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9年的一天，法國北部的一個家庭中一個男嬰出生了。
盼子心切的父親樂得合不攏嘴。這位初為人父的主教秘書凝視著襁褓中哇哇大哭的小生命，心裡甜滋滋的，「這小子！將來一定不會是孬種，聽聽，這哭聲有多麼宏亮！我要把他培養成一個聞名遐邇的法律家，讓他進全國一流的大學！」這位善於遐想的父親雖然在為兒子設計輝煌燦爛的前程，但他說什麼也不會想到他的兒子在日後會成為萬人景仰的新教教皇，他的名字和一個新教派「加爾文教」永遠聯在一起。小加爾文在父親充滿希冀的目光中漸漸長成了一個倜儻超群的青年。他順從地依照父親的意圖進了當時著名的布爾日大學專攻法律。
在大學裡，加爾文抓緊一切時間來充實自己。學法律的他又迷上了哲學。路德教的新思想如同磁鐵一樣強烈地吸引著他。大學畢業以後，教學工作之餘，他便設法和新教團體保持密切聯繫。
那時候的法國，時局動盪不安，因為德法戰爭困攏著包括國王在內的每一個人。國王殫精竭慮焦頭爛額挖空心思想尋到一個克敵制勝的妙計，突然他眼睛一亮，想到了在法國傳播日廣的路德教。「只要那些信仰新教的諸侯能夠全力支持我，何愁戰爭不勝呢？」然而事實很令他失望，他眼裡「那些狗娘養的」諸侯們都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面孔坐山觀虎。「我讓你們看我的笑話，我要給你們一點兒好看！」惱羞成怒的國王嚴令法國境內禁止傳播新教，對新教教徒一律格殺勿論。篤信新教的加爾文不得不在1534年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先是德國，後是瑞士，他成了無根的浮萍。
此時的瑞士，雖然在名義上隸屬神聖羅馬帝國，但其實是許多獨立的州際聯盟。發達的工商業，充分的自治權，民主的市議會，這一切都使得宗教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蘇黎世一個叫茨溫利的神父開始領導東北各地進行宗教改革。他所倡導的新主張諸如：否認羅馬教庭權威，反對贖罪券，解散修道院，教士可以結婚，民主選舉牧師等等一系列驚世駭俗之舉。這些完全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呼聲。所以當時的市議會對此鼎力支持。
篤信天主教的封建貴族們害怕了，他們想方設法阻止新教的傳播。
茨溫利為了加快推行新教的步伐，動用了武力，結果引起了一場意外的內戰，他自己也在一次戰鬥中不幸陣亡。新教失去了自己的領袖，正處於群龍無首的局面當中。
正在這一緊要關頭，加爾文流亡到了瑞士的巴塞爾。他的到來無疑給新教的勝利帶來了希望之先。也許當時的新教徒們並沒有馬上意識到加爾文將是新教派戰勝天主教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籌碼，但兩年以後加爾文有關宗教改革的經典工作《基督教原理》一發表，新教徒們便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大街小巷聽到的是一片議論之聲。人們普遍認為《基督教原理》在傳播教義方面甚至要比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還透徹。尤其是其中關於人的等級之分，人們潔身自律的要求太對教徒們的胃口了。
同一年裡（1536），加爾文的足跡延伸到了當時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日內瓦。
當時的日內瓦宗教改革運動已進行得如火如荼：廢除彌撒、拜聖像、售贖罪券；改進禮拜儀式，改進教會組織，然而當地天主教的勢力依然強大，封建貴族們當時不甘心放棄手中的神權，他們不顧歷史的潮流，妄想蝗臂擋車，所以在當時，新舊兩教進行答辯是件司空見慣的事。新教的另一個教派再洗禮派力量比較強大，主張也要比加爾文教激進得多。他們不斷組織平民起事，破壞天主教堂，拆毀修道院，這一切過激的行動嚇壞了當局，為了不鬧出大亂子，當局先是禁止辯論會的召開，接著開始迫害再洗禮派，平民運動遭到了嚴酷的鎮壓。「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加爾文教派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加爾文不得不再一次惶惶而逃。
時光斗轉星移，政局變幻無常。宗教改革的主張畢竟屬於進步的呼聲，歷史的大潮洶湧而來，無人可擋。宗教改革派在日內瓦終於掌握大權，立穩了腳跟，這時他們開始想念加爾文，因為這些新教徒們迫切需要加爾文的宗教理論，需要一個加爾文式能領導群眾的人物。日內瓦市政當局於1541年向流落在外的加爾文發出了正式邀請。
多年飄泊不定顛沛流離的生活，沒有使加爾文放棄自己的理論主張，他要進行更大規模宗教改革的信心日益堅定。一接到日內瓦當局的邀請函，加爾文便踏上了重回日內瓦的歸程。一路上，他在心中盤算了不下千次的是怎樣進一步把宗教改革推向深入？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一個宏偉的改革計劃在他的心中逐漸完善、清晰起來了。
一回到日內瓦，加爾文便開始了自己的改革。首先，把教會從羅馬教皇的麾下解脫出來，不再受制於羅馬教皇，也不再受制於諸侯。教職是選舉產生的。信奉加爾文教的組織，完全實行政教合一的體制，成為同盟軍，由高級宗教會議統一領導。以此為基礎，日內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成了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共和國。國家法律和宗教紀律，成為約束人們行為的兩條準繩。時至今日，加爾文已成了日內瓦城高高在上的主宰。不論是城內的教會，還是行政當局都要拜伏在他的法杖之下。日內瓦已成為新教的羅馬，加爾文自然順理成章地成了「日內瓦的教皇」。
一朝權在手，眼中的世界都改變了顏色。加爾文開始變了。他變得自私、殘暴、唯我獨尊。新教中的其他派別統統被他指斥為「異端」，其境況不比天主教好多少。想當年略佔上風的再洗禮派此時成了加爾文的眼中釘，不知出於一種什麼樣的陰暗心理，他下令將這一派的信徒全部驅逐出境，否則格殺勿論。
加爾文自負、狹隘的本性，在另外一件當時影響很大的事情當中也可略窺見一斑。1553年西班牙極負盛名的科學家凱爾·塞爾維特（人體血液循環的發現者之一）來到日內瓦。塞爾維特作夢也沒想到日內瓦會成為自己生命的終點。也許他已忘記了自己當年曾批評過加爾文的教義，但是加爾文沒有忘記。加爾文借口塞爾維特是再洗禮派的支持者，將他處以極刑，儘管當時輿論嘩然，但加爾文毫不手軟，乾淨利索地處理了塞爾維特，出了胸中一口惡氣。
加爾文教的走紅在於它符合了當時新興資產階級的發展，更在於加爾文對新教的信心和貢獻。加爾文的名字和「加爾文教」永遠地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