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為何出現在印度
釋迦牟尼
在古代的印度，一個小小的城市國家，迦毗羅衛城，降生了一位王子，名叫悉達多，後來出家修道，成了無上智慧的徹悟者，也成了無量福德的圓滿者，更成了最高人格的究竟者，所以稱為「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陀。因為他是出生於釋迦族的一位聖人，故被尊稱為釋迦牟尼。
何謂佛教
自從佛陀創始了教團之後，到目前為止，大致上分成兩大系統，在世界各地傳流下來。南方的小乘系統，有錫蘭、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越南等；北方的大乘系統，有中國（包括西藏）、朝鮮、日本等。它與世界性的猶太教、基督教和回教，並稱為四大宗教之一；但是，佛教與其他宗教的最大不同之點，在於「無神」的教義。不論任何宗教，若非崇拜多神的偶像，便是信奉一神的主宰；實際上，猶太教、基督教、回教，同出於一個根源，同屬於一神信仰的宗教。唯獨佛教，別樹一幟，主張因緣與因果，否定神的權威；因此，普通人以為，不信神的主宰，便會落於唯物的思想，站在佛教的立場，既不偏向唯神論的迷信，也不走向唯物論的極端，主張以合理的身心，促進個人以及協助他人的人格之完成。
誰能達到這個目的，他便是成了佛陀的人。佛陀將他自己成佛的經驗和方法，告訴他的弟子們，弟子們一邊照著佛陀的話來修行，同時也輾轉地告訴他人，這便是以成佛的方法，教化人類大眾的佛教了。
佛教既然不同於唯神論和唯物論的偏激，所以是平易近人的宗教，更是寬容博大的宗教。為了理解佛教之所以出現在印度，不妨把佛陀出生以前的印度，介紹一下：
印度的民族
印度這個民族，自古以來，便相當神秘且複雜，在宗教信仰方面，尤其複雜而繁多，但在西元第八世紀之初的回教徒入侵印度之前，印度尚未發生過宗教的戰爭，當回教徒以武力征服之後，和平與慈悲的佛教，即首遭滅亡之禍。經過兩三個世紀回教王朝的統治之下的印度，下層社會的民眾之間，也有不少人成了回教徒，起而與其原來的印度教對立，此後，印回兩個宗教之間，戰禍連綿，迄今未了。第二次世界戰爭結束之際，印度從英國統治了三百年的殖民政府之下，獲得了獨立，但卻在印度領土之內，割出了一個新的回教國家巴基斯坦，縱然在印度境內的回教徒們，有了自己的回教政府，印、巴兩個政府之間，依然時起戰端。
至於印度教，乃是佛陀降生之前，印度民族的固有信仰，先是婆羅門教，經過歷代的變遷而成為現在的印度教。印度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年間，即已有了屬於青銅器時代的都市文明，當時的印度人民，在以農業為主而兼營工商的情形下，已在衣食住方面，享受到了高度的生活水準，此從一九二二年，印度河流域的莫恩求達羅的遺跡發掘之中，已被證實。然而此一都市文明，於西元前一千五百年之時，由於來自西北方的印度雅利安民族之侵入，便受到了破壞，此一新來的民族，相信也曾受到原住民族文化的影響，從而形成以雅利安民族為主流的印度文化。
從語言學上考察印度雅利安民族，和今日歐洲語系的各民族有其關連，所以統稱之為印度雅利安語系的民族。其中的雅利安民族，是由中央亞細亞的高原，通過阿富汗尼斯坦，到達印度河流域，再向南侵而至恆河流域，結果，完成了以印度河流域為中心的婆羅門教，以及以恆河為中心的許多新宗教，佛教便是極具代表性的一大新興的宗教。
可是，印度除了白種的雅利安人，尚有膚色黑暗的土著，達羅維荼人住於南方，另有一支接近中國邊界的蒙古族，釋迦牟尼的降生地，現在也從印度本土分裂出來，成立了一個僅有一千多萬人口的小王國，叫做尼泊爾，以其現在的住民而言，與蒙古血統的黃種人無異。因此，近世的學者之中，例如英國的歷史家斯密斯氏(Vancent A. Smith)，以為釋迦牟尼即是蒙古系的黃種人，但是，依據佛典中的記載，以及傳統的見解，佛陀是雅利安族的白種人。
婆羅門教
