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慧能《壇經》禪學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略述慧能《壇經》禪學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釋光明

本文擬分四部分:一、慧能生平,因乏新出史料,姑采通常說法;二、《壇經》版本,以敦煌本為最古或最近原本,故本文以此為據展開論述:三、《壇經》禪學思想,充分肯定了人的價值,強調“自力”、“自悟”,著重指出其理論基礎為“真如緣起論”與“佛性論”:四、《壇經》禪學思想的現實意義,安定社會,平衡身心,面對現實,迎接挑戰,對進一步深化改革,解放思想,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啟迪作用。以下分別述之。

一、慧能生平

慧能(638~713),敦煌本作“惠能”,唐代僧,我國禪宗第六祖。號六祖大師,大鑒禪師。祖籍范陽(今北京大興、宛平一帶),俗姓盧,生於南海新興(今廣東雲浮轄地)。據《壇經》(敦煌本或作“《檀經曠)行由晶載,其父早亡,家貧,常鬻薪以奉其母。一日負薪至市,聞客讀誦《金剛經》,心即開悟,時五祖弘忍住蘄州黃梅之東禪院,法席甚盛。師乃前往拜謁。五祖試問其所來及欲求何物,師答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謂:“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慧能對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貓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驚異其稟性非凡,遂使入碓房舂米,歷八月。一日,五祖令眾人各述一偈以傳衣授法,上座神秀遂於壁廊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鐿台。時時勤拂拭,莫(勿)使有塵埃”。師聞之,謂此偈未見本性,遂請一童子,代於壁間書二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非)台,佛性常清淨(通行本作“本來無一物”),何處有(惹)塵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台。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五祖聞之,識其為真能傳大法者,乃夜召師入室,潛授衣法,並遣其連夜南歸,隱於四會、懷集之間。儀風元年(676),至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遂依之出家,受具足戒。翌年,移住於韶陽(今廣東韶關)曹溪寶林寺,弘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頓悟法門。與神秀於北方所倡之漸悟法門相對,史稱“南頓北漸、南能北秀”。其弟子法海將其教說集記成書,名《六祖法寶壇經》,盛行於世,為後來禪宗之宗經。後應剌史韋據之請,於大梵寺樹立法幢,未久回曹溪,弘布大法,道俗歸祟。神龍元年(705),中宗派遣內使薛簡召師至京,師稱疾固辭未往,帝乃賜摩衲袈裟及綠缽等物,並敕改寶林寺為“中興寺”。三年,更賜“法泉寺,,額。師又曾舍宅為國恩寺,先天元年(712),命門人於寺內建立報恩塔。翌年七月,返國恩寺,八月示寂,世壽七十六。師肉身不壞,迄今仍存曹溪南華寺。憲宗時謚號“大鑒禪師”。宋太宗太平興國年中(976、983)加謚“真宗禪師”;後由仁宗謚號“普覺禪師”,神宗謚號“圓明禪師”。遺錄有《六祖壇經》一卷,《金剛經口訣》等。師之嗣法弟子四十餘人中,以菏澤神會、南陽慧忠、永嘉玄覺、青原行思、南嶽懷讓等最著,開後世臨濟、曹洞等五家七宗之禪。由六祖慧能開創的中國禪宗,於今則幾乎傳遍寰球,參禪之風,正方興未艾也。

