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魚的一隻眼睛，鼓鼓的，有貓頭大小，周圍是暗紅色，中間發綠，這隻眼睛在閃閃發亮。章魚的幾十條長長的腕足，像一團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動著，上面的鱗發出討厭的沙沙聲。章魚在游動。他看見章魚差不多就貼著自己的眼睛。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著，它們是冰涼的，像蕁麻一樣刺人。章魚伸出的刺針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頭上，一下一下地收縮，吮吸著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從自己身上流到已經膨脹起來的章魚體內去。刺針就這樣吸個不停。他頭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難以忍受。
從很遠很遠的一個地方，傳來了說話的聲音：“現在他的脈搏怎麼樣？”
有個女人聲音更輕地回答：“脈搏一百三十八，體溫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說胡話。”
章魚消失了，但是被它叮過的地方還很疼。保爾覺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睜開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麼也抬不起來。為什麼這樣熱呢？大概是媽把爐子燒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麼地方說話了：“脈搏現在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裡像有一團火，熱得喘不上氣來。
想喝水，多麼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馬上就爬起來，喝個夠。那為什麼又起不來呢？他剛想挪動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覺得身體是別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聽使喚。媽馬上會拿水來的。他要對她說：“我要喝水。”在他旁邊，有個什麼東西在動。是不是章魚又來了？就是它，看它那只紅色的眼睛……
遠處又傳來了輕輕的說話聲：“弗羅霞，拿點水來！”
“這是誰的名字呢？”保爾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動腦子，便跌進了黑暗的深淵。他從那深淵裡浮上來，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聽到了說話的聲音：“他好像有點甦醒了。”
接著，那溫和的聲音顯得更近、更清晰了：“傷員同志，您要喝水嗎？”
“我怎麼是傷員呢？也許不是跟我說的吧？對了，我不是得了傷寒嗎！怪不得叫我傷員呢！”於是，他第三次試著睜開眼睛，這回終於成功了。從睜開的小縫裡，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個紅色的球，但是，這個球又讓一個黑糊糊的東西擋住了。這個黑糊糊的東西向他彎下來，於是，他的嘴唇觸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體。心頭的那團火逐漸熄滅了。
他心滿意足地低聲說：“現在可真舒服。”
“傷員同志，您看得見我嗎？”
這問話就是向他彎下來的那個黑糊糊的東西發出來的。
這時，他又要昏睡了，不過還來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見，但是能聽見……”
“誰能想到他還會活過來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掙扎著活過來了。多麼頑強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羅夫娜，您真可以驕傲。這完全是因為您護理得好。”
一個女人的聲音非常激動地回答：“啊，我太高興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後，保爾終於恢復了知覺。
他那年輕的身體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復。這是他第二次獲得生命，什麼東西都像是很新鮮，很不平常。只是他的頭固定在石膏箱裡，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沒有力量移動一下。不過身體的感覺已經恢復，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間四四方方的小屋裡，陸軍醫院的見習醫生尼娜·弗拉基米羅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後邊，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筆記本。裡面是她用纖巧的斜體字寫的日記：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６日
