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月，在法國軍事學院的操場上，一名曾在這所學院學習過的猶太軍官，被當眾革除軍職，他的肩章、帽徽、綬帶、勳章全部被扯下，就連他的軍刀也被折為兩段，扔在地下，隨後，便被押去服刑。
這名猶太軍官名叫德雷福斯，他出生於一個富有的資產階級家庭，在軍事學院學習時成績優異，因而畢業後被選派到陸軍總參謀部供職。
去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懷疑為出賣國家軍事機密，而被逮捕。12月他被軍事法庭以叛國罪判處他終身監禁，流放到法屬圭亞那沿岸的「魔鬼島」上服役。
就這樣，一場由保皇主義者、教權主義者以及民族沙文主義者參加的反猶太運動開始了他們企圖借此反對新興的中產階級和人民的民主權利。
而另一面，進步律師、記者和作家則在《震旦報》強烈呼籲，要求撤銷對德雷福斯的錯誤判決，以維護法律和人權的尊嚴。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自普法戰爭以來，法國的反德情緒日趨高漲，法國情報部門也加強了對德情報工作。1894年9月，法國情報部門派遣到德駐巴黎大使館的一名女傭，意外地在廢紙中發現一封沒有署名的信。這封信是寄給德國武官施瓦茨·考本的，信的內容是有關法國在德國邊境掩護部隊的情況和一些軍事機密。
這封信很快轉交到法國陸軍總參謀部情報局反間諜處處長桑德爾上校的手裡。桑德爾上校正為最近一段時間內，法國一系列機密文件洩密而焦慮，一見到這封信，便喜出望外，馬上命令副官：「立即通知兩位副處長到這裡來！」
不一會兒，亨利少校和邊帕葦少校先後來到。當亨利接過封信一看，嚇得他心驚肉跳。原來，上面竟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齊少校的字跡！
艾斯特拉齊是情報局的德語翻譯，與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旅瓦茨、考本洩露的軍事秘密，與亨利本人也有關係。亨利生怕此人失事牽連自己，誤了前程，所以不由得膽戰心驚，不敢說出真相。反而認真地和桑德爾一起推測誰有可能寫這封信。
為了轉移視線，亨利故意提出：「這件事有可能是猶太軍官德雷福斯上尉。」說完，又列舉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備提供這份情報的條件。
桑德爾上校早對德雷福斯有成見，早在德雷福斯剛進總參謀部時，他就曾正式表示抗議，認為讓一個猶太人進入總參謀部，無疑是在危害國家的安全。現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於是武斷地認為他就是洩密之人。
很快，桑德爾就把這件事報告給陸軍部長。部長正為普法戰爭中自己殘敗而惱火，當即下令，以間諜罪和叛國罪逮捕德雷福斯。
在開庭審判以前，軍方也履行了一下審查手續，特地請幾名字跡專家鑒定字跡。但專家們最後的結論，認為特證根據不足，不像是德雷福斯的筆跡。
可這時，軍方已騎虎難下，由於逮捕決定是陸軍部長親自作出的，為了維護軍方的威信，只好將錯就錯。
軍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開庭審訊。到場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辯護律師，警察署長和陸軍部隊的觀察員皮卡多少校等四人。
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為自己辯護，證明他對信上的情報毫不知情，根本沒有條件作案。
接著，辯護律師也列舉大量根據，來證明德雷福斯無罪。法官看到沒有什麼結果，便宣佈休庭。來日再審。
陸軍部長派去的觀察員皮卡爾上校是個正直的軍官，他如實的向部長作出匯報，同時也指出，此案很難成立。
亨利少校得知消息後，急得跳了出來，親自上法庭指證德雷福斯，並以軍官的名譽宣誓作證。而陸軍部長為維護自己的尊嚴，故意編造一份「密檔」，把過去幾起未破獲的竊密事件，統統加在德雷福斯頭上，還塞進一份篡改編造的「罪證」材料。
就這樣，法庭終於認定德雷福斯有罪，判處他無期徒刑，革除軍職，流放到「魔鬼島」。
事件發生後，德雷福斯的親屬四處為他奔走，在進步律師、記者和作家的幫助下，他的兄弟在法國《震旦報》上把這一冤案公佈於世。頓時，輿論大嘩，正義人士紛紛呼籲，撤銷對德雷福斯的錯誤判決。
就在這時，在從德大使館收集到的廢紙中，發現了德國大使給法國軍官艾斯特拉齊少校的一封信的草稿。並很快轉到繼任反間諜處處長的皮卡爾中校手裡。
皮卡爾立即警覺起來，著手對艾斯特拉齊的調查。在調查中，他發現艾斯特拉齊與德國武官的關係可疑，尤其意外地發現艾斯特拉齊的筆跡和那封被認為是德雷福斯寫的告密信的字跡完全相同。
皮卡爾將這一重大發現向副總參謀長作了匯報，並請求重新審理此案。
但副總參謀長唯恐軍隊榮譽受到損害，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齊。皮卡爾一再向上級陳述利弊得失，勸說及時修正錯案。一下子惹怒了那些達官貴人，他於1896年12月被遠調到當時法國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戰。
亨利少校為了定實德雷福斯的罪名，便偽造信件塞進「密檔」，甚至偽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覆信，以此證實德雷福斯就是德國間諜。
