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哈佛大學是我的夢想，但入學哈佛卻頗令我猶豫了一番。
1986年我在申請入哈佛大學的同時，還申請了另外六所美國大學，其中最早錄取我的學校是克拉克大學。這所大學的心理系在美國相當出名，是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在美國惟一到訪過的學校。
克拉克大學於5月下旬就正式通知錄取我，並給了我很好的待遇——不僅免除四年的學費，還提供四年的助學金（需要我為系裡做一些事）。這樣優厚條件的錄取信讓我興奮了好幾天。過了些日子，我盼望已久的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錄取信也來了，但校方只給6500美元的學費獎學金，而且只是給當年的。這意味著我不僅沒有得到絲毫的助學金，還要補繳4000美元的學費（哈佛大學當年的學費是10500美元）。
到底是上哈佛大學，還是上克拉克大學？那幾天，我陷入了抉擇的苦惱。為此，我找到Palubinskas教授，徵求她的意見。
她首先問我：「這兩所學校，你更喜歡哪一所？」
「當然是哈佛嘍。」我不假思考地回答。
「可哈佛才給6500美元的獎學金，這實在是太少了。」我接著說。
「是啊，6500美元的獎學金是少了點，但這可是哈佛呀！」她笑著說。
「但是，」我想了想說，「如果一共繳4000美元，我還承受得了；如果年年都繳4000美元的學費，我可慘了去啦！」
「你有沒有找哈佛教育學院學生資助辦公室的人員瞭解一下情況呢？」她再問。
我搖搖頭。
「那你就去瞭解情況吧，」她語氣堅定地說，「我敢打賭，你一定會得到進一步資助的。」
「你為什麼這樣說？」我興奮地問。
「因為你不對學校表現出充分的誠意，它怎麼會願意進一步資助你呢？」她兩手一攤說。
「對呀！」我感到茅塞頓開，深深地點頭說，「我明天就去進一步瞭解情況。」正待我要出門時，她叫住了我問：「我感到你怎麼有些垂頭喪氣的？」
「是啊，」我長歎一口氣說，「這選擇也太難啦，搞得我幾天都心緒不寧。」
Palubinskas教授搖搖頭說：「不對，你應該感到高興才是，至少你現在有兩個選擇。我真希望我當初讀博士時，也有你現在的兩個選擇。這就好比有兩個姑娘同時在追求你，總好過一個姑娘追求你吧？」
她的話令我的心情頓時晴朗起來：對呀，這被追求的感覺總好過被拒絕的感覺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來到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學生資助辦公室，向主任瞭解情況，並進一步陳述自己的經濟困難。他耐心地聽我講完後問：「你到底有沒有決定上哈佛？」
我遲疑了一下說：「是的，我已經決定上哈佛。」
「那就好，」那主任說，「待我收到你的回信後，會進一步替你想辦法的。」
回到家中，我立刻給哈佛大學教育學院正式回信，表示我欲秋季入學。
我的信是6月8日發出的。五天後，我收到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學生資助辦公室主任的回函，通知我學院決定補加2500美元的獎學金。這令我喜出望外，馬上去Palubinskas教授那兒，與她分享我的快樂。
「你從這次經驗中學到了什麼？」她忽然問我。
我想了想說：「凡事要多想可能性，多做調查。」
Palubinskas教授點點頭說：「先進去，再想辦法（Getinfirst,andthenworkyourwaysout）。」頓了一下，她又一臉認真地說：「我敢打賭，你將來繳的學費一定比你現在想像的少得多。」
Palubinskas教授的話沒有錯。入哈佛大學之後，我又通過不同途徑找到了各種經濟資助。到頭來，我在哈佛讀書的六年裡，非但一分學費未繳，還掙到40000多美元的獎學金！
「先進去再說」成為我日後的一項重要的處事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