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口可樂在全球經營業務，對這種大公司來說，我們在各種國度工作，經常會碰上戰爭或暴力革命，還有自然災害或人為的災禍。如果遇到突發情況被迫撤離的話，可口可樂公司也總是最後一家離開，事後又總是第一個返回。整個公司員工和管理人員對這樣的記錄都感到臉上有光。不過，要做到這一點可不容易，這經常需要闖過一道又一道的風險。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有自己的領導人，有自己的做事風格。
“比如在波蘭，私人是不得擁有土地的。”工作人員穆塔回憶道，“那我們怎麼才能為我們的裝瓶廠搞到地皮呢？我們就和那兒的天主教會簽了個協議，因為天主教會是波蘭最大的土地擁有者，這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這一點就連蘇聯人也拿他們沒辦法。無論他們怎麼施加壓力，也無法讓波蘭政府沒收教會的土地。”
工廠開工那天，總部的一些高管飛來參加慶典。這是可口可樂在整個東歐建成的首家裝瓶廠，是件大事。週日的早晨，所有的人都到具有歷史意義的聖布裡奇特教堂集合，牧師叫亨瑞克·詹克維斯基，他也是為團結工會執行宗教儀式的牧師。
來教堂做禮拜的人很多，可口可樂代表團被安置在第一排。我們全然聽不懂詹克維斯基的布道，但是，能從他的發音裡分辨出他提到了“可口可樂”。從那表情看，他像是在告誡他的會眾，每天早晨至少要喝一杯可口可樂，否則會被永久打入地獄。後來，我們瞭解到，他是在向教徒們詳細解釋可口可樂建的新廠會給他們的社區帶來就業機會，以及帶來的經濟利益。
在俄羅斯，我發現得盡快學會應付前蘇聯人在生意場上傳統的用餐禮儀：普遍使用伏特加祝酒，要用另一隻手扶住酒杯的一側保持平穩，然後送到嘴邊，酒杯往下放的時候，那只保持平穩的手不要放開。他們先敬酒，你得一口喝乾，然後你要回敬。這得來來回回十幾次，甚至還不夠，好像是非要把你灌醉，然後讓你幹出傻事來。不論白天晚上，這種場合隨時會有。麥當勞開業儀式後的頭一天，我在克里姆林宮見了一下他們的對外經濟部長。那是早晨七點半。“我們先乾一杯。”那位部長說著就從他的辦公桌抽屜裡拿出一瓶白蘭地和我們喝了幾圈兒，大家都還沒吃早飯呢。
於是，我想出一種逃生的辦法。對方勸酒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表示用水來回敬，但是，我額外要了一杯可口可樂。通常，前兩杯伏特加我是真喝乾，之後，把大部分伏特加吐到水杯裡，然後用可樂回敬，這樣做毫無破綻。這樣一來，我比其他人基本上少喝一半的酒。記得有位俄國佬誇我說：“你的伏特加真喝下去了，海量。”
在菲律賓，當地僱員金·金對我們的成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會對我說：“喂，你的想法不錯，只是在菲律賓行不通。”
舉個例子，有一次，我們討論員工的推銷積極性問題。我們的企業總共有10500名僱員。我的想法是為刺激大家的積極性，以後不再發200美元的獎金，改發價值400美元的冰箱。因為，我們可以從生產廠家那裡直接進貨，用200美元買到400美元的冰箱，這樣一來，可以用同樣的錢發給員工雙倍的獎勵，而且這樣做也能刺激員工的家人幫忙推銷。
“不行，頭兒，這樣不行。”金·金對我說。他解釋說，推銷員拿到獎金後會把錢揣在自己的兜裡，成為自己的零花錢，而工資他就要帶回家交給妻子。在菲律賓，女人負責操持家務，同時管錢，她們平時只給丈夫一些零花錢。我的計劃在他們的文化裡行不通。只靠邏輯辦事並不總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