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員會“公社戰士”療養院的旁邊，是中心醫院的大花園。療養院的人從海濱回來，都從這座花園經過。花園的一堵灰色石頭砌的高牆附近，長著枝葉茂盛的法國梧桐，保爾喜歡在這裡的樹蔭下休息。這個地方很少有人來。從這裡可以觀看花園林蔭道和小徑上絡繹不絕的行人；晚上，又可以遠遠避開大療養區惱人的喧鬧，在這裡靜聽音樂。
今天，保爾又躲到這個角落裡來了。他舒適地在一張籐搖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來。一條厚毛巾和一本沒有看完的富爾曼諾夫的小說《叛亂》，放在旁邊的搖椅上。到療養院的最初幾天，他仍然處在神經過敏的緊張狀態中，頭疼的症狀始終沒有消失。教授們一直在研究他那複雜而罕見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診、聽診，使他感到又膩煩，又疲勞。責任醫生是一個大家都願意接近的女黨員，姓耶路撒冷奇克，這個姓很怪。她總要費很大勁，才能找到她的這個病人，然後又耐著性子勸他一起去找這位專家或者那位專家。
“說實在的，這一套真叫我煩透了。”保爾說。“同樣的問題，一天得回答他們五遍。什麼您的祖母是不是瘋子啊，什麼您的曾祖父得沒得過風濕病啊，鬼才知道他得過什麼病，我壓根兒就沒見過他。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想叫我承認得過淋病，或者別的什麼更糟糕的病。老實說，為了這個我真想敲敲他們的禿腦袋。還是讓我休息一會兒吧！要是這一個半月老這麼把我研究來研究去，我就要變成一個社會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總是笑著，用玩笑回答他，過不了幾分鐘，她已經挽著他的胳膊，一路上說著有趣的事，把他領到外科醫生那裡去了。
今天看樣子不會檢查了。離吃午飯還有一個小時。保爾在矇矓的睡意中聽到了腳步聲。他沒有睜開眼睛，心想：“也許以為我睡著了，就會走開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搖椅嘎吱響了一聲，有人坐了下來。飄過來一股清淡的香氣，說明坐在旁邊的是個女人。保爾睜開眼睛。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耀眼的白色連衣裙，兩條曬得黝黑的腿和兩隻穿著羊皮便鞋的腳，然後是留著男孩髮式的頭，兩隻大眼睛，一排細小的牙齒。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對不起，我大概打攪您了吧？”
保爾沒有做聲。這可有點不禮貌，不過他還是希望這個女人會走開。
“這是您的書嗎？”
她翻弄著《叛亂》。
“是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
“同志，請問您是‘公社戰士’療養院的嗎？”
保爾不耐煩地扭了一下。“打哪兒冒出來這麼個人？這算什麼休息？說不定馬上還要問我得的是什麼病呢。算了，我還是走吧。”於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
保爾已經抬起身子，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響亮的聲音。
“你怎麼鑽到這兒來了，朵拉？”
一個曬得黝黑、體態豐滿的金髮女人，穿著療養院的浴衣，在搖椅邊上坐了下來。她瞥了保爾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您是不是在哈爾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爾科夫。”
“做什麼工作？”
保爾決心結束這場沒完沒了的談話，便回答說：“掏茅房的！”
她們聽了哈哈大笑，保爾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這種態度，恐怕不能說很有禮貌吧。”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哈爾科夫市黨委常委朵拉·羅德金娜後來不止一次回憶起他們結識時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飯後，保爾到海洋療養院的花園去看歌舞演出，沒想到在這裡遇見了扎爾基。說來也怪，使他們相逢的竟是一場狐步舞。
一個肥胖的歌女，狂蕩地打著手勢，唱完了一支《良夜銷魂曲》。隨後，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頭上戴一頂紅色圓筒高帽，半裸著身體，胯骨周圍繫著五顏六色的扣帶，上身卻穿著白得刺眼的胸衣，還紮著領帶。一句話，裝的是野蠻人，看起來卻不倫不類。那女的長相倒不錯，身上掛著許多布條。他們剛出場，一群站在療養員的安樂椅和躺床後面的新經濟政策暴發戶，就伸出他們的牛脖子，齊聲喝彩。這一對寶貝在他們的喝彩聲中，扭動屁股，踏著碎步，在舞台上跳起了狐步舞。簡直難以想像還有比這更加令人作嘔的場面了。戴著傻瓜圓筒帽的胖漢子和那個女人，緊緊貼在一起，扭來扭去，做出各種下流猥褻的姿勢。保爾身後，一個肥豬似的大胖子樂得呼哧呼哧直喘氣。保爾剛要轉身走開，緊靠舞台的前排有一個人站了起來，憤怒地喊道：“夠了，別賣|淫了！見鬼去吧！”
保爾認出這個人是扎爾基。
鋼琴伴奏中斷了，小提琴尖叫了一聲，不再響了。台上的一對男女停止了扭擺。暴發戶們從椅子後面發出一片噓聲，氣勢洶洶地指責方才喊叫的人：“把一齣好戲給攪黃了，真他媽的不像話！”
“整個歐洲都在跳啊！”
“簡直豈有此理！”
這時候，在“公社戰士”療養院來的一群觀眾裡，共青團切列波韋茨縣委書記謝廖沙·日巴諾夫把四個手指夾進嘴裡，打了一個綠林好漢式的忽哨，別的人也群起響應。於是，台上那一對寶貝像被風刮走似的不見了。報幕的小丑像一個機靈的堂倌，跑出來向觀眾宣佈，他們的歌舞班子馬上就走。
“一條大道朝天，夾起尾巴滾蛋，要是爺爺問你，就說到莫斯科看看！”一個穿療養衣的小伙子，在一片哄笑聲中這樣喊著，把報幕人送下了舞台。
保爾跑到前排，找到了扎爾基。他們在保爾房間裡坐了很久。扎爾基在一個專區的黨委會負責宣傳鼓動工作。
“告訴你，我已經結婚了。很快就要抱孩子了。”扎爾基說。
“是嗎，你愛人是誰？”保爾驚奇地問。
扎爾基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相片給保爾看。
“還認得出來嗎？”
這是他和安娜·博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哪兒去了呢？”保爾更加驚訝了，又問。