今天從救護列車上給我們送來一批重傷員。一個頭部受重傷的紅軍戰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歲。我收到一個口袋，裡面除了病歷，還有從他衣袋裡找出來的幾份證件。他叫保爾·安德列耶維奇·柯察金。
證件有：一個磨破的烏克蘭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九六七一號團證，上面記載的入團時間是一九一九年；一個弄破的紅軍戰士證；還有一張摘抄的團部嘉獎令，上面寫的是：對英勇完成偵察任務的紅軍戰士柯察金予以嘉獎。
此外，還有一張看來是他親筆寫的條子：
如果我犧牲了，請同志們通知我的家屬：捨佩托夫卡市鐵路機車庫鉗工阿爾焦姆·柯察金。
這個傷員從八月十九日被彈片打傷以後，一直處於昏迷狀態。明天阿納托利·斯捷潘諾維奇要給他做檢查。
８月２７日
今天檢查了柯察金的傷勢。傷口很深，顱骨被打穿，頭部右側麻痺。右眼出血，眼睛腫脹。
阿納托利·斯捷潘諾維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發炎，不過我勸他，只要還有希望消腫，就先不要做這個手術。他同意了。
我的主張完全是從審美觀點出發的。如果這個年輕人能活過來，為什麼要摘除一隻眼睛，讓他破相呢？
他一直說胡話，折騰得很厲害，身邊必須經常有人護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時間。他這樣年輕，我很可憐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從死神手裡奪過來。
昨天下班後，我在病房裡又呆了幾個小時。他的傷勢最重。我注意聽他在昏迷中說些什麼。有時候他說胡話就像講故事一樣。我從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許多事情。不過，有時候他罵人罵得很凶。這些罵人話都是不堪入耳的。我聽了之後，不知道為什麼感到很難過。阿納托利·斯捷潘諾維奇說他救不活了。這老頭生氣地咕噥說：“我真不懂，他差不多還是一個孩子，部隊怎麼能收他呢？真是豈有此理。”
８月３０日
柯察金仍然沒有恢復知覺。現在他躺在那間專門病室裡，那裡都是一些快要死的病人。護理員弗羅霞寸步不離地守在他身旁。原來她認識他。很久以前，他們在一起做過工。她對這個傷員是多麼體貼入微呀！現在連我也覺得，他已經沒有什麼希望了。
９月２日
現在是夜裡十一點。今天簡直是我的節日。我負責的傷員柯察金恢復了知覺，他活過來了。危險期已經過去了。這兩天我一直沒有回家。
又有一個傷員救活了，現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難以形容的。
我們病房裡又可以少死一個人。在我個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過於看到病人恢復了健康。他們總是像小孩子那樣依戀著我。
他們對朋友真摯而淳樸，所以當我們分別的時候，有時我甚至掉了眼淚。這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卻是事實。
９月１０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寫了第一封家信。他說他受了點輕傷，很快就會治好，然後一定回家去看看；實際上他流了很多血，臉色像紙一樣蒼白，身體還很虛弱。
９月１４日
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笑得很動人。平時他很嚴肅，這和他的年齡很不相稱。他的身體在復原，速度快得驚人。他和弗羅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見她坐在他的病床旁邊。看來，她把我的情況都講給他聽了，不用說，是過分地誇獎了我，所以我每次進屋，他總是對我微微一笑。昨天他問我：“大夫，您手上怎麼紫一塊青一塊的？”
我沒有告訴他，這是他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傷痕。
９月１７日
柯察金額上的傷口看樣子好多了。換藥的時候，他那種非凡的毅力真叫我們這些醫生吃驚。
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總要不斷地呻吟，發脾氣，可是他卻一聲不吭。給他傷口上碘酒的時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繃緊了的弦。他常常疼得失去知覺，但是從來沒有哼過一聲。
