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未亂蜀先亂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此語，出於明末清初的歐陽直（又名歐陽睿年）的《蜀警錄》中。兩句話的最早因由，可能來自《北周書》上描寫蜀人的一句話－－“貪亂樂禍”，也可能來至隋文帝曾描繪巴蜀之人--“人好為亂”。意思是說，好像四川人好亂，難治，刁頑。而郭沫若從文學角度看則認為“能夠先亂是說革命性豐富，必須後治是說建設性徹底”，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他還認為“四川人的豐富的革命性和徹底的建設性是由李冰啟發出來的”，是“李冰的建設，文翁的教化，諸葛武侯的治績，杜工部的創作”感化和啟迪的結果。 “蜀”地，從古走到今，應當包括現今的四川省和重慶市。包括蜀道難、三峽險。
“蜀人”，從自“移秦民萬家”充實巴蜀；東漢末到西晉的大規模的移民；唐末五代到南宋初年大批北方人遷居蜀地；元末明初，南方移民大批進入四川；一直到明末清初的的大移民活動前後延續一百多年，即所謂“湖廣填四川”；抗日戰爭時期，大批“下江人”遷居四川。還有解放後，大批北方幹部進入四川，三線建設時期又有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員進入四川，並從此落地生根，定居蜀地。在中國歷史上，四川人口的“大換血”就已達六次之多，以至於達到了移民在數量上超過土著，親戚遍全國。陳世松的《天下四川人》中講：“大姨嫁陝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相逢問原籍，現無十世老成都。”全國各地之人皆入蜀成為“蜀人”。 “蜀文化”也在中原文化、南粵文化、吳越文化、楚文化等各種文化進入蜀地並與先秦的巴蜀文化之間進行碰撞、融合，形成了一種新的區別於原有的古蜀文化的新文化。
“蜀地”雖然偏處西南一隅，但其戰略位置卻得天獨厚，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巴蜀之地易守難攻，糧草充足，因此每當統一王朝瓦解之時，這裡的起義和割據就聞風而動，紛紛豎立旗幟，宣佈獨立自治進入無政府狀態；而當天下巳定，硝煙散盡之時，這塊窩在山地裡的盆地尚未被納入統一的版圖，需要統治者盡最後的努力來收復它。因為通往巴蜀的道路很險峻，所以一般都是到最後大局已定的時候來平定這塊地方。 唐人魏顥曾經說過：“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之曲，別為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 川蜀歷來“人傑地靈，英雄輩出，天下糧倉，戰略要地。”蜀人，“民風彪悍，富於思想，敢於創造，堅韌不拔，吃苦耐勞，富於革命冒險精神。”
天下未亂蜀先亂 四川咋如此特殊？
如今的武侯祠，已是城市的中心區域，裡面的歷代楹聯中，要數趙蕃的最為知名：“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聯中用典，皆為武侯故事，也反映出四川地處邊陲，有別於中原的民情。
民間俗話中，對此也有反映，最著名的莫過於“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了，證諸歷史，非為無因。辛亥革命的先聲，即為四川保路運動，此先天下而亂；兩漢之間、五代十國、明末清初等歷代王朝統一過程中，四川也均是押後平定的地區，此後天下而治。那麼，為什麼四川如此特殊？
最直觀的解釋，這是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徵所致。四川和重慶所在的巴蜀盆地 地勢獨特，分為邊緣山地和盆地底部兩大部分，從軍事上看，山地險峻，隔阻難通，自古就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之說，從經濟上來看，盆地面積高達十六萬平方千米，其中宜於農耕的川西平原即有兩萬多平方公里，向來被稱為“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因此，蜀地具備了易守難攻和糧草充足的軍事和經濟優勢。
四川擁有特殊地理位置和地形特徵
當統一王朝瓦解之時，蜀地足以獨立於天下逐鹿的中原之地，獨樹一幟，雖無力進取，亦足以自保；而天下將定之時，蜀地又因僻處西南，無關大局，往往最後才被納入版圖之地。
