦始皇。功勞有餘，德行不足。”
[班固的《武帝贊）說：“漢朝承接了歷代弊端，高祖撥亂反正，文帝、景帝注重養民，對於考究古代禮樂制度之事，還很缺乏。漢武帝一登上寶座，就高瞻遠矚，罷黜百家，推崇六經，獨尊儒術。接著在全國訪求、推薦優秀人才，使其建功立業。興辦太學，修建祠廟，改正月為一年的第一個月，確定曆法，規範音樂詩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禪台，頂禮各種神靈，封地給周朝的後裔。漢武帝時的號令建制，光彩煥然。他作為斷承人遵循先祖的偉大事業，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風範，像武帝這樣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變‘文景之治’的謙恭儉樸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麼，就是《詩》《書》所稱讚過的制度又能超過漢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斷，秦皇漢武，都是創業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從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國叛亂；漢昭帝八歲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長公主和上官架的謀反。成王不懷疑周公的忠誠，昭帝委任大將軍霍光攝政。二人誰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認為：周成王體現了武王美善的氣質，繼承了賢母的胎教，召公為保傅，呂望為太師。會說話的時候，負責朝見的官員就教他辭令，能走路的時候，負責宮庭禮儀的官員就引導他學習禮節。所以他從小就養成了滿足於儀容要威嚴壯美、言談要合乎德義的習性。就是說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風中長大，骨肉裡澱積著高貴的血液。即便如此，他還誤聽管、蔡對周公的誹謗，迫使周公率兵東征，去平定叛亂，致使上天震怒，顯出凶兆來，然後他才皤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卻相信秘藏在金櫃裡周公的禱告，這不是很糊塗嗎！
而漢昭帝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父親漢武帝不像武王一樣仁德，母親“拳夫人”鉤弋不像邑姜一樣賢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蓋長公主，輔相是上官架和霍光。當老師的沒有仁孝的品質，作輔臣的沒有治國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說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長於婦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與生俱來，在十四歲的時候，就表現出早熟和素有的明達，發現燕王劉旦誣陷霍光的書信有詐，不但不懷疑霍光，而且表揚了他的忠誠。昭帝不是等到開啟了類似金拒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記錄才醒悟的啊。假如讓成王和昭帝壯年時執政，換個時代，換了輔臣，改變原來的文化氛圍治理國家，那麼漢昭帝可稱讚的地方不見得比周成王少。
[大將軍霍光和上官架共同執政輔佐昭帝，上官禁妒恨霍光受寵，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義起草了一封偽書，誣陷霍光以帝王的儀仗檢閱羽林軍以及種種意欲謀反的行為。昭帝沒有相信。]
有人說：“漢宣帝明察政事，難道不是漢光武一類的國君嗎？”
虞世南說：“漢宣帝在市井里巷長大，知道民間的疾苦，所以對政務非常留心，提撥重用有才能有學識的人。他之所以採取嚴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於法家申不害、韓非子那裡。古人說過：‘圖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權謀足以稱霸；圖霸不成，霸術中有弊病的權謀將會是什麼後果呢？只有身敗名裂。’漢光武大仁大義，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漢宣帝以法治國，是位成就霸業的皇帝。將此二人相較，恐怕不能類比。”
[元帝在做太子時，曾向宣帝提意見，認為他執法太嚴。宣帝變了臉說：
“我漢家向來交錯使用霸道、王道，怎麼能只用仁德感化來危害政權呢！”
雖然從這句話可以知道宣帝的謀略不夠遠大，但是他採用或寬容或強硬的法制還是有原因的。從前漢高祖進入秦國，曾約法三章，秦人非常滿意。這是從和緩刑法的好處方面講。曹操的軍師郭嘉勸曹操說：“漢末的政治失敗在太寬鬆，袁紹卻以寬鬆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領。你用強硬的法規來糾正，上下就會知道制度在哪裡了。”這是說法制運用得當。《左傳》說：“政策寬鬆，國民就會散漫，這時就應當用猛烈的法令來糾正；太猛烈了，民眾又會變得殘忍，這時就應當再實施寬鬆的政策。用寬鬆來調濟猛烈，用猛烈來調濟寬鬆，政治才能平衡。”（尚書》說：“刑罰的使用，要時輕時重，審時度勢。”《周禮》說：“治理新建的國家要用輕典，治理動亂的國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國家要用中典。”
由此看來，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麼時候。時機適宜，怎麼可以輕視嚴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問：“漢元帝多才多藝，溫文爾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嗎？”
虞世南說：“帝王的才華，應該表現在文德武功上。論文則應體察、把握自然法則，以此為指導思想來制定政策法令；論武則應制止暴亂，平息戰火，穩定社會，團結人民。這才是做帝王的宏圖大略。至於鼓瑟吹蕭，和詩譜曲，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員們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鑽研呢！”