“上莫斯科了。被開除出黨以後，他就離開了共產主義大學，現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學習。聽說他恢復了黨籍。白搭！這個人是不可救藥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兒嗎？他現在當了造船廠副廠長。其他人的情況我就不太清楚了，大家都不通音信。咱們分散在各地，能夠碰到一起，談談過去的事，真叫人高興。”扎爾基說。
朵拉走進保爾的房間，同她一起進來的還有幾個人。一個高個子的坦波夫人關上了門。朵拉看了看扎爾基胸前的勳章，問保爾：“你的這位同志是黨員嗎？他在哪兒工作？”
保爾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把扎爾基的情況簡單地介紹了一下。
“那就讓他留下吧。剛才從莫斯科來了幾位同志。他們要給咱們講一講黨內最近的一些情況。我們決定在你屋裡開個會，算是個內部會議吧。”朵拉解釋說。
在場的人，除了保爾和扎爾基之外，幾乎全是老布爾什維克。莫斯科市監委委員巴爾塔紹夫，矮墩墩的個子，五十上下年紀，過去在烏拉爾地區當翻砂工人，他先發言，聲音不大：“是的，有事實為證，出了新的反對派，我們原先就有預感，果然發生了。新反對派的領袖人物，除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有一個，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他們狼狽為奸，相互打氣。如今這個各色反對派拼湊起來的大雜燴開始行動了。”
坦波夫來的檢察員插進來說：“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我就對同志們說過：‘你們記住我的話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早晚要同托洛茨基結親。’當時，季諾維也夫帶著一幫列寧格勒代表一個勁兒反對代表大會，托洛茨基一聲不吭，淨在一邊看熱鬧，心裡則在尋思：‘你們這幫狗崽子，因為‘十月革命的教訓’一直在攻擊我，要把我置之死地，如今自己滑進了同一個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多年來都在跟托洛茨基主義作鬥爭，在各個轉折關頭都譴責托洛茨基主義是黨內異己派別，他們決不會背叛布爾什維主義，決不會聽命於他們長期激烈批判過的人。
“結果怎麼樣呢？昨天的敵人、思想上的對頭今天成了朋友，因為他們都在不擇手段地反對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同誰聯合都行，犧牲自己的全部原則、放棄原先的立場也行。這些原則和立場如今在他們眼裡糞土不如。同托洛茨基結盟會使他們過去布爾什維克的稱號蒙上恥辱，可這算得了什麼呢？
這個無原則的聯盟很像一九一二年的八月聯盟。不論是現在還是那個時候，揮舞指揮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次的表演，其卑鄙程度不亞於他們在十月武裝起義前的畏縮。這號人，”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在座的女同胞朵拉，嚥回去一句罵娘話。“呸，差點沒說出髒話來！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我還真沒見過。”坦波夫人結束了他的發言。
“一切跡象表明，最近期間這個聯合的反對派就會向黨發動進攻。這些不斷冒出來的小集團幹的就是一件事——製造混亂，破壞黨的統一。我不明白，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把它們徹底了結。我們太放任太寬容他們了。依我看，應該把這些職業的搗亂分子和反對派一個一個通通清除出黨。我們在跟這些反黨分子的鬥爭上浪費了多少時間和精力。”朵拉激烈地說。
老人梅伊茲然默默地聽完大家的發言，接著說：“朋友們，我們不能再耽擱，要趕緊回去。療養院多住兩天少住兩天無所謂，在這樣緊要的關頭，我們必須堅守各自的崗位。我明天就動身。”
在保爾房間集會之後三天，療養員都走光了。保爾也提前出了院。
保爾在團中央沒有耽擱很久。他被派到一個工業專區去，擔任共青團專區委員會書記。一個星期後，城裡的共青團積極分子就聽到了他的第一次講話。
深秋的一天，保爾和兩名工作人員乘專區黨委會的汽車到離城很遠的一個區去，汽車掉進路邊的壕溝裡，翻了車。
車上的人都受了重傷。保爾的右膝蓋壓壞了。幾天以後，他被送到哈爾科夫外科學院。幾個醫生會診，檢查了他紅腫的膝蓋，看了愛克斯光片，主張立即動手術。
保爾同意了。
“那麼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最後這樣說，接著就起身走了。其他醫生也都跟著走了出去。
一間明亮的單人小病室，一塵不染，散發著保爾久已淡忘的那種醫院特有的氣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隻鋪著白檯布的床頭櫃，一張白凳子，這就是全部傢俱。
護理員送來了晚飯。
保爾謝絕了。他半躺在床上寫信。傷腿疼得很厲害，影響思考，也不想吃東西。
寫完第四封信的時候，病室的門輕輕地打開了。保爾看見一個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輕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爾依稀看到她那兩道描得細細的眉毛和一對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著皮包，一手拿著紙和鉛筆。
“我是您這個病室的責任醫生，”她說。“今天我值班。現在我向您提一些問題，您呢，不管願意不願意，要把您的全部情況都告訴我。”
女醫生親切地笑了笑。這一笑，減輕了“審問”的不快。
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講了自己的情況，而且連祖宗三代都講到了。
手術室裡，幾個人戴著大口罩。
鍍鎳的手術器械閃著銀光，狹長的手術台下面放著一個大盆。保爾躺在手術台上的時候，教授已經快洗完手了。手術前的準備工作正在保爾身後緊張地進行著。保爾回頭看了一下，護士在安放手術刀、鑷子。責任醫生巴扎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輕聲對他說：“柯察金同志，別往那邊看，看了對神經有刺激。”
“您說的是誰的神經，大夫？”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笑。