現在大家都知道：要是柯察金也呻吟起來，那就是說他昏迷了。他這種頑強精神是從哪裡來的呢？我真不明白。
９月２１日
今天柯察金坐著輪椅，第一次被推到醫院寬敞的陽台上。
在他看著花園、貪婪地呼吸著新鮮空氣的時候，他是一副什麼樣的神情啊！他的臉上纏著繃帶，只露出一隻眼睛。這隻眼睛閃閃發亮，不停地轉動著，觀察著周圍的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到這個世界似的。
９月２６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樓下的接待室去，那裡有兩個姑娘等著我。其中一個長得很漂亮。她們要看柯察金。她們的名字是冬妮亞·圖曼諾娃和塔季亞娜·布拉諾夫斯卡婭。冬妮亞這個名字我知道，因為柯察金說胡話的時候多次提到過她。我允許她們進去看他。
１０月８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別人攙扶在花園裡散步了。他老向我打聽，什麼時候可以出院。我告訴他快了。每到探病的日子，那兩個姑娘就來看他。現在我才明白，他為什麼一直沒有呻吟，而且從來也不呻吟。我問他原因，他說：“您讀一讀《牛虻》就明白了。”
１０月１４日
柯察金出院了。我們十分親切地互相道別。他眼睛上的繃帶已經去掉，只是前額還包紮著。那隻眼睛是失明了，不過從外表上看不出來。同這麼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難過。
向來就是這樣：病人好了，就離開我們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來見我們。臨別的時候，柯察金說：“還不如左眼瞎了呢，現在我怎麼打槍呀？”
他仍然一心想著前線。
保爾出院之後，起初就住在冬妮亞寄宿的布拉諾夫斯基家裡。
他立刻試著吸引冬妮亞參加社會活動。他邀請冬妮亞參加城裡共青團的會議。冬妮亞同意了。但是，當她換完衣服走出房間的時候，保爾卻緊咬著下嘴唇。她打扮得那樣漂亮，那樣別出心裁，保爾都沒法帶她到自己的夥伴們那裡去了。
於是他們之間發生了第一次衝突。保爾問她，為什麼要這樣打扮，她生氣了，說：“我從來就不喜歡跟別人一個樣子；要是你不便帶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樂部裡，大家都穿著退色的舊衣服，唯獨冬妮亞打扮得花枝招展。保爾看在眼裡，覺得很不痛快。同志們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覺察到了，就用輕蔑的、挑釁的目光看著大家。
貨運碼頭的共青團書記潘克拉托夫，一個寬肩膀、穿粗帆布襯衣的裝卸工，把保爾叫到一邊，不客氣地看了看他，又瞟了冬妮亞一眼，問：“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帶來的嗎？”
“是我。”保爾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拖長聲音說。“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們的人，倒像資產階級小姐。怎麼能讓她進來？”
保爾的太陽穴怦怦地跳起來。
“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帶她來的。懂嗎？她並不是咱們的對頭，要說穿戴嗎，確實是有點問題，不過，總不能單憑穿戴衡量人吧。什麼人能帶到這兒來，我也懂，用不著你來挑毛病，同志。”
他本來還想頂撞他兩句，但是忍住了，因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講的實際上是大家的意見。這樣一來，他一肚子氣就都轉移到冬妮亞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說了！幹嗎要出這個風頭？”
這天晚上他倆的友誼開始出現了裂痕。保爾懷著痛苦和驚訝的心情看到，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誼在逐漸破裂。
又過去了幾天。每一次會面，每一次談話，都使他們的關係更加疏遠，更加不愉快。保爾對冬妮亞的那種庸俗的個人主義愈來愈不能容忍了。
他們兩個人都很清楚，感情的最後破裂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這一天，他們來到黃葉滿地的庫佩切斯基公園，準備作最後一次談話。他們站在陡岸上的欄杆旁邊；第聶伯河從下面滾滾流過，閃著灰暗的光；一艘拖輪用輪翼疲倦地拍打著水面，拽著兩隻大肚子駁船，慢騰騰地從巨大的橋孔裡鑽出來，逆流而上。落日的餘輝給特魯哈諾夫島塗上了一層金黃|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樣通紅。
冬妮亞望著金黃|色的餘輝，憂傷地說：“難道咱們的友誼真的要像這落日，就這樣完了嗎？”