[漢元帝多才多藝，琴彈得很好，這並不是最大的優點。為什麼這樣說呢？
東漢末哲學家徐干寫的《中論》講過：“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邊的人事清楚，長遠的規律糊塗，自古以來沒有不因此而發生動亂，不亡國的。
這裡所說的‘詳小事、察近物’，是指能聽出音樂、歌曲是否和諧、美妙；能鑒別書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辯，對答如流；對小說詩詞心領神會；對於射擊、駕車、書法、術數很有技巧。所謂“遠數、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蓋蒼生，恩惠足以托養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統帥萬物，手中的權力足以應付變化萬端的時局，推行的義舉足以使經濟繁榮，威望足以遏止奸黨歹徒的發難，武勇足以平定暴亂。能夠辯別臣民們反映的情況是否實事求是，然後通過實際行動來考察他們。明白興廢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線。能做到這些，做皇帝的素質就完備無缺了。”
歷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從前魯莊公能歌善舞，於是國人寫了《蔽笱》一詩來諷刺他；魯昭公善於修飾儀容，才招來逃亡晉國的禍患。這樣說來，做皇帝的即便視力如離婁一般銳利，聽力如師曠一般敏銳，射箭象後界一樣準確，書法象史籀一樣高明，只能說是有專職人員的才能，對治理國家沒有一點兒好處。
東漢丞相匡衡規諫漢元帝的《改政書》說：“接受國家權力的帝王，務必要繼往開來，創立功業，使先輩的光榮傳統流芳百世；繼承政治路線的君主，務必關心宣傳先王的功德，同時要發揚廣大。如今陛下的聖明賢德有上天庇佑，能愛護天下百姓，然而陰陽不和，邪惡奸詐的勢力沒有受到制止，這恐怕是由於參政議政的官吏們沒有宏揚先帝的豐功偉績，反而對制度的運用與否爭辯不休。國家把已經取得其成果的事業放在一邊，而為那虛妄不實的空頭理論紛紛擾擾，我常常為此暗自遺恨。希望陛下從大局出發，好好關心總結治理國家的經驗，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有人問：“建立過偽政權，改國號為新的王莽，起初謙恭禮讓，難道不是曾被稱作一代名士嗎？等到他當了皇帝後，居尊傲慢，荒婬殘暴，為會麼前後判若兩人呢？”
虞世南說：“王莽是一個生性慘酷、奸詐、虛偽的人。沒有發達的時候，沽名釣譽；權力搞到手之後，稱能據傲，目中無人。偽裝的畫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來了。他不聽規勸，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獄重重，怨聲載道，最終還是做了漢光武帝劉秀掃清道路的垃圾。”
[班固說：“王莽出身於皇親國舅，最初紆尊屈貴，身體力行，企圖沽名釣譽。當他在漢成帝、漢哀帝在位輔政的時候，勤勤懇懇，為人處事正直謙恭，處處被人稱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說的‘在國有名，在家有譽，口頭上仁義厚道，行動上背道而馳’的偽君子嗎？然而王莽本質上是一個邪惡不仁卻有諂媚取悅、虛偽奸詐之術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鳳、王商等都是世代權臣，他憑借父輩的勢力，又趕上漢室正處在衰敗之際，皇位三次虛設，而王太后壽命又長，長期作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詐權術，最終釀成了奪位篡權的災禍。由此推論，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單憑個人奸詐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奪了政權，南面稱王之後，居於不該他佔據的地位，被推翻的趨勢比夏桀、紂王還要險惡，然而王莽卻能若無其事地自命黃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勢和詭詐，無法元天，荼毒生靈，因此全國嘩然，百姓沒有了生活的樂趣，朝野怨恨，眾叛親離，四處舉事，各地城池失守，國家分崩離析，致使全國的城鎮變成了廢墟。有史以來，所造成的災難沒有比得上王莽的了。色穢聲婬，氣數短命之輩，據說向來就是準備好要給賢明的帝王掃清道路當垃圾的。”
孫權在談到呂蒙時說：“呂蒙年輕的時候，我說他只不過是不辭繁難，果敢有為罷了。長大以後有了學問，長了智慧，謀略奇至，僅次於周瑜，策劃徹底打敗關羽的麥城之戰，勝過魯肅。魯子敬給我的奏章說：‘帝王興起之際，都要有所驅除。除去關羽無需顧忌。’這是魯肅對內不能辦事，對外說大活罷了。我也原諒他，沒有隨意責怪他。”]
夏代的少康、漢代的劉秀，都是中興之君，誰更值得稱道呢？
虞世南說：“這二個帝王都是復興先人未竟之業，使先王的功績發揚光大的人。中興之名相同，業績的內容卻不一樣。為什麼這樣說呢？劉秀借助處亂思治的民心，誅滅獨夫民賊王莽，乘著混亂打敗亡命之徒，成功比較容易。至於少康，夏氏滅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祖先的遺業已很渺遠，母親懷著他逃亡在外，生於異鄉，沒有受過父輩的教誨，沒有強大、貼近的親人，生在背井離鄉的戰亂之中，流離失所，但是他能在艱辛坎坷的喪亂之際奮鬥，終於成就了帝王大業。中興的君王，少康應為第一。”
[魏文帝的長孫曹髦問朝臣荀顗：“夏商已經衰落，國王和丞相也都死絕了，少康收集夏朝的群眾，復興了大禹的事業。漢高祖崛起民間，打敗了秦國和項羽，考究他們的功德，誰大誰小？”
荀顗回答道：“創造與繼承，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不過是中興而已，與漢世祖劉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於高祖劉邦，我以為更勝一等。”
