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的世界裡，我希望選出11位既有天賦又有決心的球員加入我的名單。但是現實並非如此，如果一定要我在下面兩種球員中做出選擇：一種是天資極佳，但是缺乏決心和對成功的渴望；另一種是比較優秀，但是有著極強的決心和毅力，那麼我寧可選擇後者。第一種球員也許會在短期內有不錯的發揮，但是他們缺乏足夠的耐心，不能給球隊帶來穩定和凝聚力。
紀律
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被灌輸了紀律的概念。我父親是一個厲行紀律的人，他在一家造船廠工作，那是一個艱苦殘酷的行當。他話不多，很固執也很聰明。他在14歲那年離開學校，此後一直堅持自學並且酷愛讀書。父親希望我跟弟弟能夠學一門手藝，並且直到我的模具工人生涯結束前一直反對我成為職業球員。他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讓我們懂得了什麼是紀律。在上學時，他每天早上6：00就會把我叫醒。而他自己也會在6：45準時出門，因為他希望在院門打開時就能出發去上班。也許這也就是為什麼數十年後，我作為主教練每天都會在送奶工人來之前去上班。在我開始靠踢足球賺錢時，每週六晚上都會去踢球。而我父親並不喜歡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生活太隨意了。所以我們長達半年都沒有說過話。我們父子倆在這方面真的是太像了。
在我14歲那年，我開始在德魯姆扎佩爾業餘俱樂部（Drumchapel Amateurs）踢球，這是當時蘇格蘭最大的一支業餘球隊。由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一手經營，他家裡有一個船隻拆卸廠，比較富有。他和位於格拉斯哥市中心的裡德茶館有關係，因此球員們可以在那裡吃一頓免費的午餐。史密斯手下總共有5支球隊——其球員分別小於18歲、17歲、16歲、15歲和14歲。每週末他都會帶領我們前往位於格拉斯哥市外的鄧巴頓郡的場地，他會帶著我們穿過他的豬圈，然後讓我們在草地保齡球場上進行5人足球賽。如果他的球隊輸了球，他會坐立不安，滿頭大汗並且滿臉的憤怒。他有著極強的紀律意識和很強的求勝欲。
1974年至1978年，我在聖米倫隊執教，紀律是我執教第一天就開始強調的問題。在我抵達目的地那天，當地的《佩斯利每日快報》派來了一名攝影師，希望給球隊和他們的新教練合一張影。第二天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我們的照片，我發現隊長伊恩·裡德在我的頭上擺了一個兔子耳朵。在我們首戰失利於考登比斯隊（Cowdenbeath）之後的週一，我把裡德叫進了辦公室。他告訴我那個兔耳朵只是一個玩笑，而我告訴他「這不是我喜歡的玩笑類型」。另一位出色的年輕球員約翰·莫厄特（John Mowat）在我們訓練時和我頂嘴。此後，我便將這2名球員列入了我的黑名單。此外還有一名球員告訴我他不能參加訓練了，因為他要跟女友參加一場流行音樂會。我問他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音樂會。他告訴我說不是的。於是我說：「如果你想去就去吧，只是去了就別再回來了。」我只是想告訴球員，不要破壞我的紀律。他們後來也都領會了我的意思。
作為一名教練，我的職責之一就是灌輸紀律的概念。在聖米倫隊中有不少兼職球員，但是我們還是會一起乘大巴車去客場比賽。有一次，有一名球員決定週六自己開車前往東法夫郡（East Fife），比賽前我在更衣室裡狠狠地教訓了這名傲慢的球員，並告訴他他不能參加比賽了。但是我馬上又意識到自己沒有可更換的球員了，所以那一次只能放他一馬了。
當我來到阿伯丁郡，我發現這是一個比格拉斯哥更安靜的城市，於是我想到我應該給球隊注入一些格拉斯哥式的嚴格和紀律。我並沒有踟躕不前，我是一個有進取心、要求高的人。雖然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樣，但是我的球員確實因此變得更加男人，球技也越來越精湛。
在阿伯丁隊有3名球員在我看來簡直是討厭至極。他們不重視訓練，所以我只能每天下午讓他們再次進行訓練，讓他們去替補席，並且讓他們在週二和週三晚上去彼得黑德球場踢球。最後我索性全部炒了他們魷魚。
或許數十年前，灌輸紀律這一概念的另一原因是當時的球隊看起來似乎是一成不變的。很難想像替補席這一做法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才被採納（尤其是在你看到英超聯賽的替補席上坐著7名候補隊員時）。在我小時候，球隊陣容幾乎在整個賽季都不會做出改變，因此直到現在我還能叫出20世紀50年代雷斯流浪者隊（Raith Rovers）球員的名字。當時，球員待在球隊裡也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獎金。
在我年輕的時候，由於過於追求紀律嚴明，我也做過很多令自己後悔的事情。比如說，1983年阿伯丁隊從瑞典捧得歐洲優勝者杯冠軍之後，在榮歸故里之際，我們有一場遊行，目的地是我們的皮托德裡球場，那裡早已是人山人海。球迷們都希望看到球員們舉著獎盃在球場裡歡呼。阿伯丁隊的中鋒馬克·麥克格赫（Mark McGhee）非常希望能夠舉杯給球迷們看，但是我覺得他已經出夠了風頭，因此我說了他兩句，不讓他繼續舉杯了。然而很快，他的母親就出現在更衣室中，這讓我感到自己的行為真的很惡劣。於是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給麥克格赫，向他道歉，並邀他同往港口處共同舉杯迎接從哥德堡坐船返程的球迷。我再也不希望發生此類事情了。