二、《壇經》版本

六祖《壇經》初由法海集錄師之語要,後人多所增損,未能見祖意之真貌;有關《壇經》之版本,於唐代慧忠國師之時,已有改換之偽本,後於遼國,遂焚棄本書。距慧能去世一百餘年,有唐僧惠昕改編之《壇經》。其次,是未署編撰人的所謂《曹溪原本壇經》,後經北宋契嵩校訂,郎簡作序,亦頗流行。至元世宗至元年間,有德異、宗寶二人,探求古本,刪定正訛,刊行於世,即為今通行之(壇經》,六祖教說之稱為《壇經9,據夾注輔教編卷六壇經贊題注載,初時,眾人欲請宗門第六祖大鐾禪師於韶州大梵寺開演東山法門,後因尊敬大鐾之道,乃封土為壇,以資其說法,其後,弟子集大鐾之說,因而稱為《壇經》。為我國撰述之佛典中惟一稱“經”者。乃後人尊敬六祖所說之法,故稱之為“經”。本書為禪宗最主要之思想依據,書中所強調的“頓悟”、“見性”、“無念無相無住”等觀念,於我國佛教史與思想史、文化史上皆為扭轉乾坤之關鍵。然言其對傳統佛教為革命則顯誇張,若視之為改良,則較為公允(詳說見後“禪學思想”部分)。從上述情況可知,自慧能去世後不久,《壇經》即遭改換、改編等,後來大家研習的都是經過人們整理過的本子,最早慧能說法而由法海集記的原本,從來沒有被人追蹤而予以認定。由此可見,慧能的禪法思想還沒能給人們以正確的認識。上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出現了唐五代寫本《壇經》,這是一椿重要發現。但經過近一個世紀以來,始終沒有人對之加以認定,一直把它放在疑似之間,原因是沒有人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壇經》流傳的一些整理本,全是後人加工的,從內容審之,它應該就是從敦煌這樣本子增補而來,文采是增加了,錯衍是沒有了,說法更為圓融,增加了經典的份量。他主張由參悟而達到解脫的境界,是不主張立文字的。我們不要把他的說法內涵要求極其圓成,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敦煌本《壇經》經印順、郭朋、楊曾文、潘重規、周紹良等學者校訂,從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文學、宗教學、比較學等方面進行研究,認為敦煌所發現的本子,正是法海集記的原本或最近原本(印順法師認為敦煌本已非《壇經》原型,然而為現存各本中最古的,又謂其記載慧能事跡,最為古樸云云),在學術界、佛教界有識之士中,殆成定論。

三、《壇經》禪學思想

過去及時下,談論慧能禪學思想,俱依宋以後整理之《壇經》為據,文章甚多,各有妙義。余編述此文,擬以敦煌本《壇經》為據,竊以為欲瞭解慧能本來的禪學思想,則捨敦煌本無由,斷然也。

本來,按照佛教的傳統教義,只有教主佛陀所宣說的,才能稱之為《經》,所有弟子們(無論是大乘的“菩薩”還是小乘的“羅漢”)的著作、言論,都只能稱之為《論》,而決不能稱之為《經》,至於中國義學者們的著作,堪稱為《論》的已經不多,更不要說稱之為《經》了。惟有慧能的這部講錄,稱為《壇經》(這在佛教史上——包括印度和中國的佛教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所說的“法”,既然稱《經》,那就意味著“說法”的人,也就是“佛”了。《壇經》第三十七節慧能於大梵寺“說法”完了,將歸曹溪,信徒們“無不嗟歎:嶺南有福,生佛在此!”便反映出,當時參與大梵寺“法會”的人們,都把慧能當作“佛”看待了。於此也就可以想見慧能其人和《壇經》其書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壇經》在中國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之所以具有重大的價值和影響,最根本的一點,在於它非常的強調人的能動作用,也就是說,它充分地肯定了人的價值。本來,傳統的佛教教義,是以“眾生”(即一切動物)為本位的,在佛教看來,人,無非也是動物(大而至於猛獸,小而至於昆蟲)裡面的。一種;傳統佛教雖然也有“人身難得”的說法,那也無非是說,在“六道”輪迴中,生在“人世”是不容易的,至於說到人的價值,終究也不過是“眾生”(動物)裡的一份子。而慧能,卻能打破這種傳統,在《壇經》裡大講人的價值,大講人的能動作用。他向人們宣稱:“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第十二節)、“世人性本自淨,萬法(盡)在自性”(第二十節)、“一念修行,自身等佛”(第二十六節),他甚至宣稱:“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第三十一節),所以他提倡人們“各於自身,自性自度,,(第二十一節)。雖然在某些佛經裡,也有這樣的類似的思想,但那也都是講的“眾生”;徑直講“人”能夠如此,這是慧能的思想,也是《壇經》的重要內容。這種充分肯定人的價值的思想,應該說具有近代人文主義、人本主義的先驅思想。當然,慧能對於人的肯定,最後還是導向於佛教的彼岸世界,追求出世解脫。但是,就是在追求解脫之道這一點上,慧能也還是與眾不同的。因為,佛教的傳統教義,在解脫論上,多半都是“他力”論者;也就是說,他們不相信只靠(或者主要靠)“自力”能夠得到解脫;他們認為,要想求得解脫,必須祈求佛或菩薩、羅漢們的“加被”(也就是冥中保祜),祈求佛或菩薩、羅漢們的“救度”、“接引”。這種“他力”論,是對人們的能動作用的否定。慧能,這位中國禪宗的開創者,要向這種傳統的思想挑戰,他面對這種傳統的“他力”論,堅決地說“不”。求“解脫”也不能靠“他力”,而要靠“自力”,要“盡其在我”。就這樣,在佛教的解脫論中,慧能提出了這種“盡其在我”的“自力論”,在佛教學說中,恢復了“人”的尊嚴,突出了“人”的價值。慧能和他的《壇經》之所以在中國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大價值和深遠影響,其原因也就在此。

