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傳二

大革命爆發了,氾濫全歐,佔據了貝多芬的心。波恩大學是新思想的集中點。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貝多芬報名入學,聽有名的厄洛熱·施奈德講德國文學,——他是未來的下萊茵州的檢察官。當波恩得悉巴斯底獄攻陷時,施奈德在講壇上朗誦一首慷慨激昂的詩,鼓起了學生們如醉如狂的熱情。詩的開首是:"專制的鐵鏈斬斷了……幸福的民族!施奈德生於巴伐利亞邦,為斯特拉斯堡雅各賓黨首領。一七九四年,在巴黎上斷頭台。在預約者的名單中,從前著作付印時必先售預約。因印數不多,刊行後不易購得。我們可以看到貝多芬和布羅伊寧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當戰事蔓延到波恩時,此系指法國大革命後奧國為援助法國王室所發動之戰爭。貝多芬離開了故鄉,住到德意志的音樂首都維也納去。一七八七年春,他曾到維也納作過一次短期旅行,見過莫扎特,但他對貝多芬似乎不甚注意。——他於一七九○年在波恩結識的海頓,曾經教過他一些功課。貝多芬另外曾拜過阿爾佈雷希茨貝格(..JGALbrechtsberger,1736—1809)與薩列裡(AntonioSalieri,1750—1825)為師。路上他遇見開向法國的黑森軍隊。黑森為當時日耳曼三聯邦之一,後皆併入德意志聯邦。無疑的,他受著愛國情緒的鼓動,在一七九六與九七兩年內,他把弗裡貝格的戰爭詩譜成音樂:一闋是《行軍曲》;一闋是《我們是偉大的德意志族》。但他儘管謳歌大革命的敵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貝多芬。從一七九八年起,雖然奧國和法國的關係很緊張,貝多芬仍和法國人有親密的往還,和使館方面,和才到維也納的貝爾納多德。在貝氏周圍,還有提琴家魯道夫·克勒策(RodolpheKreutzer,1766—1831),即後來貝多芬把有名的奏鳴曲題贈給他的。貝氏為法國元帥,在大革命時以戰功顯赫;後與拿破侖為敵,與英、奧諸國勾結。在那些談話裡,他的擁護共和的情緒愈益肯定,在他以後的生活中,我們更可看到這股情緒的有力的發展。

這時代施泰因豪澤替他畫的肖像,把他當時的面目表現得相當準確。這一幅像之於貝多芬以後的肖像,無異介朗的拿破侖肖像之於別的拿破侖像,那張嚴峻的臉,活現出波拿巴充滿著野心的火焰。介朗(PierreNarcisseGuerin,1774—1833)為法國名畫家,所作拿破侖像代表拿翁少年時期之姿態。貝多芬在畫上顯得很年輕,似乎不到他的年紀,瘦削的,筆直的,高領使他頭頸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緊張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筆記簿上寫道:"勇敢啊!雖然身體不行,我的天才終究會獲勝……二十五歲!不是已經臨到了嗎?……就在這一年上,整個的人應當顯示出來了。"那時他才初露頭角,在維也納的首次鋼琴演奏會是一七九五年三月三十日舉行的。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說他很高傲,舉止粗野,態度抑鬱,帶著非常強烈的內地口音。但他藏在這驕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惟有幾個親密的朋友知道。他寫信給韋格勒敘述他的成功時,第一個念頭是:"譬如我看見一個朋友陷於窘境:倘若我的錢袋不夠幫助他時,我只消坐在書桌前面;頃刻之間便解決了他的困難……你瞧這多美妙。"以上見一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致韋格勒書。一八○一年左右致裡斯書中又言:"只要我有辦法,我的任何朋友都不該有何匱乏。"隨後他又道:"我的藝術應當使可憐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門;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後永遠不再退隱。一七九六年至一八○○年,耳聾已開始它的酷刑。在一八○二年的遺囑內,貝多芬說耳聾已開始了六年,——所以是一七九六年起的。同時我們可注意他的作品目錄,惟有包括三支三重奏的作品第一號,是一七九六年以前的製作。包括三支最初的奏鳴曲的作品第二號,是一七九六年三月刊行的。因此貝多芬全部的作品可說都是耳聾後寫的。關於他的耳聾,可以參看一九○五年五月十五日德國醫學叢報上克洛茲-福雷斯脫醫生的文章。他認為這病是受一般遺傳的影響,也許他母親的肺病也有關係。他分析貝多芬一七九六年所患的耳咽管炎,到一七九九年變成劇烈的中耳炎,因為治療不善,隨後成為慢性的中耳炎,隨帶一切的後果。耳聾的程度逐漸增加,但從沒完全聾。貝多芬對於低而深的音比高音更易感知。在他晚年,據說他用一支小木桿,一端插在鋼琴箱內,一端咬在牙齒中間,用以在作曲時聽音。一九一○年,柏林-莫皮特市立醫院主任醫師雅各布松發表一篇出色的文章,說他可證明貝多芬的耳聾是源於梅毒的遺傳。一八一○年左右,機械家梅爾策爾為貝多芬特製的聽音器,至今尚保存於波恩城內貝多芬博物院。耳朵日夜作響;他內臟也受劇烈的痛楚磨折。聽覺越來越衰退。在好幾年中他瞞著人家,連對最心愛的朋友們也不說;他避免與人見面,使他的殘廢不致被人發見;他獨自守著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一年,他不能再緘默了;他絕望地告訴兩個朋友:韋格勒醫生和阿門達牧師:"我的親愛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懇摯的阿門達……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貝多芬真是可憐已極。得知道我的最高貴的一部分,我的聽覺,大大地衰退了。當我們同在一起時,我已覺得許多病象,我瞞著;但從此越來越惡劣……還會痊癒嗎?我當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這一類的病是無藥可治的。我得過著淒涼的生活,避免我心愛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這個如此可憐、如此自私的世界上!….."以上見諾爾編貝多芬書信集第十三。