曹髦說：“少康在國破家亡之後淪落為諸侯的奴隸，然而他能廣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圖謀，最終還是消滅了過、戈兩個部落，恢復了大禹開創的基業，夏商的宗廟得以祭祀，祖先的遺產沒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這樣的功勳呢！而劉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勢，一舉取得政權。就他本人而言，為人之子，幾次危害到他的親人；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賢明的丞相；為人之父，卻不能保護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後，國家幾乎滅亡。如果與少康易時而處，他就未必能夠光復大禹的帝業了。由此推論，劉邦就該在少康之下了。”]
後漢衰落混亂，是由於漢桓帝、漢靈帝二人凶殘的性格所至，可是誰的責任更大呢？
虞世南說：“漢桓帝因國舅梁冀把握朝綱，胡作非為，在盛怒之下，與宦官密謀將其誅滅。可見桓帝很有些剛毅果斷的氣概，然而宦官也因此專權，李膺和太學士郭泰等二百餘人聯合反對宦官勢力，被宦官集團以‘黨人亂政’的罪名逮捕下獄，後雖釋放，但終身不許做官，宦官勢力從此不可遏止。由此看來，朝政動亂難道不是起因於漢桓帝嗎？古話說：‘民不聊生，天下哀號，正是新的君王開天闢地之良機。’漢靈帝即位後，國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關心國事，都希望振興朝綱。可是靈帝重蹈覆轍，又讓宦官以‘黨錮之禍’的罪名誅殺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嚴重，終於導致國破家亡。這個執掌帝王權柄的人，把整個國家推向了毀滅的邊沿，他自己雖然只活了34 歲，總算沒有死於非命，也夠他幸運的了。” [漢桓帝問侍從他的愛延：“我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愛延回答道：“在漢朝帝王裡屬中等。”桓帝問：“怎麼講？”愛延說：“尚書令陳蕃主持政務，國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們干預朝綱，國家就發生混亂。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讓你行仁政，也可以讓你做惡事。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說：“在泯江的源頭，水量只能飄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過。漢元帝的時候，任用佞臣弘恭、石顯，到了後漢桓帝、靈帝的時候，又有單超、張讓干政，既然敗壞了倫常道德，皇室、國家的滅亡便無可避免了。漢朝到了這步田地，其禍根是一步步種下的。所謂‘星星之火不滅，到了漸成燎原之勢時又有什麼辦法呢？’可見凡事一露頭就得慎重對待。嗚呼，百代之後，都要引以為鑒啊！”
古話說：“寒者易為衣，饑者易為食。”晁錯說：“國家富強，鄰國動亂，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機會。”
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實是在為未來的明主開路啊！]
自從漢室衰落，天下分崩，曹操（字孟德）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備（字玄德）憑蜀地險要，孫權（字仲謀）靠江淮堅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勢。
這三個人都開創了帝王基業，建立了霸主宏圖。三人誰優誰劣？
虞世南說：“曹操的軍事謀略，幾乎元人能比，所以他能打下建國的基礎。雖身居朝廷相位，實懷雄才大略。然而他譎秘詭詐，心性反常，疑心重，忌諱多，所以他殺害了伏皇后家族數百人；因意見不合便毒死他的謀士荀或；因嫉恨不與之合作的孔融，便將其殺害；崔琰儀表堂堂，曾作為曹操的替身接見匈奴使者，事後他又覺得沒面子，也被他殺害；婁生只因為說錯一句話就被他砍頭；桓劭已經自首，跪下求饒，他說：‘只要長跪不起，就可饒你不死。’最後還是被殺。不講仁德，只用刑戳，可見他暴虐極了。然而他閒談時好自比周文王，實際根本不是。汝南名士許劭給他的評價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話說得非常恰當。
“劉備對四川的太守劉璋能以禮相待，委任諸葛亮為軍師從不懷疑，做君王的，這是最好的仁德表現。孔明是舉世聞名的奇才，可與輔佐成湯的伊尹、武王的呂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魚得水。只因國小兵弱，蜷縮在閉塞的蜀地，要同時分心對付魏、吳，與大國抗衡，顯得力不從心。假如與曹操易地而處，使劉備的遠大計謀得以施展，使關羽、張飛的英武得以發揮，把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那麼，他的霸主之業必然成功。
“孫權在其兄孫策奠定的基礎上，任用前朝的文武百官，憑借長江天險，僅能自保而已，比起前二人來，就有所不及了。”
[修《三國誌》的陳壽說：“劉備的智謀才幹，比不上曹操，所以開拓的區域也較狹窄。”晉朝的清官張輔說：“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撥亂反正的國王，首要的、根本的是要得到好的將相，僅憑自身一人英勇善戰是不行的。
諸葛亮精通禮義，瞭解風雲變幻，算的上是輔佐一統天下的帝王之才。劉備沒有強大的實力，卻能讓他鞠躬盡瘁；關羽、張飛都是豪傑，卻能讓他們忠心耿耿為他效力，這說明劉備有獨特的本領。人與人相處的原則是：光明正大的和陰險奸詐的不會互相配合，才能出眾的和平庸愚蠢的不能互相合作。
曹操即使在安全強盛之時，這些人也不會為他效力，更何況在危難之際呢。
假如讓劉備擁有中原，他開創的基業將會與周王朝媲美，怎會僅僅得一個‘二傑’（指劉與曹）的稱號呢。”
曹丕問吳國的使者趙咨：“吳王是怎樣的一位君主？”趙咨回答說：“是一位聰睿、明達、仁慈、智慧、雄毅、英略的君主。”曹操問他有何具體表現，趙咨解釋道：‘魯肅出身貧寒，他能起用，證明他的聰睿；呂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撥，證明他的明達；收留了你們的大將於禁而不加害，證明他的仁慈；攻佔了荊州，但沒有發生激戰，證明他的智慧；佔據三州，虎視天下，證明他的雄毅；委屈求全，敬奉陛下，證明他的英略。”
