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他進入台灣《工商時報》工作——記者是他渴望已久的夢想。他十分珍視這個機會，所以他興致高昂，全力以赴。第一天出去採訪，他8點就出門，騎著摩托車，一天就拜訪了8個單位，除了中午在路邊攤位吃碗麵，壓根沒有休息。他不喜歡穿雨衣，他的衣服干了濕濕了干，採訪對像見此驚詫不已，紛紛說：「沒見過這麼認真的記者。」
憑著這股奮鬥勁兒，不到兩年時間，他便成長為報社的高級記者。
1986年10月，台灣宣佈開放「黨禁」和「報禁」；第二年5月，台灣宣佈外匯管制開放，每個人一年可以匯出500萬美元。他意識到，財經、商業的巨變即將從資金的流動開始，用月刊詮釋這種變動已經不夠，商業週刊的時代到來了。當年6月底，他下決心創辦台灣《商業週刊》，一共籌集了1200萬新台幣資金。
像所有的創業一樣，初期的感覺苦不堪言，每天都是工作、工作、工作，他經常清晨提著早點回家，吃了才睡覺。可一年下來，所有投資賠光，只好增資。
第二次增資很容易，所有人都看到團隊的努力，股東們都繼續增資。他拿到了第二個1200萬新台幣。增資的同時他認為，之前失敗最大的原因是編輯部缺乏有能力的好手，他自己訓練的新記者沒辦法提供足夠精彩的內容，於是他招兵買馬，組成強大的團隊。可事與願違，週刊質量和內容並沒有提升，內部團結反而成了問題——幾個副總編互不買賬，明爭暗鬥，過多的精力花費在業務之外；由於缺乏人才保護機制，創刊時加入的菜鳥記者在攢夠經驗值之後，陸續被其他媒體挖走。
一年過去，第二個1200萬又虧光了。第三次增資，他和他的團隊學乖了，決定加一倍增資，以免一下子又賠光了。但大部分股東都決定放棄，他只好引入新股東！誰願意投資，都舉雙手歡迎。
這時候雜誌已經很難留住員工，老人走光了，新人進入馬上發現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團隊，很快就離開。雖然他非常拚命，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以上，但第三年底，2400萬新台幣又告罄。這是《商業週刊》的最低谷。再度增資是必然的，但無疑是難度極大。
極度絕望之時，他把反思的目光投到自己身上。過去遇到困難，他覺得要用增資以改變營運結果。現在增資無門，一定要用別的方法才能自救，改變是《商業週刊》的唯一出路。
這時候他偶然遇到台灣「中國生產力中心」負責人石宣博士，聊天時石博士說：「什麼是笨？就是老用同樣的方法做事，卻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
一語驚醒夢中人。過去4年，他經營《商業週刊》失敗，正是對這句話的註解，每次他都積極地從外在因素找原因，或者消極地認為狀況不可改變，必須要盡快增資，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解決，這時他驀然發現最有問題的是自己。
他開始閉門思過，決心自我改變，不能再期待投資，要立即從內部改善找答案。他決定徹底瘦身、徹底檢視所有成果，把開支降到最低，最好立即能收支平衡，不能的話也要讓虧損降低，勒緊褲腰帶生存。
至於他自己，檢討的地方就更多了，管理能力、領導能力、專業能力等等，沒有一項夠格，每一項都得重新學習。他嘗試快速改變，改變的速度抵不上營運的快速沉沒。市場上不斷傳言《商業週刊》隨時可能倒閉，廣告客戶不斷反悔臨時抽退，銷售人員每天闢謠都來不及。
態度轉變之後的他，決定正面應對。他要求業務人員面對客戶坦誠《商業週刊》的困難，但也要同時告訴他們：「我們已經存活了五年，我們有信心有決心撐下去，決不放棄。」
終於，在他的率領下，他的團隊「緊密配合，真誠服務」，打動了新老客戶。而隨著《一九九五閏八月》的出版暢銷，他的公司終於走出了困境。這本《商業週刊》出版的書，4個月內賣了30萬冊，賺了近3000萬新台幣。
借助這本暢銷書的東風，《商業週刊》發展迅猛起來。緊接著，他融資成功，城邦出版公司新鮮出爐——這是由3家小出版社合併而成的，後來陸續創立了20多家出版社，成為台灣第一大出版集團。
而他就是該集團創始人、現任CEO——何飛鵬。現在，他為大陸《第一財經週刊》等媒體撰寫專欄，是風行大陸職場暢銷書《自慢》系列的作者，享譽海內外出版界。從一個報社的小記者，到台灣出版業的龍頭老大，一路風光，一路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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