他寫信給韋格勒時說:"我過著一種悲慘的生活。兩年以來我躲避著一切交際,因為我不可能與人說話:我聾了。要是我幹著別的職業,也許還可以;但在我的行當裡!這是可怕的遭遇埃我的敵人們又將怎麼說,他們的數目又是相當可觀!系紀元一世紀時希臘倫理學家與史家教我學習隱忍。我卻願和我的命運挑戰,只要可能;但有些時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憐的造物……隱忍!多傷心的避難所!然而這是我惟一的出路!"以上見貝多芬書信集第十四。

這種悲劇式的愁苦,在當時一部分的作品裡有所表現,例如作品第十三號的《悲愴奏鳴曲》(一七九九年),尤其是作品第一號(一七九八)之三的奏鳴曲中的Largo(廣板)。奇怪的是並非所有的作品都帶憂鬱的情緒,還有許多樂曲,如歡悅的《七重奏》(一八○○),明澈如水的《第一交響曲》(一八○○),都反映著一種青年人的天真。無疑的,要使心靈慣於愁苦也得相當的時間。它是那樣的需要歡樂,當它實際沒有歡樂時就自己來創造。當"現在"太殘酷時,它就在"過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歲月,一下子是消滅不了的;它們不復存在時,光芒還會悠久地照耀。獨自一人在維也納遭難的辰光,貝多芬便隱遁在故園的憶念裡;那時代他的思想都印著這種痕跡。《七重奏》內以變奏曲(Variation)出現的Andante(行板)的主題,便是一支萊茵的歌謠。《第一交響曲》也是一件頌讚萊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對著夢境微笑的詩歌。它是快樂的,慵懶的;其中有取悅於人的慾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內,在引子(Introduction)裡,在低音樂器的明暗的對照裡,在神聖的Scherzo(諧謔曲)裡,我們何等感動地,在青春的臉上看到未來的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系文藝復興前期意大利名畫家在《聖家庭》中所畫的幼嬰的眼睛,其中已可窺到他未來的悲劇。此處所謂幼嬰系指兒時的耶穌,故有未來的悲劇之喻。

在這些肉體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種痛苦。韋格勒說他從沒見過貝多芬不抱著一股劇烈的熱情。這些愛情似乎永遠是非常純潔的。熱情與歡娛之間毫無連帶關係。現代的人們把這兩者混為一談,實在是他們全不知道何謂熱情,也不知道熱情之如何難得。貝多芬的心靈裡多少有些清教徒氣息;粗野的談吐與思想,他是厭惡的:他對於愛情的神聖抱著毫無假借的觀念。據說他不能原諒莫扎特,因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寫《唐·璜》。唐·璜為西洋傳說中有名的登徒子,莫扎特曾采為歌劇的題材。他的密友申德勒確言"他一生保著童貞,從未有何缺德需要懺悔"。這樣的一個人是生來受愛情的欺騙,做十愛情的犧牲品的。他的確如此。他不斷地鍾情,如醉如狂般顛倒,他不斷地夢想著幸福,然而立刻幻滅,隨後是悲苦的煎熬。貝多芬最豐滿的靈感,就當在這種時而熱愛、時而驕傲地反抗的輪迴中去探尋根源;直到相當的年齡,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淒惻的隱忍中趨於平靜。

《名人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