所謂婆羅門教，是雅利安人的宗教，這個宗教的形成，是在雅利安人進入印度之後，居於印度河流域的時代，後來，恆河流域產生了耆那教，特別是佛教等新宗教，經過長時間的相互影響，婆羅門教本身也發生了革新運動，故到近世以來，稱之為印度教。但在本質上說，印度教與婆羅門教的意味，並無差別。所謂婆羅門，是雅利安人之中世襲的祭師階級，他們在宗教上佔有無上的權威，故將他們的宗教稱為婆羅門教。
若從文化史的背景上考察起來，婆羅門教的根源，並非產於印度，而是印度歐羅巴諸民族的共同信仰，例如印度與波斯的宗教之神，大致相同，印度的善神為提婆(Deva)，惡神為阿斯羅(Asura)（到佛教之中稱為阿修羅）；在波斯的□教，善神為阿訶羅(Ahura)，惡神為阿劣曼(Ahriman)。印度教祭火，火神為阿耆尼(Agni)；□教也拜火，火神是阿脫爾(Atur)。同時，這兩個宗教，均用一種蘇摩(Soma)的草製成的酒，當作祭神的聖物；也均用動物作為供祭的犧牲。由此可以明瞭波斯的□教和印度的婆羅門教之間，有著共同的淵源關係。即使古代的希臘、羅馬和日耳曼人的諸神之信奉，也是基於同一個起源，後來被基督教征服之後，歐洲各民族才和他們原有的宗教告別。
階級制度
婆羅門教的主要特色，即是以聖職為中心的階級制度(Caste)，以及聖典之神聖的兩點。這個階級制度是世襲的，永無變更之可能的。這是由於有西北方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在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中，賴宗教來解決的問題，佔了極大的比重，凡事均不敢不考慮到和諸神的關係，奉獻供物，祈求諸神息怒，並且給予恩寵。因此終日以祀神為務的祭師們，在智慧上能夠理解宗教的神秘，尤其熟悉祭神的儀禮，無形之中，即在人民心中，自然取得了很大的權威和崇高的地位。他們在印度住定以後，大概未有多久，這個以婆羅門為最高階級的觀念，即已形成。第二階級為從事治安及保衛人民的武士，稱為剎帝利；第三階級為從事農工商業的一般庶民，稱為吠捨；第四即是最低階級的奴隸或賤民，這是以被雅利安人所征服的原住民為主的，稱為首陀羅。
這種階級制度，當然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佛教之能在婆羅門教的國土中，得到發展的機會，原因當然很多，反對階級制度，主張四姓平等，乃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可惜，當佛教被回教消滅之後，印度教再度抬頭，階級制度依然存在。而此階級制度的規定，即載於他
們的神聖的吠陀的聖典，所以相互為因，根本無法廢除。
吠 陀
婆羅門教的第二特色，是把他們來自天啟的聖典，視為絕對的真理之所在，共有四類，總名為吠陀（Veda，意為知識），即是他們的四大根本教典。
(1)梨俱吠陀：這部書不但是印度最古的文獻，也是全體印度歐羅巴民族中最古的文獻，總集了一千多首宗教讚歌，在其中看到了雅利安人到了印度河流域的五河地方，率直地吐露了他們對於宗教的感情，對於種種神明的奉祀與祈禱，其中有關前面所知蘇摩酒的供養之處很多。這些讚歌，由祭師階級的婆羅門，代代相傳，且為以口傳口，不以文字記載，視為無上的神聖。
(2)沙磨吠陀及
(3)夜柔吠陀：在內容方面，此二吠陀，不出梨俱吠陀的範圍，乃是為了使用於各種不同的祭典，編集而成。
(4)阿闥婆吠陀：大致也和梨俱吠陀類似，所不同者，其中有著很多用於各種場合的咒術及魔術，這是它的特殊之處。所以近代學者之中，有人以為阿闥婆吠陀，或者是反映出了雅利安人受到印度土著民族的民間信仰之影響，才有這樣的聖典出現的。
除了以上四種被稱為吠陀「本集」(Samhita)或吠陀文獻之外，尚有《梵書》(Brahmana)、《森林書》(Arangaka)、《奧義書》(Upanisad)等三種，也應包含於吠陀文獻之內，而被視為《天啟書》(Sruti)，以別於後世產生的《聖傳書》(Smrti)。其中特別是《奧義書》，宣說了非常高深的形而上學，故為研究印度哲學學者們，極其珍貴的文獻。到了西元紀元之後，婆羅門教的內部，也發展出了各式各樣的哲學學派，不過，凡是屬於婆羅門教的任何派別，無不將《天啟書》視為絕對的神聖。