幾分鐘以後，保爾的臉給蒙上了厚實的面罩，教授對他說：“不要緊張，現在就給您施行氯仿麻醉。請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氣，數數吧。”
面罩下傳出了低沉而平靜的聲音：“好的，我保不住會說出不乾不淨的話來，那就事先請你們原諒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
幾滴氯仿麻醉劑，散發著一股令人窒息的難聞氣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數起數來，努力把數字說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劇就這樣揭開了第一幕。
阿爾焦姆差點把信封撕成兩半。他打開信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心情忐忑不安。眼睛一看到信的開頭，他就急忙一口氣讀了下去：
阿爾焦姆！咱們很少通信。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兩次吧！但是，次數多少有什麼關係呢？你來信說，為了同老根一刀兩斷，你已經轉到卡扎京的機車庫工作，帶著全家離開了捨佩托夫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說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種小私有者的落後心理，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改造斯捷莎這一類人是困難的，我擔心你未必做得到。你說“上了年紀，學習有困難”，可是你學得並不壞嘛。讓你脫產專做市蘇維埃主席的工作，你堅決不幹，這是不對的。你不是為奪取政權戰鬥過嗎？那你就應該掌握政權。你應該明天就接手市蘇維埃的工作，幹起來。
現在談談我自己。我的情況有點不妙。經常住院，開了兩次刀，流了不少血，體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誰也不告訴我，什麼時候是個頭。
我離開了工作，給自己找到了一種新的職業——當病號。
我忍受著種種痛苦，而結果呢，是右膝關節不能活動了，身上添了好幾個刀口；另外，醫生最近發現，我的脊樑骨七年前受過暗傷。現在他們說，這個傷可能要我付出極高的代價。
我準備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歸隊就行。
對我的生活來說，沒有比掉隊更可怕的事情了。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正因為這樣，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見起色，相反，－陰－雲越聚越濃。第一次手術過後，我剛能走動，就恢復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進了醫院。剛才我拿到了葉夫帕托裡亞的邁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明天就動身。別難過，阿爾焦姆，要我進棺材並不那麼容易。我的生命力頂三個人不成問題。咱們還能幹一陣呢，哥哥！你要注意身體，別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後黨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給你修理。
歲月給我們經驗，學習給我們知識，而得到這一切，並不是為了到一個又一個醫院去做客。握你的手。
保爾·柯察金
就在阿爾焦姆皺著兩道濃眉，閱讀弟弟來信的時候，保爾正在醫院和巴扎諾娃告別。她把手伸給他，問：“您明天就動身到克裡木去嗎？今天您打算在哪兒過呢？”
保爾回答：“朵拉同志馬上就來。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裡，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車。”
巴扎諾娃認識朵拉，因為她常來看保爾。
“柯察金同志，咱們說過，您臨走之前要同我父親見一面，您還記得嗎？我已經把您的病情詳細地告訴他了。我很想讓他給您檢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爾立即同意了。
當天晚上，巴扎諾娃把保爾領到她父親寬敞的工作室裡。
這位著名的外科專家給保爾做了詳細檢查。巴扎諾娃也在場，她從醫院拿來了愛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驗單。談話中間，她父親用拉丁語說了很長一段話，她聽了之後，臉色頓時變得煞白，這不能不引起保爾的注意。他盯著教授那禿頂的大腦袋，想從他敏銳的目光中看出點什麼來，但是巴扎諾夫教授不露聲色，無法捉摸。
等保爾穿好衣服，巴扎諾夫客氣地向他告別；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囑咐女兒把檢查結果告訴保爾。
在巴扎諾娃那間陳設雅致的房間裡，保爾靠在沙發上，等待她開口。但是她不知道從哪裡說起，說些什麼；她感到很為難。父親告訴她，保爾體內的致命炎症正在發展，醫學現在還無法控制。教授反對再做任何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面臨著癱瘓的悲劇，我們卻沒有能力防止它。”
作為保爾的醫生和朋友，巴扎諾娃覺得不能把這一切都和盤托出。她只是用謹慎的措詞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葉夫帕托裡亞的泥療一定會使您的病出現轉機。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說這些話的時候，忘記了有一對敏銳的眼睛一直在注視著她。
“從您的話裡，確切些說，是從您沒明說的話裡，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嚴重性。您該記得，我請求過您永遠要對我實話實說。什麼事情都不要瞞著我，我聽了不會暈倒，也不會抹脖子。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後會怎麼樣。”保爾說。
巴扎諾娃說了句笑話，把話岔開了。