保爾目不轉睛地看著她；他緊皺著眉頭，低聲說：“冬妮亞，這件事咱們已經談過了。不用說你也知道，我原來是愛你的，就是現在，我對你的愛情也還可以恢復，不過，你必須跟我們站在一起。我已經不是從前的那個保夫魯沙了。那時候我可以為了你的眼睛，從懸崖上跳下去，回想起來，真是慚愧。現在我說什麼也不會跳。拿生命冒險是可以的，但不是為了姑娘的眼睛，而應該是為了別的，為了偉大的事業。如果你認為，我首先應該屬於你，其次才屬於黨，那麼，我絕不會成為你的好丈夫。因為我首先是屬於黨的，其次才能屬於你和其他親人。”
冬妮亞悲傷地凝視著藍色的河水，兩眼噙著淚水。
保爾從側面注視著她那熟悉的臉龐和栗色的濃髮。過去，這個姑娘對他來說，曾經是那樣可愛可親，此刻他不禁對她產生了一種憐惜之情。
他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把扯你後腿的那些東西統統扔掉，站到我們一邊來吧。
咱們一道去消滅財主老爺們。我們隊伍裡有許多優秀的姑娘，她們跟我們一起肩負著殘酷鬥爭的全部重擔，跟我們一起忍受著種種艱難困苦。她們的文化水平也許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為什麼不願意跟我們在一起呢？你說，丘扎寧曾經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他是紅軍中的敗類，不是一個戰士。你又說，我的同志們對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為什麼要那樣打扮，像去參加資本家的舞會一樣呢？你會說：我不願意跟他們一樣，穿上骯髒的軍便服。這是虛榮心害了你。你有勇氣愛上一個工人，卻不愛工人階級的理想。跟你分開，我是感到遺憾的，我希望你能給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不再說下去了。
第二天，保爾在街上看見一張佈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肅反委員會主席費奧多爾·朱赫來。他的心跳起來了。他去找這個老水兵，但是衛兵不讓他進去。他軟磨硬泡，弄得衛兵差點把他抓起來。費了好大勁，最後他總算見到了朱赫來。
他們兩個人對這次會面都很高興。朱赫來的一隻胳膊已經給炮彈炸掉了。他們馬上就把工作談妥了。朱赫來說：“你既然不能上前線，就在這兒跟我一起搞肅反工作吧。明天你就來上班。”
同波蘭白軍的戰爭結束了。紅軍幾乎已經打到華沙城下，只是因為遠離後方基地，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補充，沒能攻破波軍的最後防線，就撤了回來。波蘭人把紅軍的這次撤退叫做“維斯瓦河上的奇跡”。這樣一來，地主老爺的白色波蘭又存在下來了，建立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理想暫時沒有能夠實現。
到處是血跡的國家需要休息一下。
保爾沒有回家去探望親人，因為捨佩托夫卡又被波蘭白軍佔領了，目前正是雙方戰線分界的地方。和平談判正在進行。保爾日日夜夜都在肅反委員會工作，執行各種任務。他就住在朱赫來的房間裡。聽說捨佩托夫卡被波蘭人佔領了，他發起愁來。
“怎麼辦呢，費奧多爾，要是就這麼講和了，我母親不就劃到外國去了嗎？”
朱赫來安慰他說：“邊界大概會沿哥倫河劃分，捨佩托夫卡還在咱們這一邊。咱們很快就會知道的。”
許多師團都從波蘭前線調往南方。因為正當蘇維埃共和國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波蘭前線的時候，弗蘭格爾利用這個機會，從克裡木半島的巢穴裡爬了出來，沿第聶伯河北上，逼近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省。
現在同波蘭的戰爭已經結束，國家就把軍隊調到克裡木半島去搗毀這個反革命的最後巢穴。
滿載士兵、車輛、行軍灶和大炮的軍用列車，經過基輔向南開去。鐵路肅反委員會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許多列車源源不斷地開來，經常造成堵塞，各個車站都擠得水洩不通，往往因為騰不出線路而使整個交通中斷。收報機不斷收到最後通牒式的電報，命令給某某師讓路。打滿密碼的小紙帶沒完沒了地從收報機裡爬出來，電文一律都是：“十萬火急……”而且，幾乎每封電報都警告說，違令者交革命軍事法庭，依法制裁。
鐵路肅反委員會就是負責處理這種“堵塞”的機構。
各個部隊的指揮員都闖進來，揮動著手|槍，要求根據司令員的某某號電令，立即發走他們的列車。
如果說這個辦不到，他們連聽都不願意聽，都說：“你豁出命來，也要先把我的車發走！”接著便是一場可怕的爭吵。
遇到特別複雜的情況，就趕緊把朱赫來請來。於是，正吵得不可開交，眼看要開槍動武的雙方，馬上就平靜下來。
朱赫來那鋼鐵般的身軀，沉著冷靜的態度，強硬的不容反駁的語氣，總能迫使他們把已經拔出來的手|槍插回槍套裡去。
保爾經常頭疼得像針扎一樣，但是還得到站台上去。肅反委員會的工作損害著他的神經。
有一天，保爾突然在一節裝滿彈藥箱的敞車上，看見了謝廖沙·勃魯扎克。謝廖沙從敞車上跳下來，撲到他身上，差一點把他撞倒。他緊緊抱住保爾，說：“保爾，你這鬼傢伙！我一下就認出你來了。”
