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有個哲學家名叫巫馬子，他有一次對墨子說：「您提倡兼愛哲學，主張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應當團結友愛、平等相待，可是卻沒能給別人帶來什麼直接的好處；我主張各人顧各人，人人自行其是，獨來獨往，也沒聽說傷害了誰。我們兩人迥然不同的哲學主張，目前都還沒有顯示出其應有的社會效果來，可是為什麼您總是認為只有自己的理論是對的，而要全盤否定我的理論呢？」
墨子並沒有正面回答巫馬子的提問，而是另外舉了一個例子。他說：「假如現在有人在這裡放火，一個人看到後趕緊去提水，準備把火澆滅；而另一個人則打算往火裡添柴，希望這火勢越燒越旺。不過，這兩個人現在僅僅只是在心裡這樣想，一時還未付諸行動。那麼請問，您對這兩個人作何評價呢？」
巫馬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當然認為那個準備提水滅火的是好人，而想在火上添柴的人則是居心叵測、需要提防的。」
墨子於是笑了，他說：「對呀！這就說明我們議人論事不能忽視其動機。而今，我主張兼愛天下的動機是好的，所以我肯定它；而您主張不愛天下的動機則令人費解，所以我當然要否定它。」
墨子與巫馬子的這場論辯證明：在一般情況下，人們判斷一件事的好壞，當然主要是看其所產生的社會效果。但有時當某人的計劃、打算尚未付諸實行時，我們也可以從他提出的這一計劃、打算的動機出發，推斷其效果的好壞。這就是哲學上的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