在我的執教生涯中，紀律總是伴我左右的一個問題。1986年11月，在我接受曼聯隊的邀請之前，在我跟馬丁·愛德華茲的談話中，他暗示我球隊中存在著球員酗酒的問題。他還告訴我，曼聯隊之所以對我感興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我在教練中以紀律嚴明、不容忍球員的不良行為而著稱。
在我剛到曼聯時，球員對於很多事情都持鬆懈態度，包括在前往比賽的路上的穿著。球員們通常會穿贊助商提供的運動服——銳步、彪馬、阿迪達斯等。那場面簡直是一片混亂，於是我馬上要求他們穿法蘭絨褲、俱樂部外套並打上領帶。當門將法比安·巴特茲2000年從摩納哥隊轉會到曼聯時，他也不得不迎合我們的著裝要求。當時他會在前往比賽場的途中，在車上更換服裝。賽後，他會把所穿衣物一併交給管理員阿爾伯特·摩根。有一次在市政廳舉辦的招待會上，埃裡克·坎通納沒能遵守我們的著裝要求，他穿著一身帶有長流蘇的麂皮夾克，背後還印著一張印第安酋長的畫像。然而第二天他就向我保證以後不再犯此類錯誤——我也相信了他，因為他告訴我說他以為是一個很隨意的場合，在法國就是如此。
球員們總是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給予教練鞭策他們的機會。但是你大可不必常常做出懲罰。比如，我從不認為對訓練遲到的球員給予罰款處罰是有用的手段。在曼徹斯特，尤其是冬季，交通事故或道路維修經常會造成交通堵塞，球員們也經常會因此而遲到。如果只發生一兩次，那麼我不介意。但是如果某位球員總是遲到，那麼我就會建議他早出門10分鐘，並且會告訴他，遲到會讓自己的隊友感到失望，這是每一名球員都不希望看到的。我印象裡因為遲到而被罰款的球員只有馬克·博斯尼奇（Mark Bosnich）一位，他遲到的次數實在是太多了。
對於某些球員所謂的私人空間，諸如髮型和珠寶，我也會毫不畏懼地干涉。為什麼球員們在追求舒適利落的同時還要留長頭髮？這是令我感到費解的。留著幾綹頭髮簡直沒有任何意義。對於這一問題，最先跟我發生分歧的球員是卡雷爾·波博斯基（Karel Poborsky），1996年他從布拉格斯拉維亞隊轉會到曼聯。他的髮型看起來更像是效力於齊柏林飛艇樂隊，而不是曼聯。我曾經試圖勸說他把長髮剪掉，但是他頭髮的長度還是經常讓我感到不悅。還有些球員戴的項鏈上掛著的十字架比耶路撒冷十字架苦路上的朝聖者佩戴的都要沉。我只得下令禁止這些行為。然而，對於文身我卻有點無能為力，因為我不得不承認，它們確實不會增加球員的負重。坎通納引領了這一熱潮，有一天早上當他出現在更衣室，我發現他的左胸上文著一個印第安酋長的頭像。因為曼聯隊的球員都很崇拜他，所以有不少球員都爭相模仿。但是，克裡斯蒂亞諾·羅納爾多從未這樣做過，這一點讓我感到很驚訝。這也充分證明了他的自律。
領導者還會對犯錯誤的人做出判決。那些缺乏經驗的、常常會感到不安的領導者經常會給任何罪行都判處死刑。這也無可厚非，只是在你決定把一個人絞死之前，一定要確定你確實沒有其他選擇了。我也是逐漸領會到「量刑判罪」的智慧的。我作為法官、陪審團和劊子手，需要對很多的「罪犯」定刑。而其中最簡單也最為致命的刑罰就是沉默，也是我最常使用的。我無須進行任何的公開羞辱和斥責，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尊，那些受到我「沉默」懲罰的人心裡很明白自己做錯了事。我經常會對球員處以罰款作為懲罰，並敦促他們好好為球隊效力。我對球員處以罰款的情況如下：在場上愚蠢的舉動，如向裁判抗議或動作粗野而吃牌，或是在場下的不合時宜的舉動。罰款的數目在英超聯賽期間會與日俱增，但是其罰款的原則——一到兩周的工資——保持不變。在2007年那場糟透了的聖誕狂歡之後，一線隊員和替補隊員都受到了扣發一周工資的處罰。
對於那些渴望入選的年輕球員，我只要不讓他們跟主力球員同行，就足夠讓他們鬱悶了。而對於球隊的正式球員，我也有幾種方法教育他們什麼是違反紀律的代價。其中一種就是讓這名球員坐冷板凳，而更嚴酷一點兒的手段則是讓他穿便服，坐在看台上看球。這對於足球隊員來說，好比是公開絞刑，大家都怕這一手。
最後，最為嚴厲的處罰方式——停賽和轉會。也許你會認為轉會是更為嚴厲的處罰，但是我並不這麼認為。每當我們決定讓一名球員轉會，那是因為他不再符合曼聯隊的需要，或是在某些情況下，如C羅，我們只是為了兌現承諾。在我看來，停賽懲罰是最為嚴厲的，因為這項懲罰需要由球員和俱樂部雙方來承擔。1995年1月，坎通納被曼聯禁止參加該賽季最後4個月的比賽，並被英國足協（FA）處以額外4個月的禁賽。
每位球員都不喜歡離開首發陣容的感覺，而那種失落感隨著球員年齡的增長，以及巔峰時期的逝去而變得更加明顯。然而，我從不會因為個人情感影響隊伍的選拔，尤其是在大賽中。1994年我將布萊恩·羅布森（Bryan Robson）排除出了足總杯的決賽陣容。這是布萊恩在曼聯輝煌的13年的最後一個賽季，而我卻低估了對於他來說第4次贏得足總杯冠軍的重要性。回首往事，我多麼希望能夠讓他在決賽中出現，哪怕是比賽臨終的那點兒時間也好。
雖然我的球員都知道我是暴脾氣，但是一般情況下我是不會發作的。除非有球員在球場上沒能夠做到自控、自律。如果他們腦子一熱得了黃牌，甚至紅牌，那麼無疑將會給整支球隊帶來苦果。不只是因為，我們不得不十人應戰，同時我們還要承擔其停賽所導致的後果。彼得·舒梅切爾（Peter Schmeichel）、保羅·因斯（Paul Ince）、布萊恩·羅布森、羅伊·基恩、馬克·休斯（Mark Hughes）和埃裡克·坎通納都是好鬥分子。而這對於我們的球隊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在他們因為愚蠢的行為被驅逐出場時，我必須明確地表達出自己的不快。