兩個朋友都不知道問對方些什麼，自己講些什麼才好。他們分別之後，經歷過多少事情啊！他們相互問長問短，還沒等對方回答，自己就又講開了。他們連汽笛聲都沒有聽到，直到車輪開始慢慢轉動了，才把互相擁抱著的胳膊鬆開。
有什麼辦法呢？剛剛會面，又要分別了。火車在加速。謝廖沙怕誤了車，最後向他的朋友喊了一句什麼，就沿著站台跑去。一節加溫車廂的門敞開著，他一把抓住門把手，馬上有幾隻手拽住他，把他拉進了車廂。保爾站在那裡目送著遠去的列車，直到這時他才想起來，謝廖沙還不知道瓦莉亞已經犧牲的消息。謝廖沙一直沒有回過故鄉，而保爾又根本沒有想到會同他見面，驚喜之下，竟忘了把這件事告訴他。
“他不知道也好，免得一路上難受。”保爾這樣想。他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是他們倆最後的一次會面。謝廖沙這時候正站在車頂上，用胸膛迎著秋風，他也沒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著他。
“坐下吧，謝廖沙。”軍大衣背上燒了個窟窿的紅軍戰士多羅申科勸他說。
“沒關係，我跟風是好朋友，吹一吹更痛快。”謝廖沙笑著回答。
一星期之後，第一次投入戰鬥，他就在秋天的烏克蘭原野上犧牲了。
從遠處飛來一顆流彈，打中了他。他哆嗦了一下，向前邁進一步，胸口火辣辣地疼痛。他沒有喊叫，身子輕輕一晃，張開兩臂又合抱起來，緊緊地摀住胸口，然後彎下腰，像要跳躍的樣子，僵硬的身體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了。那雙藍色的眼睛一動不動地凝視著一望無際的原野。
肅反委員會的工作十分緊張，保爾本來就沒有完全復原，現在健康狀況又惡化了。受傷後留下的頭疼病經常發作，有一次，他連熬了兩個通宵，終於失去了知覺。
過後，他去找朱赫來。
“費奧多爾，我想調動一下工作，你看合適不？我很想到鐵路工廠搞我的本行去。我總覺得這兒的工作我幹不了。醫務委員會跟我說，我不適合在部隊工作，可是這兒的工作比前線還緊張。這兩天肅清蘇特裡匪幫，簡直把我累垮了。我得暫時擺脫這種動刀動槍的工作。費奧多爾，你知道，我現在連站都站不穩，哪能做好肅反工作呢？”
朱赫來關切地看了看他，說：“是啊，你的氣色很難看，早就該解除你的工作了，都怪我照顧得不周到。”
這次談話之後，保爾帶著介紹信到團省委去了。介紹信上說，請團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一個故意把鴨舌帽拉到鼻樑上的調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紹信，開心地向保爾擠了一下眼睛，說：“從肅反委員會來的嗎？那可是個好地方。好吧，我們馬上就給你找個工作。這兒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兒去呢？省糧食委員會行嗎？不去？那就算了。那麼，碼頭上的宣傳站去不去？也不去？喲，那你可就錯了。那個地方多好啊，頭等口糧。”
保爾打斷他的話，說：“我想到鐵路上去，給我分鐵路工廠去吧。”
那個小伙子驚異地看了看他，說：“到鐵路工廠去？這個……那兒可不需要人。這麼辦吧，你去找烏斯季諾維奇同志，讓她給你找個地方吧。”
保爾同那個皮膚黝黑的姑娘烏斯季諾維奇談了不一會兒，就談妥了：他到鐵路工廠去擔任不脫產的共青團書記。
就在這個時候，在克裡木的大門旁邊，在這個半島通往大陸的狹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從前克裡木韃靼人同扎波羅什哥薩克分界的那個地方，白匪軍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戒備森嚴的要塞——佩列科普。
注定要滅亡的舊世界的殘渣餘孽，從全國各地逃到克裡木半島來，他們自以為躲在佩列科普後面絕對安全，便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秋夜，數萬名勞動人民的子弟兵，跳進了冰冷的湖水，涉渡錫瓦什湖，從背後去襲擊龜縮在堅固工事裡的敵人。帶領他們的是英名蓋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爾同志。數萬名戰士跟隨著兩位將領無畏地前進，去砸爛最後一條毒蛇的頭，這條蛇身子盤踞在克裡木半島，毒舌卻伸到了瓊加爾近旁。伊萬·扎爾基就是這些子弟兵中的一個，他小心翼翼地把機槍頂在頭上，在水中前進。
天剛濛濛亮，佩列科普像捅開的蜂窩一樣亂成了一團，幾千名紅軍戰士，越過層層障礙物，從正面猛衝上去。與此同時，在白匪後方，涉渡錫瓦什湖的紅軍先頭部隊，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島登岸了。扎爾基就是最先爬上石岸的戰士中的一個。
空前激烈的血戰開始了。白軍的騎兵像一群狂暴的野獸，向爬上岸的紅軍戰士猛撲過來。扎爾基的機槍不停地噴射著死亡，成堆的敵人和馬匹在密集的彈雨中倒了下去。扎爾基用飛快的速度一個接一個地換著子彈盤。