其次,慧能《壇經》的基本思想,大致有兩個方面,即世界觀上的“真如緣起論”和解脫論上的“佛性論”。這也是佛教“性宗”的通論。所謂‘‘真如緣起論”,“真”謂真實,表示它是最真實不虛的;“如”謂恆常,表示它是永恆而無有任何生滅、變易的。世界上(還有“出世”的)一切,都是由它“變現”的。“無不從此法界流”,宇宙萬有,所有一切,無一不是“從此法界”(真如)中所“流”出。所謂“真如緣起”,也就是說,以“真如”為“緣”(這裡,“緣”,乃基因、內因一根據之義)而生“起”世間(和出世間)的一切。“真如是念之體,念是真如之用”(第十七節)一慧能在這裡雖然講的是“無念法”,是在“真如”與“念”的關係上講“體”、講“用”,但是,他既然明確地講了“真如是念之體”,那也就表明了,“真如”是本體。而特別重要的,是“念是真如之用”這句話。“真如”也能起“用”,這正是“真如緣起論”者的觀點。正是“真如”也能起“用”,所以才能以它為“緣”而生起宇宙萬有,世界一切。“於自性中,萬法皆見(現)”(第二十節)一這是標準的“真如緣起論”的觀點。這裡的“自性”,是指“真實”的本有體性,也就是“真如”。“於自性中,萬法皆現”,也就是於“真如”中,“萬法皆現”。“萬法”,指包括主、客體世界在內的整個世界,也就是宇宙萬有。宇宙萬有,都是由“真如”所“變現”出來的。慧能還怕人們把這裡所說的“自性”,誤解為通常意義上的、主體現象的心、性,所以,他緊接著又說:“一切法自在性,名為清淨法身”。這裡的“自性”不是別的,而是“一切法”的“自在”的“體性”。這裡的“自在”,不是“自在階級”、“自為階級”那種含義的“自在”,這是“逍遙自在”、永無束縛的意思。“一切性”的“自在性”,也就是宇宙萬有的真實體性,也就是“清淨法身”。“清淨法身”,表面的含義,是“佛”的“三身”(法身、報身、化身)之一,而其實,這種“法身”,乃是一種“理體”一理性化的本體,歸根到底,也就是“真如”。在這裡,慧能明白地告訴人們:他所講的能“現”“萬法”的“自性”,不是別的,就是“法身”,就是“真如”。所以,“於自性中,萬法皆現”的八個字,言簡意賅而又準確地表達出慧能禪學的“真如緣起”論觀點。那麼,·性本“清淨”的“真如”(佛性、法身),怎麼又能夠變現出世界“萬法”來了呢?“自性常清淨,(如)日月常明,只為雲覆蓋,……不能了見。……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能明。……”(第二十節),“人性本淨,為妄念故,蓋覆真如;’離妄念,·本性淨”(第十八節),“……一切塵勞、妄念,從此而生”(第十七節)。原來,自性清淨的“真如”,本來是無形象、無生滅的,是“寂滅無為”的,只是由於為“妄念浮雲”所“蓋覆”,也就是為“無明”煩惱所“熏染”,於是乎,“一切”主(“妄念”)、客(“塵勞”)體世界(也就是世界“萬法”),便“從此而生”了出來。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人性本淨”的“人性”。但從字面上看,彷彿慧能也是在講“人性”。其實,這裡所謂的“人性”,與一般哲學上的“人性論”的“人性”,含義是不同的。這裡所講的“人性”,不是指人的本性,而是講的“自性”、“體性”,而是講人所具有的“佛性”,從世界觀的角度說來,也就是“真如”、“法性”、“實性”等等。所以,“人性本淨”,同“自性清淨”一樣,都是講的“真如”體性,本來清淨。    ·