這天晚上，保爾到底還是沒有瞭解到真實情況，不知道他的明天將會怎樣。臨分手的時候，巴扎諾娃輕聲叮嚀他：“柯察金同志，別忘記我對您的友情。您生活裡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幫助，或者希望我出個主意，您就來信。我一定盡全力幫助您。”
她從窗口看著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軀，吃力地拄著手杖，從大門口向一輛出租的輕便馬車走去。
又到了葉夫帕托裡亞。又是南方的炎熱和曬得黝黑的、戴繡金小圓帽的、高聲喧嚷的人群。小汽車用十分鐘的時間就把旅客送到邁納克療養院，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層樓房。
值班醫生把新來的人領到各個房間。
“同志，您是哪個單位介紹來的？”他在十一號房間門口停了下來，問保爾。
“烏克蘭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
“那就請您住在這兒吧，跟埃勃涅同志一個房間。他是德國人，希望我們給他找一個俄國同伴。”醫生解釋了一下，就去敲門。從房裡傳出一句外國腔的俄國話：“請進。”
保爾進了房間，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轉過身去。那個德國人滿頭金髮，長著兩隻漂亮而靈活的藍眼睛。他向保爾溫厚地微微一笑。
“顧特莫根，蓋諾森〔德語“早安，同志”的譯音。——譯者〕。我想說：‘你好’。”他改用俄語說，並向保爾伸出一隻指頭很長的蒼白的手。
幾分鐘以後，保爾已經坐在德國人床邊，兩個人用一種“國際”語言熱烈地交談起來。用這種語言談話，詞語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勢、表情——總之，用一種無師自通的世界語裡的一切方法幫忙。保爾瞭解到，埃勃涅是個德國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漢堡起義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槍。這回他舊傷復發，又倒在床上。儘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飽滿，因而立刻贏得了保爾的尊敬。
同這樣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爾是求之不得的。這樣的人絕不會因為自己的病痛從早到晚向你訴苦，唉聲歎氣。相反，同他在一起，你會連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乾二淨。
“可惜的是我對德語一竅不通。”保爾這樣想。
花園的一角，有幾把搖椅、一張竹桌和兩把病人坐的輪椅。有五個人，每天治療完畢，都到這裡消磨一整天，病友們管他們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一把輪椅上是半躺半坐著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爾，其餘三個人，一個是克裡木共和國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身粗體重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另一個是長著兩隻深棕色眼睛、像十八歲少女一樣年輕的拉脫維亞人瑪爾塔·勞琳；還有一個是兩鬢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亞人列傑尼奧夫。這裡的確有五個民族：德意志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瑪爾塔和瓦伊曼懂德語，埃勃涅請他們當翻譯。保爾和埃勃涅由於同住一個病室而成了朋友。瑪爾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為語言相通而親近起來，使列傑尼奧夫和保爾結交的則是國際象棋。
英諾肯季·帕夫洛維奇·列傑尼奧夫到來之前，保爾是療養院裡的國際象棋“冠軍”。他是經過一場頑強的冠軍爭奪戰，才從瓦伊曼手裡奪過這個稱號的。愛沙尼亞人瓦伊曼平時從來不動感情，這次敗在保爾手裡，心情卻很不平靜，一直對他耿耿於懷。不久，療養院來了一位高個子老頭，他雖然五十歲了，看上去卻非常年輕。他邀保爾下一盤。保爾沒有想到對方是強手，不慌不忙地開了一個後翼棄卒局。列傑尼奧夫不吃棄卒，以挺進中卒相應。保爾作為“冠軍”，有義務同每個新來的棋手都下一盤。下棋的時候，總有很多人圍著觀看。走到第九步上，保爾就發現，列傑尼奧夫那些沉著挺進的小卒在向他步步進逼。保爾這才明白他遇到了勁敵，悔不該對這場比賽掉以輕心。
經過三小時鏖戰，儘管保爾聚精會神，使盡一切招數，還是不得不認輸了。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敗無疑。保爾看了他的對手一眼。列傑尼奧夫慈祥地微微一笑。顯然，他也看出保爾要失敗了。愛沙尼亞人瓦伊曼一直緊張地注視著戰局，巴不得保爾一敗塗地，但是卻什麼也沒有看出來。
“我永遠要堅持戰鬥到最後一卒。”保爾說。這句話只有列傑尼奧夫聽得懂，他點了點頭，表示讚許。
五天裡保爾同列傑尼奧夫下了十盤棋，結果是七負兩勝一和。
瓦伊曼興高采烈地說：“好極了，謝謝您，列傑尼奧夫同志！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該！他把我們這幫老棋手全給打敗了，可他自己還是在一個老頭手裡栽了跟頭。哈哈哈！……”
接著，他嘲弄這個曾經戰勝過他的敗將說：“怎麼樣，吃敗仗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爾丟掉了“冠軍”稱號。他雖然失去了棋壇榮譽，卻結識了列傑尼奧夫，後來列傑尼奧夫成了他非常敬愛和親近的人。保爾這次棋賽敗北並不是偶然的，他只知道象棋戰略的一些皮毛，一個普通棋手當然要輸給精通棋藝的大師。
保爾和列傑尼奧夫有一個共同值得紀念的日期：保爾出生和列傑尼奧夫入黨正好在同一年。他們是布爾什維克近衛軍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典型代表。一個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政治經驗，從事過多年地下鬥爭，蹲過沙皇監獄，後來一直擔任國家的重要行政工作；另一個有著烈火般的青春，雖然只有短短八年的鬥爭經歷，但是這八年卻抵得上好幾個人的一生。他們兩個，一老一少，都有一顆火熱的心和被摧毀了的健康。
一到晚上，埃勃涅和保爾的房間便成了俱樂部。所有政治新聞都是從這裡傳出來的。晚上，十一號房間裡很熱鬧。瓦伊曼動不動就想講點黃|色笑話，對這類東西他總是津津樂道。