幾百門大炮在佩列科普轟鳴著。大地似乎崩坍了，陷進了無底的深淵。成千顆炮彈發出刺耳的呼嘯聲，穿梭般地在空中飛來飛去，爆裂成無數碎片，向四周散佈著死亡。大地被炸得開了花，泥土翻到半空中，團團黑色的煙塵遮住了太陽。
毒蛇的頭終於被砸碎了。紅色的怒潮湧進了克裡木，騎兵第一集團軍的各師衝進了克裡木，在這最後一次的攻擊中，他們殺得敵軍失魂喪膽。驚慌失措的白衛軍爭先恐後地擠上汽船，向海外逃遁。
蘇維埃共和國頒發了金質的紅旗勳章。勳章佩戴在戰士們襤褸的制服上，佩戴在心臟跳動的地方。機槍手、共青團員伊萬·扎爾基也榮獲了這種獎賞。
對波蘭的和約簽訂了。正像朱赫來預料的那樣，捨佩托夫卡仍然屬於蘇維埃烏克蘭，分界線劃在離這座小城三十五公里的一條河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個值得紀念的早晨，保爾乘火車回到了他熟悉的故鄉。
他踏上鋪著白雪的站台，瞥了一眼“捨佩托夫卡車站”的牌子，立刻拐向左邊，朝機車庫走去。他去找阿爾焦姆，但是阿爾焦姆不在。於是，他裹緊軍大衣，快步穿過樹林，朝城裡走去。
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聽到敲門聲，轉過身來，喊了一聲“請進！”一個滿身雪花的人走了進來。她立刻就認出了自己可愛的兒子。她兩手摀住心口，高興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她把自己瘦小的身體緊緊地貼在兒子的胸前，不停地吻著兒子的臉，流下了幸福的熱淚。
保爾也緊緊地擁抱著母親，看著她那因為憂愁和期待而消瘦了的、滿是皺紋的臉。他一句話也沒有說，等著她平靜下來。
這位受盡苦難的女人，現在眼睛裡又閃起了幸福的光芒。
在兒子回來以後的這些天裡，她跟他談多久也談不完，看他多久也看不夠，她真沒有想到還能看到他。又過了兩三天，阿爾焦姆半夜裡也背著行軍袋闖進了這間小屋。這時候，她喜上加喜，那股高興勁就更沒法說了。
柯察金家的小房子裡，一家人又團聚了。兄弟倆經歷過千辛萬苦和嚴峻的考驗，都平安地回來了……
“往後，你們倆打算怎麼辦呢？”瑪麗亞·雅科夫列夫娜問。
“還是干我的鉗工去，媽。”阿爾焦姆回答。
保爾呢，他在家裡住了兩個星期，又回到了基輔，因為那裡的工作正在等著他。
共青團鐵路區委員會調來一位新書記，他就是伊萬·扎爾基。保爾是在書記辦公室見到他的。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他的勳章。對這次見面，保爾一開頭說不上心頭是什麼滋味，內心深處多少有些妒忌。扎爾基是紅軍的英雄。正是他，烏曼戰鬥一打響，就以英勇善戰、出色完成戰鬥任務而著稱，是部隊裡數一數二的人物。如今扎爾基成了區委書記，恰好是他保爾的頂頭上司。
扎爾基把保爾當作老朋友，友好地接待了他。保爾對一閃而過的妒意感到慚愧，也熱情地同扎爾基打了招呼。
他們一起工作很順手，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知心朋友。在共青團省代表會議上，鐵路區委有兩個人當選為省委委員——保爾和扎爾基。保爾從工廠領到一小間住房，四個人搬了進來，除保爾外，還有扎爾基、廠團支部宣傳鼓動員斯塔羅沃伊和團支部委員茲瓦寧，組成了一個公社。他們整天忙於工作，總要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黨要實行新政策的消息傳到了共青團省委，不過，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不成形的說法。過了幾天，在第一次學習研討政策提綱的會上出現了分歧。保爾不完全理解提綱的精神實質。他離開會場的時候心裡沉甸甸的，想不通。他在鑄造車間遇到杜達爾科夫，一個矮墩墩的工長，共|產|黨員。杜達爾科夫臉朝亮光向保爾眨了眨白不呲咧的眼睛，叫住了他，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真的要讓資本家東山再起？聽說還要開商店，大做買賣。這倒好，打呀打呀，打到最後，一切照舊。”
保爾沒有答理他，可心頭的疑慮卻越來越重了。
不知不覺中他站到了黨的對立面，而一旦捲入反黨活動，他便表現得十分激烈。他在共青團省委全會上的第一次發言激起了爭論的巨浪。會場上馬上形成了少數派和多數派。接下來是痛苦的日日夜夜。整個黨組織、團組織，辯論爭吵到了白熱化的程度。保爾和他的同夥們的死硬立場在省委內造成了一種令人窒息的氣氛。
共青團省委書記阿基姆身板結實，高額頭，渾身充滿活力，政治上也很成熟，他同麗達·烏斯季諾維奇一起找保爾和觀點同他相同的人個別談心，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是毫無結果。保爾開門見山，粗魯而又直截了當地說：“你回答我，阿基姆，資產階級又有了生存的權利。我弄不清那些高深的理論。我只知道一點：新經濟政策是對我們事業的背叛。我們過去進行鬥爭，可不是為了這個目的，我們工人不同意這麼做，要盡全力來反對這種做法。你們大概甘願給資產階級當奴才吧？那就悉聽尊便。”
阿基姆火冒三丈。