孫策中箭受傷調養的時候，把弟弟孫權叫到床前說：“統率江東的千軍萬馬，在箭矢如雨的戰場上，當機立斷，與天下爭雄，你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才，以保江東，我不如你。”
陳壽說：“孫權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計謀，像勾踐一樣奇異，確是人中豪傑，所以他才能獨據江淮，成就三分鼎立的霸業。”]
晉宣帝司馬懿老謀深算，諸葛亮蓋世奇才，哪一個更高明？
虞世南說：“司馬懿出身於世代儒家，參與建立魏國的政制，在世事危難之際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綱，文才武略，實有可稱道的一面。然而這人好玩弄陰謀，做事不講仁義，猜疑妒忌，詭計多端。譬如他為讓魏明帝自取滅亡，故意裝病，河南尹李勝離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說胡話，裝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鬆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獄後，任由獄吏審訊拷打，最後連誅三族。像這類傷天害理昧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來的。用這種虛情假義對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到中原地帶去會戰，以他的奸謀來對孔明的統帥有方，恐怕就不是對手了。”
[東吳時的張微在《默記》中談論到司馬懿和諸葛亮二人的憂劣時說：“漢朝滅亡，天下三分，這二人同時生活在風雲際會的時代，投靠了一方之主。
孔明從蜀漢開始活動，地盤只有一個州，與大國相比，只佔九分之一，指揮著數萬軍隊，長馳於祁山一帶，意氣奮發，大有飲馬河、洛的壯志。司馬懿擁有天下十倍之地，仗著兼併的大軍，城壘堅固，部隊精銳，不敢斬將擒敵，卻只能自保而已。假如孔明不是死於五丈原，涼州、雍州（今陝甘寧一帶）的軍隊和武器裝備還在，戰爭繼續下去，誰勝誰負很明白。比起司馬懿來，孔明不是更高明嗎？”]
西晉前夕的景王司馬師和他的弟弟文王司馬昭，哪個比較賢明？
[魏明帝曹睿駕崩，立養子齊王曹芳，托咐曹爽與司馬懿輔佐曹芳。司馬懿殺了曹爽，大權獨攬。曹芳在位三年，司馬懿死，兒子司馬師（字子元）
被封為景王輔政，廢除曹芳，立曹丕的孫子曹髦。司馬師死後，他的弟弟司馬昭（字子上）被封為文王，又代其兄輔政，殺了曹髦，立曹操的孫子曹奐。
後來曹奐也被廢除，封為陳留王，他讓位給司馬炎（字安世）晉武帝，從此進入西晉時期。司馬炎稱帝即位後，滅了東吳，統一了天下。到了晉惠帝即位，天下大亂，開始了五胡人主中原的大動盪時代。]
虞世南對司馬昭兄弟的評價是：何晏說：“唯有深邃，才能領悟胸懷天下的含義——夏侯玄（字太初）就是這樣的人；唯有機謀，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馬師就是這樣的人。”由此可知，有將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時期就要表現出來。在司馬懿誅滅曹爽的時候，司馬師鎮靜如常，其智慧謀略已很明顯了。揚州都督毋丘儉和刺史文欽舉兵討伐他的時候，被他打得全軍覆沒，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氣概。雖然他在謀略上勝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衛王室；雖然威名震主，但為人臣子的名節無可指責；權勢顯赫但能善始善終。這就很值得讚美了。
他的弟弟司馬昭繼承了大將軍的權柄以後，鎮壓了揚州都督諸葛誕討伐他的戰亂；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帶的局勢；在西方，消滅了劉禪沒落的蜀漢。司馬昭部署軍政大事不失時機，一切以建功立業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後，不是用其聰明才智竭力協助；想學伊尹、周公，卻詆毀有學問、有聲望的人；殺了曹髦卻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門客成濟身上，自己給後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跡，最終還是成了歷史的罪人。這就是說，一個人的污點是永遠洗不掉的。
[干寶的《晉總論》說：“司馬懿以雄才宏量，順應時勢，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開始創業，使他能參與籌劃軍國大事，高明的謀略屢屢成功，終於投身於戎馬生涯，三代人馳騁疆場。他生性深沉多疑，有城府，但又寬鬆容人，能聽取別人的意見；審時度勢，處理軍務能放開手；知人善任，能採納、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反覆無常的孟達，平定遼東太守公孫淵的叛亂，消滅了與他同時受命輔政的曹爽，臨死前還殺了揚州都督王陵。屢次抵抗諸葛亮統率的大軍，還要對付東吳配合蜀軍的威脅。因此老百姓一致讚揚他的才能，晉室一統天下的趨勢從司馬懿開始初步形成。
“司馬師和司馬昭繼承了他創立的基業之後，內亂有夏候玄、李豐，外亂有毋丘儉、文欽，這兩起反對他的圖謀雖然策劃周密，還是走露了消息，都被司馬氏鎮壓了。江東一市雖然戰亂再起，但他們穩坐京都，一次次想推翻他們的圖謀不但都被粉碎，反而使司馬家族的基業更加鞏固。後來起用鄧艾、鍾會，長驅入蜀，迅速打敗了昏庸的劉禪，劉禪投降，東吳滅亡，建立了晉朝，統一了天下。天意人事，通過這段歷史，不得不相信。
“司馬氏三代起初接受非同導常的委任，最後獲得軍政大權，到了司馬炎手裡，終於登上了帝王的寶座。
“司馬炎仁德厚愛，勤儉節約，平和而不放縱，寬厚而有斷決，所以人人歌頌國家從此可以振興了。當時的形勢是四海歡欣，萬民擁戴，放舟三峽，馳馬桂陽，勞役不失時機，江浙都來歸順，剷平了吳、蜀的堡壘，打通與這兩處往來的交通障礙。在西晉武帝太康年間，書同文，車同軌，雖說不是圓滿的太平盛世，也基本可以滿足了。清明的官吏奉公守法，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可以稱得上是百年盛世。
