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星雲大師：台灣佛教界宗師。
劉長樂：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
我們有什麼可自卑的呢
劉長樂：曾經有人提出，我們到底該用誰的方式生活？現在，這確實是一個需要全社會深入思考的問題。
星雲大師：誰都不能代替自己。
劉長樂：是的。就像在海外的華人一聞到中國菜的味道就會難以自已；就像在國外見到神閒氣定、身著對襟長衫的中國老者，總會油然而生親切和感動；就像大年三十鞭炮齊鳴的時候，我們無論在哪裡，都想要奔回家去吃媽媽包的餃子一樣——這些滲透骨髓的衝動，其實都是傳統文化在我們的潛意識裡悄然留下的印記。
正如佛說“人人皆有佛性”，其實每個中國人都有一顆中國心。只是，當我們在車水馬龍的都市裡倉促奔走，在燈火絢爛的繁華街頭寂寞徜徉的時候，常常會因迷惑而忘記了自身的價值。
肯德基真的就比佛跳牆好吃嗎？拳擊真的比太極好看嗎？西服牛仔真的比長衫舒適嗎？為什麼我們會如此輕易地認同陌生人而摒棄自己？
星雲大師：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我們有什麼可自卑的呢？倘若不能重視自己的文化，我們不就是那個守著萬貫家財還喊餓的孩子嗎？
劉長樂：幾年前，中國京劇院在北京一些大學裡演出時，打出了這樣的廣告：“同學們，吃慣了比薩餅、麥當勞，不妨也品味一下中國茶吧！”
京劇與中醫、武術、國畫並稱為中國的“四大國粹”。半個世紀前，那些名角、“頭牌”在演出時，往往萬人空巷，一票難求。而在當今，年青一代往往對本土傳統文化棄之如敝屣，對帶洋字的文化則趨之若鶩。難怪台灣詩人餘光中痛惜地說：“當你的女友改名為瑪麗時，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薩蠻》呢？”
星雲大師：人間的許多文明都曾經歷過歷史的大風大浪，物是人非，是常情，但也令人感到悲哀。
劉長樂：當人們把羸弱當成常態，往往連強悍的勇氣都喪失了。還有些尚有鬥志的人，不但沒有在頹廢的大環境中揭竿而起，反倒陷入更深的自怨自艾甚至歇斯底里之中。由於沒有客觀地認識自己失利的原因，所以也就不能準確地找到問題的根源，徒有“光復”的決心，卻未必能得償所願。
中國人這場“文化認同危機”的總根源，就是在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撼動了民族文化的根基。也就是說，我們是“不得不在文化的根基處，即觀念體系和制度體制方面進行西方化的改革”。
說到這兒，我想說，在國內外，我見過許多成就頗高的華人文化藝術大師，這些人往往是一襲中式對襟衣裳，神情淡定，舉止儒雅。那種華人特有的氣質和風度，令人傾倒。我深信，文化就是一舉手一投足中所流露出的秘密，這些生命與文化的密碼，是任何形式的全球化都無法消弭的。
在衝突中學習
劉長樂：我們有很多“說”的節目，《鏘鏘三人行》、《有報天天讀》以及《時事辯論會》等等。我們的員工說：“真理越辯越明，有時也會越辯越暈。”因為有些爭論沒有絕對的對與錯、黑與白。在劍拔弩張中，最值得敬重的資質還是忍辱負重、和緩妥協，那是後退一步的勝利。
星雲大師：佛教裡有一種“辯經”練習 ，通過辯論加深對佛法的理解。重要的不是講什麼、怎麼講，而是創造一個大家都能講的機會。
劉長樂：《時事辯論會》是正反兩方辯論，保持多元化話語空間，強調不同，還有直播網民互動的優勢，打破“一個聲音”的現狀。所以這個節目在中國現有的新聞語境中，是一次大膽的嘗試。
在日本前首相小泉執政後期，官方和民間的中日對話渠道幾乎都關閉了。一個偶然的機會，日本朝日電視台的製作人看了我們的《時事辯論會》，提出要跟我們辯論。這種新的對話方式，在中日關係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於是在2005年8月9日，中日雙方舉行了第一次電視辯論《破局之辯——中日熱點大交 鋒》，應該說有些火藥味。次年又舉行了第二次中日辯論會，討論後小泉時代問題。辯論氣氛更為理性，中方嘉賓沒有再出現激憤情緒，更沒有手指對方的場面。
日本NHK（日本廣播協會）買下了《時事辯論會》全年的節目。根據日方的反饋，該節目的收視率在其外購節目中是最高的。
每段歷史都是人的創作。在很多歷史的關鍵點上，一念可以定乾坤。所以，我們更要有心懷歷史的價值觀。
星雲大師：對於立嘗意見不一樣的人，其實我們應該心生歡喜，因為他們是我們最好的逆增上緣。天下是大家的，不必要求每一個人都和自己一樣；世界是嘈雜的，當我們因各種原因而放棄直接溝通時，就難免橫生誤解。既然我們生活在千萬眾生共沐的陽光世界裡，又為何將自己的心靈禁錮在歷史的陰影裡，只見扁舟不見海呢？
劉長樂：就全球視野來看，古老的希臘文明是第一次東西方文化衝突的果實，悠久的中華文明也是在黃河文明、長江 文明等多種文化的衝突交 融中產生的。可見，不同文明的共存與衝突是維持人類文明發展的動力。哪個民族具有文化包容的氣量與博采眾長的智慧，哪個民族就能持續進步。
星雲大師：在衝突中學習 ，衝突也會變為動力。最怕的是一潭死水。
劉長樂：1999年，“鳳凰”跟拍過一個獨行去西藏的新西蘭年輕人邁克，做出一期專題片《邁克眼中的西藏》。我們還與英國獅子集團 合拍了非常精彩的專題片《中國》。慢慢地，我們找到了和西方人合作的一些秘訣。他們拍片子的角度跟我們不一樣。按我們傳統的模式拍《中國》，一定會從若干個大方向入手，譬如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西方人則是從具體的一個家庭、一個蒙古包、一個人切入，重視形象思維，還偏愛演繹的方式，找演員裝扮秦始皇、鄭和等歷史人物，營造出時光倒流的真實感。最近，有一位英國製片人提出跟“鳳凰”合拍“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這一專題，我們同樣也強調通過具體的人、事、物來表現。這就是融合學習 的過程，是電視報道形式上的革命。20世紀80年代中期，媒體的作用是“解氣”，後來是“解惑”，現在就是“解悶”、“解放”了，最重要的就是“個性回歸”，強調人的價值。人的價值很具體，不是集體主義，是一個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