“保爾，你腦子開開竅，你都說了些什麼話？你是在侮辱整個黨，誹謗黨。你得的是狂熱病，還固執己見，不想弄明白簡單的道理。要是繼續執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我們就是葬送革命，就會給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機，發動農民來反對我們。你不想理解這一點。既然你不打算用布爾什維克的方式來探討解決問題，反而以鬥爭相威脅，那我們只好奉陪了。”
兩個人分別的時候，已反目成仇。
在全區黨員大會上，從中央跑來的工人反對派代表發表演說，遭到了多數與會者的痛斥，接著，保爾上台發言，以不可容忍的激烈言辭指責黨背叛了革命事業。
第二天，團省委召開緊急全會，決定將保爾和另四名同志開除出省委會。保爾同扎爾基不說話，他們屬於兩個不同的營壘。保爾在團支部擁有多數，他們在支部會上狠狠整了扎爾基一頓。鬥爭深入了，結果保爾被開除出區委會，被撤銷支部書記職務。此舉引起軒然大波，有二十來個人交出團證，宣佈退團。最後，保爾和他的同伴被開除出團。
保爾苦惱的日子從此開始了，這是他一生中最黯淡無光的日子。
扎爾基離開公社走了。脫離了生活常規的保爾心情壓抑，站在車站的天橋上，無神的目光望著下面來來往往的機車和車輛，卻什麼都看不見。
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這是一個叫奧列什尼科夫的共青團員，滿臉雀斑和疙疸，善於鑽營，又自命不凡。保爾過去就不喜歡他。他是磚瓦廠的團支部書記。
“怎麼，把你給開除了？”他問，兩隻白不呲咧的眼睛在保爾臉上掃來掃去。
“是。”保爾簡單地回答說。
“我多次說過，”奧列什尼科夫迫不及待地接上去。“你圖個什麼呢？遍地都是猶太佬，他們往哪兒都鑽，到處都要他們發號施令。他們才巴不得修個商亭呢。上前線打仗是你的事，他們卻穩穩當當坐在家裡。現在反倒把你給開除了。”他不屑地冷笑了一聲。
保爾用充滿仇恨的目光瞧著他，預感到要出點亂子。他控制不住自己，劈手揪住奧列什尼科夫的胸脯，怒不可遏地晃來晃去，晃得他東倒西歪。
“你這個白衛分子的鬼魂，卑鄙的妓女，你扯什麼淡？你是跟誰講這些屁話，你這個骨子裡的富農？混蛋，我們城裡被白軍槍斃的布爾什維克，一多半都是猶太工人，你知不知道？你呀，哼！你跟誰說話？你也是反對派一夥的？這幫混蛋都該槍斃。”
奧列什尼科夫掙脫出來，沒命似的跑下階梯。保爾惡狠狠地望著他的背影。“瞧，都是些什麼人讚成我們的觀點！”
歌劇院裡擠滿了人。人們一小股一小股從各個入口走進大廳和上面的樓層。全市黨團組織的聯席會議要在這裡舉行，對黨內鬥爭進行總結。
劇院的休息室裡，大廳的過道上，大家交談的話題是今天有一批工人反對派的成員要回到黨的隊伍裡來。前排坐著朱赫來、麗達和扎爾基，他們也在議論這個問題。麗達回答扎爾基說：“他們會回來的。朱赫來說，已經出現轉機。省委決定，只要他們檢討了錯誤，願意回來，我們歡迎所有的人歸隊，要創造一種同志式的氣氛，並且打算在即將召開的省代表大會上吸收柯察金同志參加省委，以此表示黨對歸隊同志的真誠是信任的。我現在很激動，期待著這一刻的到來。”
會議主席搖了好一會兒鈴，會場靜下來以後，他說：“剛才省黨委做了報告，現在由共青團裡反對派的代表發言。首先發言的是柯察金同志。”
後排站起一個人，身穿保護色軍便服，快步從台階跑上講台。他仰起頭，走到台口欄杆跟前，用手摸了摸前額，彷彿在回憶什麼東西，又固執地晃了晃長著鬈發的腦袋，兩隻手牢牢扶住欄杆。
保爾看見劇場裡人坐得滿登登的，他覺得幾千雙眼睛都在注視著他，寬敞的大廳和五個樓層都靜悄悄地在盼望著。
有幾秒鐘的工夫，他默默地站著，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緒。
他太激動了，一時不知從何說起。
離講台不遠的前排，在麗達旁邊的椅子上，坐著肅反委員會主席朱赫來。他的塊頭可真算得是龐然大物。他正用殷切的目光望著保爾，突然微微一笑，這笑容是嚴峻的，又包含著鼓勵。這麼一副魁偉的身板，上衣的一隻袖子卻空空如也，因為毫無用處而塞進了口袋裡。看到這幅情景，真讓人心裡沉甸甸的。朱赫來上衣的左口袋上，有一枚四周深紅色的橢圓形紅旗勳章在閃亮。
保爾把目光從前排移開。大家都在等他，他總得開口。他以臨戰的姿態調動起全身的精力，響亮地對整個大廳說：“同志們！”他心裡湧起了波濤，感到渾身熱辣辣的，又似乎大廳裡點亮了千百盞吊燈，光芒燒灼著他的身體。他那熱烈的話語，猶如廝殺的喊聲，在大廳裡震盪。話語傳到數千聽眾的耳朵裡，他們也隨之激動起來。這青春的、激越的、熱情洋溢的聲音迸發出眾多火花，飛濺到圓形屋頂下面的最高樓層的最遠位子上。
“我今天想講一講過去。你們期待著我，我要講一講。我知道，我的話會使有些人心神不寧，可這大概不能叫政治宣傳，這是發自內心的聲音，是我以及我現在代表的所有人的心聲。我想講講我們的生活，講講那一把革命的烈火，它像巨大爐膛裡的煤炭，把我們點燃，使我們燃燒。我們的國家靠這烈火生存，我們的共和國靠這烈火取得了勝利。我們靠這烈火，用我們的鮮血，擊潰並消滅了敵人的烏合之眾。我們年輕一代和你們一起，被這烈火席捲著，去經風雨，見世面，並且更新了大地。我們一道在我們偉大的、舉世無雙的、鋼鐵般的黨的旗幟下進行了堅苦卓絕的戰鬥。兩代人，父輩和子輩，一起戰死在疆場。現在，兩輩人又一起來到了這裡。你們期待著我們，而我們作為你們的戰友，竟製造動亂來反對自己的階級，反對自己的黨，破壞黨的鋼鐵紀律，犯下了滔天罪行。你們是想得到答案吧？我們正是如此被黨趕出自己的營壘，趕到人類生活的後方，趕到偏僻的荒漠去的。