於是，反動沙文主義者氣焰更加囂張。1897年12月17日，陸軍部長宣佈對德雷福斯的判決「公正無誤」，內閣總理也同時宣佈：「德雷福斯案件沒有問題。」
與此同時，德雷福斯的親屬和朋友們，一直沒有停止對此案的控訴。他們曾寫信給德皇威廉二世，請求他證明德國沒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報和書信。而德國對法國由於此案鬧出的混亂暗自高興，當然不會為他作證。
在這種情況，德雷福斯的親屬又複製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處張貼在街頭，指望有人能認出真正的作案者。
不久，一位銀行家便找到德雷福斯家，聲稱告密信的筆跡和他一個顧客的筆跡一樣，這個顧客就是艾斯特拉齊。德雷福斯全家非常高興，認為這次總算找到有力的證據。於是，就向法庭控告了艾斯特拉齊。
1898年1月11日，艾斯特拉齊終於上了軍事法庭。但軍方唯恐此事敗露，派亨利等人為他代擬了審訊時的辯護詞。結果，法庭宣判艾斯特拉齊無罪釋放。
這下，正義人士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齊被宣告無罪後兩天，舉世聞名的作家愛米爾·左拉仗義執言，在《震旦報》上發表了致共和國總統費裡克斯·佛爾的一封公開信，這封標題為：「我控訴！」的公開信，控告陸軍最高領導以及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存心不良，有意誣告無辜者，開脫真正的罪犯。
左拉的勇敢行為引起了全國對此案的關注。無數正義之士都團結起來去伸張正義。
這下，陸軍部長恐慌了，他一方面鼓動反動分子攻擊左拉；另一方面，以誹謗罪對左拉進行起訴，並於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處左拉一年徒刑並罰款3000法郎。左拉被迫流亡英國倫敦。
但是，在公眾輿論的影響下，陸軍部只得下令對此案進行進一步審理和核實。受命重新核實此案的一名軍官從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發現了亨利偽造的痕跡。
在確鑿的罪證面前，亨利無法抵賴，被迫承認，當場被捕，第二天就自殺身亡。艾斯特拉齊聞訊畏罪潛逃，到英國避難去了。
形勢急轉直下，陸軍部長狼狽辭職，軍事法庭只好於1899年8月，重新開庭審理此案。人們普遍認為，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會宣佈德雷福斯無罪。不料，法庭仍認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為10年苦役。
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強烈反響和憤慨，並出現了許多起反法遊行。以傑出的社會活動家、法國社會黨的領導人讓·若雷斯為首的，許多著名學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參加的「人權聯盟」成立，他們仗義執言，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進行了積極的鬥爭。
在聲勢浩大的民主力量面前，新任總理生怕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提出一個折衷解決辦法，在維持判決的原則下，以總統名義宣佈特赦德雷福斯。
他雖然被釋放，但特赦不等於是認為無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沒有得到徹底昭雪，他仍在為自己的名譽而努力的奮鬥。
在此後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繼續努力。直到1906年6月，一貫堅持重審的激進派領袖克列孟梭出任總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終獲得解決。這年7月最高法院宣佈德雷福斯無罪，蒙冤受屈達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終於恢復了名譽。
後來，他被恢復軍籍，並在軍事院校的操場上，授予他榮譽勳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晉陞為中校。曾一度受到監禁的皮卡爾中校也晉陞為準將，後來出任陸軍部長。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記事手冊公佈於世，這從另一方面證實德雷福斯的清白。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將這本記事手冊寄給德雷福斯，並附上他丈夫臨死之前用法文寫的「德雷福斯無罪」的字樣。
五年以後，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這個案件，集中反映法國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和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