但是他馬上就會遭到瑪爾塔和保爾的夾攻。瑪爾塔善於用機巧辛辣的嘲諷堵他的嘴；如果不見效，保爾就出面干預。比如有一回，瑪爾塔說：“瓦伊曼，你最好問問大伙，也許你的‘俏皮話’根本不合我們的口味……”
保爾接著用不平靜的語氣說：“我真不明白，你這樣的人怎麼會……”
瓦伊曼噘起厚嘴唇，兩隻小眼睛嘲弄地在大家臉上掃了一下，說：“看來得在政治教育委員會設一個道德督察處，並且推舉柯察金當督察長。對瑪爾塔我還可以理解，女同志嘛，是當然的反對派，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打扮成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像個共青團小寶寶似的……再說，我根本就不喜歡雞蛋來教訓母雞。”
在這場關於共產主義倫理的激烈爭論之後，說黃|色笑話被當做一個原則問題提出來討論。瑪爾塔把各種不同觀點翻譯給埃勃涅聽。
“黃|色笑話不很好，我和保夫魯沙看法一樣。”埃勃涅表態說。
瓦伊曼只好退卻了。他竭力用開玩笑來打掩護，但是，從此以後再也不講這類笑話了。
保爾一直以為瑪爾塔是個共青團員。他估計她大約只有十九歲。但是有一次他同瑪爾塔談天，吃了一驚，原來她已經三十一歲了，一九一七年就入了黨，而且是拉脫維亞共|產|黨的一名積極的工作人員。一九一八年白匪曾將她判處槍決，後來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被蘇維埃政府贖換回來。現在她在《真理報》工作，同時還在大學進修，不久就可以畢業。保爾沒有留意他們的友誼是怎樣開始的，但是這個常來看望埃勃涅的矮小的拉脫維亞人已經成了他們“五人小組”的不可缺少的成員。
一個叫埃格利特的地下工作者，也是拉脫維亞人，調皮地逗她說：“瑪爾塔，你那可憐的奧佐爾在莫斯科怎麼過呀？這麼下去可不行啊！”
每天早晨響起床鈴之前一分鐘，療養院裡總有一隻公雞大聲啼叫。埃勃涅學雞叫真是學到家了。院裡的工作人員到處尋找這只不知從哪裡鑽進來的公雞，但是毫無結果。這使埃勃涅非常得意。
到了月底，保爾的病情惡化了。醫生不許他下床。埃勃涅感到很難過。他喜歡這個樂觀、開朗、從來不灰心喪氣的青年布爾什維克，這個年輕人是這樣朝氣蓬勃，卻又這樣早地失去了健康。瑪爾塔告訴他，醫生們都說保爾的未來是不幸的，埃勃涅聽了十分焦急。
直到保爾離開療養院，醫生始終沒有允許他下地走動。
保爾向周圍的人隱瞞著自己的痛苦，只有瑪爾塔根據他那異常蒼白的臉色，才猜出了幾分。出院前一個星期，保爾收到烏克蘭共青團中央的一封信。信裡通知他假期延長兩個月，並且說，根據療養院的意見，按他目前的健康狀況，不能給他恢復工作。隨信還匯來了一筆錢。
保爾經受住了這第一次打擊，就像當年向朱赫來學習拳術時，經受住了朱赫來的打擊一樣；那時他也常常被，但總是立刻就站了起來。
他意外地收到母親的一封來信。老人家在信裡說，她有個老朋友，叫阿莉比娜·丘察姆，住在離葉夫帕托裡亞不遠的一個港口，她們已經十五年沒有見面了，母親要兒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這封偶然的來信對保爾的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星期後，療養院的人全都到碼頭熱情歡送保爾。分別的時候，埃勃涅熱烈地擁抱和親吻保爾，就像送別自己的弟弟一樣。瑪爾塔不知道躲到哪裡去了，保爾沒能向她告別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一輛敞篷馬車把保爾從碼頭拉到一座帶小花園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來。保爾叫陪送他的人去打聽一下，丘察姆家是不是住在這裡。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親阿莉比娜·丘察姆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胖婦人，兩隻黑眼睛抑鬱寡歡，衰老的臉上還殘留著往日的秀麗；她的兩個女兒廖莉婭和達雅，廖莉婭的小男孩，還有那個胖得像豬似的令人厭惡的老頭子丘察姆。
老頭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兒達雅在外面幹些粗活，大女兒廖莉婭原先是個打字員，不久前同丈夫——一個酒鬼和流氓——離了婚，現在失業閒居。她整天在家哄哄孩子，幫助母親管管家務。
除了兩個女兒以外，阿莉比娜還有一個兒子，叫喬治，他現在在列寧格勒。
丘察姆一家慇勤地接待了保爾，只有老頭子用不友好的戒備目光仔細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爾把他所知道的自己家的事，耐心地一一講給阿莉比娜聽，順便也問問她們的生活情況。
廖莉婭二十二歲。她是個心地淳樸的女子，栗色的頭髮剪得短短的，臉龐寬闊，顯得開朗大方。她和保爾一見如故，把家中的私事全都主動告訴了他。保爾從她嘴裡瞭解到，老頭子專橫暴虐，扼殺一切主動精神，不給人絲毫自由，把全家壓得氣都透不過來。他心胸狹隘，目光又短淺，還好吹毛求疵，一家人都被他管得死死的，整天提心吊膽，因此，兒女們都極端厭惡他，妻子對他更是恨之入骨，二十五年來一直反對他的暴虐行為。兩個女兒總是站在母親方面。家裡不斷發生爭吵，生活過得很不愉快。成天都為大大小小的事情慪氣，沒完沒了，日子就是這樣一天天過去的。
家裡的第二個禍害是喬治。從廖莉婭的話裡可以知道，他傲慢自負，好吹牛，講究吃穿，喜歡喝酒，是個地地道道的浪蕩公子。中學一畢業，喬治這個母親的心肝寶貝，就伸手向母親要錢到京城去。
“我去上大學。叫廖莉婭把戒指賣了，你的東西也賣賣。
反正我得有錢花，你們怎麼弄到錢，那我不管。”
喬治摸透了母親的脾氣，知道她對他有求必應，因此恬不知恥地利用她的這個弱點。他對兩姐妹很傲慢，看不起她們，認為她們比他低一等。母親把從老頭子那裡摳來的錢和達雅的工錢全給兒子寄去。可是他呢，考大學考得一塌糊塗，名落孫山，卻逍遙自在地住在叔叔家裡，接二連三地打電報嚇唬母親，逼她寄錢。
小女兒達雅，保爾這天很晚才見到。母親在過道裡低聲告訴她來了客人。她靦腆地伸出手，同保爾握手問好。在這個陌生的年輕人面前，她羞得臉一直紅到耳根。保爾沒有立刻放開她那長繭的有力的手。
達雅滿十八歲了。她長得不算漂亮，可是一對深棕色的大眼睛、兩道蒙古型的細眉毛、端正的鼻子和固執的紅嘴唇，使得她很招人喜歡。帶條紋的工裝上衣，緊緊箍著她那富有彈性的年輕的胸脯。
姐妹倆各住一間狹小的房間。達雅房間裡有一張小鐵床，一隻櫃櫥，櫃櫥上放著各種小擺設和一面小鏡子，牆上掛著三十來張照片和畫片。窗台上擺著兩盆花——一盆深紅的天竺葵，一盆粉色的翠菊。薄紗窗簾用一條天藍色的絛帶攏在一邊。