“同志們，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我們經過革命烈火的考驗，卻走到了背叛革命的邊緣？這事怎麼發生的呢？你們都清楚我們同你們——黨內多數派鬥爭的經過。我們這些人，在共和國最艱難的歲月裡，也沒有掉過隊，怎麼?a href='http:///s/dongwu/xiaogou/' target='_blank'>狗⒍吮├遙空餼烤故竊趺匆換厥履兀?br /> “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只知道對資產階級要懷有刻骨的仇恨，所以新經濟政策一來，我們便認為是反革命。其實黨向新經濟政策的過渡，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鬥爭的一種新形式，只是另一種形式，從另外的角度來進行鬥爭，可我們卻把這種過渡看作是對階級利益的背叛。而在老一輩布爾什維克近衛軍中，有那麼一些人，我們青年知道他們多年從事革命工作，我們曾跟隨他們前進，認為他們是真正革命的布爾什維克，現在他們也起來反對黨的決定，我們就更有恃無恐，執迷不悟。顯然，單有熱情，單有對革命的忠心是不夠的，還要善於理解大規模鬥爭中極其複雜的策略和戰略。並非任何時候正面進攻都是正確的，有時這樣的進攻恰恰是對革命事業的背叛，應該這樣認識問題，我們剛剛才弄明白這一點。我們的領袖列寧同志引導國家走上了一條新的道路，就連他的名字，他的教導，也沒能使我們收斂一點，可見我們的頭腦發昏到了什麼程度。我們為花言巧語所蒙蔽，加入了工人反對派，自以為是在為真正的革命進行正義的鬥爭，在共青團裡大肆活動，動員和糾集力量，反對黨的路線。大家知道，經過激烈的較量之後，我們幾個團省委委員被開除出省委。我們又把鬥爭的鋒芒轉移到各個區裡。區委的鬥爭更為艱苦，但是也把我們擊敗了。於是我們又到各自的支部去佔領陣地，並且把許多青年拉到我們這一邊來。特別是我當書記的那個支部，拚命頑抗。末了，我們最後的幾個據點也被粉碎了。
“是的，同志們，這些日子對我們來說是沉痛的。一方面，問題弄不明白，腦子暈頭轉向，經常浮現出這樣的想法：你這是在跟誰鬥？另一方面，又把矛頭指向自己的黨。這確實非常痛苦。兩面受到夾擊，搞這種黨內鬥爭會有什麼結果？我回想起一次談話，內心非常羞愧。朱赫來同志大概記得這次談話。有一次，他在街上遇見我，叫我上車，到他那兒去。我當時正被鬥爭沖昏頭腦，對他說：‘既然有人出賣革命，我們就要鬥，必要的時候，不惜拿起武器。’朱赫來回答得很簡單： ‘那我們就把你們當作反革命，抓起來槍斃。留神點，保爾，你已經站在最後一級台階上。再跨出一步，你就到街壘那邊去了。’說這話的，是我最親愛的人，是我的啟蒙老師，是以自己的英勇無畏和堅強性格博得我深深敬重的人，是我在肅反委員會工作時的老首長。我沒有忘記他說的話。當我們這些死硬派被開除出組織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明白了，什麼叫政治上的死亡，是的，是死亡。因為離開了黨，我們沒法生存下去。我們以工人的誠樸，公開並且直截了當地對黨說：‘請還給我們生命。’我們又重新回到了黨的隊伍裡。這幾個月裡，我們明白了我們的錯誤。離開了黨就沒有我們的生命。這一點，我們每個人都清楚。沒有比做一個戰士更大的幸福，沒有比意識到你是革命軍隊中的一員更值得驕傲的。我們永遠不會再離開無產階級起義的行列。沒有什麼寶貴的東西不能獻給黨。一切的一切——生命、家庭、個人幸福，我們都要獻給我們偉大的黨。黨也對我們敞開大門，我們又回到了你們中間，回到了我們強大的家庭裡。我們將和你們一道重建滿目瘡痍的、血跡斑斑的、貧窮飢餓的國家，重建用我們朋友和同志的鮮血餵養起來的國家。而已經過去的事件，將成為對我們堅定性的最後一次考驗。
“讓生活長在，我們的雙手將和千萬雙手一起，明天就開始修復我們被毀的家園。讓生活長在，同志們！我們會重新建設一個世界！胸中有強大動力的人，難道會戰敗嗎？我們一定勝利！”
保爾哽住了，他渾身顫抖，走下了講台。大廳輕輕晃動了一下，爆發出震耳欲聾的掌聲，彷彿房基塌陷，四圍的牆壁向大廳傾倒下來。呼喊的聲浪從圓形屋頂奔騰而下，千百隻手在揮舞，整個大廳如同滾開的水鍋在沸騰。
保爾看不清台階，他向一個邊門走去。血湧向頭部。為了不跌倒，他抓住了側面沉重的天鵝絨帷幕。一雙手扶住了他，他感覺到被一個人緊緊摟住了。一個熟悉的聲音面向著他悄聲說：“保夫魯沙，朋友，手伸給我，同志！我們牢固的友誼今後再也不會破裂了。”
保爾頭疼得要命，差點要失去知覺，但是他仍然聚集起力量，回答扎爾基說：“我們還要一道生活，伊萬。一道大踏步前進。”
他們的手緊握在一起，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把它們掰開。
使他們團結起來的不單單是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