但是，總會有些球員對紀律視而不見。比如，阿根廷中場球員胡安·塞巴斯蒂安·貝隆（Juan Sebastian Veron）。我想方設法讓他融入我們的團隊，可是都是徒勞。不得不承認他確實是一位天才球員，擁有極強的個人能力，但是他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我讓他踢右路，他偏偏去左路。他缺少最基本的自律，因此我們在2年後就將他賣出了。要知道你無法用一群快樂自由的傢伙組建一支球隊。
當然也有一些球員會嚴格按照指示踢球。我們的韓國中場樸智星就是這樣一位球員。如果我給了他一個命令，他就會像狗叼著骨頭一樣——絕不放鬆。2010年在歐洲冠軍杯聯賽上，我們對陣AC米蘭，我讓他盯防對方的中場球員安德烈亞·皮爾洛（Andrea Pirlo）。皮爾洛是AC米蘭的指揮者，然而樸智星有效地限制了他。
雖然我將紀律置於至高無上的位置，而事實上我們也確實為之付出了不少代價。如果要我重複做一件事的話，我一定會一絲不苟地堅持原則，因為一旦你放棄了紀律，你必將與成功失之交臂，還會陷入一片混亂之中。2011年聖誕節後不久，我就發現節後第一個工作日有3名球員沒有來訓練，而是到城裡尋歡作樂去了。於是我罰他們做額外的訓練，並將這3位隊員剔除出了即將對陣布萊克本的陣容。當時我們已經傷兵滿營，雖然此舉會讓我們雪上加霜，但是我認為我做得沒錯。後來，我們以2:3的比分輸給了布萊克本，讓我們失去了寶貴的3分，最後在淨勝球上輸給了曼城隊，從而丟掉了獎盃。很多年以前，在1995年，坎通納在被罰下場之後與一名水晶宮球迷鬥毆，因此我們決定將坎通納停賽，禁止他參加賽季餘下的比賽，這使得我們無緣歐冠聯賽冠軍和足總杯冠軍。在我們決定給予坎通納停賽處分時（後來英國足協又對他進行了加罰），我們距離勝利已經非常近了，我可以肯定如果讓坎通納打完賽季剩下的比賽，我們可以以10分的優勢勝出，而不是功敗垂成，一分惜敗於布萊克本隊。但是從長遠來看，紀律比眼前既得利益更為重要。
如果你能讓11名才華橫溢的球員專注於每一次訓練項目，注意控制他們的飲食和身體狀況，保證睡眠，按時出席球隊活動，那麼你的球隊距離獎盃就已經不遠了。但是讓人驚訝的是，很多俱樂部往往做不到這些。
在1996年足總杯決賽上，我們以1:0戰勝利物浦隊。在此之前，當我們的對手進行賽前場地視察時，我就感覺我們能夠戰勝他們。整支利物浦隊除了教練和助理，都穿著由時裝設計師提供的白色西服。我從中看出了這支球隊鬆散的紀律，他們已經被浮誇的時尚分散了注意力。我跟球隊管理員諾曼·戴維斯說了自己的想法。事後證明我是正確的，坎通納在比賽結束哨聲響起前幾分鐘打進了制勝球。另外一個例子發生的時間更早，在1985年9月，阿伯丁隊在伊布羅克斯公園球場對陣流浪者隊。上半場，對方就有2名球員被罰下場了，對方總想著仗勢欺人，其球員也已經失去理智，場面一片混亂。在下半場比賽期間，我們不得不在更衣室躲一陣子，而警察們則在球場上驅逐狂熱的球迷。這便是我們的對手自己走向毀滅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我一直感覺我們取得的驕人成績無非是對紀律的堅持踐行。很多時候，成功的奧秘就在於：不得意忘形、不挑戰不可能以及不冒風險，而這對於很多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我有一個習慣，就是在一月份翻看本賽季的賽程表，不只是曼聯隊的，還包括我們的主要對手。同時還會計算每支球隊能夠獲得的分數。我從不追求大比分獲勝，而事實也證明了1:0這種不夠風光的比分是多麼重要。在這些比賽中，我們追求密集型中場，而不是追求得分。其中有一場比賽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2007年3月，我們在米德爾斯堡待了3個月，其間我們從赫爾辛堡租來了瑞典射手亨裡克·拉爾森（Henrik Larsson），對於他我不能有太多的要求。但是面對壓力，他主動放棄了自己的進攻，退回到中場協助防守，只是為了得到那個理想的比分。當比賽結束，亨裡克出現在更衣室時，全體球員和工作人員都對他報以掌聲，因為他在自己不熟悉的位置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賽季末，儘管他未滿足當時打滿10場才能獲得獎牌這一要求，但是我們還是專門為他申請了一塊英超冠軍獎牌。
工作效率
我的父母工作很忙。我父親在格拉斯哥的一家船廠工作，而我母親先是在一家電纜廠工作，然後去了飛機配件廠。我父親是個硬漢，他可以一周工作60個小時，簡直是一個冰冷而又可怕的存在。格拉斯哥的緯度跟莫斯科一樣，因此克萊德河冬季的船廠環境堪稱殘酷。他通常每年休息兩周。在1955年，他每週會工作64個小時，賺7到15先令（相當於現在的189英鎊）。1979年，他得癌症去世了，此後我母親開始做清潔工。我父母對工作的癡迷也許正是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什麼社會保障體系，安全標準更是無稽之談，也幾乎沒有什麼健康福利，也不存在以可憐的證據進行可笑的索賠的律師業。我甚至不知道我父母有閒下來的時候。暑假裡我們經常乘車去索爾特科茨（Saltcoats），我和弟弟會在那裡踢足球、下棋。
由於我的父母都是工作狂，因此冥冥中我也認為工作是我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這一觀念深深地植根於我的腦海。我是一個根本閒不下來的人，同時我也對那些不肯付出時間而浪費天賦的人感到懊惱。當你全力付出時，尤其是當付出帶來回報時，你會感到非常滿足。我想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在結婚那天，和我第一個兒子出生那天都去球場參加了比賽。事實上，在曼聯執教的1500場比賽中，我僅僅錯過了3場——第一次是1998年，因為我弟弟的妻子去世了，我去格拉斯哥陪他；第二次是2000年，我的大兒子在南非結婚；第三次則是在2010年，我去看大衛·德赫亞（David de Gea）的比賽。