所謂“佛性論”,就是說,慧能也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都能“成佛”。所謂“佛性”,就是成佛的根機,成佛的可能性。慧能初次同弘忍見面時的那段對話,清楚地表達了慧能是一個標準的“佛性論”者。弘忍認為(也許是故意的試探慧能),嶺南人怎麼能作佛。慧能便毫不含糊地回答說:人有南北之分,“佛性”並無南北之分,嶺南人怎麼就不能作佛。再有,他那首“得法偈”中的“佛性常清淨”的偈語,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佛性”論思想。此外,《壇經》裡還說:“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第二十六節),“悟此法者,……即見性成佛道”(第二十七節)。“故知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第三十節),“……一悟即知佛也”(第三十一節),“若識本心,即是解脫”(第三十一節),“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眾生;  自性悟,眾生即佛”(第三十五節)。所有這些,都是“佛性論”者的思想。所謂“若識本心,即是解脫、”,也就是“若識本心”,即得“成佛”。因為,在慧能的思想裡,“解脫”,就意味著“成佛”;也只有“成佛”,才算是“解脫”。

世界觀上的“真如緣起論”同解脫論上的“佛性論”,其實也就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從作為世界本源來說,叫做“真如”;而從作為“眾生“成佛的根基說來,它又叫做“佛性”。一個觀念,場合不同,角度不同,因而也就有了兩種(其實遠遠不止兩種)不同的稱謂。這種“真如緣起論”和“佛性論”思想,既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也是《壇經》的理論核心。把握住了他們,也就掌握了《壇經》的中心內容。

慧能《壇經》的中心內容有二,一是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二是授無相戒。前者文繁,今先說後者。無相戒,意即“無相”之“戒”,“無相者”,即是“於相而離相”。因此,所謂“無相戒”,即是教導人們,對佛教戒律,要“·離相”,而不要“著相”,要掌握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不要拘泥於陳規,應以法為師,適變順時。長期制約中國佛教發展的因素,是對佛制戒律的認識問題,不是方向目標上的問題——例如“人間佛教”、“人生佛教”、“人間淨土”的口號提了許多年,到底它們的內容是怎樣的,應該怎樣落實,誰也講不清楚,這是當代中國佛教最荒誕的現象。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法,除前所述外,還有慧能大師特別的定慧觀、淨土觀、功德觀、世出世間觀、直心行正無諍的正行觀、三十六對法觀、無念無相無住的宗旨觀等內容,限於篇幅,不再贅述。後當於它文述之。

四、《壇經》禪學思想的現實意義

當今世界在整體上處在一個科技進步化,信息自動化,生活物質化,交通便捷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在這種形勢下,人們充分享受因科學技術進步而帶來的物質生活的提高與滿足,但是另一方面又面對著傳統理想主義思想文化後繼乏人,倫理道德水平下降,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等令人憂慮的局面。對中國而言,目前我們正處在轉型期,社會生產力與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人們的理想信念缺乏模糊,倫理道德悄然滑坡,貧富差距拉大,腐敗現象滋生,社會上不如人意的地方很多,人們的正確崇高的思想觀念也有待重新建立和提高,總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正在加速改變的社會,原有的那種慢節奏、家庭式的小農經濟,以及那種大鍋飯,鐵飯碗體制下的生活已經被徹底打破,人們的日常生活正在被快節奏取代,思想觀念也隨著市場經濟的變化發展而與時俱進,而對生活在這個世界和轉型期社會的人們而言,並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能由科學技術解決的,有的東西科學技術也無能為力。而且文化頹敗的結果就是缺少崇高的價值觀念與人文關懷,思想的混亂多元,使人們在急劇變化的社會面前,顯得束手無策,身心疲憊,不知何去何從。在這種情況下,人<r1紛紛走進寺廟等宗教場所,閱讀經典,禮拜聖像,祈求身心平衡,閤家平安,客觀上起到了安定社會的積極作用——寺廟等宗教場所成為喧囂塵世的一方淨土,宗教經典(如(壇經}等)成為熱惱人生的一劑清涼散。

去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問題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愈演愈烈,銀行倒閉,房市、股市崩潰,工廠停工,失業人數劇增,造成近百年來空前的危機與動盪,其劇烈程度之所以超過上世紀的幾次經濟危機,原因在於全球化的推廣——我們人類雖然在交通、通訊、經貿等方面具備了全球化的條件,但是在意識形態、思想文化方面則離全球化觀念甚遠,這種矛盾是需要本世紀人類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宗教家們好好思考的。全球化,需要全球化的哲學思想體系與行為、道德準則——其內容需從數千年世界各國優秀文化(包括宗教——佛教、禪宗等)中汲齲全球化應為全體人類謀福利,而非成為少數國家或集團成員攫取權力與財富資源的說辭。人類數千年文明積累起來的理想主義的思想(如古希臘、印度、中國的思想——當然包括佛教、禪宗的思想)必須得到繼承、發揚、光大,這是人類走向全球化的根本保障。否則,全球化只會令世界愈加分崩離析,人民愈加隔膜對立。