“可是等到司馬炎駕崩，皇陵的土還沒有干，國丈楊駿被殺，楊皇后被廢為庶人，朝中舊臣被誅滅的就有數十家。不久又發生了賈後假傳詔書讓楚王司馬瑋殺害太宰司馬亮的事件，事後楚王又被賈後以擅殺大臣的罪名誅滅。這樣殺來殺去，導致了一有危險，都沒有人幫助皇室子弟守護城池，而手足相殘的事卻年年發生。輔相沒有尊嚴，不受人敬重，被殺戮侮辱的災難卻隨時都會發生。全國山河沒有一座可保安穩的重鎮，雄關要道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被攻破。先是有李特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荊州、揚州等地，繼而劉淵在山東、河北等地擾亂，也跟著割據為王，國家開始冰消土崩。二十多年，河、洛地區就荒蕪成一片廢墟，西北方的胡人紛紛稱王稱霸，二代皇帝大權旁落，大好河山群龍元首。為什麼會落到這步田地呢？只因為樹立的接班人權力落在朝廷命官之手，父皇臨終托附的重臣不是輔政的人才，國家的法紀不能貫徹實施，臨時湊合的政策反倒頻頻出台。只要看看阮藉放浪形骸的行徑，就可知道禮教崩毀廢棄的根由；考究庾純、賈充的所作所為，就可以看出輔相的荒誕乖張；想想郭欽所出的計謀，就可以明白北方各族為什麼有機可乘；細看傅鹹的奏章和魯褒的《錢神論》，就可以知道行賄受賄、買官邀寵的明目張膽。民風國勢到了這步田地，即便有中庸之才的將相，堅持禮義之治的君王，來治理這樣的國家，也無法使之起死回生了。即便僥倖出現這種奇跡，也只能在祭祀祖廟的時候看到，在季札聽音樂論興亡的時候見到，范燮也要為之請死，賈誼必然為之痛哭了！更何況讓一個白癡晉惠帝司馬衷去面對這樣的局勢妮！然而司馬家族的耀眼的余焰還沒有熄滅，所以艱巨的使命又落在了東晉元帝司馬睿的身上。”]
東晉自司馬睿之下，哪個皇帝比較賢明？
虞世南說：“晉朝自遷都建康（今南京）以後，有勢力的大臣專權，皇位虛設，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國王，王敦憑借豪門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礎，坐擁長江軍事重鎮的兵權，恃才自負，仗勢拔扈，一心想當皇帝。要不是司馬紹明斷，丞相王導忠誠，晉朝的皇位幾乎被王氏篡奪。可惜司馬紹在位只有三年，倘若時間再長一些，依靠大批才德兼備的名流，靠洛陽一帶流民的擁戴，乘稱帝的劉聰和匈奴石勒正處在衰弱之際，那麼收復中原並不困難。”
[東晉元帝司馬睿正趕上國家分裂，他乘機在建康創建基業，後晉明帝司馬紹即位，大將軍王敦威震朝野，準備謀反，明帝與丞相王導、中書令溫嶠等決心征討王敦。敦兵敗而死。]
有人問：“桓玄有奇才遠謀，結果還是滅亡了，為什麼？”[桓玄，字敬道，父桓溫官拜大司馬。桓玄博學多才，以英雄豪傑自居，晉安帝司馬德宗時為丞相，封楚王，後強迫皇帝讓位。]
虞世南說：“做國王的要有虛懷若谷、容納萬物的氣量。要能像天地一樣寬廣，真誠的誓言必須兌現，然後百姓才會樂於擁護愛戴。可是桓玄這種人，只有淺薄的小聰明，沒有寬宏謙虛的高尚品德，正好趕上東晉末年天下大亂，皇室威不服眾，所以桓玄才能張牙舞爪地恣意妄為，僥倖行險，以圖一逞。當時正值劉裕奮發英姿、掃蕩群雄之際，桓玄最終被滅族身亡，這也是他應得的下場。”
[戰國時的楚大夫鬻權說：“發頒法策法令能為天下謀利益的，就是道；上下相親相愛，就是和；民眾不訴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消滅禍國殃民的邪惡勢力，就是仁。仁與信，和與道，這是帝王的武器。”
這樣看來，亂世英雄的浮淺智謀，是無助於得到民眾的擁護的。]
南北朝的宋武帝劉裕（字寄奴）滅了桓玄，又幫助東晉維持了數年殘破的江山，然後才稱帝。梁武帝時期的著作郎裴子野認為他比司馬懿、曹操卓越，這是怎麼回事？
虞世南說：“魏武帝曹操是曹騰的孫子（曹騰是漢桓帝時的宦官，收夏侯嵩為養子，曹操是嵩的長子，所以曹操的真正祖先是夏侯氏），累世榮耀顯貴，三代人在漢朝享了三十多年福。等到董卓亂漢，操與山東豪雄趁機而起，消滅了罪魁禍首董卓，這也並非曹操一人的功勞。司馬懿歷任魏晉的將相，權傾朝綱，國家的興亡由他掌握，處在安全穩固的位子上，奉皇帝的詔書征伐、誅殺犯上作亂的人，他的權勢、地位，用高屋建領也不足以比喻。
劉裕就不一樣了，他是一個普通老百姓，提劍首創大業，不到一月，就安定了苟延殘喘的晉室。他所鎮守的句章大小只有州府的一半，統率著一郡之兵，攻殺四川守將譙縱；西入長安，擒獲了後秦姚泓家族；在山西大峴山打敗了南燕慕容超；在嶺南，打敗佔據廣州的焦循，焦氏父子全被斬首。帥旗所指，攻元不克，戰無不勝。觀其豁達恢宏，有漢高祖劉邦的風度，看他勝算在握，可與光武帝劉秀媲美，只可惜在位時間太短，大志未酬，否則他的業績不可限量。這就是為什麼認為他比司馬懿、曹操卓越的緣故。”
[裴子野說：“宋武帝劉裕劣跡比曹操多，功德比司馬懿大。他從一個普通士兵起步，數次抗擊孫恩的烏合之眾；振臂摧毀了荊州、郢州桓玄的牢不可破的軍事家族勢力：雙管齊下，戰車長驅，山東一帶的軍事重鎮就蕩然元存；回戈直指江、湘，五嶺的大小山頭都被肅清；他命令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擊番禹，廣州遂被席捲；起用資歷輕微的朱齡石，四川便被收復；羌族匈奴被他的軍威震攝，攻守、君臣之勢很快倒轉了過來；督率氣吞萬里的大軍安定中原後，假借天命，仿法前代帝王，終於登上皇帝的寶座。這可以說是以仁義取天下了吧。”
裴子野還說：“桓玄有文武奇才，立志雪洗國破家亡的恥辱，身處戰亂之際，調兵遣將，未經浴血奮戰就意外地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繼而向全國發號施令，策劃統一大業，不到一年，逼晉安帝讓位，盜竊了國家權力。他自以為名望超過了漢高祖，功勳比得上曹操、司馬懿，就妄圖過過皇帝的癮，讓四海都來恭恭敬敬朝賀自己。到了他假傳聖旨封賞的王謐、桓謙，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鎮服群雄，王綏、謝混等較後發跡的相繼出人頭地，追隨他的本家兄弟，都被安插各地軍政部門的時候，老百姓為他得逞之迅速而驚駭不已，不得不屈服於他的暴力之下，不敢有非分之想。當時的劉裕才是丹徒縣的一介平民，參軍後上司讓他率領的不過數十人，後來糾集同盟，共謀起義，討伐桓玄，閃電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不到半旬就蕩清了建康，號令群雄，長驅江漢，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機就消滅了他，使頻臨滅亡的晉室又得以苟延殘喘。自軒轅黃帝以來，還沒有象劉裕這樣用兵神速的。如果不是絕世少有的雄略，如果不是東晉的氣數到了盡頭，怎麼能這樣呢？