我在聖米倫和阿伯丁執教時，總是盡可能多地去觀看比賽。我經常會跟阿伯丁的助理教練阿基·諾克斯一起去看。諾克斯的父母是農民，他在鄧迪城外的一個農場長大，因此他的工作時間跟農民很像，並且與我的工作理念不謀而合。我們兩個經常一起去看球，如果是去格拉斯哥，那麼去的路上他開車我睡覺，回來的路上則輪到我開車，他打盹。往返的路程大約需要花費6個小時。每當我們想偷懶少看一場球時，我們就會告訴彼此：「如果錯過了格拉斯哥的一場比賽，我們就會錯過兩場比賽。」
在大部分的足球俱樂部，教練的工作非常辛苦，甚至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在英超期間，需要承擔極大的壓力，而英超踢完之後，就沒有那麼多資金僱用幫手了。當然，我在剛當教練時，也遇到了這種情況。在聖米倫隊時，我只有4名工作人員：助理教練、預備隊教練、隊醫和一名兼職裝備管理員。在阿伯丁時期，泰迪·斯科特身兼裝備管理員和預備隊教練，可謂是球隊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他還負責清洗和熨燙球衣。他經常會睡在斯諾克台上，因為他總是趕不上最後一趟車。甚至在來到曼聯之後，最初我也僅有8名僱員。
在阿伯丁，有時甚至是學徒和主席都要跟我們一樣，早上6點起床，去球場鏟雪。1980年3月，當時我們正準備第一次衝擊英超冠軍。第一天早上我們就不得不去鏟七八英尺厚的雪。那場比賽，我們以1:0擊敗了慕頓隊（Morton）。那場比賽是當天蘇格蘭唯一的比賽。
所有的頂級教練，卡爾洛·安切洛蒂（Carlo Ancelotti）、何塞·穆裡尼奧（Jose Mourinho）和阿爾塞納·溫格（Arsene Wenger）都有著令人敬畏的工作信條。然而我最崇敬的卻是那些無名英雄——那些雖然未受到命運的眷顧，沒能夠執教頂級球隊，卻依然永不放棄的教練。在蘇格蘭，我經常會在一些很荒涼的地方碰到亞歷克斯·史密斯（Alex Smith）和吉姆·麥克林（Jim McLean），那些下著雨的夜晚，想必坐在電視機前會更舒適些。亞歷克斯在蘇格蘭北部地區執教將近40年，而吉姆在鄧迪聯隊執教了22個賽季。列尼·勞倫斯（Lennie Lawrence）和約翰·拉奇（John Rudge）是兩個足球圈以外很少有人知道的名字，但是列尼是少數幾名帶領俱樂部打夠一千場比賽的教練，他執教過的俱樂部包括：查爾頓競技（Charlton Athletic）、布拉德福德（Bradford City）、盧頓（Luton Town）和格林斯比（Grimsby Town），而約翰則在維爾港隊執教長達16個賽季，此後又在斯托克城（Stoke City）擔任足球經理。這些教練都從未放棄，他們將一生都奉獻給了足球事業。我經常能在我們的預備隊的比賽中看到他們的身影。
在綠茵場上，一些球員的意志力和堅毅跟以上這些教練不分伯仲。其中有3名球員我最為佩服，他們分別是阿森納隊的托尼·亞當斯（Tony Adams）、曾效力於切爾西的吉安弗蘭科·佐拉（Gianfranco Zola）以及利物浦的傑米·卡拉格（Jamie Carragher）。我一直認為亞當斯是曼聯的球員，只是他穿錯了隊服。酗酒這一惡習毀了太多的球員，甚至剝奪了他們的生命。在曼聯，喬治·貝斯特（George Best）的故事無疑是我們記憶中揮之不去的悲劇。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托尼·亞當斯敢於直面自己酗酒的惡習，這是非常令人欽佩的。但是真正吸引我的是他在場上的表現，他以專業的態度彌補了天賦上的不足。他本是個很普通的球員，但是通過努力與勤奮，終於成為一名傑出的領袖。他有著很強的求勝欲，未曾辜負喬治·格拉漢姆（George Graham）和阿爾塞納·溫格的厚望。
我認為佐拉是足球技藝的完美典範。他總能給我們製造麻煩，而且永不放棄。即使面對比他高8到10英吋的強悍後衛隊員，他也毫無懼色。他腦子非常靈活，極富創造力而且意志堅定。他對待比賽的態度跟我的理念頗為吻合。
傑米·卡拉格年輕時曾經跟曼聯隊一起訓練過，當時他是一名中場球員，表現平平。然而在他簽約利物浦之後，便成長為球隊的核心和靈魂。在我執教的最後一個賽季，有一場比賽他作為替補出場，當時我們比分領先，我低聲對他說：「就一個小小的要求，不要踢到我們的小伙子。」而他卻回答說：「他們每個人我都會『照顧』到的。」在我退休之後，跟他接觸過一段時間，令我印象頗為深刻。在我看來，如果未來的某一天他當上了利物浦隊的教練，一點兒都不足為奇。但是他首先要決定是否願意離開電視演播室，重新接受足球場上的挑戰。
曼聯隊同樣也擁有很多求勝欲很強的球員。當勝利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真正的贏家會不遺餘力地追求勝利。雖然這聽起來可能有點兒陳詞濫調，但是那些頂尖球員都是不斷挑戰自我、追求極致的。像C羅、貝克漢姆、內維爾兄弟、坎通納、斯科爾斯、吉格斯和魯尼這些球員，如果你不把他們拽下訓練場的話，他們是絕不會停止訓練的，他們都有一顆追求卓越的心。比如加裡·內維爾，他訓練得非常刻苦，因為他知道他不像有的隊友那麼天賦異稟。我從不擔心他週五晚上會去哪兒瘋，因為即使是年輕的時候，他晚上9點30分就會去睡覺了。
大衛·貝克漢姆也是一個傑出的例子。當他加入曼聯時，住在球隊的公寓。他不滿足於每天只訓練上午和下午，因此晚上也會跟學生們一起訓練。在每個賽季開始前，我們都會為隊員進行英格蘭式的「體能測試」，以瞭解他們的有氧適能水平，而貝克漢姆每次都能超指標完成測試。C羅也是如此，他有著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球員的夢想，並下定決心為之努力。他還非常注意營養，而這可以追溯到他來英國之前了。現如今，他仍舊嚴格堅持每場比賽完洗冰浴，為的是能夠在下一場比賽中保持最佳體能狀態。他從不喝酒，並且將自己的體重保持在自然體重以下3公斤，因為他發現30歲之後，這樣可以保持他的奔跑速度。