佛教傳入中國,經過兩千年演變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禪宗又作為中國傳統佛教的一個重要派別,自有長期存在的價值和社會作用。我認為,在當代主要表現在與社會主義能夠相適應,對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實現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偉大目標有所啟迪方面。這方面的論述,文章頗多,茲不贅述。

中國禪宗的開創者——慧能之禪,樸質無文,不加緣飾,逕直提倡“明心見性”,亦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壇經》的理論基礎是“真如緣起論”和“佛性論”思想。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慧能禪學思想,充分肯定人的價值和能動性,這也是中國古代理想主義、人本主義、人文主義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前節已述)。慧能《壇經》所表達的禪學思想、修行方法,對後來佛教禪宗各流派乃至整個中國佛教以深刻影響,同時,對中國哲學思想、文學藝術、民俗文化等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我們今天面向二十一世紀,走向全球化之時,必將得到進一步加強:慧能其人及其《壇經》所表述的禪學思想,必將為更多的人們所認識。

從兩千年前始,印度佛教分別從南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給中國社會上下造成了很大的衝擊,有所謂“夷夏之辯”,佛教也經歷多次廢興,但最終被中國文化“大而化之”,這與慧能等佛教大師對印度佛教改良革新是分不開的。同樣,近百餘年來,以迄於今,強勢的西方文化挾船堅炮利進入中國,各種思潮氾濫,對中國社會上下造成了有史以來更大的衝擊,我們能不能借鑒佛教中國化的歷史,創造性地將西方文化“大而化之”,中西互補,建設創新型的各項國家制度,以取最大利益呢(如錢學森提出的“大成文化”系統工程)?使中國超漢越唐,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世界和平、人類福祉作出更大的貢獻,這是歷史予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光榮使命。我們佛教徒也是重任在肩,責無旁貸的。

廣東在歷史上,隨著中原戰亂,士人南遷,先進生產力、文化傳入,成為海濱鄒魯;隨著南方絲綢之路開通,商旅往返,佛教傳入(如達摩祖師於梁代至廣州肇建西來庵——今華林禪寺等),又成為嶺嶠法窟;近現代以來,又成為重要通商口岸,受到西方文明的深刻洗禮;改革開放之初,開風氣之先,又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由於其所處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其人民思想活躍,行事敢於爭先,在我們改革開放中自然處於龍頭地位。改革開放迄今三十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數年前,廣東省社科界有識之士,提出建設文化大省,從而引出“珠江文明”的新穎提法,並將六祖慧能列為代表人物之一,這既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廣東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實現經濟文化並重的戰略部署。現在,新一屆省領導班子,又提出進一步解放思想,鼓勵創新思維,將珠江三角洲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高科技、高副加值產業轉化的目標,正是其時(加上近期農村新土地政策,擴大內需,將大大減小美國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慧能是中國的佛教改革家,不唯經,不唯聖,創造性地將印度佛教、禪學中國化,創立了中國禪宗,影響深遠。可以說,慧能是中國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解放思想、創新思維的典範。記載慧能禪學思想的(壇經》是中國佛學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瑰寶,辭約旨遠,值得我們深入研討:而慧能大師勇於承擔,敢為人先,將印度佛教、禪學中國化的創新精神,更是值得我們好好學習、借鑒的。慧能其人及其《壇經》所表達的禪學思想,對我們佛教界人士,對黨政各級領導,乃至普羅大眾,都有一定的啟迪作用。我想,這也是為什麼當年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對慧能《壇經》也情有所鍾的原因吧!

由廣東省佛教協會和雲浮市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主辦,新興縣佛協、國恩寺承辦的“廣東禪宗六祖文化節”,即將隆重舉行。期間,教內外學者、諸山長老、大德居士將深入研討禪宗六祖文化,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為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獻計貢言,省佛協會人索稿於余,欣然應允,故編述此文,聊以塞責,尚祈大方之家有以正之。

《六祖壇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