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有很多種，也是多元的。但有一種快樂，卻是必須生活在一種文化的、文明的、有教養的快樂之中，它是一般人難以擁有的真正的快樂。
“文革”中，季羨林先生被剝奪了學術研究的權利，開始時，幾乎每天都要被拉出去批鬥，後來情況有所好轉，造反派安排他在女生宿舍的門口打鈴，還兼管傳呼電話，就是有人來了電話，他就站在門口喊幾聲“幾零幾室，某某同學的電話”。這件事如果擱在別人身上，一定會有滿肚子的怨氣，季先生卻居然感覺很快樂，說是“上天對自己的恩賜”。因為他終於可以有機會能每天偷偷從家裡抄兩大張紙的梵文——古代印度史詩《羅摩衍那》，悄悄帶到傳達室裡，一旦有了電話，他就在邊喊電話的時候，邊琢磨著怎麼將它翻譯出來。《羅摩衍那》的漢譯版，就是季先生在那段時間裡獨立完成的。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季先生就是依仗著一種人為的滋養，一種文明的積澱，最終度過了那段非人卻快樂的時光。
與季先生一樣，楊絳先生的快樂同樣充滿著文化的快樂。
楊絳先生也沒有逃脫那個瘋狂年代的迫害，被發配到文學所的廁所做清潔工。於是她自費置備了幾件有用的工具，如小鏟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條做了一個小拖把，還帶了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類和大小兩個盆子，每天在十幾個廁所裡認真地清洗，將所有器具都洗出了本來的面目，所有人也都讚歎她的活幹得就是漂亮，廁所不像廁所，倒像一座座溫馨的小賓館。忙完工作後，她便悄悄坐在廁所裡看書。有時候她出去，遠遠看到外地來京的紅衛兵，為防止意外，她便進入女廁所，那裡成了庇護她的寶地。在憶起那段經歷時，楊絳先生這樣認為：“收拾廁所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其一，可以躲避紅衛兵的‘造反’；其二，可以銷毀‘會生麻煩的字紙’；其三，可以‘享到所未識的自由’，這是‘顛倒過來’了意想不到的妙處。”
而錢學森先生所具備的文化快樂，卻是有著另一番意境。
在錢學森的圖書館，有一張老式寫字檯，寫字檯的對面有一把小椅子。寫字檯是錢先生每天做完研究之後剪報專用的，小椅子則是夫人蔣英女士用以陪伴錢先生的專座，而且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其間兩個人甚至連一句話也不說，就那麼默默地坐著。一次，蔣英對兒子錢永剛說：“你去陪陪你爸爸。”錢永剛說：“我跟他沒什麼好說的，他是搞導彈的，那些機密的東西又不好跟我說。”蔣英就笑了，說：“去吧，你爸爸看見你陪他會很高興的，陪他不一定要說話，你坐在那裡就可以了。”
錢永剛後來說：“陪了父親幾次後，我這才知道，快樂是可以很安靜的，也是可以很寧靜的，陪伴是可以不需要說話的。這就是難以言喻的文化快樂。”
快樂不是一種，也絕不等同於或者不僅僅等同於財富、地位、名譽等。而“文化快樂”則與眾不同，它既可以很安靜，也可以很寧靜，而且高貴、生動和深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