總之，婆羅門教雖可因為時地環境的變遷而有所不同，對於婆羅門階級的特權和吠陀神聖的信念，乃是永遠不變的。當回教侵入印度之後，用武力壓迫印度人民改奉回教，自屬事實；然在下層的賤民社會，取得許多人的真心信仰，苦於宗教的階級制度，亦未嘗不是原因
之一，這是可想而知的事。
恆河流域的文明
再說，定居於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漸漸向東方移動擴展，到達了恆河流域。在西元前五百年頃，恆河流域的文化，已從傳統的雅利安文化中，得到了新生的機運，大大小小的許多王國，已漸次成立；那些共和政體的國家，人民居住在一個一個集體的村鎮裡，遇有大事，即在樹蔭下或公共的會堂之中集會討論，會中如果無法求得全場一致的通過，便由調停委員會來處理歧見的糾紛。他們的政治領袖，雖稱為「王」，卻是由人民推選出來的。他們的生活，是以農耕與畜牧為主，農村之外，也有從事鍛冶及陶器等職的村落，工商業者已有了各自的同業公會的組織，城市則為財富的積蓄中心。在恆河與喜馬拉雅山之間的肥沃的森林地帶，已被這些人們開拓成了景色幽美的殖民地區。
當然，在原則上，他們依舊承認婆羅門教的特權，然在這片新開發的土地上，不論在經濟或政治方面，均呈現著新的氣象，因此也開始在精神方面有了新的要求。他們試著發出了疑問：「我們在這新環境中，開闢了土地，組成同業公會，進行著大規模的經濟開發，建設了新的都市，為什麼在宗教方面，還是停留在古老的桎梏中呢？對於我們無法接近的吠陀聖典，以及世襲的婆羅門階級的特權所提供的宗教，真的能滿足自身的希望嗎？」於是，便產生了一種新宗教的要求。
新興的宗教
所謂新宗教，當然是和傳統的婆羅門教不同。那是不依賴傳統信仰和聖典的權威，而是基於各自的體驗所產生的信念；也就是說，不要仰仗外在的給予，而要藉著自我的尋求，來滿足宗教的信心。
由於這樣的要求，一些抱有宗教熱忱的人，便放下了一切的世務俗累，走出家庭，隱向山林，專心於精神的修養，以期從切身的體驗之中，徹悟宇宙的真理，解除人生的苦惱。像這樣的出家人，當時即被稱為沙門('sramana)，他們在婆羅門之間，也可算得上是為求真理
的良師，窮年竟月地長期修行的故事，在婆羅門教的《奧義書》中，也曾說到過；可惜，在婆羅門教方面，受了既成的教權的限制，不能活用《奧義書》或自由地加以討論和思索，所以不能做到出家的沙門那樣，如想達成這個目的，必須放棄他們的特權和家庭，跟著沙門去度出家修行的生活。
因此，比起婆羅門來，沙門的人格地位，自然高尚得多；人們對於這樣的修行者，生起恭敬心，不足為奇，所以供給衣食，使得他們沒有生活之憂，得以一心修行。這一風氣的形成，到了西元前五百年之時，已由沒有組織的雲水狀態的個別的沙門群中，出現了好多位擁有數百名乃至數千名弟子的大沙門，各自成為一個教團，以他們自己所體得的道理，教導他們的弟子。
這種思想的傾向，是自由化的結果，但也不是統一宗教的局面，而是宗教思想極為活潑和繁雜的時代。最不可思議的，在這些新興宗教的沙門團之中，竟有一種極端的唯物論在內，他們宣揚現實的美好，嘲笑婆羅門的宗教和世間的道德。這一思想對於當時的印度社會，影響很大。但是，無理地迷信神權和天啟，固然不是人類的幸福之道，如果一味地崇拜現實世間的名利物慾，更非人類的幸福之道。為了挽救這兩個走極端的思想危機，所以在許多的沙門團中，出現了兩個新的宗教，那便是耆那（Jina）教和佛教。
耆那教和佛教，不僅在發生的年代相近，即使在思想上也有好幾個共通之處，例如，兩者的教主，均系武士階級的王子出身；最大的相似之點，耆那教與佛教，都是反唯物的無神論者。不過，兩者的命運卻不相同，佛教在印度，先被印度教所兼併，復遭回教徒的徹底破滅；耆那教卻在印度歷史上，從未中絕過，目前尚有一百萬左右的教徒。相反地，佛教雖在印度滅亡了，卻在亞洲各地發展成了世界性的一大宗教，而且在印度的新舊各種宗教之中，唯有佛教發出的光芒，使得全世界的人類，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崇高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