在理想的世界裡，我希望選出11位既有天賦又有決心的球員加入我的名單。但是現實並非如此，如果一定要我在下面兩種球員中做出選擇：一種是天資極佳，但是缺乏決心和對成功的渴望；另一種是比較優秀，但是有著極強的決心和毅力，那麼我寧可選擇後者。第一種球員也許會在短期內有不錯的發揮，但是他們缺乏足夠的耐心，不能給球隊帶來穩定和凝聚力。
我上面講述的這些教練和球員的工作信條適用於任何一項體育運動中的佼佼者。他們對工作有著令人肅然起敬的熱情，同時還擁有極強的自律能力。就拿A.P.麥考伊（A.P.McCoy）來說，他是著名的障礙賽馬騎師，贏得過4000多場比賽。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的每一條肋骨都曾折斷過，其他部位的骨折更是數不勝數。他的自然體重是75公斤，但是25年來，他始終保持在63公斤。當他宣佈退役時，他的妻子感慨道她終於要學會如何燉土豆了。曼聯後衛內馬尼亞·維迪奇（Nemanja Vidić）的朋友，網球冠軍諾瓦克·德約科維奇（Novak Djokovic）對自己的要求也是相當嚴格，當你知道他的健身計劃和飲食方案時，只能膜拜。
同樣，世界上的頂級足球運動員也一樣是非常嚴於自律的。雖然偶爾會傳出他們在迪拜的海灘上曬太陽，在夜店跟年輕姑娘在一起的照片，那就另當別論了。他們需要不懈的努力，而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要成為頂級球員，他們明白球隊中時刻都有人準備取代他們的位置。這也解釋了幾乎所有足球隊員都來自「工人階級」。
一般來說，中產階級家庭會讓自己的孩子上大學，或是學習一門技能，這也就意味著在這些家庭，足球是不會受到重視的。在這個世界上，只有那些不太可能繼續接受教育，只能靠努力提高球技來改變生活的孩子才會被足球所吸引。我們今天所謂的「工人階級」與幾十年前的含義大不相同，大部分的曼聯球員都來自我們今天所謂的「低收入家庭」。我不想表現得像個老頑固，但是有現在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的球員的成長環境優越了很多，從小就能夠享受到熱水、電視、電話、電腦、汽車和廉價航空，總體來說物質生活條件比我小的時候好太多。一直以來，我都對那些工人階級出身的球員情有獨鍾，我認為這些球員能夠克服生活中的種種困難。
我麾下幾乎所有的英國球員都有一個共同點：足球是他們改變悲慘處境的一扇門。瑞恩·吉格斯的童年很艱苦。他出生於加的夫城，那年他母親才17歲，由於他爺爺來自塞拉利昂，因此吉格斯很小的時候就要面對種族歧視者的嘲弄。當他的父親，丹尼·威爾遜（Danny Wilson）離開英式橄欖球聯合會去英格蘭北部當職業球員時，年幼的吉格斯也不得不離開威爾士。後來他的父親拋棄了他們母子倆，由母親把他撫養成人。吉格斯的母親林妮·吉格斯（Lynne Giggs）出生在索爾福德，這也是吉格斯的足球啟蒙地。他母親做著兩份工作——一個是酒吧招待，一個是護士助理。然而儘管如此，作為單身媽媽她還是無法給吉格斯買最好的球鞋，但是她卻給吉格斯灌輸了刻苦工作的思想。她母親是個非常高尚的人，吉格斯對她崇敬有加，以至於後來他改隨母姓。
大衛·貝克漢姆來自東倫敦的一個普通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水暖工。保羅·斯科爾斯小時候生活在蘭利的廉租房內，而尼基·巴特來自戈頓——在這兩個地方的停車場裡，你絕對找不到一輛賓利轎車。韋恩·魯尼來自利物浦的一個貧困地區，曾經考慮過去當職業拳擊手。丹尼·維爾貝克（Danny Welbeck）和韋斯·布朗（Wes Brown）都來自Longsight，那是曼徹斯特城附近的一個城市，黑幫活動猖獗。布萊恩·羅布森的父親是一名卡車司機。裡奧·費迪南德（Rio Ferdinand）來自倫敦最窮的地方佩卡姆（Peckham）。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多年以來，我越來越擅長判斷出身背景對英國球員的影響，因為我們可以瞭解到球員的家庭背景和其曾經就讀過的學校。然而當我們開始從南美和東歐挑選球員時，想要對他們的特點和個性明察秋毫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球隊裡的年輕球員還需要知道隊裡的長幼尊卑制度。他們需要清理球鞋上的泥，打掃更衣室，還需要負責「球和球衫」——收集球員們散落在訓練場上的球和球衫。這些年輕的小傢伙還知道，一線球員的更衣室是絕不能隨便闖入的。然而正是這些規矩讓他們對成功變得更加嚮往。
在我當教練的最後10年裡，在一些年輕的海外球員身上，我也經常能發現英國球員的一些特點。C羅當然知道艱苦奮鬥的感覺，他出生在馬德拉群島的一個窮人家，由母親一人把他撫養大。蒂姆·霍華德（Tim Howard）曾經代表曼聯出場77次，他在美國新澤西州長大，他母親帶著他從匈牙利移民至美國，在父母離異之後，他的母親需要做兩份工作補貼家用。達·席爾瓦兄弟也是很好的例子，他們出生於巴西的彼得羅波利斯，他們有著令人驚訝的工作信念。拉斐爾·達·席爾瓦會在曼徹斯特最冷的日子裡穿著半袖短褲出現在訓練場上，而其他球員，包括我在內都裹得嚴嚴實實的。在賽季結束時，我告訴兩兄弟，讓他們在暑假裡好好歇歇。然而我發現，他們的父親在家鄉已經為他們建了一座球場，供他們每天跟夥伴們踢球。