“達雅從來不歡迎男人進她的房間，可是您看，為您竟破了例。”廖莉婭開妹妹的玩笑說。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兩個老人房間裡喝茶。只有達雅留在自己屋裡，聽大家談話。丘察姆專心致志地攪著茶杯裡的糖。從眼鏡上邊惡狠狠地打量著坐在他對面的客人。
“還是個－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腦袋就打開了花，很明顯，是個標準的公子哥兒。第二天了，白吃我的，白喝我的，倒像我該著他的似的。在這兒搞什麼名堂？全是阿莉比娜幹的好事。得給他們點顏色看看，讓他早點滾蛋。這幫黨員在合作社裡就叫我噁心，什麼事都要管，好像主任不是我，倒是他們。這下好，家裡又來了一個，鬼知道打哪兒冒出來的。”
他氣惱地尋思著。為了給客人找點不痛快，他幸災樂禍地問：“今天的報紙讀了吧？你們的領導在火並呢。就是說，別看他們是高層的政治家，跟我們平頭百姓不一樣，暗地裡卻都在拆對方的台。真熱鬧。先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整托洛茨基，後來這兩個人降了職，他們幾個又聯起手來對付那個格魯吉亞人，哦，叫斯大林的。
“嘿嘿！還是有句老話說得好：老爺們打架，小人們遭殃。”
保爾推開沒有喝完的茶杯，兩隻眼睛冒火似的，盯著老頭子。
“你說的老爺們指誰？”他一字一句地問。
“隨便說說罷了。我是個非黨人士，這些事跟我都不相干。
年輕時候當過一陣子傻瓜。一九○五年扯扯閒談，蹲了三個月班房。後來看清了——得多替自己著想，別人的事管不了那麼多。誰也不會白給你吃閒飯。眼下我是這麼個看法：我給你幹活——你給錢，誰給的好處多，我就擁護誰。什麼社會主義啊，對不起，這些廢話全是說給傻瓜聽的。還有什麼自由啊，你給白癡自由，他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呢。我對現今的政府不滿意，那是因為我看不慣時興的那套家庭規矩，還有別的一些說道。倫理道德、社會風尚全扔到了腦後。說結婚就結，說離婚就離。一百個自由。”
老頭子嗆了一下，咳嗽起來。喘過氣來以後，他指著廖莉婭，說：“這不是，誰也沒問，就跟那個野漢子同居了；跟誰也沒商量，又散了伙。現在倒好，還得養活她和一個野孩子。太不像話了！”
廖莉婭痛苦地漲紅了臉，藏起滿眼的淚水，不讓保爾看見。
“照您這麼說，她倒應該跟那個寄生蟲過下去？”保爾問，兩隻眼睛燃燒著怒火，直瞪著老頭子。
“本該先看好了，要嫁的是個什麼人。”
阿莉比娜介入了談話，她強忍住滿腔惱怒，斷斷續續地說：“我說，老頭子，你幹嗎當著外人的面談這個呢？談點別的不行嗎？”
老頭子猛地湊到她跟前：“該說什麼，我自己知道！打哪天起竟教訓起我來了？眼下這世道，甭管你說什麼，都叫人生氣。
“比方昨天吧，我聽帕韋爾·安德列耶維奇開導他那幾個女兒，對，好像是他，沒錯。練嘴皮子你是把好手，這我沒說的，可除了嘴皮子，總還得餵飽肚子吧。你就這麼叫她們去過新生活？這幾個傻瓜腦袋什麼都能灌得進去。再說廖莉婭這新生活吧，連飯碗都砸了。失業的人多如牛毛。得先把他們餵飽，然後再叫他們洗腦筋，年輕人。你告訴她們再這樣生活下去不行。好哇，那你把她們領去，養著去。眼下她們在我這兒，就得聽我的。”
阿莉比娜預感到風暴即將降臨，她趕快盡量緩和氣氛，說：“廖莉婭夠苦的啦，老頭子，你怎麼能再埋怨她？往後她總會找到工作的，她……”
老頭子胖乎乎的脖頸上暴起了青筋。他壓根兒沒想壓壓自己的火氣。
“往後，往後，誰要你的空頭支票？到處都是往後，往後。
那是早先的神甫一個勁兒許願，說往後死了上天堂，如今又來了另一幫神甫。你那個往後頂個屁。到那時候，世界上我這個人都沒了，往後還管什麼用？叫我受苦受難，讓別人過好日子，幹嗎我？還是讓每個人多為自己操點心吧。我看就沒有一個人替我使過勁兒，讓我過上好日子。我倒要替別人創造什麼幸福生活。帶著你們的空頭支票見鬼去吧！早先每個人都替自己幹，攢下錢，要什麼有什麼。如今這幫人開始建設共產主義，什麼都完蛋了。”丘察姆呼嚕一聲，惡狠狠地喝了一口茶。
保爾坐在丘察姆近旁，對這個胖墩墩汗津津的大肉塊產生了一種生理上的厭惡。這老頭是舊時代苦役犯世界的縮影，在那個世界裡，人和人都是死敵。獸性的利己主義經常暴露出來，不足為怪。保爾把已經到了嘴邊的激烈言辭又嚥了回去。剩下的願望只有一個——還是要給這個可惡的生物來個當頭棒喝，把他頂回去，頂到他剛才冒出頭來的那個老窩的底裡去。他鬆開咬緊的牙關，胸口頂住桌子邊沿，說：“波爾菲裡·科爾涅耶維奇，你很乾脆，請允許我也直言相告。像您這樣的人，我們國家是不必徵求他們的意見，問他們是不是願意建設社會主義的。我們有一支偉大的、強有力的建設大軍。要阻擋他們史無前例的進軍，連國際帝國主義也辦不到，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比你們要大一些。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這場變革。至於你們這樣的人，願意也罷，不願意也罷，都將被強制去為建設新社會而工作。”
丘察姆懷著掩飾不住的仇恨，望了望保爾。
“他們要是不服從呢？你知道，暴力會引起反抗。”
保爾把一隻手緊緊壓在杯子上。
“那我們就……”保爾抓住杯子，猛一使勁，只聽卡嚓一聲，薄薄的玻璃碎了，剩茶流進了盤子裡。
“你手輕點，年輕人。一隻杯子八十六個戈比呢。”丘察姆來火了。
保爾慢慢把身子仰靠到椅背上，對廖莉婭說：“請你明天幫我買十隻杯子，厚點，帶稜的。”
夜裡，保爾把丘察姆一家的事情想了很久。一個偶然的機緣使他來到這裡，不由自主地捲入了他們的家庭悲劇。他在考慮，怎樣才能幫助她們母女衝出牢籠。保爾自己的生活正在剎車，他本人還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眼前要採取果斷的行動，比任何時候都困難。
出路只有一條，就是拆散這個家庭，讓母女三人永遠離開老頭子。但是。這件事並不那麼簡單。發動這場家庭革命，他現在力不從心，再過幾天他就要離開這裡，而且可能再也見不到這些人了。那麼就一切聽其自然，不在這低矮窄小的屋子裡揚起積塵？但是，老頭子那副可憎的模樣實在使他不能平靜。保爾擬了好幾個方案，這些方案似乎又都行不通。他在床上輾轉反側。他的床搭在廚房裡，隔壁是達雅的臥室，她想東想西，心神不寧，也沒有入睡。她回想起昨天晚上，她、廖莉婭和保爾在她的小房間裡，一直談到深夜。過去慶祝五一節和十月革命節，站在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她只是遠遠地看到過，如今其中的一個就近在眼前，這在她這輩子中還是頭一回。這個人似乎來自另一個世界。父親立下的規矩，使他們一家人離群索居，縮在自己屋子的小天地裡，完全脫離了社會生活。