“由此可知，當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的時候，能治理喪亂的王朝自然要興起。”]
宋孝武帝劉駿和明帝劉彧哪一個賢明？
虞世南說：“這二個皇帝的殘忍雖然表現不同，其本性卻是相同的。誅殺賢良，手足相殘，朝內沒有陳平、周勃那樣的丞相，外部沒有唇齒相依的睦鄰，把國家的最高權力交給這種昏庸元知的人，難怪能讓蕭道成趁國家破敗之機宰割天下，不到一年，國璽易手。這正如莊子所說，珍貴的東西，捆綁、封鎖得越牢，恰恰是為大盜提供連鍋端的方便。千思百慮，終歸還是失敗，千古為之長歎！至於權力的傾覆、淪喪，還不是最不幸的！”
[宋孝武帝名駿，宋文帝第三子，官拜江州刺史。他的弟弟劉劭殺害文帝后，劉駿與他的主簿顏竣於江州起義，征討劉劭，打敗劉劭，並將其父子梟首示眾。宋明帝名彧，宋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後就把孝武帝二十八個兒子全部殺害，而且又千方百計掩飾他的罪行，致使天下騷亂。明帝駕崩，子劉昱即位，更其荒婬無道，被蕭道成殺死篡位，建國為齊。]
南北朝時齊國的建元（齊高帝蕭道成年號）至永明（齊武帝蕭賾年號）
年間（公元429——493 年），被稱為太平治世。真的是這麼回事嗎？ 虞世南說：“蕭道成是創業之主，知道稼穡的艱難，而且自己生活儉樸清雅，衣食起居務求簡單樸素。齊武帝蕭賾則很重視後宮的華美，有失過度雕飾，但是他把一切政務都委託給少傅王儉，朝廷的典章法令都由王儉草撰，都說禮教文化的興盛，就數永明年間，一致讚揚蕭賾的輔相用人得當。”
[孔子說到衛靈公的無道時，康子說：“這樣的國君，怎能不亡呢？”孔子說：“要是讓仲叔圉來管理外交，由祝駝管理宗廟祭典，由王孫賈統領軍隊，這樣，怎麼會亡呢？”這裡講的就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好處。
田單做齊國的宰相時，有一次過淄水，有老人淌水過河，被凍得打顫，田單解下皮衣給老人穿，引起了齊襄王的反感，說：“田單這樣施惠於人，是不是想奪取我的江山？不早些準備，恐怕他就要先下手了。”這裡講的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壞處。
正因為此，齊襄公才嫉恨齊國陳氏的廣施功德。晏子對齊襄王說：“從禮制上講，個人做好事不能超出家族的範圍，朝廷的命官不能假公濟私，這種行為必須制止。”
齊襄公討厭田單施捨國人，有一個以串珠玉為生的匠人對他說：“大王不如表揚田單的慈善，下令說：‘我擔心有人在挨餓，田單就收容饑民到府上；我擔心有人在挨凍，田單就脫下自己的皮衣給他們穿。他的這種行為使我很滿意。’田單做了這樣的好事，大王能表揚他，這樣一來，感激田單做好事，也就等於你大王做了好事，人民就要感謝你了。”從此以後，人們在街談巷議時都說：“田單所以會愛擁民眾，那是大王教導的結果呀！”
由此看來，國王要想收回大臣們的權利和功德，應當象晏子和串珠人所說的那樣去做。
從前漢高祖病危，呂後問他身後誰當丞相合適，劉邦說：“曹參可以。”
又問他曹參以後呢，他說：“王陵可以。但是王陵這人有些憨厚，陳平可以協助他。陳平這人智謀有餘，但是難以獨當大任。周勃寬厚穩重，但文化修養不足，然而能安定劉氏天下的，必然是周勃。可以讓他當太尉，掌握兵權。”
宋高祖劉裕病重時，告誡太子劉義符：“將軍檀道濟雖有才幹，卻沒有遠大志向。徐羨之、傅亮按說沒有野心。謝晦常跟隨我南征北戰，頗知機變，將來有什麼變故，必然是他搞的，可以用調他到會稽的辦法來處理這件事。”
做國王的，在任賢用能的問題上應當象劉邦和劉裕這樣。]
南北朝時期的宋朝和齊朝，被廢的國王共有五人。這五個廢帝都很驕婬狂暴，彼此沒有什麼不同，有的被殺害，有的乾脆國破人亡。是不是他們本性凶頑，自取其禍，因而被上天拋棄，故意用他們來使國家滅亡呢？
虞世南說：“人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別，是因為各自稟受的氣質不同。
至於具有中庸修養的人，都是來源於培訓和學習。自宋王朝和齊王朝以來，負責培養太子的東宮裡的老師，都濫竽充數而已。高貴的和下賤的，由於禮教的原因，互相隔離，良好的教育沒有辦法得到，導師都是由職位決定，很少根據德才選拔。這五個後來做了國王的太子，生性平庸無奇，又沒有周公、召公一樣的導師，良師益友的規勸聽不到，委瑣狎邪的小人惡習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質地，生活在如此野蠻粗俗的環境中，國破身亡的下場，是注定無可避免的了。”
[賈誼說過：“從前周成王還在襁褓之中的時候，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姜太公為太師。保的作用，就是保養好太子的身體；傅的作用，就是用仁義道德輔導太子；師的作用，就是用知識禮儀教育太子。這是三公的職責。
此外，還設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師，分別負責太子的飲食起居。
因此，太子在懂得學習的童年時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義、禮來培訓教育他，讓他離遠邪惡的小人，不讓他看到醜惡的行為，然後選擇天下端莊正直的人才，孝順父母師長、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聞廣見、有道德、懂權術的人跟隨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處。所以太子見到的是正直無私的行為，聽到的是正直無私的言談，行的是正道，因為前後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個人習慣了與正人君子相處，自己也會不知不覺地走上正道，就像生長在齊國的不能不使用齊國高雅的語言一樣；習慣了與奸邪小人相處，就像生長在楚國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國粗俗的語言一樣。
“秦王讓趙高輔導太子胡亥學習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殺人、割鼻就是夷滅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練習射箭。忠言規勸的說是誹謗，為他深謀遠慮的說是妖言惑眾，把殺人當做割草玩一樣。難道胡亥天生性惡嗎？不是，是因為教導他的知識都不是正理。”
晉惠帝的太子司馬通犯了罪，校尉閻纂上書說：“我常常想，遹長期生活在深宮中，沉緬富貴尊榮，憑著先帝創造的條件，生活優越，父母嬌寵。