大部分的海外運動員也都視足球為未來的通行證。那些頂級球員似乎有著與生俱來的勤奮，並且直覺告訴他們，如果把天賦和勤奮結合起來，他們將收穫頗豐。在我小時候的那個時代，我的父親會為我製作聖誕禮物，而我懷疑這對於不少外籍球員來說簡直是奢求。我們簽下的大部分外籍球員的成長環境基本上都比本土球員好不到哪裡去。阿德南·賈努扎伊（Adnan Januzaj）在2011年3月與我們簽約，當時他年僅16歲。他的父母從前南斯拉夫逃難至比利時，後來生下了他。另一位來自厄瓜多爾的選手安東尼奧·瓦倫西亞（Antonio Valencia）也出身貧苦。安德烈·坎切爾斯基（Andrei Kanchelskis）在20世紀90年代效力於曼聯，他在前蘇聯長大。卡洛斯·特維斯（Carlos Tevez）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毒品猖獗的阿帕奇要塞。昆頓·福瓊（Quinton Fortune）來自南非遭受種族隔離的小鎮。
然而可悲的是，有一些球員，他們雖然有著與吉格斯和C羅類似的遭遇，也同樣才華橫溢，但是他們就是意志不夠堅定，無法走出童年時的陰影，也克服不了自己的心魔。拉維爾·莫裡森（Ravel Morrison）也許是最悲劇的一位。在我簽下的所有年輕人中，他可謂是最有才華的那一類，但總是不停地製造事端。2012年將他出售給西漢姆聯隊（West Ham）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因為他本可以成為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員。然而，這幾年裡他在場外不斷地惹麻煩，因此我們只得忍痛割愛。此後，拉維爾毫無成熟起來的跡象，西漢姆聯隊也在2015年和他解約。
對於那些有著艱苦成長經歷的球員，他們身上所表現出的那種渴望和能動性對我來說是用之不竭的。每當曼聯隊遇到挫折，大家需要鼓勵時，在比賽開始前鼓舞士氣，我總是會提醒我的隊員：「你們都來自工人階級，小時候都吃過苦。」我還會告訴他們，他們的祖父、祖母或其他家人可能辛辛苦苦工作一整天僅僅是為了謀生，而他們僅需努力踢個90分鐘球，就能大賺一筆。現在想來「工人階級」一詞對於一些球員來說，尤其是外籍球員來說可能並沒有什麼共鳴，但是他們肯定都認識一些經歷過磨難的人。我們大家都會在某些時候感到自己是一個格格不入的人，這時人們往往會有兩種選擇：要麼感到自己被世界遺棄，負面情緒爆棚，抱怨生活的不公；要麼借助這種被孤立的感覺，逼迫自己奮鬥，就像特洛伊人一樣努力。我經常這樣告誡我的隊員：「如果我們不比其他球隊更努力，那麼我們就不是曼徹斯特聯隊。」
能動性
多年以來，我一直試圖弄明白為什麼有些人的能動性要高於其他人。對此問題，與30年前相比，我可能還是一頭霧水。但是我確實學會了如何駕馭這種能動性，也正如我之前所說，如果在能動性和才華兩者之間，我只可取其一的話，那麼我無疑會選擇前者。對我來說，能動性意味著：努力工作的意願、剛毅的性格、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永不言敗。
在曼聯隊中，有不少球員都表現出了那種成功所必需的能動性。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布萊恩·羅布森、羅伊·基恩、史蒂夫·布魯斯、馬克·休斯、布萊恩·麥克萊爾（Brian McClair）和帕特裡斯·埃弗拉（Patrice Evra）。一名球員的能動性往往能夠給球隊帶來很大的影響——而對於成功的能動性，就像一劑魔法藥水，可以傳遍整支球隊。布萊恩·羅布森來自達勒姆郡的切斯特勒斯特裡特區，那是英國北部的煤礦區，在其他球員畏首畏尾的時候，他總是一馬當先。他也因此經常坐在傷病席上，而這也使他成為難得的領袖人物。在他的職業生涯中，除了胳膊脫臼的那幾次，他每天都堅持做一千個俯臥撐。我經常會給球員們看羅布森防守角球時的一張照片。他的眼神幾乎凝滯，那一刻他已經忘記了整個世界，他只想著怎樣才能成功地防守這次角球。
羅伊·基恩的不懈努力也是頗為鼓舞人心的。史蒂夫·布魯斯在曼聯出賽414場，他是防守的核心，優秀的組織者，且從不畏懼，但是他在速度上還是有所欠缺。然而像托尼·亞當斯這樣的球員，他會以一種深入骨髓的鬥志去彌補自己的短處，以贏得勝利，這種精神頗具感染力。
大衛·貝克漢姆和尼基·巴特都對成功有著極度的渴望，後者曾代表曼聯出場387次，是一名當地的小伙子。
來自貝裡（離曼徹斯特不遠）的內維爾兄弟和來自科克郡的丹尼斯·埃爾文（Denis Irwin）都有著傑出的能動性。他們身上具有一些類似的特點：他們都全身心投入俱樂部；都是極為可靠的球員，80%的比賽中都會有他們的身影；他們都能夠以自己的意志力影響到其他隊員。這幾位球員沒有人願意接受失敗。幸運的是，這些年來我們的首發陣容中這樣的隊員越來越多了。
我稱讚這些球員並非有意貶低球隊中的其他球員。我之所以拿他們來舉例子，是因為他們不像休斯、科爾、坎通納、貝隆、斯科爾斯、吉格斯和C羅那樣天賦過人。我將他們作為能動性的典範，因為他們依靠純粹的意志力、無所畏懼的勇氣和決心，他們的光芒已然掩蓋住了天賦上的不足。
但是有些時候，球員們的這種能動性也會失控，而這時我不得不介入其中。有一次我們在米德爾斯堡進行比賽，我的球員們像一群狗一樣追著裁判理論，為此我大發雷霆。但是，在這樣做的同時我也是十分謹慎的，盡量不讓他們產生消極情緒。一旦你干涉得太多，就會抹殺一個人的能動性。相信我，抹殺一個人的能動性遠遠比激勵那些生來就缺乏能動性的人容易得多。對於有些球員，他們陰差陽錯地沒能夠在小時候養成優良的個性，這時候通常你無法將一些優點強行灌輸給他們。但是，有一個案例卻經常能給人以希望。此刻我想到的是奧萊·索爾斯克亞（Ole Gunnar Solskjaer），他出生於挪威一個寂靜的小漁村，當他23歲那年來到老特拉福德球場時，看起來就像個14歲的唱詩班少年，看起來十分柔弱。是曼聯隊讓他首次品嚐到了勝利的滋味。他也逐漸愛上了這種感覺，變成了一名銳意進取的球員，並且形成了自己的信念。
信念
