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說：我必定很會化緣，所以才能創建這麼多的佛教事業。我覺得：與其說我會化緣，不如說我會“化心”。佛世時，比丘托缽化緣，上乞諸佛之理以資法身慧命，下乞眾生之食以資色身肉體，所以又稱乞士。乞士化緣，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啊！年少時出家，每當春節即將來臨時，我代表常住挨家挨戶地“化冬”，為方圓幾百里的居民發送灶符，為春節祝願祈福。當檀那們高興地將米糧放在我的擔子裡時，我深深地體會到：化緣，不一定化錢，能夠感動對方的心意，化得一個歡喜的善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後來我常和弟子們說：“化緣化心，不一定化錢。”
五○年代，我初到宜蘭弘法時，經常省下飯錢，購買佛教的手珠、項鏈、雜誌、書刊，和前來學佛的青年結緣，並且義務為他們補習 國文，修改文章。日後，這些人都成為佛教最忠實的護法，有些人甚至隨我出家，像慈莊、慈惠、慈容、慈嘉等，未出家的就做師姑，像吳寶琴、楊慈滿、蕭碧霞，他們四十年來，不惜身命，弘法利生，如今在教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人才。經云：“未成佛道，先結人緣。”然而有心，才會有緣，以一顆真摯的心意化導群倫，與別人結下長久的佛緣，才是化緣的真諦。
所謂“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緣”，四十多年來，我不但經常將別人送我的物品，喜捨轉贈給別人，也鼓勵佛光山的職事們開發佛教小紀念品，送給來山的信徒，冀望能為大家帶來平安緣、吉祥緣。
多年前，林希松居士與我在電梯口偶然相遇，他問我是不是星雲大師，並且表示想購買一本《台灣寺廟庵堂總錄》。這本書早已絕版，我將自己僅有的一本送給他。沒想到兩個月後，當他知道我將在國父紀念館主持弘法講座時，特地花了十五萬元，印了一萬五千本拙作講演集和現場的聽眾結緣。
有一天，他聽說還在興建中的普門寺急需付一筆貸款，立刻慷慨地借出三百萬元，同時言明除非他窮途潦倒，否則不會要回這筆錢。由於這筆錢的周轉，使普門寺得以在台北順利弘法，對於北部佛教的開展影響深遠。後來他舉家遷至美國，目前夫婦倆人經常在西來寺當義工。當初那些怪我將絕版書送人的徒眾，最後終於明白我為什麼經常告訴他們“化緣化心，不一定化錢”的道理了。
數年前，我應林金松與吳錦美伉儷的請求，為他們新建的大樓取名“海天”，事後還為他們張羅，主持破土典禮。二十層的七棟大樓完工後，為了致謝，他們送給我其中的兩層樓，我以之為弘法利生的布教所。吳居士有感於我的弘法熱忱，去年國際佛光會在澳洲召開第四屆世界會員大會時，她特地在台灣購買了一千本《傳燈》，親自拿到當地與眾人結緣。類似這種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事不勝枚舉，但是社會上有許多人只看到別人佈施財物給我的“果”，卻不知道我先種下為別人服務的“因”。
黃英吉先生初接花蓮四維高中校長職務時，曾慕名前來佛光山普門中學觀摩。在此之前，他聽別人說佛光山是一個商業化的地方，但是他來此掛單數日，卻不曾見人向他化緣要錢。有一天，在普門中學校門口，我們偶然相遇，他問我辦學之道，我坦然敘說自己的理念及建設人間淨土的構想，他聞言十分感動。從此，他不但以“人間佛教”的精神齊家治校，甚至以我的愛徒身份自居，全家妻子兒女，無論是醫生或是律師，都皈依佛教。所以，“化緣，不一定化錢”，化得思想的共鳴，化得心意的交 流，比什麼都來得更重要。
巨東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胡 迪化先生來佛光山參觀時，不但沒有花費分文，反而見到佛光山為社會大眾所付出的努力，讓他裝滿信仰的財寶而歸。自此以後，他每個月匯寄十萬元台幣來山，為大雄寶殿添油香。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成立時，他深知創業維艱，從此每年都致贈十萬美元，作為發展佛光會的基金。所以，緣不是憑空就能化來，必須要以自身的努力與誠心，來感動別人和我們結緣。
周邦本先生邀我去為“中華大佛山”的佛像開光時，許多徒眾深恐我被人利用作為商業的噱頭，紛紛勸我不要去。我當時想：即使如此，能為他們種下得度因緣也是件好事，所以還是在百忙之中前往赴會。開光以後，我婉拒紅包，和他們說道：“我是為幫忙而來，不是為紅包而來。”後來，他也捐了二十萬美元作為國際佛光會的發展基金。回想國際佛光會剛在美國成立世界總會時，一切草創，真是千頭萬緒，百般困難，幸賴胡 、週二人的協力相助，我們得以在歐美各國展開會務，如今菩提種子遍撒全球各地，因緣真是不可思議！