為他選擇老師時，我見都是選自名門望族的富貴人家，很少有來自寒門的有學問、有情操的讀書人，或者有漢武帝做太子時衛綰、周文那樣的好老師，和剛正不阿的汲黯、鄭莊那樣的好輔臣。這樣一來，太子遹就無法學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禮儀規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際方式與民眾平等相處。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他知道貧賤之後方可做貴人。如今他自己毀了東宮，也傷了國家元氣，其所以到了這種的地步，不單單是太子的罪過。諸王子的導師、友人和來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門，和這些人相處，怎麼會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現在太子遹言語悖逆，接受懲罰的時候，仍然格守做兒子的規矩，還可以考慮重選師傅，令其改過自新。選配遊藝談學方面的師友，應當是出身寒門，學問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經歷過艱難困苦而名聲、行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與太子相處、遊學，杜絕他與皇親國戚的戚紈褲子弟和輕薄賓客交往，只討論古今孝子如何事奉雙親、忠臣如何報效朝廷，以及知過即改的道理，使他聽到的都是為善之道。恐怕只有這樣，才是萬全之策。”
由此看來，對太子的教育，必須選品學皆優的人擔任，這對於國家來說是最重大、最迫切的問題了。]
梁元帝蕭繹聰明博學，平定禍亂，最終還是國破家亡，為什麼？[元帝是梁武帝蕭衍的第七子，名繹，官拜荊州刺史，曾平定大將軍侯景的叛亂，以荊州為都城。西魏萬紐於謹入侵梁王朝，被俘後，於謹用土袋將其壓死。]
虞世南說：“梁元帝天資聰睿，書畫術數，無一不通，可以說是文武全才。他憑借順利的形勢討伐逆賊，雪洗梁簡文帝被殺的國恥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繼位，確有可稱道之處。然而在國難之後，創傷還沒有恢復的情況下，相信強敵西魏的甜心蜜語，因偏愛江漢而留戀不去，棄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發到偏遠的地方，人為地使手足成了仇敵，一旦有事，都在孤獨偏遠之地，不能與他分憂。結果是身亡國滅，生靈塗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棄，確實讓人歎惜。”
[《淮南子》說：“仁和智，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愛人；智的意思是知人。愛人就不會採用暴虐的刑罰；知人就不會導致國家的混亂。這就是夏商週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種過人之處，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殺害，原因就在於他不愛人；齊王建有三種過人之處，仍然被秦人俘虜，餓死在共邑（今甘肅涇川北），原因就在於他不知賢任能。所以說，仁最關鍵的是愛人，智最關鍵的是知人，這二點不首先具備，即使明察聰慧，靈敏機智，還是不能避免國破家亡。”
有人問：“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只活了三十六歲。假如壽命再長些，讓他充分發揮其軍事謀略，他一定能統一天下，成為一代明主嗎？”
虞世南說：“周武帝驍勇無敵，果斷剛強，謀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氣能紆尊屈貴，領兵打仗號令嚴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踐和齊國大將穰苴都比不上。
這都是勇猛的大將所應有的特徵，還不具備做皇帝的氣量。”
由此看來，撥亂反正的領袖人物，首要的是應當收服將相之才以為己用，這才是最根本的。不能單靠一人善戰去打天下。正因為此，劉向才說：“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藝，英勇善戰，能有多大益處呢？”]
南北朝時北齊的文宣帝高洋沉緬酒色，恣意婬暴，他的瘋狂錯亂的行為，連夏桀、紂王都不去做。然而能國富人豐，沒有引起國亂人亡，為什麼？[齊文宣帝名洋，後齊高歡的次子，逼後魏元善見禪讓而登基。]
虞世南說：“從前齊桓公奢侈婬佚，不守禮義，為人倫道德所唾棄，可是他內政外交全權依靠管仲，結果還做了諸侯的盟主。齊宣帝高洋卑鄙污穢，殘忍暴虐，古今無比。他把國家政務統統交由宰相楊愔等人辦理，得以保護了國家和宗族的安全，這是因為他用人得當，所以沒有國破家亡。”
[殷商時代有三個大臣，夏禹的孫子太康在位時有五個弟弟，都是賢德的人，可是國家還是滅亡了，京都成了一片廢墟，為什麼？
鬻子說：“國王與臣民們一同治理國家，主觀上想一定要行正道，但臣民們有合乎正道的意見，他未必能採納；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決心講信用，但未必能付諸行動。虞公不聽宮之奇唇亡齒寒的忠言，晉國滅了虢國後，在回師的路上順便就把虞國滅了；仇由不聽赤章的意見，最終被智氏滅亡。天下無論哪個
國家，都有忠臣謀士，關鍵在於用與不用罷了。如果不用，最後將給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無窮禍患，到那時，正人君子也無法挽救敗局了。]
南北朝時的陳武帝陳霸光出身於平民百姓，最後開創了帝王大業，他可以與歷史上的哪個皇帝相比？
虞世南說：“陳武帝由於有奇才，有遠見，胸懷匡復大志，有如龍躍大海之中，豹騰峻嶺之上。他掃蕩了籠罩皇宮的陰雲，恢復了梁朝蕭氏的傳統皇權。在西部抗擊北周的軍隊，在北方打敗了北齊高歡的殘餘勢力，謀略宏偉遠大，政令法規又沒有什麼疏漏，實在是一位開創基業的好皇帝，撥亂反正的大英雄。雖然比起宋高祖劉裕來有所不及，但比起齊高帝蕭道成要好得多了。”
隋文帝楊堅由一個普通百姓，掌握最高權力，征服了西邊的蜀國，消滅了江南的後陳。楊堅能與晉武帝司馬炎相比嗎？