這一解釋，對於何以“天下已治蜀未治”更有說服力，得隴望蜀，平定天下的過程從來都是由中心及於邊緣，巴蜀之地因其地理偏遠而最後平定，符合這個規律。但是，何以會“天下未亂蜀先亂”？這一解釋卻未見得充分。
所謂亂，也就是造反，且不僅是一時一地的造反，而是成規模的造反。在大一統帝國治下，造反不絕於書，起因多為民眾難以忍受無盡的壓搾。蜀地先亂，並非是指此地壓搾獨狠，造反獨多，而是指此地更容易形成大規模之亂，尤其是當王朝統治步入晚景之時，尤其如此。
筆者曾於前一篇專欄“敢把皇帝拉下馬”中提及，縱觀歷代形成規模的造反，無不是起於一點，而迅速蔓延。但這僅僅是其成因的一個方面，造反要成規模，固然離不開各地民眾的感同身受，群起相應，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帝國的鎮壓力量相對渙散薄弱，才會此長彼消，迅速壯大。
中央集權的專制帝國將統治延伸到了每一個角落，實行相對無差別的政治和經濟攫取，埋下了群起響應的種子，而受制於資源的約束，帝國不可能擁有無限的鎮壓力量，加上中央帝國需要根據其特定的戰略目標，配置其鎮壓資源，於是，就在帝國境內形成了力量配置的不平衡，一旦出現造反，鎮壓力量薄弱的地方就相對更容易發展壯大。
中國古代軍隊（資料圖)
帝國的戰略目標首先是政權安全，為此，常常將其軍事力量主要部署在帝都的周邊，此即是所謂的“內重外輕”，歷代統治，無不如是。一旦出現地方武裝力量坐大，形成“內輕外重”之勢，如唐末之藩鎮，又如清末之湘軍淮軍崛起，王朝的氣運也就差不多走到了盡頭。
帝國的另一戰略目標是防範外敵入侵，為此必須把力量佈置在外敵可能入侵的線路上，以資防範。中央帝國的歷史，與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的覬覦和侵擾相始終，在其大部分時間內，都不得不主要軍事力量用於防範遊牧民族的入侵，並為此構築眾多的防禦工事、維持暢通的交通路線、甚至不得不將帝都靠前安置，以利於調集轉運人力物力。
在中國歷史的大多數時期內，四川既遠離王朝中心地區，又處在防禦北方遊牧民族戰線的大後方，此地配置的軍事力量相對薄弱，遂為常態。也因此，一旦出現造反，當地官軍往往不敷應用，加之路程遙阻，也不能相對迅速地調集兵力，這就為一時一地的造反的迅速蔓延壯大提供了條件。
宋朝的王小波李順起事即是如此，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打著“均貧富”旗號，就由一萬人發展到了數十萬人，攻克成都，建立政權，勢力幾乎擴大到了盆地全境，北宋朝廷不得不從外派兵，分別由劍門和夔門入川，才最終將之平定。因此，即使蜀地與其他地方因為相似的原因而偶有起事，卻因為鎮壓力量的薄弱而更容易成事。
此外，蜀地獨特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環境，也為“蜀先亂”提供了助力。四川和重慶所在的巴蜀區域文化發育甚早，燦爛的三星堆文化表明，同一時期的巴蜀文化並不遜色於同時期任何地區，且鄰接中原文化，很早就與其他地區廣泛交流往來，自公元前316年,秦滅蜀後，更是徹底併入到統一的文化和治理秩序之中，以至於今。
富饒的川西平原
但是，古時出入盆地，動輒經月，於是，在日常生活中，巴蜀之地又形成了相對獨立自足的區域經濟、社會、文化，在區域之內具有更密切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往來，一旦出現造反這樣的大事件，原本存在的密切往來就可以轉化為對抗政權的組織資源。如清末保路運動時，面臨清軍壓境，成都的保路黨人就通過在木板上寫字的方式，順江傳送這種“水電報”，很快得到了全川各地的廣泛響應。
“天下未亂蜀先亂”,表明了以暴力為後盾的大一統帝國強大背後的軟肋，只是，隨著現代軍事技術的進步和現代交通體系的建成，軍事鎮壓力量的配置已經能夠超越時空的阻隔，依靠自然條件和地理距離已經不足以贏得類似的條件，也因此，“蜀先亂”已經成為絕唱，工業文明的飛速發展，已經將“天下未亂蜀先亂”之類的傳統智慧總結徹底終結。
有意思的是，最後一次的“天下未亂蜀先亂”的起因，卻正是因為要建設鐵路這一現代交通工具，而被調集入川的湖北新軍，也正是擁有熱兵器的現代武裝。而最終，革命黨人抓住了湖北新軍離開後的軍事空虛，得以在起義後迅速站穩了腳跟，這才有了後來的南北議和，清廷遜位，一個原本要結束“蜀先亂”的現代交通規劃，卻導致了“蜀先亂”的最後登場，引發了誰也無從預想的王朝覆滅，這或許就是歷史必然中的偶然吧。