她在碼頭上縫糧食口袋，下了班必須馬上跑回家，一小時以後，又要趕到父親工作的合作社去打掃房間，擦地板，一直幹到半夜。只有禮拜天才有幾個鐘頭空閒時間，她可以呆在自己房間裡，有時同小姐妹們去看場電影。
她的生活宛如一條暗淡的灰色帶子。母親只疼愛一個兒子。他長得像母親。這是一種盲目的、偏心眼的愛。喬治長成了個懶蟲。吃的，穿的，最好的都盡他挑。兩個女兒母親一點不放在心上。達雅和廖莉婭怎麼也弄不明白母親對孩子這樣偏愛到底是什麼原因，不過姐妹倆都是一肚子委屈。尤其苦的是達雅，喬治認為她生來只配做吃力不討好的粗活重活，而且不單是喬治一個人這樣認為。這樣一來，干牛馬活的特權慢慢就歸她專有了。凡是別人不肯幹的活，她都得干。
只要她稍有不滿情緒流露，喬治馬上厚顏無恥地瞇起一隻右眼——這個表示輕蔑的表情他是從加裡·皮爾那裡學來的——咂著嘴挖苦她說：“呵，這腦瓜子也知道有好歹，沒想到。”
眼下突然來了這麼一個小伙子，帶來一股清新而又強勁的風。她告訴他，兩年來她幾乎沒有讀過一種報，對共青團只有模模糊糊的認識，而且多半是聽父親說的，而父親是從來不放過機會臭罵那些他稱之為“放蕩姑娘”的女共青團員的。達雅向保爾介紹自己的這些情況時，她是多麼難以啟齒啊。
達雅知道，父親對保爾的到來極為不滿，而母親因為父親無理取鬧，已經發作了一次心臟病。
“他也許明天就走了。今天跟父親談過這場話，他不會再留下。他一走，家裡一切都恢復原樣。我真傻，想他做什麼呢？一個人偶然來了，又走了，再過一天，他什麼都忘光了。”
達雅懷著一種莫名的憂傷，想到這裡，不知道為什麼心裡特別難過，一頭扎進枕頭，痛哭了起來。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爾上街回來，只有達雅一個人在家。
其他人都到親戚家串門去了。
保爾走進她的房間。他很疲乏，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你怎麼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他問她。
“我哪兒也不想去。”她輕聲回答。
他想起夜裡考慮過的幾個方案，決定試探一下，看看她的反應。
為了趕在家裡人回來之前結束這場談話，他開門見山，說：“達雅，你聽我說，咱們互相稱呼‘你’吧，要那些沒用的客套幹什麼呢？我很快就要走了。真不湊巧，這次到你們家來，正趕上我的處境也十分狼狽，不然的話，情況就一定會兩樣。要是在一年前，咱們可以一起離開這兒。像你和廖莉婭，都有兩隻手，一定能找到工作！你們應該跟老頭子一刀兩斷，這號人是不聽勸的。但是現在還不能這麼幹。我連自己將來會怎麼樣都還不知道。所以說，我是被解除了武裝的。那麼，現在怎麼辦呢？我要去力爭恢復工作。關於我的身體情況，誰知道大夫都寫了些什麼，同志們竟要我無限期地治療下去。但是不管怎麼樣，這種情況一定能扭轉過來…… 我給我母親去信聯繫一下，到時候咱們就用快刀斬斷這團亂麻。我反正不能就這樣扔下你們不管。只是有一點我要說，達尤莎，你們的生活，特別是你的生活，一定要翻他個底朝天。你有力量和願望這樣做嗎？”
達雅抬起垂著的頭，小聲回答說：“願望我倒是有，可是有沒有力量——我不知道。”
她回答得這樣猶豫，保爾是理解的。他說：“沒關係，達尤莎！只要有願望，事情就好辦。告訴我，你對這個家庭很留戀嗎？”
問題提得太突然，她沒有立即回答，過了一會兒才說：“我很可憐我母親。父親欺侮了她一輩子，現在喬治又來折磨她，我很可憐她……雖然她對喬治比對我好……”
這天他們談了很多。家裡人快要回來了，保爾開玩笑地說：“真奇怪，老頭子怎麼還沒給你找個婆家，把你打發出去呢？”
達雅驚慌地擺了擺手，說：“我才不結婚呢。廖莉婭受的罪我看夠了。我死也不嫁人！”
保爾不以為然地笑了一下，說：“這麼說，發誓一輩子不結婚了？要是突然有個小伙子追求你，一句話，是個挺不錯的小伙子，盯住你不放，那怎麼辦呢？”
“那也不幹！他們在你窗前轉來轉去，追求你的時候，全是挺不錯的。”
保爾把一隻手放在她的肩上，用和解的口氣說：“好了。不結婚也可以過得不錯。不過你這樣對待年輕小伙子，未免太狠心了點兒。好在你還沒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
不然的話，我可就真下不來台了。”說著，他用冰涼的手親切地撫摩了一下這位感到難為情的姑娘的手。
“你們這樣的人找對象，是不會找我們的。我們對你們有什麼用呢？”她小聲說。
幾天之後，保爾乘火車到哈爾科夫去。達雅、廖莉婭、阿莉比娜和她的妹妹蘿扎都到車站送行。臨別的時候，阿莉比娜得到他的保證：不忘記那姐妹倆，幫助她們衝出牢籠。她們像是在送別親人，達雅兩眼噙著淚水，車開出好遠了，保爾還從窗口看到廖莉婭手中揮動的白手帕和達雅的條紋上衣。
到了哈爾科夫，保爾不願麻煩朵拉，就住在他的朋友彼佳·諾維科夫那裡。稍事休息之後，他乘車來到中央委員會，等了一會兒，見到了阿基姆。當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保爾要求馬上給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搖頭拒絕說：“這可辦不到，保爾。我們這兒有醫務委員會和黨中央的決定，上面寫著：‘鑒於病情嚴重，應送神經病理學院治療，不予恢復工作。’”
“他們什麼不能寫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讓我工作吧！老是跑醫院，有什麼用！”
阿基姆還是不同意。
“我們不能違反決定。你要明白，保夫魯沙，這樣對你更好些。”
但是，保爾一再堅決要求，阿基姆實在沒有辦法，只好答應他。
第二天，保爾就到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機要科上班了。他本來以為，只要一開始工作，失去的精力就會恢復。但是第一天他就發覺自己想錯了。他在科裡往往一坐就是八個小時，飯也吃不上，因為他沒有力氣從三樓下來，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飯。不是這隻手，就是那隻腳，經常麻木。有的時候，他全身都不能動彈，而且發燒。到了上班的時候，他常常會突然起不來床。等這陣發作過去，他才絕望地發現已經遲到一個小時了。他終於因為經常遲到而受到了警告，這時他才意識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開始了——他要被迫離隊了。
阿基姆又幫了他兩次忙，調動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過了一個多月，保爾又臥床不起了。這時候，他想起了巴扎諾娃臨別時的叮嚀，於是給她寫了一封信。她當天就來了，他從她那裡瞭解到一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這麼說，我已經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來想開個玩笑，但是這個玩笑並不顯得輕鬆。