虞世南說：“隋文帝由於是周武帝於文邕的國丈，在北周衰弱之際，擔負著輔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馬，最後登位稱帝。他留心政治，凡有舉措，都歸功於皇恩，所以能安撫住新舊權貴，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內政和軍事兩方面的制度規劃，都有可觀的建樹。等到江淮一帶全部平走後，又統一了全國的文字和交通規則。當時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著太平。
可是自從滅了金陵陳國後，開始變得奢侈無度，雖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處理繁雜的國務了。珠寶玉石堆滿宮室，美女佳人充斥後院，為了構建仁壽宮，幾乎把國庫都耗盡了。這樣一來，黎民百姓給弄得財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產了。加之楊堅的猜忌心理日益嚴重，裝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來。他殺戳親生兒子的嬪妃，離間上相楊素的母親[獨孤皇后的異母弟獨孤陀用貓鬼巫蠱，詛咒皇后，秦王楊俊的妃子和楊秦的母親都受了牽連]。朝綱因此紊亂，禮教因此衰亡。楊堅出名的怕老婆，因此皇后孤獨氏干預國家大事，幾個皇子殺的殺，廢的廢，除滅無辜的，扶持自己寵愛的[廢太子楊勇為庶人，立楊廣為太子]。功臣良將，也逐一被誅殺，所剩無幾。楊堅晚年的政治失誤比司馬炎多。建國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國，這是自取滅亡，豈是天意？”
[漢高祖想改立趙王如意為太子，叔孫通規諫說：“春秋時晉獻公因為寵愛驪姬要廢太子申生，立驪姬的兒子奚齊，齊國因此亂了數十年，為天下所恥笑。秦始皇因遲遲不立扶蘇，使趙高得以假傳聖旨立了胡亥，致使國家滅亡。這些教訓陛下都很清楚。現在陛下如果決心廢長子立少子，我願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頸血污地。”漢高祖說：“我只不過是開玩笑罷了。”叔孫通說：“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搖，天下震動。怎麼能拿國家大事開玩笑呢？”漢高祖聽從了他的意見。
袁紹喜歡他的小兒子袁尚，就把長子袁譚過繼給其兄，好讓次子接班。
沮授進諫道：“人們說，萬人追逐一隻野兔，其中一人捕獲後，其餘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有了歸屬。再說，同年歲的，以賢為貴，品德相近，以長子為貴。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應當鑒取歷代成敗的經驗教訓；往後看，應當思量以逐免為喻的含義。假如固持已見，禍患就將因此而起了。”袁紹沒有聽從，後來袁氏兄弟果然結下了仇。
所以說，立親生長子為太子，是為了不使庶出的產生疑慮，有疑心就會有行動，同時立二人，就會發生爭奪。同時指定兩個兒子都是繼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亂子，不出亂子那是因為雙親健在。雙親主事不亂，雙親一死必亂。這是大有深意的。]
有人說：“王道、霸道的主張，就照你說的辦好了。敢問人死後賜謚號，以及改用新的曆法，改變服裝顏色，從而使人耳目一新，這又表示什麼？”
我的回答是：古代確定謚號，是為警戒後代，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跡，給予一個有評價意義的名號。這對國王、對親屬，都不能有所隱諱。現在的臣僚們不管名實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貴偉大就行。古人實事求是的作風已經早就不存在了。
從前季康子問孔子“五帝之德”的意思，孔子說：“天有五行，為金、木、水、火、土。這五行按時令交替變化，才滋育生成萬物[一年三百六十日，五行中的每一行配七十二日來生長育化]。五行由五位正神來掌管[五帝就是主管五行的天神]。古代帝王改朝換代時都要改變國號，以傚法五行。五行主神輪流主事，有始有終，相生相剋，這裡也有象徵的意思。因此生而為王的，死後要配五行。因此太昊配木[勾芒為木的正神]，炎帝配火[祝融為火的正神]，少昊配金[蓐收為金的正神]，顓頊配水[玄冥為水的正神]，黃帝配土[后土為土的正神]。帝王改立年號，對五行所象徵的德性，各有各的崇尚，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比如木生火，崇尚木德的，所崇尚的顏色卻是火的顏色——赤色。因為木是本，木生火，所以木與火的關係就像母與子的關係]。
夏代的後稷以金德稱王，金生水，水色黑，所以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稱王，水生木，但殷代崇尚白[水生的木本應崇尚青色，所以尚白，是因為避諱土德的尚青。土德本應尚白，因土生金，金色白。但因土為其餘四行之主，四季中都有土德主事。五行用事，首先從木開始，所以土德崇尚的顏色為木之青色]。周代以木德稱王，木生火，故尚赤。這就是三代服飾顏色不同的原因。到了漢初，賈誼認為漢應以土德稱王，因為五行的轉移，應依據相生相剋的法則[五行的代替，常根據金木水火土相剋的法則]。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說漢朝是用土克制了它。劉向父子認為帝王是從木德代表的震方即東方產生的，所以庖犧氏第一個受的是木德，其後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這樣的順序，數到漢代，應當是屬火德，所以漢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劉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統治權。上古時的共工，以水德夾在水生木、水克火之間，與秦朝是同樣的命運，因為處的位置不對，所以都命不長。
[在我看來，帝王的興起，各依其本源，在神農至舜的五帝之後，各有其承繼。怎麼知道的呢？漢是堯的後裔，堯以火德稱王，五行轉了一圈，正好建立了漢朝，所以漢朝也是火德。袁紹時，耿包說：“赤色的火德已經衰盡，袁是舜的後代，舜是土德，舜在保佑你，所以你應進取。”這是因為他知道帝王的興起各有其本源，在五帝之後各有承繼。秦是顓頊的後裔，顓碩應是水德，所以秦也是水德。]
按照這一法則推論，即使經歷一百代，都可以知道其興亡衰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