我一生中時時刻刻都是抱著積極樂觀的態度來做人處事，即使在病痛中，也總是想著如何利益大眾。去年（一九九五年）五月，心臟手術完畢靜養期間，我將療病經過與心得記述下來，訂名為“榮總開心記”，寄給“講義堂”。八月，我帶著弱軀飛至美國主持北美洲徒眾講習 會，社長林獻章先生親自來電，興奮地告訴我，這篇文章得到熱烈的迴響，該月分的《講義》在短期間內被搶購一空。由於我婉辭稿費，承蒙林社長好意，以刊登兩個廣告與我結緣，如今，我又繼續為他提供百篇的“人情味故事”，以答謝大家的愛護。弟子們經常勸我多休息，有時我不免嫌煩，所以有一次，向他們說：“人是一個，命是一條，心是一點，我就是要這樣和大家結緣！”
結緣，本來只是為了利他，卻往往兼收自利的效果。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首次舉辦“佛光緣書畫義賣會”，為佛光大學籌措建校基金。當各地藝術家雲集台北道場鑒賞書畫時，都不約而同地咋舌驚問：“大師！這麼寶貴的名家真跡，您是如何‘化’來的？”我告訴他們：“我只是在平常肯拿出一點真心和別人結緣罷了！”
一九九一年，我坐著輪椅，帶著尚未痊癒的腿傷，從台北回到佛光山，特地到戈本捷居士靈前拈香，戈夫人感激涕零，叩跪答謝，並且說，她是滿清皇族，除了皇帝以外，從來沒有拜過別人。後來她聽說佛光大學要募款，將家中珍藏的名家作品悉數捐出，使義賣會增色不少。一九九二年，住在香港，與我素昧平生的高嶺梅先生臥病醫院，請家人轉告，希望我能為他主持皈依。當時我的行程已經排滿，短期間內無法赴港，想到山海遠隔，何忍讓一個老者拖著病體來台，於是用電話方便皈依。事後他送了我一幅張大千先生的“觀世音菩薩”畫像以為致謝。直到舉辦義賣會時，我才知道高嶺梅先生是世界收藏張大千先生國畫的知名之士，而那幅“觀世音”和“荷花”居然為佛光大學籌得一億六千萬新台幣，對於巨額的工程款項，不無小補。
在義賣會場，望著張大千的名畫，我突然心有所感：法華會上，無盡意菩薩為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遍塵剎，百千萬劫化閻浮”的精神深深感動，“即解頸眾寶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佛世時，須達多長者聆聽佛陀法音以後，心生歡喜，故發心以黃金鋪地，興建祗園精舍供養三寶，這些經典裡記載的事實無非證明了“化緣要化心”。觀世音菩薩的大慈大悲，釋迦牟尼佛的無上智慧，我們固然無法望其項背，但是我們可以見賢思齊，努力傚法，用無盡的悲心願力和大家廣結善緣。
多年前，潘孝銳居士聽了我的說法以後，心生感動，不但對於佛教的文教事業多方支持，並且將自己的圖章放在銀行，囑咐辦事人員，只要我去借錢，無條件支付。維力企業的張登旺董事長也由於我為他講說《心經》，心開意解，所以捐了一千萬元維力清香油給佛光大學義賣。而自謙“小人物”的余福隆先生，因為和工廠員工與我一齊“素齋談禪”的因緣，而發心捐獻台北道場十二樓的地板石材。想當初，我臨時提議，決定拜訪他的工廠時，車上的徒眾還恐怕耽擱時間，延誤行程呢！
香港的出租車司機拒載佛教出家人，因為他們認為出家人光頭，會讓他們出門賺不到錢，甚至賭馬打牌都會輸得光光的。為了改變他們的成見，每逢搭出租車時，我總是在車資以外，附上豐厚的小費，給他們歡喜，讓他們發財。有一回，我在紅磡體育館講經時說道：“出家人是財神爺，能帶給眾生物質與精神、世出世間的財富。”話語甫畢，台下一片掌聲雷動。現在我到香港坐出租車，司機反而不收我的錢了。所以，化緣不一定化錢，有時為了利樂眾生，我們甚至還要喜捨財物。
五年前，我將信徒送給我靜修用的蒙地精舍，提供給李自健先生作畫，乃至為他安排畫展。五年後，他捐贈新台幣五十萬元給我作為弘法基金。三十年前，阮囊羞澀的我，將身上僅有的五十元，拿給黃麗明作為學道資糧，三十年後，他以十萬倍的錢財供養我作為道場的建設費用。她的同修曾梁源先生是建築公司的總經理，本來沒有什麼深厚的信仰，後來有感於我不但不向他化緣，反而連續三次都要他少捐一點，讓他覺得感動萬分，因而對佛教更加護持。一九九四年，他為台北道場的成立而熱心奔忙，後來見來往的信徒絡繹不絕，道場的法務繁忙不已，索性搬來與道場毗鄰而居，以台北道場的服務員自居，發心從事安全維護工作。
所以，化緣不一定化錢，最重要的是以化心來結緣。只可惜末法時代，許多人誤解濫用，使得這個在佛教流傳千百年來的美好制度頻生弊端，但看一些出家人經常向信徒勸募，乃至沿街乞討，姑且不論其身份真偽如何，但是他們的行儀可曾對人心有所啟迪？得來的錢財是否真能達到淨化社會的目的？“化緣化心”，廣結善緣，將人心導入正道，才是出家人最重要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