大部分人的內心都是缺乏信念的，他們的信心很容易動搖，他們經常舉棋不定，心中充滿各種疑惑。我不相信一個缺乏堅定信念和信仰的人能夠成為優秀的領導者。當我還是一名球員時，我的信心也曾動搖過。當時流浪者隊決定拋棄我，並希望我能答應一項轉會協議，來交換另外一名球員。但是我下定決心絕不能讓他們說服我。在每次訓練前，我都習慣去打9洞高爾夫，讓自己的頭腦變得清醒，準備迎接一天的挑戰。在這件事情上，我始終未向他們妥協，至於1969年他們把我賣給了福爾柯克隊（Falkirk），那也是我自己的意願。
當我確實舉棋不定，或至少沒能堅持自己的原則時，有時需要其他人助我清醒過來。早在1991年時，我初到曼聯，有一次流浪者隊的前教練喬克·華萊士（Jock Wallace）給我打電話，說他會去南安普頓看我們的比賽。喬克當時雖然身患帕金森病，但是還像當年那麼精明睿智，賽後我們一起去吃飯時，他對我說：「這不是亞歷克斯·弗格森的球隊。什麼時候你能讓球隊擁有你的風格，那就對了！」這是一條非常棒的建議，因為一直以來我都沒能夠完全堅持自己的信仰。我知道有些隊員不夠好，但是我不願意賣掉他們，我總是試圖轉變他們，讓他們達到力所不能及的水平。西漢姆聯隊的主帥約翰·萊爾（John Lyall）也對我說過與喬克類似的話。他說：「一定要讓你的球隊表現出弗格森的風格。」此二位都在暗示我要堅持自己的信仰和信念。今天，我也喜歡用這句話鼓勵別的教練。
在我的記憶中，自從離開阿伯丁之後很少會感到不自信。從我入行足球到離開蘇格蘭為止，這29年間我一直在努力學習足球各方面的知識，並且在阿伯丁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些經歷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仰，也對自己的信念更加自信。當我剛接手曼聯的工作時，我感到非常自豪，並且對自己的判斷力和能力非常自信。但是，當我來到老特拉福德球場之後，面對包括酗酒在內的種種問題，我真的感到有點兒慌亂。我想知道，我這到底是到了一個什麼鬼地方。在1989年到1990年上半年期間，曼聯隊可謂是諸事不順。24場英超聯賽，我們僅贏了6場，並且從1989年11月末直至1990年2月初的11場比賽中，我們一場都沒有贏。那簡直是糟透了。事實上，在我們1989年11月12日打敗諾丁漢森林隊（Nottingham Forest）之後，直到1990年3月3日對陣盧頓隊，在此期間我們一場球都沒贏過。球迷們變得焦躁不安，而當地媒體也磨刀霍霍準備抨擊我們。這種情形跟我在阿伯丁取得的輝煌成就相比，對我是一種莫大的衝擊。我兒子傑森當時才十幾歲，吃飯的時候經常在餐廳裡哭著問我，他是否可以回阿伯丁。當時我告訴他：「不可以，我們要堅持下去，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對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信是一碼事，而要想給予他人信心，則完全是不同的一項挑戰。每位球員都在暗地裡為自己的位置而競爭。如果他們從足球學校畢業，順利通過預備隊的考核而進入一線陣容，這時在青訓隊中或是轉會市場上也許會有更優秀的球員出現。在每個賽季末，一線陣容中總會有不少球員不能確定暑假過後的8月自己是否還會出現在首發陣容中，自己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同時，年輕隊員還經常會從老隊員那裡感到威脅，畢竟他們是和自己兒時的偶像在一起踢球，而老隊員則需要與年齡和傷病做鬥爭。雖然受傷並不意味著一定要停賽，或者更糟的是徹底告別足球生涯，就像1994年的本·索恩利（Ben Thornley）那樣，但是傷病還是會對球員的信心和精神造成打擊。
很多球員，尤其是年輕球員，把自己的身體視為理所應當的可靠夥伴。然而一旦受傷，他們很快就要直面一個人的淒涼，從此不再跟球隊一起出行，一個人去康復中心，也不得不面對自己是否會恢復這一問題，或是俱樂部是否會購買新球員取而代之。有些球員甚至會覺得自己沒有做任何貢獻還拿工資，感覺受之有愧。這時我想起了兩個例子：當費爾南多·雷東多（Fernando Redondo）從皇家馬德里轉會至AC米蘭時，首次訓練中他便遭遇了嚴重的膝傷，他更是為此拒絕接受俱樂部的薪水，直至能夠上場比賽。另一位是馬丁·巴肯（Martin Buchan），他在為曼聯效力了11年之後，於1983年轉會至奧爾德姆競技，並且得到了一筆相當可觀的簽字費。在他轉會的第二個賽季，他覺得自己不再適合職業足球聯賽，於是他找到了主教練，退回了自己的簽字費。這便是2位榮譽感極強的人的故事。
事實上每一名球員的自信心都會在比賽中受到衝擊。他們可能會遇到倒霉的一天，他們不希望皮球滾向自己這裡，不管你信不信，他們甚至暗地裡希望自己被換下場。在這方面，我發現射手和守門員最容易懷疑自己，而且一旦他們的自信心受到衝擊，他們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當一名射手無法進球時，他們會覺得自己再也不會進球了，而當他們進球得分時，他們認為自己絕不會喪失任何進球良機。我的所有射手都是如此，包括：馬克·休斯、埃裡克·坎通納和范尼斯特魯伊。馬克·休斯近年來擔任教練一職，此前他曾在1983年至1986年和1988年至1995年為曼聯效力。他是一個性格堅毅、魄力十足的角色。他是天生的球星，你可以在最重要的比賽上對他委以重任。但是進球荒也會對他產生很大的影響。
范尼作為一名球員，進球得分就是他的全部。如果哪場比賽他沒能進球，即使我們贏了球，他也是愁雲滿面。他以一種加爾文主義的態度對待足球，即：如果他沒能進球，他就會覺得他不值得被球隊僱用，也不配得到他的薪水。毫無疑問，在我執教過的所有射手中，他是最真誠的。他的一切都以進球為核心。2003年當我們擊敗埃弗頓獲得英超冠軍後，范尼徑直跑向更衣室，他想知道他和蒂埃裡·亨利誰獲得了金靴獎（該賽季英超進球最多的球員可獲此殊榮）。事實上，當年的金靴獎也非他莫屬，他也終於可以好好過一個暑假了。