體力剛剛有些恢復，保爾又來到中央委員會。這一回阿基姆怎麼也不肯通融了。他斬釘截鐵地要求保爾去住院，保爾悶聲悶氣地回答說：“我哪兒也不去。住院沒有用。這是權威人士的意見。我的出路只有一條——領撫恤金，退休。但是我絕不走這條路。
你們要我脫離工作，這辦不到。我才二十四歲，我不能拿著殘廢證混一輩子，明知沒用還到處去求醫問藥。你們應該給我找一個工作，適合我的身體條件。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機關裡……只是別叫我當個光管登記發文號碼的文書。給我的工作應該使我內心不感到孤獨離群。”
保爾越說越激動，聲音越來越響亮。
阿基姆瞭解這個不久前還生龍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瞭解保爾的悲劇，知道對他這樣一個把自己短暫的生命獻給了黨的人來說，脫離鬥爭，退居大後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決定竭盡全力幫助他。
“好吧，保爾，別著急。明天我們書記處開會，我一定把你的問題提出來，保證盡我的力量給你想辦法。”
保爾吃力地站起來，把手伸給他。
“阿基姆，難道你真的以為，生活會把我趕到死胡同裡，把我壓成一張薄餅嗎？只要我的心還在這裡跳動，”他一把抓過阿基姆的手，緊貼在自己胸膛上，於是阿基姆清晰地感覺到了他的心臟微弱而急速的跳動。“只要這顆心還在跳動，就絕不能使我離開黨。能使我離開戰鬥行列的，只有死。你記住這個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沒有做聲。他知道，這不是漂亮的空話，而是一個身受重傷的戰士的呼喊。他理解，這樣的人不可能說出另外的話，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兩天以後，阿基姆通知保爾，中央機關刊物的編輯部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可以讓他做，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適合在文學戰線上工作。保爾在編輯委員會受到了親切的接待。副總編輯是個做過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現在是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她向保爾提了幾個問題：“同志，您是什麼文化程度？”
“小學三年。”
“上過黨校和政治學校沒有？”
“沒有。”
“啊，那沒什麼，沒上過這些學校也可以鍛煉成優秀的新聞工作者，這種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紹過您的情況。
我們可以給您一個工作在家裡干，不一定到這兒來上班，總之，可以給您創造各種方便條件。但是，幹這一行需要有廣泛的知識，特別是文學和語言方面的知識。”
這些話對保爾來說是一個不祥的預兆。經過半個小時的談話，證明他的知識不足，在他寫的一篇文章裡，這位女同志用紅鉛筆劃出了三十多處修辭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寫錯誤。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進修一下，您將來可以成為一個文學工作者，但是您現在寫的東西還不夠通順。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還沒有掌握俄語。這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因為您一直沒有時間學習。非常遺憾的是，我們還不能任用您。我再說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寫的這篇東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動內容，就可以成為一篇很好的文章。可是，我們需要的是能修改別人文章的人。”
保爾拄著手杖站了起來。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動著。
“就這樣吧，我同意您的意見。我能成為什麼文學家呢？！
我以前是個好火夫，也是個不錯的電工。我騎馬很內行，很會鼓動共青團員，但是，在你們這條戰線上，我是個不稱職的戰士。”
他告別之後，走出了房間。
在走廊拐角的地方，他差點跌倒。一個提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您怎麼啦，同志？您的臉色很難看！”
保爾鎮定了片刻，然後輕輕掙脫那位女同志的手，用力拄著手杖走了。
從這天起，保爾的健康每況愈下。恢復工作是根本談不上了。越來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過的。中央委員會解除了他的工作，並且要求社會保險總局發給他撫恤金。他拿到了撫恤金，同時還領到一張殘廢證。中央委員會另外又發給他一筆錢，個人檔案也交他隨身攜帶，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瑪爾塔這時來了一封信，邀請保爾到她那裡小住和休養。保爾本來就打算到莫斯科去，他仍然懷著一線希望，想在聯共中央委員會找到幸福，也就是說，找到用不著走動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一樣，大家都勸他治療，並且答應給他找個好醫院。他謝絕了。
保爾不知不覺在瑪爾塔和她的女友娜佳·佩捷爾松的寓所裡住了十九天。他整天一個人待在屋子裡。瑪爾塔和娜佳一早就出去，晚上才回來。保爾如饑似渴地讀著書，一本接一本——瑪爾塔有很多藏書。晚上瑪爾塔的許多女友常來看望，有時也有男同志來。
從港口來了幾封信。丘察姆家邀請他到她們那裡去。生活的繩扣拉得越來越緊。她們盼望著他的幫助。
一天早晨，保爾離開了鵝捨胡同那座寧靜的寓所。列車載著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開潮濕多雨的秋天，奔向克裡木南部溫暖的海岸。他看著電線桿在窗外飛過。他的雙眉緊鎖著，兩隻近乎黑色的眼睛裡隱藏著頑強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