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流血祭變法
咸豐皇帝死後，慈禧太后把持朝政長達五十多年。這五十多年間，中國備受帝國主義列強的凌辱，慈禧太后不思富國強民，反而無恥地對帝國主義列強露出奴才嘴臉：「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光緒皇帝即位之後，國力更是衰弱，但是他不願做亡國皇帝，於是一場風暴掀起，譚嗣同就是這場風暴的策動者之一。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湖南瀏陽人。他的父親是清末巡撫譚繼洵，母親徐氏出身貧寒。譚嗣同雖出身於官宦之家，但是他的母親作風簡樸，經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他十歲的時候，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之下，他閱讀了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涉獵甚廣，文才出眾，喜歡探討經世濟民的學問，對當時的八股文非常反感。他非常喜歡那些鋤強扶弱的英雄，自己也頗具俠義之風。
1877年，譚嗣同在瀏陽師從塗啟先，系統地學習中國的典籍，並且開始接觸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1884年，他遊歷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開闊了他的視野。勞動人民反封建鬥爭的精神，使他的思想富於鬥爭性。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精華和唯物色彩思想，同時廣泛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來充實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妥協退讓，中國戰敗，並且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舉人上書清政府，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深深地烙印在譚嗣同的心裡，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義憤填膺，並且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生命而賣國求和的行為極其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他開始研究數十年來中外變法改革的實例和原理，以及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認為，只有推翻腐朽的封建專制，進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7年夏秋之際，譚嗣同完成了維新派第一部哲學著作《仁學》。在這部著作中，他闡述了他的唯物思想，並且憤怒地抨擊了封建思想對人性的摧殘壓抑。這在當時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1898年初，他接受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舉辦新政。
1898年3月，譚嗣同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為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 創辦了《湘報》。在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後不久，有人向他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9月5日，光緒下詔授予譚嗣同四品卿銜，參與新政。第二天，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其實同意變法，只是慈禧太后和守舊大臣多方阻撓，所以對變法有些力不從心。他許諾譚嗣同，只要是變法內容他一概同意，且譚嗣同可以當面指責他的錯誤。光緒對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他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到了。他參政時，維新派與守舊派的鬥爭已經進入白熱化，慈禧太后等人已經密謀發動政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9月18日，譚嗣同夜 訪袁世凱，請求他帶兵進入北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表面答應先回天津除掉慈禧太后親信榮祿，然後率兵進入北京，但是他20日趕回天津後，卑鄙無恥地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慈禧太后。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並下旨逮捕維新派。譚嗣同聽到政變消息後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生命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
譚嗣同把自己的書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告訴他：「沒有人逃走，就沒有辦法完成以後的大業；沒有人犧牲，就不能報答聖上的厚遇之恩！」日本使館願意為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大使說：「貴國明治變法肯定有不少人流血犧牲，所以才能成功，現在中國還 沒聽說過有因為變法而流血的人，這就是國家不興盛的原因。要有這樣的人，那麼就從我譚嗣同開始吧！」9月24日，譚嗣同被捕，在獄中寫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名句。9月28日，他與其他五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菜市口刑場，史稱「戊戌六君子」。行刑之前，他鎮定自若，神色不變，並大喊：「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了一位愛國志士捨身報國的英雄氣概。
譚嗣同是那個時代真正的英雄，他死在封建制度的殘酷和黑暗之下，卻更加映射出他的偉大精神和品格，為後來的革命者樹立了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