就門將來說，蒂姆·霍華德在2006年離開曼聯前往埃弗頓之後，其事業可謂是風生水起。雖然當年我們從美國將他買入之後，他在曼聯的第一個賽季取得了開門紅，但是從2004年，由於他的失誤導致我們被波爾圖隊淘汰之後，他似乎再也無法找回自信了。那次失誤對他影響頗深，雖然他後來又回到了賽場上，但是再也不像以前一樣堅不可摧了。我真的很同情門將，因為每當他們丟了球，全場的人都會把目光投向他們。然而，大家很容易忘卻的則是那些不合時宜的搶斷、糟糕的傳球和拙劣的回傳，而這些往往是丟球的真正原因。
2011年當大衛·德赫亞加盟曼聯之後，他的任務絕非美差，因為他接替的是荷蘭人埃德溫·范德薩（Edwin van der Sar）堅守了6年的門將位置。那時德赫亞僅有20歲，雖然身材高大，但是他的肌肉力量還不足以與英超聯賽中的硬漢們抗衡。他來曼聯的第1個月就遭遇了窘境，球迷和媒體都跟他過不去。在一場比賽過後，我看出來他很沮喪，但是我沒有單獨找他談話，而是選擇對整個球隊說兩句。我告訴我的隊員們，德赫亞是曼聯精神的完美體現，他初來乍到，甚至不會講一句英文，也沒有駕照，每週還要經受來自敵方前鋒的狂轟濫炸。我觀察到，當我講完話，他確實振作了起來。他如今已經成長為全世界最優秀的門將之一，這多虧了門將教練埃裡克·斯蒂爾（Eric Steele）和其他隊員的幫助。
彰顯球員自信水平的另一個場合是點球大戰。有些球員，比如帕特裡斯·埃弗拉，在訓練時踢點球的表現可圈可點，但是一旦到了比賽場上，他卻非常懼怕罰點球。保羅·因斯也是如此，還有我們後防線上的中流砥柱韋斯·布朗，一聽到要罰點球，就趕緊打赤腳逃避。我想他肯定一直在祈禱，在輪到他射點球之前，比賽就能結束了。當然還有一些自信爆棚的球員。坎通納幾乎不會錯過任何罰點球的機會，他臉上的表情告訴這個世界：「我怎麼可能罰丟呢？」我猜，在他看來罰丟點球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丹尼斯·埃爾文、史蒂夫·布魯斯、布萊恩·麥克萊爾、范尼斯特魯伊、羅賓·范佩西（Robin van Persie）、魯尼，這些都是享受點球的球員。其中魯尼在壓力下更能有出色的發揮。2011年5月，我們0:1落後於布萊克本隊，我們在積分榜上尚需一分才能贏得英超冠軍，在距離比賽結束還有17分鐘時，我們獲得了點球機會。魯尼乾淨利落地把球罰進了球門上角。在魯尼上場之前，他就已經知道如果獲得點球機會，他將如何罰球。我想這正是他罰球時胸有成竹的原因。
在規定的比賽時間快要結束時，如果我感覺到我們要踢點球來決勝負，這時我就會在腦海中對球員進行篩選。2008年歐洲冠軍杯決賽時，我就是這麼做的。當時我讓來自巴西的中場隊員安德森來踢點球。當時他僅有20歲，但是擁有非凡的信心，最終不負眾望打進了第6粒點球，幫助我們擊敗切爾西，第三次獲得歐洲冠軍杯冠軍。
然而面對巨大的壓力，有時就連經驗最為豐富的球員也承受不來。你可以想像一下，球員面對的壓力來自職業生涯中最為重要的一場賽事。讓他們無視外界的壓力、不受噪音的干擾、不去理會熱火朝天的體育場觀眾，把決賽——特別是歐洲冠軍杯決賽——當成是一次普通的訓練，這是不切實際的，也是違背自然規律的。1991年，我們在荷蘭鹿特丹與巴塞羅那爭奪歐洲優勝者杯冠軍，23歲的保羅·因斯當時極度緊張。雖然由於等待球迷進場推遲了開場時間，但是這於事無補。保羅昏昏沉沉地踢完了上半場，布萊恩·羅布森也一直在批評他，中場休息時，我對他說：「因斯，你只要專心去踢就行了。忘記比賽前的一切，你會交好運的。放鬆地去踢，去享受比賽吧！」下半場，他的表現果然有了很大起色，並且與羅布森配合得很完美，為我們提供了堅實的後防。
在一些極特殊的情況下，有些球員會主動提出要求，自討苦吃，這也無形中增強了其焦慮程度。1995年的歐洲聯盟杯上（UEFA Cup）就發生了這一幕，我們在老特拉福德球場被伏爾加格勒（Rotor Volgograd）淘汰出局。當時，我讓約翰·奧凱恩（John O』Kane）擔任右後衛。他是一位天才球員，但是僅僅在首發陣容中出現過幾次。在開場前10分鐘，我們剛交上去球員名單，他就告訴我他想踢左後衛。顯然，他非常緊張，但是我已經別無選擇了。他的這一要求可謂是自尋死路，因為他即將面對的是一個速度奇快的邊鋒。我讓菲爾·內維爾打右後衛，讓奧凱恩打左後衛，但是比賽開始不到半小時，我就不得不把他換下場來，他當時已經快崩潰了。
有些我們控制不了的事情會動搖球隊的信心和決心，這種事情時有發生。在這些時候，鼓舞球隊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當曼聯隊員得知曼城隊開出天價搶購球員時，他們肯定會感到震驚，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2012年在英超最後的6場比賽中，我們本應該拿到18分，卻只拿到了10分。最終我們在淨勝球上輸給曼城，將英超冠軍拱手讓出，更讓球員們的信心雪上加霜。我知道人們會誤解我下面所說的話，或者說我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但是當年曼城確實沒有贏得冠軍，只是我們失去了冠軍而已。
在我們失去冠軍後的那個夏天，我經常用曼城隊的英超冠軍頭銜來鼓舞我們隊員的士氣。在我們重整旗鼓準備衝擊下一個賽季時，我一再重申：曼聯隊希望贏得每一場比賽。無論我們的對手是本屆英超冠軍、歐冠冠軍或是足總杯中抽到的丁級聯賽球隊，我不停地向球員灌輸這樣一種觀念，沒有任何球隊比曼聯更偉大——即使他們的老闆掌握著整個波斯灣的石油或是俄羅斯的所有煤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